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农民的儿子”——习仲勋1961年在长葛蹲点记

　　“我是农民的儿子”——习仲勋1961年在长葛蹲点记

　　武中宪 宋淑睿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初期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在全国泛滥，河南是全国的重灾区。在河南处在极度困难的关键时期，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受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委派，率领12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于1961年4月10日到河南长葛县(今长葛市)蹲点调研，带领全县人民抗旱发展粮食生产，解散公共食堂，反“五风”纠正“左”的错误，教育干部转变作风，指导河南走出困境，在河南乃至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毛主席派来了天兵天将”

　　1957年10月，中央发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河南省委领导认为用一年左右即可实现这个农业纲要提出的12年发展目标。1958年，河南省成立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同时建立的公共食堂，也成为全国建立农村公共食堂的第一个活样板。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由于河南连续放粮食高产“卫星”，在粮食征购中征了过头粮，当年许多地方发生了粮荒，公共食堂无法开伙，出现了大批浮肿病人和人畜非正常死亡现象。1959年全国开展“反瞒产”运动，河南高征购粮又导致大量人畜死亡，信阳地区饿死人更多。

　　尽管当时河南省委领导极力捂盖子，但随着灾情的逐步扩大，河南的问题还是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了北京。1960年初，卫生部和内务部向中央汇报了河南的情况。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看到汇报后感到问题严重，不顾1959年7月庐山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后掀起“反右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极大风险，立即向中共中央监察委会员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必武派人到信阳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后，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上报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立即作出批示，召开紧急会议，并派由中监委副书记王从吾、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再次到信阳调查。

　　“信阳事件”令中央领导人十分震惊。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坚决刹住“共产风”，纠正“左”的错误。1961年1月，中南局领导陶铸、王任重亲自到河南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省委领导被迫在会上代表河南省委检讨了所犯的“左”倾错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颁布后，中央继续派人到河南调查处理问题。4月10日，习仲勋受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委派，又率领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和赵守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家人事管理局局长金树旺、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仁及田方、张云、范新民、朱斌、张华林等12位同志组成的中央工作组，到河南长葛县蹲点调研。

　　习仲勋率领中央工作组来到长葛后，立即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认真贯彻中央“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坚决反“五风”，纠正“左”的错误，积极开展整风整社，退赔平调的农民财物，解散公共食堂，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扭转当时严重的困难局面。群众感谢中央工作组落实中央“十二条”给农民带来的好处，自编歌谣称赞道：“毛主席派来了天兵天将，捉去了妖魔鬼怪，灵符降服了邪气，要回了盗去的财宝。”

　　“我是农民的儿子”

　　习仲勋很重视粮食问题。工作组初到长葛时，群众生活非常困难，河南又处在连续两年遭遇旱灾之后的又一个特大干旱时期，习仲勋发现当地旱情严重，立即协调县委、县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掀起抗旱保苗、力争不让夏粮绝收的抗旱运动。

　　由于当时旱情严重，麦苗大面积枯萎，眼看夏粮就要绝收，农民不愿在家挨饿等死，纷纷携家带口拥向火车站，争先恐后地扒货车外出逃荒，造成大量劳动力外流。习仲勋听说情况后心里十分着急，亲自带领工作组人员赶到火车站，劝说群众回乡坚持生产。习仲勋对滞留在火车站广场的群众饱含深情地说：“乡亲们哪，咱们这里遭到百年不遇的旱灾，大家生活困难，我们非常理解。我也是咱们河南人，老家在南阳邓州，我爷爷时邓州遭遇饥荒，全家人逃荒到了陕西。那时是旧社会，老百姓的死活没人管;现在是新社会，我们有党和政府做靠山。今年咱这里的情况我们已经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作了汇报，相信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县委、县政府也想方设法筹集粮款进行救助，让乡亲们渡过饥荒。我们中央工作组同乡亲们一道克服困难，坚持抗旱，争取不让夏粮绝收，种好早秋，渡过灾荒。”群众被习仲勋的真情所感动，纷纷离开火车站，回家抗旱参加生产自救。

