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代中国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于7月30日在京都市的医院内逝世，享年90岁。据相关人士透露，竹内于7月底在家中就餐时倒下，送医不治去世。
竹内实1923年6月出生于中国山东省。二战后，竹内在京都大学主修中国文学，曾任该校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所长以及立命馆大学教授等。
1960年，竹内和作家野间宏等人与毛泽东会面。竹内曾与人合著《毛泽东的诗与人生》等，在毛泽东研究方面受到瞩目。他批判性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论文也一度引发热议。
竹内实是日本关于中国研究的第一人。他不单从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观点进行全角度分析，还从历史、哲学和文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围绕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及古今中国文学等阐述观点，可以说是“竹内汉学研究”的新现代中国论。
竹内实是相关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著有《毛泽东传记三种》、《文化大革命观察》、《回忆与思考：竹内实文集》等。
为悼念这位日本的中国研究学者，观察者网特此刊发以下两篇旧文。《毛泽东有理由让人纪念》一文为2003年《国际先驱导报》对竹内实的采访，时值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一个日本人眼里的毛泽东》一文节选自《回忆与思考：竹内实文集》，讲述竹内实本人与毛泽东见面后，对毛泽东的印象，并在文中指出，“毛泽东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人物。”以下为两篇原文。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毛泽东有理由让人纪念
“在我看来，他首先是一位文学家、一位诗人”
也许正是因为对毛泽东运用语言能力的折服，竹内实先生一生致力于向世界译介毛泽东的文章。由竹内实教授主编的《毛泽东集》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9卷及别卷，共20卷本，已成为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必读资料。
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对这位日本当代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专访。
我见到毛泽东时非常激动
《国际先驱导报》：您还能回忆起与毛泽东主席会面时的情景吗?
竹内实：那是1960年6月的事情，当时我参加了日本文学代表团到北京访问，我们的团长是野间宏，现在的诺贝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也是代表团成员。那次主要是为了文化交流，事先并没有毛泽东会见我们的日程安排。
突然有一天，我们被通知去上海，事先也没有说明去干什么。到上海后的一天晚上，我们有幸见到了毛泽东，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赵安博等人，我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先是和毛泽东一起拍照留念，而后在一个房间里，毛泽东和我们会谈，回答问题由团长野间宏负责。
当时，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斗争如火如荼，毛泽东赞扬说：“日本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毛泽东还向我们讲述了他半生的经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毛泽东原来的理想是当一名小学老师，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上过师范学校，但后来却走上了革命道路。
毛泽东思想还有顽强的生命力
《国际先驱导报》：您一直致力于毛泽东研究，为何会对这位邻国的领导人情有独钟?
竹内实：1923年我生在中国，在中国长到19岁。小学的时候虽然上的是专为日本人办的小学，但妈妈给我找了一位汉语教师。那位中国老师教得特别认真，小学时学习汉语一直没间断过，所以汉语学得很好，到现在我还由衷地感谢那位老师。
回到日本以后，很多日本人不再和中国打交道了，而我却有志于中国问题研究，做了各种有关中国问题的调查，在不断加深对中国认识的基础上对毛泽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特别佩服配服毛泽东深厚的文学功底，我研究过许多中国古典诗词，我认为，与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千古绝唱相比，毛泽东的诗词毫不逊色。他的确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国际先驱导报》：在日本，对毛泽东的关注是否也有潮涨潮落的情况?
竹内实：毛泽东思想一段时间内在日本很流行，特别是60年代，很多日本人对毛泽东思想非常佩服，但里面不乏追求时髦的人。不过，现在那些追求时髦的人已经不喜欢毛泽东思想了，但在日本，毛泽东思想还是有它顽强的生命力，一些日本学者不断取得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成果，最近在岩波书店，近藤邦康先生就出版了他的力作《毛泽东》，这是一本传记，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理性分析。
我对他晚年的错误有很多疑惑
《国际先驱导报》：有人认为，后毛泽东时代对毛泽东的反思使他失去了很多海外崇拜者，你怎么看?
