今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本刊特约丁晓平先生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毛泽东批评胡乔木“讲的话不对”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以他的远见卓识，深刻理解文化作为“武器”的巨大作用。1940年初，他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指出，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就必须批判地接受古今中外的进步文化，“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因此他在文化战线队伍的建设上特别注重为人民大众、为抗战服务的思想。
随着丁玲、萧军等一大批国统区和大后方的知名作家、艺术家的到来，革命圣地延安的文艺有了新发展。但由于各自的文艺观点不同，文艺界出现了不团结的现象，许多文艺工没有了刚开始到延安的那种热情，理想与现实发生了冲突，开始对延安的生活不习惯，“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真心朋友”。在这些层出不穷的纠纷面前，毛泽东开始专门研究作家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并和一些同志交谈和书面交换意见。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就整风问题先后作了两次重要讲话。也就在这个时候，《解放日报》文艺副刊3月13日和23日发表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王实味写的一组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毛泽东看了，极不高兴，生气得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对身边的胡乔木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说完立即打电话，要求报社作出深刻检查。打完电话，毛泽东又委托胡乔木致信王实味，指出其杂文中宣扬绝对平均主义，对同志批评采用冷嘲、暗箭的方法是错误的，不利于团结。随后，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解放日报》再次改版。但毛泽东此时并没有把王实味定为“托派”。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先后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传达了毛泽东的希望和意见。胡乔木在信中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而此前的3月9日，《解放日报》还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发表，在延安文艺界一下子引起轩然大波。与此同时，延安北门外“文化沟”出的墙报《轻骑队》中，也出现了许多消极的内容，含沙射影，冷嘲热讽，有的甚至像国统区小报上的“黑幕新闻”，把延安描写得似乎到处都是“黑暗”。因此有人建议中央封掉这张报，不许它再出。毛泽东知道后说：“不能下令封，而是应该让群众来识别，来评论，让群众来做决定。”
尽管《野百合花》引起的争论比《三八节有感》还要尖锐，但胡乔木认为后者在延安文艺界更具有代表性。这天，毛泽东召集《解放日报》的人员开会，谈改版问题。毛泽东批评说：《解放日报》对党中央的主张、活动反映太少。会上，贺龙、王震等都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丁玲，对《三八节有感》很生气。
贺龙说：丁玲，你是我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
贺龙的话说得很重，丁玲有点下不了台。胡乔木一听，感觉问题提得太重了，这样批评也不能解决问题，就跟毛泽东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
毛泽东装作没听见，没有作声。
第二天，毛泽东批评胡乔木：“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
毛泽东批评胡乔木“看不出来”的问题到底是哪些问题呢?
晚年胡乔木回忆说：1940年以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整风后期的一份文件中曾作了这样的概括：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这是作家罗烽一篇文章的标题)。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胡乔木认为表现尤为明显的是五个问题：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第五是文艺工的团结问题。
1942年3月8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3月31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指出：“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4月初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提着马灯来到中央研究院，用火把照明看《矢与的》墙报。从3月23日起，这个墙报的最初三期连续刊登了王实味的《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此外，王实味还在《谷雨》杂志和《解放日报》分别发表了《政治家与艺术家》《野百合花》等文章，“鼓吹绝对平均主义，以错误的方法批评党的领导干部及当时延安存在的某些问题”。毛泽东看完墙报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
“祝贺开展了斗争”
1942年4月底，延安的100多位作家和艺术家们，几乎同时收到了一张中央办公厅用粉红色油光纸印刷的请帖：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 丰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4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致信毛泽东，反映文艺界出现的各种问题。4月9日，毛泽东复信欧阳山：“拟面谈一次。”11日，欧阳山和草明二人面见毛泽东。13日，毛泽东第二次写信给欧阳山和草明：“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不久，毛泽东先后邀请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何其芳、草明、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谈话，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开个会，让文艺工充分发表一下意见，交换思想。接着毛泽东又与欧阳山、艾青等写信探讨或面谈。
艾青面见毛泽东时，恳切地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
毛泽东说：“我说话有人听吗?”