　　为了不让夏粮绝收，保证农民有饭吃，习仲勋动员全县人民抗旱，还带领工作组深入田间参加劳动。他和农民一起推水车、绞辘轳、挖渠、打井。一天，宗寨村农民李恩和李三运在田间一口土井旁绞辘轳用倒灌提水抗旱浇麦，习仲勋路过井旁，见李恩绞辘轳很吃力，便脱下鞋袜挽起裤腿从李恩手中接过辘轳把儿，熟练地替他绞辘轳提水浇麦。李恩见习仲勋绞辘轳很熟练，夸他是个好把式。习仲勋说：“老乡，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在家学用倒灌浇过菜园子。”

　　大兴农田水利是搞好粮食生产的根本措施。1961年5月2日，习仲勋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现在干部群众关心的是粮食问题，整风整社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是增加粮食，多打粮食。”他还郑重强调：“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要有具体计划，行动起来。长葛有100万亩耕地，水浇地只有20万亩，尽最大努力浇水抗旱达到30多万亩，如果在三年之内增加浇地面积，争取每人有一亩水浇地那就不怕了，天再旱也能够保住口粮。各公社都要作出规划，在作规划的时候不要浮夸，不要幻想，不要瞎指挥。”“希望长葛县全党全民积极努力，为大办农田水利，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而奋斗!”习仲勋在1961年5月9日第二次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共中央的调查报告中强调，要“踏踏实实地搞群众性的小型农田水利，主要是打土井，整修渠道，平整土地，增加排灌机械等”。

　　习仲勋号召全县兴修水利，实行机井配套，建立长效灌溉设施，还亲自指导宗寨大队在清潩河畔修渠建起了提灌站。在他的动员和直接指挥下，长葛人民全力抗旱，打了一场在当时非常重要的抗旱保粮战役。通过多种措施，长葛县在当年大旱情况下夏粮获得好收成，秋粮也丰收在望，使当时最令人头疼的粮食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自己要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劳动者”

　　1961年4月10日，中央工作组集体乘坐一辆中型面包车刚到长葛县，就不顾一路风尘劳累与地方领导见面。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介绍情况，并汇报工作后，习仲勋微笑着对他说：“你们县委的事情很多，工作很忙，不要为我和工作组的到来忙碌，只要抽一些同志参加工作组一起搞调查研究就行了，不需要任何照顾。”

　　根据县委的建议，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参加了工作组的工作，并且确定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的和尚桥公社开展调研。该社领导汇报说群众吃不饱饭，农民生活困难，浮肿病人多，习仲勋仔细听了情况后，确定在和尚桥公社选择宗寨、樊楼、杜村寺、太平店等几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习仲勋和一部分工作组人员在县委办公，侯亢和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等人直接进驻宗寨村。几天后，习仲勋发现隶属于宗寨大队的王庄村问题比较多，又带领工作组其他人员搬到临近王庄村的县邮电局办公。

　　中央工作组不但住在农村，习仲勋还对工作组人员提出了一些要求：“下去搞调查研究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给农民讲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懂，不要打官腔，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你要真心实意地去办。比如眼下群众迫切需要干红薯叶下锅，需要豆腐渣充饥，你就要想办法办到，群众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当成知己，才会向你说出真心话。否则，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他还提醒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不要让保卫人员老是尾随紧跟，机关放电影要和同志们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不然闹得自己心情也不畅快。”

　　习仲勋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说：“要置身于群众之中，使群众不把你当外人，不是什么干部，什么领导，而是把你看作和他一样，看成是自己人，是他的朋友。自己要把自己看成是普通劳动者，是群众的一员，不是站在群众头上，而是要和群众在一起商量办事。”

