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到一个《用夹子取根鱼刺也算手术?在旺旺医院喉咙取鱼刺定价太高!》的帖，内容很简单——
本人今年元旦节中午吃鱼不小心被鱼刺卡到喉咙，鱼刺只有一厘多长，卡在舌根位置的喉咙处，用手电照可以看到。苦于自己没有工具，只好跑到旺旺医院去处理，医生用夹子一下子就取出来了。旺旺医院交挂号费十几元后，来到科室医生看后我们去收费处交费交了80元钱。项目为手术费。本人处理完后看到我爱人交费的单子，很奇怪，问了下医生，医生说是省物价局规定的，已经四五年了。
它立刻让大于想到上个月小外孙女一个月中两次因感冒引发肺炎，每次医药费都是一千多的事。接着又看到《阿勒泰日报》上一则《最后一位“赤脚医生”》的报道，说的是1962年从湖南下放到富蕴县库尔特乡叶尔克孜村的唐新淑，“看到全村没有一所卫生所，也没有一名医生。每年，有不少孕妇因为生产而死亡，也有不少婴儿因为破伤风而夭折。”在理想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下，成了“赤脚医生”。只有唐新淑仍然坚守着那块“阵地”，尽管她没有因此而生活富裕，但她对自己的这份事业痴爱不悔。
几个事联系起来又它让人又想起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所代表的农村合作医疗是毛泽东时代一项卓有成效的民生工程，“赤脚医生”更是毛主席直接催生出来新生事物。在《赤脚医生——二十世纪中国的温暖记忆》这样写道——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农村医疗和医药匮乏的状况一直是党和国家焦虑的问题。1965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人下农村巡诊。”现任卫生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专家指导组组长的李长明说。然而，医疗队密度再大的穿梭巡医，与居住过度分散的农民的求医渴望相比，仍无异于杯水车薪。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当这样一组数字被毛泽东知悉后，他发怒了。
李长明曾问过钱信忠，据他转述，毛泽东当时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随后，经短暂培训的农村稍有文化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构成那个年代一幅幅既温馨又生动的画面。
“赤脚医生”称谓由来
1965年，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开始实施速成培训，王桂珍成为江镇公社第一批28名卫生员之一。在经过短短4个月的培训后，王桂珍背起药箱，走村串户为村民们看起了病。上海浦东新区卫校退休教师黄钰祥，1953年从苏州医专毕业被分配到江镇公社卫生院，经过两年的乡村医疗实践后，1965年底开始参与培养当地赤脚医生。他成了王桂珍从医的第一位老师。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在全国各县成立人民医院，在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村里设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同时卫生部着手组织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医学培训以充实村卫生室，一个“半农半医”的群体由此迅速崛起。
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文章，文章实际是一篇关于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培养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介绍了黄钰祥、王桂珍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同年第三期《红旗》杂志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都全文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王桂珍则被看做“赤脚医生”第一人，她的形象还被印在了1977年上海发行的粮票上。
黄钰祥说，这是在农民中自行叫起来的，因为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的，只能赤脚下水田，所以赤脚就是劳动的意思，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
今天再来看“赤脚医生”，一要看它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毛主席发怒，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农村三级医疗体系”的建立，“半农半医”的群体由此迅速崛起——“赤脚医生就是好”——该制度在全国90%以上的农村推广，惠及亿万农民——
正因为它惠及亿万农民，人们至今仍然对它难以忘怀。在《网络出现怀念“赤脚医生”风潮》中——
网名为“echina”的网友回忆说：“每当生病的时候总想到赤脚医生，就像饿了时总想到食物一样。小时候家在农村，每当生病，找村里的医生看一看，吃两副药或打两针就好了，顶多也就输两瓶廉价的液。长大了，进了大城市，医疗条件好了，有了医院，我却对现在的医生到底有没有医术怀疑了起来。”
网友“大江东尽去”也回忆说：“三十多年前，母亲得了心脏病，已经奄奄一息，父亲急忙叫来赤脚医生，医生说，只要给母亲吃一些药，并经常吃猪心，这样慢慢就会好。父亲照赤脚医生的话去做，真的把母亲的病治好了，医药费只用掉了十几元。假如现在我母亲得这种病，并且有三个小孩在读书，我不敢想象会是怎样一番情景。”
广东药学院原院长梁仁教授说，“如果把经济发展、生活水平考虑进去，当时农民所得到的医疗保障比现在可能还要好一些。那时农民的常见病、多发病都能得到治疗，而大病城市照样治不了，因此城乡医疗条件的差别非常小。”
有资料说，从1949年到1981年，中国的人均寿命从35岁增长到67、88岁，其中，就有“赤脚医生”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毛主席的医药知识，估计比不上一个普通的“赤脚医生”，但是他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并且知道怎样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如何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这就是伟大领袖的伟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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