艾青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
4月27日，毛泽东约请两位作家草拟了一份参加座谈会的名单。于是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5月2日下午，延安“飞机楼”中央会议室里的20多条板凳上已经坐满了人。1941年建成的“飞机楼”是中共中央的办公大楼，乃延安当年最为现代化的建筑。其主楼三层，两侧配楼各一层，从宝塔山俯瞰，此楼形状如飞机，因而得名“飞机楼”。而这个中央会议室平时就是中央机关的食堂。
会议室里已经是济济一堂，100多位来自各条战线的文艺家和作家们，可以说是“延安六七千知识分子”的代表。这些文化人绝大多数是抗战爆发后一两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会集延安的，他们除少数受中共的派遣，大多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来。
毛泽东走进会场，与大家一一亲切握手。中宣部副部长凯丰主持会议。
毛泽东第一个讲话，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的革命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朱总司令”就是朱德，“鲁总司令”就是鲁迅。一武，一文，毛泽东生动形象的开场白，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和笑声。可见毛泽东一开场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在毛泽东讲话中间，外面炮声隆隆。那是国民党军队在洛川向红军进攻。当时好多人刚从重庆来，听到枪炮声有些紧张，就有人递条子给毛泽东，问有没有危险。毛泽东看了条子后说：“我们开会，听到炮声，你们不要害怕。前方也有我们的部队，能顶住。我提几个建议：第一，你们的母鸡不要杀了，要让它下蛋;第二，你们的孩子要自己养着，不要送给老百姓;第三，我们的部队在前面顶着，万一顶不住，我带你们钻山沟。”毛泽东的话又赢得一片掌声和笑声。大家又安心开会了。
毛泽东在这天的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言”部分。后来正式发表时，“总司令”的说法还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讲话时，毛泽东面前的桌子上有一份自己准备好的提纲。他的一侧坐着速记员。
毛泽东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了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等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做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上发表意见。”他希望大家把意见写出来寄给他本人。大家听了毛泽东的“引言”后，争先恐后发言，有许多话要说。
萧军是第一个站起来讲话的，也是发言最长的一个。当时“他身旁有个人提一壶水时时给萧军添水，一壶水全喝完了，他的话还没有讲完，那个提水的人又去后面打水去了”。萧军主要的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
萧军的话音刚落，就听到会场后面响起洪亮的声音：“我发言。”
大家抬头一看，会场上霍地站起来一个人。而此人就是坐在萧军旁边的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这多少让大家有些意外，而更让大家意外的是胡乔木的发言既尖锐，又明朗，当场就对萧军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胡乔木说：“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显然，是对萧军的意见实在忍不住了，胡乔木才站起来反驳他的。
因为萧军在当时名气很大，毛泽东也比较欣赏他。平素言语不多的胡乔木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说了关键的话，在会场引起震动，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令毛泽东非常高兴。一开完会，毛泽东就请胡乔木到他家吃饭，说：“祝贺开展了斗争。”可见，毛泽东对于当时解决文艺界意识形态斗争所采取的立场、态度是多么的坚决，多么的鲜明!