　　习仲勋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和群众关系非常融洽。习仲勋在地里替农民李恩绞辘轳，一边和他拉家常，一边了解抗旱的情况。李恩说：“老天不给咱下雨，眼看麦苗都快要旱死了，听说习副总理和县委号召抗旱浇麦，我们就立即行动，能浇一分是一分，能浇一亩是一亩，浇浇总比不浇强啊!”当天河南省委书记和许昌地委书记来长葛汇报工作，习仲勋累得额头上冒着汗珠子，手拿铁锨配合他在一旁替农民李三运改水浇麦的侯亢走过来说：“习副总理，时间到了，吴芝圃书记和赵天锡他们该来到了，咱得按时接见他们呢!”习仲勋停下绞辘轳，拿起李恩带着汗味的毛巾擦了一下脸，穿上袜子和鞋子，和李恩打了个招呼就要离开。听说替自己绞辘轳的是习副总理，李恩似乎有点不相信地问：“您就是中央派下来的习仲勋副总理?”侯亢介绍说：“他就是中央工作组的最高领导习仲勋副总理。”李恩激动得连忙上前拉住习仲勋的手说：“我可真不知道您是副总理呀!您不怪罪我吧?”习仲勋说：“哪里，哪里!今天能和兄弟们在一起劳动，我打心眼里高兴!你们既是宗寨大队的，咱们以后有机会在一起聊天。”

　　“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查研究”

　　落实中央“十二条”和贯彻“农业六十条”，是当时做好工作扭转农村困难局面的首要任务。要想完成好这项重要使命，最重要的是先搞好调查研究。习仲勋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查研究，不能凭主观推断臆想，不能光看现象，要看本质，要看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将来有何结果，群众有何反映，问题如何解决，学会实事求是，一切经过调查研究。”

　　为了准确了解、掌握农村的真实情况和群众的呼声，认真落实中央文件精神，习仲勋除了听取县、社、队干部汇报外，还带领工作组深入到群众中搞调查，倾听农民的真实声音。工作组调研任务很繁重，他还总是利用傍晚沿着清潩河散步的机会，和社员们交谈。他还常利用晚上休息时间深入到王庄、宗寨村到农民家中走访。每到一个地方，他不是随手拉个小凳子或拿个小木墩坐下，就是很随意地坐到砖头或石板上和群众交谈。没有多长时间，他就走访了长葛的许多地方，从农村到厂矿、学校，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习仲勋到樊楼大队第五生产队46户农民家中走访调查，和农民促膝谈心，逐个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的真正看法。43户农民不分男女老少都不赞成公共食堂再继续办下去，只有几个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吃公共食堂或同意办农忙食堂。在王庄张来头老人家，习仲勋问他：“我听说村里食堂停了，你认为是继续办下去好，还是停下好?”张来头回答：“虽说粮食少，但是停了好一些，各家可以随便自行调配。”习仲勋也明白了老人希望停办公共食堂分伙在家吃饭的真实意愿。在县木材公司附近的井台上，习仲勋挽起袖子和群众一起推水车，群众见副总理衣着朴素，和蔼可亲没有官架子，都很快和他交上了朋友，有什么话都愿意对他说。习仲勋邀请郭银朝、蔡丙戌等农民到工作组驻地座谈后请他们吃饭，还亲自给他们碗里添饭，就像一家人。由于深入群众真心和农民交朋友，习仲勋掌握了许多有关农村的真实情况。

　　在习仲勋的带领下，中央工作组深入到农村各大小生产队，全面调查了几年来农村的各方面情况，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第一手真实材料。比如在“一平二调”“共产风”中每个大队或生产队被无偿调走多少土地和粮食，被调走多少棵树和劳动力;在大炼钢铁时被平调走多少耕牛、骡马和多少辆独轮车、架子车、汽马车、太平车及多少台锅驼机、钢磨、轧花机;在大办公共食堂和社队调整、办学办厂中农民有多少件家具物品被无偿调用，以及农民对办公共食堂和反“五风”等其他农村工作都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习仲勋把所有问题都记录或了解得清清楚楚，为贯彻中央指示彻底反“五风”做好农村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事实根据。