竹内实：坦率讲，关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有很多疑惑之处。毛泽东自己是知识分子，是一位诗人、文学家，他本身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哺育，而文化大革命恰恰对知识分子有些刻薄，或者说不尊重知识分子，这是十分矛盾的。这里面一定有其他问题。
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民众多少也有责任。1994年我到北京访问时，曾见过中国的演员徐松子。徐松子在旧社会饱经风霜，解放以后，当上了演员，过上了幸福生活，但到文化大革命时，周围的人虐待他，包括关系很好的邻居。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确实还有很多值得研究之处。
《国际先驱导报》：2003年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您认为，今天值得人们纪念毛泽东的理由是什么?
竹内实：我知道中国有句古训：吃水不忘挖井人。当时的共产国际脱离中国的实际，对了解中国情况的毛泽东采取排挤的态度，但毛泽东克服各种困难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道路，所以中国共产党从上井冈山打游击不断发展壮大，最后统一了全中国，这是非常伟大的。
关于日本“毛学”和竹内实
日本的“毛泽东学”起源于50年代，60年代是大发展阶段。日本学者凭借与中国民间交流较多，文化传统相近的优势，收集整理了大量毛泽东的文献资料。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会、研究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整个海外毛学研究中，除美国外，日本无论在研究机构，人员，资料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
竹内实教授属于日本“毛学”权威之一，在日本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是日本当代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毛泽东研究专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他著述甚丰，早期代表作除主编20卷本《毛泽东集》外，还著有《毛泽东：诗与人生》等。近些年翻译出版《毛泽东语录》(1999)，《毛泽东的读书生活》(1999)。
下文节选自《回忆与思考：竹内实文集》一书：
一个日本人眼里的毛泽东
我见过一次毛泽东，而且握了手。握手时，他的手实在太柔软了，我的内心很是一惊。因为革命家的手持枪握镐，想必是粗糙的。而我却觉得他的手很软和，像是被他的手掌包住了似的。有一种叫棉花糖的糖果，很软很轻，放在嘴里一块，不用嚼就化了。我握着毛泽东的手时，就正好有这种糖果的柔软感。
也许是自己握手时太用力的缘故，当时他却没有把我的手握住。或者他并没有正经握手，而只是表示一个握手的姿态而已。
拍完纪念照片后，他向另一房间走去。我紧随其后，看着他的脊背，感到其肩部像虎背似地高高隆起。
经常有描绘出没于竹丛中的老虎的画。虎从半山腰的竹丛里走出来，脊背部较前足要高。画家借以画出了虎的全身。就是说，那肩部很突出，前大腿的骨头，紧顶着脊背。
毛泽东是肥胖型身体，不像消瘦的人那样瘦骨嶙峋。但是，从后面看他的脊背，觉得他那隆起的肩部，确实像是虎视眈眈的老虎的脊背那样。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脊背实在很宽。
到了另一个房间之后，我们隔着桌子坐下来。桌子上放着叠起来的毛巾。当然，我和其他人都没有使用。此外，还有带盖的茶杯。在日本，茶杯是放在茶托上的。而那里好像没有茶托，茶杯就直接放在桌子上。桌上铺了绿色的绒布。
入座后，他对我们的团长说了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就开始谈话。
他的话几乎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因为有翻译在内，我想实际上是讲了三、四十分钟。我几乎全部笔录了下来，不过记录的是翻译后的日本语。
能够见到毛泽东，听他讲话，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很想听他讲的汉语，然而，毛泽东对坐在他身边的翻译耳语般地讲话，声音很低，根本听不见。我并没能听清他说话的声音，觉得很是遗憾。
只是有一处，我听出了他的声音。
“Maiguo”。
我明白了，这是说“美国”。
而用北京话说，应该是：
“Meiguo”。
他的湖南乡音没有改，一直是用湖南口音讲话。说话时口型变化也不大。恐怕湖南省的方言不是飞快、爆豆般的说话方式，而是相反。
我看过新中国成立大典的电影。毛泽东站在麦克风前，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那声音很是高昂。