5月16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胡乔木参加了会议，认真地做记录。
座谈会的空气是十分活跃的，矛盾也是十分尖锐的。
几乎一言不发的毛泽东，整天时间一直全神贯注地听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做记录。
座谈会上还有一位党外作家提出：“你们党整顿三风是应该的，但是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
胡乔木回答说：“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么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立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是5月23日举行的。又是开了一天。下午，朱德在会上作了最后发言，他有针对性地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也不要嫌延安生活太苦。”“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呢?”“有人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马列主义是真理，我在真理面前举双手投降……”
晚饭后，由毛泽东作座谈会“结论”。参加会议的人比前两次的还多，因此只得换到“飞机楼”大门外的广场上，但还是挤得满满的。
毛泽东说：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大家出题目，我做文章，题目就叫做“结论”。朱总司令讲得好，他已经作了结论。
毛泽东一口湘音，尽管许多人对他的湖南话听起来有些费劲，似懂非懂，但大家都明白毛泽东要说的是什么思想。正如胡乔木所说的：毛泽东以深刻的洞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把全部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
毛泽东围绕这个中心问题，具体讲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如何去服务”、“文艺界统一战线”、“文艺批评”和作风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并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文艺工，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毛泽东说：“我这个讲话不是最后的结论，同志们还是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等到中央讨论了，印成正式文件，那才是最后的结论。”
《讲话》的发表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中召开的。毛泽东的讲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文艺工前进的道路，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的文艺战线出现蓬勃新气象，文艺苗圃里百花怒放——歌剧《白毛女》《刘胡兰》，话剧《把眼光放远一点》《粮食》，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报告文学《荷花淀》《张村无故事》等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而出，解放区的革命文艺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激励鼓舞人们觉醒同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战斗的号角和鼓点。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的讲话并没有立即发表。为什么呢?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一书中，胡乔木说：“那是因为整理费一点时间。整理后，毛主席看过就放在那里了。发表还要找个时机，同鲁迅逝世纪念日可能有点关系。”
毛泽东是个深思熟虑的人。尽管在召开文艺座谈会之前，他不仅找来很多作家和艺术家谈心，或通过书信形式进行了很深很广泛的交流，获得了文艺家们在文艺创作和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他还在座谈会之前整理了一份发言提纲，并让胡乔木根据会议记录做了整理修改，但是他还是有些不放心。不着急发表这份讲话的毛泽东，他先要看看座谈会的实际效果。
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与中组部召集党的文艺工50余人开会，号召大家遵照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改造自己。从此延安掀起了作家、艺术家下乡的热潮。为配合这个形势，经毛泽东同意，《解放日报》在3月13日刊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部分内容。这是《讲话》首次发表。
3月15日，《新华日报》正式刊登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发表讲话的消息。
10月19日，“讲话”的全文正式由《解放日报》发表。编者在前言中说：“今天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周年纪念。我们特发表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纪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最伟大与最英勇的旗手。”
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明确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组织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做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内外人士中去。”
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用一个整版，以摘录和摘要的形式刊登了《讲话》的主要内容。
刘白羽后来在《我与胡乔木同志》一文中回顾了自己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后的真实思想。他坦率地说：“当时，我是一个矛盾的人。在支部书记岗位上，我与那些歪风邪气进行斗争，忍人之不能忍，行人之不能行;但在那蔓延开来的文艺浊流影响下，我的思想也摇摆了，而且写出两篇小说《胡铃》《陆康的歌声》。轻一点说，起码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重一点说，也可以属于‘暴露黑暗’。经毛主席两次教诲，我已觉得自己犯了错误，所以提出了‘犯了错误怎么办?’……”
毛泽东对刘白羽说：“犯了错误，你在什么范围犯的，你就在什么范围收回来。”
刘白羽又问道：“要是写了错误的文章，白纸黑字印了出来呢?”
“一个人讲了错误的话，是影响不好的，如果写成了文字印了出来，就更大的传播了谬误，那影响的范围就更大更久，真正有好心的人应该在原来发表文章的地方，再写一篇文章，批判错误，收回影响。”
整风结束后不久，胡乔木请刘白羽去杨家岭作客。在张如心(时任军政学院教育长)的陪同下，刘白羽来到胡乔木的家。
胡乔木告诉他：“现在，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最好有人写点文章表示自己的态度。”
刘白羽立刻将心中酝酿已久的想法全部说了出来：“我正在准备写一篇文章，绝不欠党的债，欠人民的债。”
胡乔木听了刘白羽的心里话，满面春风，笑意盈盈，高兴地说：“那你就赶紧写出来吧!”