　　“我们的行动必须符合群众的要求”

　　习仲勋在长葛调查发现，虽然中央“十二条”已经下发几个月了，但“五风”现象依然没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工作组到来之前，各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实际上早已断粮散伙，为了应付中央工作组检查，县委连夜召开紧急电话会议，严令各社、队所属公共食堂必须赶在工作组来到之前重新开伙，各大队干部绞尽脑汁应付检查，害怕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习仲勋在杜村寺大队调查时又发现，生产队一个个高高的粮囤里堆放的全是玉米皮、杂草之类的杂物，上边只有薄薄的一层粮食。他在樊楼大队看到一座旧楼山头花门上填满了玉米棒，村干部汇报说里边存满了粮食。一次在增福庙公社孙庄检查工作时，他发现有人事先安排学生打彩旗、喊口号，手里拿着盆盆罐罐，搞形式主义。

　　整风整社是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针对了解、掌握的各种问题，习仲勋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长葛也是‘五风’严重的地方，特别是‘共产风’刮得很厉害。”“干部思想上还没有解决问题，还需要进行整风，加强教育，做很多工作，才能够真正转变过来。”“长葛县委必须率领全体同志在这方面树立一个好榜样，树立一个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认真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

　　习仲勋在谈到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时还说：“我们的行动必须符合群众的要求，不能违背群众的意志。”他还提出：“要恢复我们在土改时期和合作化时期的实事求是、踏踏实实的作风，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后来，习仲勋又在1961年5月12日召开的和尚桥公社党委会议上讲道：“现在‘五风’仅仅是控制住了，反下去了，然而新的作风，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作风，在有的干部身上还没有树立起来，如果不及时整顿，还会实行强迫命令，发生问题，也会影响群众情绪。”

　　通过全面教育引导和作风整顿，长葛县几年来盛行的“五风”现象基本上得到遏制，干部作风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整体形势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

　　“应该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到第一位”

　　习仲勋把贯彻中央“十二条”和“农业六十条”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他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讲：“党的领导应该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到第一位，如果没有这一条，思想就成问题。”他还结合在长葛调研时掌握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中央‘十二条’政策的中心之一是退赔。事实证明，坚决退赔是彻底反掉‘五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重要政策。自留地要分给群众，占地占房、平调的一切东西都要退还。”他进一步强调，要“彻底退赔，继续贯彻‘十二条’政策”。

　　1958年宗寨五四集体农庄实行“五统一”时，限令王庄村农民一日之内全部迁到宗寨住，房屋、家具用品陆续被附近单位随便占用或拉走，1959年底王庄村群众按上级安排又从宗寨搬回原村居住。为了落实退赔政策，习仲勋做了许多工作，安排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带领王庄村群众先后到县委、县政府、财贸委、公检法机关大院和县委招待所，分别找回了该村原来的办公桌椅，还有两户农民的水缸和其他农户丢失的许多家具物品。通过协商，又把王国记、冯根成、张清林等9户暂时没有房子住的农民分别安置到县服务公司和碗厂的公房居住。习仲勋还亲自帮助农民找东西。王老太家的水缸被县里一所中学占用，老太太去学校要了几次，学校负责人都以王老太没有借据为借口不予退还。习仲勋听说后去学校做通了校长的工作，将水缸退还给王老太。通过努力，“五风”泛滥时期平调遗留的生活、住房等大量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