我们几个人隔着桌子，面对毛泽东并排坐着。他没有同我们一一说话，只是边注视着他与我们之间的空间，边讲着话。
谈话的内容是中国近代简史，同时也回顾自己的经历。他一边追忆过去，一边娓娓道来。这样的说话方式，把视线放在眼前的空间，是很自然的。我想，伟大人物的目光，一般不注视下面的百姓，恐怕自己也不太愿意让别人看见自己的面孔。但是，我还是热心地盯着他的表情。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失礼了，觉得非常惭愧。
正如想亲耳聆听他的讲话一样，我也很想把他的表情深刻印在脑海里。
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说他本来想做一名小学教师，不是想成为革命家，而是不得已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时，日本关于他的研究尚未真正进行，我只知道他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因此，这句话记得特别清楚。
上面说过，他和我握手的那只手(手掌)，柔软得令人吃惊。而刚进入房子的大门，立即就能看到站在大厅里的毛泽东的身影，那简直就像一座山似地耸立在那里。因为是在夜里，由于从天花板上照明的关系，他就好像置身于剧场舞台的中央。用汉语的“巍然屹立”来形容，是再确切不过了。
立刻，我就注意到他浑身上下充满了沉静的氛围。那种沉静的氛围很感染人，好像人被吸进去了似的。据说宇宙有“黑洞”，而毛泽东具有的沉静的氛围，就像黑洞一样——巨大的、深不可测的空洞。
我觉得可能在刚刚不久之前，他还坐在那所房子深处的某间书房里，沉浸于读书之中。我从自己的印象中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与其说是革命家，勿宁说更是一个读书人”。
一直到后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毛泽东在书房会见他的照片公开发表了。书房里成排地摆放着书架，堆放着书籍。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再次确信我以上的印象没有错。
我与毛泽东会见是在1960年。四年以后，《毛主席诗词》出版了。北京的朋友寄给我一本。偶然间，拿给出版社的朋友一看，他们建议我翻译出来。而且已得知，拜托了武田泰淳先生与我合译。
恰巧武田先生要去北京，我委托他购买当时出版的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他给我买了一套。我在翻译诗词原文时，译文力求一听即懂。为了了解毛泽东吟诗填词时置身于怎样的环境，我只能依靠读革命回忆录来汲取资料。于是，我也被毛泽东的诗词引导着，开始追溯起中国革命史来了。同时，还参考了军事博物馆发行的红军长征地图。
我们执笔是在1964年夏天。那时，对毛泽东的政治见解，在日本有各种各样的观点。而我，决定主要理解作为文学家的毛泽东，不加政治性的评论。
当时，日本还没有关于详细记述中国革命艰难困苦的历程的书籍，也没有帮助理解毛泽东创作的诗词所必要的注释。1965年5月，这本著作终于出版了。出版社一登出广告，尽管书还没有发行，书店里的预定单早就到了。出版时，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刊载了书评。我对日语译文倾注了心血，努力传达出其文学的味道，而不加自己的评论，诗句的注释也尽量详细。我想，这可以使读者引发自己的感受，直接进入毛泽东的诗词世界。
许多日本读者，由此知晓毛泽东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学修养的人物。直到现在，还能见到谈论当时被此书感动的读者。我在写那本书(《毛泽东——其诗与生涯》)时，颇感他作为中国的语文教师，是确有非凡才能的。如果不选择革命道路的话，毛泽东作为某所大学的教授，会留下业绩。而且，说不定我还会听到他讲的课呢!
现在想来，他在师范学校学习了五年，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学、历史方面的知识，这并不怎么奇怪。
在那本书出版的第二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对我来说，给自己带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不管怎么说，我的那本关于文学家毛泽东的著作能于1965年出版，是我的幸运。对于1960年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为我(当然还有别的日本人)谈论革命及其经历的人——毛泽东，如果能在这里表达自己的谢意，那对我来说，无疑意味着一种难得的安慰。
竹内实：《回忆与思考：竹内实文集》，程麻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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