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改善卫生状况，控制疫病流行，从1950年2月开始，全国军民联合开展了春季防疫运动，并取得很大成绩。
1952年3月16日，由于反细菌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在阅读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报送新华总社的防疫工作资料后。批给周恩来、聂荣臻、粟裕：“应通令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及华南军区仿志愿军办法组织防疫机构。进行清洁卫生工作。”于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迅速掀起：这场受五万万人民全心全意支持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这年8月3日，毛泽东在年度国家预算草案报告稿上批示说：“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记后一方面，那是不对的。”
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会议把“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定为工作方针之一。确立了新中国卫生工作的方向。
1952和1953年，政务院相继颁布实施《关于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和《劳动保险条例》，向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工青妇等团体，各种工作队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的国家公职人员、大学生和革命残废军人提供公费医疗，向厂矿企业职工提供劳保医疗。国家采取减免收费的办法，加强对严重危害农民健康的流行性疾病的洽疗，烈性传染病、肺结核和性病初步得到控制。从1953年开始，在毛泽东亲自关注下，经5年奋战，在中国全面消灭了血吸虫病，创造了世界血吸虫病防治史上的奇迹。
至1956年，与1952年相比，全国卫生机构总数由38987个增加到107，305个，疗养院所由270个增加到799个。卫生防疫站由147个发展到1464个，妇幼保健所站由2379个发展到4564个。
1957年，全国人口预期寿命达到57岁。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其《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写道：“新中国是一个人人感觉自豪的国家——控制了通货膨胀。废除了外国人的特权，铲除了腐化，公民们都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如修理公共设施，开展扫盲活 动，防止疾病……”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
1956年，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合作社对于因公负伤或因公致病的社员要负责医疗，并且要酌量给以劳动日作为补助，从而首次赋予集体介入农村社员成员疾病医疗的责任。为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毛泽东多次指示城市中的医院组织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1965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又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曾加入其中。深入农村巡诊。
1965年。城市平均每千入所得的医院床位以及专业卫生技术人员数目，分别是农村的7.4倍和3.7倍。而农村人口是城市入口的4.6倍。是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讲到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l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毛泽东听后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再次召见钱信忠等人,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他指出：“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3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1965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在全国各县普遍建立人民医院的基础上，国家开始大力扶持有条件的公社迅速建立卫生院，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一些有文化的青年进行医学培训。其中，上海市动手较早。培养出来的王桂珍、黄钰祥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村医，深受农民欢迎，称他们为“赤脚医生”。1968年9月，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他们的事迹后，欣然批示道：“赤脚医生就是好。”
“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成为带有天使意味的名词
毛泽东作出批示不久，湖北省委适时将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了中央办公厅。
组织农民办合作医疗，是乐园公社卫生所的医生覃祥宫的发明。具体办法是：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钱的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痼疾缠身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同时，在覃祥官带动下，卫生室全体人员着手收集行之有效的土方给农民治病。他们的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三土”，即土医、土药、土药房。他们还自己动手种植、采集、制作中草药，用来给当地农民治疗。这种做法后来被概括为“四自”，即日种、自采、自制、自用。同时，他们主动到农民中调查患病人员情况，努力做到有病早治、无病早防，“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
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专门就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并且当即在报告上批示：“此件照办。”
从此，大队一级设立“赤脚医生”，同时建立合作医疗制度，成为当时中国的新生事物，并作为中国亿万农民的最大福利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全国绝大部分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超过l00万。毛泽东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理想已经初步变成了现实。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长达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片子把中国“赤脚医生”推向世界。“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成了世界上带有天使意味的名词。不论是什么肤色的外国人，一听到“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他们就竖起大拇指。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的医疗水平、卫生条件、生存年龄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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