　　根据群众意愿和农村的实际情况，习仲勋总结出食堂分散的几大好处，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的具体意见。他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明确强调：“对食堂要采取坚决态度，只要群众不愿办，就不办。至于农忙食堂办不办，也由群众决定。”“总之，要方便群众，完全由群众自愿。”他还指出：“过去办公共食堂是全力以赴，但分散以后，不等于不管群众生活了，相反地，应该更好地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他还提出食堂解散后要帮助群众解决铁锅、砂锅等紧缺炊具的供应，方便群众生活。他号召全县干群人人动手开垦路边、河边等“十边荒地”及所有可开垦的闲置荒地，种粮种菜，进行生产自救，保证不再饿死人。他还推广了宗寨大队敬老院组织老人种菜、养殖畜禽自给自足的先进经验。习仲勋的意见，打消了县社干部的思想顾虑，较好地解决了全县公共食堂的老大难问题。根据他的要求，县里还陆续下拨救济粮款，分配给生活上比较困难的农户，帮他们渡过了难关。

　　中央工作组来长葛蹲点之前，社队机构一直都不稳定，给农业生产带来诸多不便。比如宗寨大队，土改时是一个独立农会，1954年组成5个初级农业合作社，1956年初与湾张、胥庄、岗刘等16个村组成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不到两年，因为社大事情难办，又分为宗寨管理区，下属宗寨、王庄、东西大路张、岳楼5个村16个生产队。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又把宗寨和大路张合并为一个大队，王庄与贺庄合并为一个大队，这年秋天种上麦子后，他们感觉生产不便又分为3个大队。1959年春季因为大搞水利建设用人多，农活安排不了没人干，又把3个大队合并为一个宗寨大队，生产队也由16个合并为7个。反“五风”农村相对稳定后，又感觉大队规模明显过大不便管理。为了理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公社管理体制，习仲勋在长葛认真宣讲中央重新修改下发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提出了整风整社的具体思路和要求，强调“大队、小队规模适当划小，便于生产，便于生活”。“分队的时候，要有充分的准备，凡是公社没有批准之前，原来的生产大队对各生产小队要继续负责。”“在分队的同时，必须把一系列的问题，如三包一奖、四固定、分配制度、劳动生产管理等，一个一个地解决好。”“还要把原来高级社时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经验加以总结，恢复起来。要立一套章程制度，使工作走上轨道。”在习仲勋的指导下，宗寨大队又分为宗寨、大路张、王庄3个大队，生产队也调整为14个。全县也都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适当调整了大队、生产队规模，理顺了农村管理体制，彻底纠正了“大跃进”时期采用大兵团作战方式组织生产形成的严重的瞎指挥风，激发了干部的工作热情，提高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人民公社基本上走上了稳定发展的轨道。

　　“和群众通气息，共呼吸，同命运”

　　习仲勋思想敏锐，不仅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最早发现、重视河南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初期严重问题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而且在长葛蹲点期间也时刻注意从大局出发做工作。他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说：“任何党员在任何时候，考虑问题都要从群众利益出发。”“各级党委和每个党员都要在一定的时间内，给群众办几件好事，并以此来检查自己，及时地听取群众的呼声、群众的要求，和群众通气息，共呼吸，同命运。”

　　一天，宗寨村农民在地里推水车浇麦，习仲勋和两名工作组人员来到井旁，看见有位妇女瘸着两条腿推水车用不上一点儿力气，还被水车杠子拖着在井台上转圈。习仲勋上前把这位妇女搀扶到井旁坐下。挽起她的裤腿，发现双腿浮肿得很厉害，习仲勋当时就禁不住潸然泪下，提出要让农民劳逸结合恢复体力。

　　作为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习仲勋考虑问题时时处处都做到从群众利益出发。他不仅仅是考虑到长葛县一个地方，还考虑到全区、全省和全国，从国家大局出发。习仲勋在长葛蹲点期间，时常与河南省委和许昌地委领导沟通交换意见，在解决当地问题的同时，他还代表工作组向中共中央连续写出了11份调查报告，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批转到各中央局和省区市党委参考。特别是他在1961年4月23日和5月9日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共中央的调查报告中详细汇报了农村的有关情况，系统提出了解散公共食堂、保护农村劳动力、实行多劳多得、改变分配制度、调整社队规模、改进干部作风等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6月15日，中央重新修改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6月21日至7月6日，河南省委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精神，决定全省解散食堂，将粮食直接发给群众让农民回家做饭。7月22日，中央调整了河南省委领导班子，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改任第二书记。河南省的形势基本稳定好转后，习仲勋于8月22日离开河南从长葛返回北京。