他们谈得非常愉快，告别的时候，胡乔木还依依不舍地送刘白羽和张如心走下山，走过河滩，一直走到延河边才分手。
刘白羽回去后，在中央党校三部花了几个通宵，于1943年11月19日的黎明时分，写出了《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随后，他立即送给胡乔木审阅。胡乔木看完后，马上把刘白羽找来，两人一起进行了修改。修改中，胡乔木非常尊重刘白羽的原意，只是在刘白羽写自己今后决心去做实际工作的结尾处提了一个重要意见。
胡乔木说：“文艺整风不是让作家不做作家了，因此改为：让我们欢迎这个新文学时代的到来吧!我能够作这个新艺术中的一个兵士——这就是我的希望与我的喜悦。”
1943年12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刘白羽的这篇文章。刘白羽首先进行自我批评，说过去“我还是把鼻子、嘴连眼睛，埋在小资产阶级烟雾里，看不见群众”，“自己口头上讲‘人民大众’，但是看不见人民大众”，“我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因此我写的人物只能说是穿了农民衣服的知识分子”;“不粉碎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我就不能认识我的错误”。1995年，刘白羽回忆说：“延安整风是我人生中的一大转折。胡乔木的两次谈话，给我很大推动。”晚年刘白羽在出版其文集《心灵的历程》里还将这篇文章一字不改地收入。
胡乔木是《讲话》的整理者
作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参加者，胡乔木一直守口如瓶，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自己是《讲话》的整理者，直到1992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了写《回忆毛泽东》一书，他在跟他的助手们回忆起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才透露了这个已经在他的心中埋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而且他也只是很随便极谦虚地说了一句：“当时有记录，我根据记录作了整理，主要是调整了一下次序，比较成个条理，毛主席看后很满意。”
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书中，胡乔木夫人谷羽回忆说：“他那时才30岁，精力充沛。主席在座谈会开始和结束的两次讲话，乔木听得认真，记得仔细。主席讲话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后来让乔木整理成文。乔木在主席身边，对主席的思想有比较深的领会，所以整理稿把毛主席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关于文艺工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投入火热的斗争，与工农兵结合，在实践中转变立足点，改造世界观等思想表述得相当完整、准确和丰满。毛主席很满意，亲自作了修改，在第二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当时，中央在一份党内通知上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并被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但是，乔木多年来对自己是‘讲话’的整理者一事从不提起。乔木一生坚持用‘讲话’指明方向，身体力行，但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讲话’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些具体的提法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形势的发展而变化。”
在《讲话》正式发表不久，毛泽东告诉胡乔木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郭说：“凡事有经有权。”毛泽东很欣赏郭沫若的这个说法，还告诉胡乔木：得了一个知音。毛泽东为什么欣赏郭沫若“有经有权”的说法，胡乔木认为：“有经有权”即有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泽东确实认为《讲话》有些是经常的道理，普遍的规律，有些则是适应一定环境和条件的权宜之计。
后来，胡乔木在重庆还专门同茅盾谈起这个问题。茅盾说：外地去的作家对解放区的生活不适应，有个适应的过程，所以发生一些争论。胡乔木认为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因为或是在上海，或是在大后方，同延安相比，环境都有很大变化，作家原来把延安理想化了，觉得什么都好。但到了延安之后，理想与现实有了距离，这样各种各样的议论就出来了。
《讲话》发表的时候，整风运动正如火如荼。由康生主持的“抢救运动”，在延安搞出了很多“特务”，所以《讲话》刚发表时就把文艺界的“特务问题”特别标出来了。新中国成立后，《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把有关“特务”的话删除了。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因为当时说现实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的根本方法，胡乔木就向毛泽东建议说：在有的地方加一些话，讲讲现实主义的问题，能不能把日丹诺夫讲社会现实主义的定义写进去。毛泽东很不满意。《讲话》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除了删除了“特务文艺”的提法之外，还将在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上由“借鉴”改为“继承和借鉴”，原来说国统区作家脱离群众问题上跟国民党“有些不同”改为“不同”，等等，这些细节上的遣词造句，毛泽东都是经过认真琢磨的。
毫无疑问，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既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者，又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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