　　习仲勋副总理带领中央工作组在长葛蹲点工作4个多月时间，对河南彻底反“五风”纠正“左”的错误，扭转当时河南乃至全国面临的困难局面，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贡献。1966年冬，习仲勋受到不公正待遇，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副厂长时，被康生一伙扣上“反党集团头子”的帽子。陕西红卫兵冲进洛阳矿山机器厂强行将习仲勋拉回陕西富平县进行批斗，乡亲们在台下动情地说：“要不是他在困难时期拨粮食给我们，我们也许早就饿死了。”

　　“很想抽时间再到长葛去看一看”

　　习仲勋有一个未了的心愿。

　　当年习仲勋回到北京后，一直还在惦记着长葛人民的生活和生产。1962年10月，已经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康生诬陷为借小说《刘志丹》反党而正在接受审查的习仲勋副总理又派出曾跟随他在长葛蹲点的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回长葛县暗访。没通知县社领导，也没有通知王庄大队部，侯亢直接来到习仲勋最初在王庄村走访过的张来头老人家，其子张明仓告诉侯亢，王庄村除了每人都分三分菜地外，正准备再借给每人三分地让农民自主经营，往后的生活不会再有问题了。侯亢高兴地回京向习仲勋副总理汇报了这些情况。

　　习仲勋副总理与长葛人民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1978年冬，已经改任长葛县外贸局局长的原和尚桥公社党委书记楚西酉按照县委、县政府领导的指示，和两位副局长一起带物资赴广州参加冬季商品国际交易会，因为不了解参展程序，没有提前呈报参展物资手续和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意见而被拒之门外。听说习仲勋已经恢复工作在广东省委当书记，楚西酉欣喜地前去拜访老领导，在习仲勋的协助下，长葛县组织的全部物资顺利入馆参展。

　　1982年长葛县外贸局被评为全国外贸系统先进单位，楚西酉代表长葛县外贸局到北京参加全国表彰会期间，抽时间去办公室拜访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习老像对待老朋友一样给他倒茶、让烟、端水果，并且询问了2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长葛人民的生活、生产情况和经济发展状况，还特别问起了他当年在宗寨、王庄、大路张、樊楼、太平店等村的那些老朋友的近况。听说长葛县变化很大，习老很高兴。他热情地说：“今天见到你我才知道，改革开放以来，长葛的经济发展很快，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我心里真高兴，很想抽时间再到长葛去看一看啊!你回去以后，代我向宗寨村的赵宪章、刘水柱、李长庆、李林海，太平店村的冯海成，樊楼村的冯景尧，杜村寺村的张大力等同志们问好!”

　　习老提到的这些人名都是当年他在长葛蹲点时和尚桥公社几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和大队主要干部。从习老惊人的记忆中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对长葛人民的深厚感情。后来，习老在北京几次接见楚西酉，也都表达了他对长葛人民和老朋友们的深切关爱之情。

　　宗寨村也是1958年8月7日毛主席视察过的地方，为了纪念毛主席的视察，后来改为八七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长葛人民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快车道。为了勉励他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也取得新成绩，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闭幕这天，习仲勋又亲笔写信给八七村党支部和全村干部群众，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与亲切慰问，并且鼓励他们认真学习领会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增强党性，克服派性，团结一致，在治穷致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征程中，努力攀登新高峰。

　　奋飞发展的长葛县已于1993年改为长葛市。当年习仲勋副总理率领中央工作组在长葛蹲点调研，不仅对全县、全省、全国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我们党树立了一个实事求是、勤政爱民的光辉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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