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肉垫变成怪兽
自1980年4月10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失效、双方均未提出续约后，朝鲜就成为中国唯一在法律意义上存在同盟关系的国家：根据1961年9月10日生效、两次自动续约后直至2021年9月9日仍然有效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两国间不仅有义务在经济、技术领域展开合作和相互援助，而且不得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同盟、集团、行动或措施，缔约一方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有义务进行全力军事及其它援助。简言之，中朝之间在条约范畴内，属于不折不扣的军事同盟关系。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时光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反思这一历史悠久的盟约，并开始着手盘点这一盟约、乃至整个中朝关系发展史，给中国所带来的得与失。
“救命”并非单向 朝鲜亦尝有恩
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关键时刻介入局中，令战线最终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救了朝鲜金日成政权性命”，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事实上，“救命”并非单向，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而言，朝鲜也曾对他们有恩。
抗战胜利之后，和平局面很快被打破，国共双方不约而同把决胜点放在工业发达、地域辽阔的东北大地，“得东北者得天下”成了各界共识。当时国民党挟正统之优势，在东北投下重兵，一度占据绝对主动，中共在东北的武装——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来的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人民解放军)节节败退，根据地被分割为南满、北满两块。在这关键时刻，朝鲜提供了雪中送炭的帮助，据曾在朝鲜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等人介绍，两年多(1945-1947年)来，朝鲜分四批向东北共军提供日本遗留战略物资(有偿和无偿)共计2000多车皮，中共一些伤病员被后送到朝鲜治疗，许多人员、物资和装备，甚至重要军政干部，通过朝鲜通道往来于南北满之间，形成了国民党军无法切断的安全走廊。这些帮助虽然有限，却在最困难时期确保中共南满基地不致丧失，推动了决定性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扭转了中共在东北的被动局面。待1948-1949年辽沈战役以中共获胜告终，中国内战胜负格局已定，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只是时间问题。由此可见，中共和朝共实际上是互相“救命”过一回，且朝方有恩在先。
朝鲜战争牺牲大 得失之间费思量
金日成曾是东北抗联重要干部，早期军事生涯和中国密不可分，但抗联自1937年后即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密营”时代后更全为苏联所控制，而金日成正是在“密营”时代得到苏联赏识，逐渐成为在苏朝鲜抗日分子的领袖的。日本投降后，在苏联和中国的朝鲜抗日人士纷纷回国，但由于苏军直接进入朝鲜北部，苏系朝鲜抗日分子在朝鲜军政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苏联各级顾问对朝鲜政治、军事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不事先通报中方就发动朝鲜战争，并非什么奇怪的事。
三年朝鲜战争，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物质、人员的牺牲且不去提，由于陷入和强大外敌的战争，原本提上议事日程的经济恢复进程被迫延后，众多企业不得不转向为朝鲜战争军需服务，不仅如此，由于战争使得中国和美国实际上处于直接对抗状态，中国沿海被封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被迫将注意力转向防范美军和台湾方面可能的登陆袭扰。
朝鲜战争最大的付出，是国际关系的恶化。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提出了“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迎客”等亲苏联、亲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方针，但在实践中却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措施，通过印度、芬兰等渠道和香港这一独特平台，中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建立了一定联系，和英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甚至开始就向英国购买巡洋舰等军火进行接洽，中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建交谈判，也在台面下有条不紊进行。朝鲜战争的爆发，不仅让中国的外交灵活性大为减弱，不得不更多依赖苏联集团，也迫使和中国接触的西方国家不得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许多西方国家直到70年代初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明朗化，才开始着手与中国全面恢复关系。
许多分析家都指出，正是因为被朝鲜拖入和“联合国军”的战争，中国才会在战后被西方世界隔离、封锁，从而陷入长达20多年的闭关锁国状态，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但也应看到，朝鲜战争中中方的“至少不输”，对内，令中国最终完成了由传统社会向民族国家的过渡，也令中共及其领导人在中国各阶层获得了空前的执政法理和威望，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中国本土再未发生过分裂和内战;对外，中国在地区乃至国际上奠定了强国、大国的地位，不但本身不再被视作任意裁剪的对象，而且在地缘政治中得到重视。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尚非联合国会员的中国不仅获邀，且其意见得到重视，此后包括越战、阿富汗战争乃至历次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中国因素从未被国际社会和列强忽视。可以说，朝鲜战争是中国真正以地区强者形象登上地缘政治和国际舞台的开始——尽管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痛的。
地缘安全费思量 肉垫亦自有锋芒
支持中朝同盟关系的人士认为，中朝联盟令中国在至关重要的战略方向，取得了宝贵的缓冲地带，避免了强大的、抱有敌意军事力量兵临城下的危险局面，为此付出再大代价，也是值得的。
而反对意见则认为，现当代战争已不再是传统的平面、线型战争，且不说三八线以南优势空中武力，战时未必会受“缓冲区”制约，中朝边境总长不过1420公里，而中国大陆海岸线长度达18000公里以上，朝鲜战争的结果，是以18000公里大陆海岸线的暴露于美国优势海、空威胁下，换取1420公里中朝边境的安宁，仍然是得不偿失的。
从纯军事角度看，后一种意见无疑更有道理。事实上，朝鲜战争后直到中美联合抗苏前，中国沿海由于受到优势美国海、空力量威胁，一直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经济、交通的发展都受到制约、滞后，著名的“三线工程”实则是惩于沿海巨大军事威胁而不得不向内陆收缩，而上海、福建等沿海地区长期政策性发展受限，也和沿海“敌情”的严峻息息相关。可以说，朝鲜战争为中国打下的“缓冲区”，对中国东部边疆安全，直接意义是相当有限的。
但如前所述，朝鲜战争的结果，让美国为首的列强领悟到与中国直接为敌、进行全面战争的危险和巨大代价，此后不论是在台海冲突或印支、南亚等中国周边地区军事冲突中，列强都小心翼翼避免直接冒犯中国，不愿因此再次冒与中国开战的风险。上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在西方大国中率先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历史性突破，并实际上结成反苏统一战线，其“成交”的重要基础，正是朝鲜战争中中国所体现出的实力、决心和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朝鲜战争为中国打出半个多世纪的和平，也是不无道理的。
然而进入21世纪后，国际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方面，中国不断崛起，已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地缘政治格局，传统的“海防”、“塞防”安全理念，已被更积极的“利益空间”体系所取代，一个更和平、更开放、更国际化的生存环境，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无疑更为重要。
另一方面，自冷战结束后，经济上严重依赖苏联-东欧阵营的朝鲜，迅速陷入经济体系崩盘、民生凋敝的困境，政治、经济、军事上被南方的韩国越甩越远，在韩国及其背后美国咄咄逼人的“武统”和“文统”压力下，急欲自保的金氏祖孙三代，走上了对内强化个人崇拜和权力集中、对外以核武器和武力冒险相威胁，寻求“赎金”回报的“剑走偏锋”路线。
正如许多半岛问题分析家所指出的，金正日、金正恩父子20年来在“勒赎”方面已驾轻就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往往先摆出和解姿态，吸引外界援助和投资，如不得手，则会迅速作出好战架势，迫使意在息事宁人的对方拿出“赎金”，有时明明风平浪静，自感受到忽视、得不到好处的平壤当局，也会故意制造动静，吸引关注。
朝鲜搞出的这类动静层出不穷，包括金刚山旅游的开放与封闭，开城工业园区的关门与开门，南北铁路通道、亲属会面问题的反复，朝韩停火热线的开通与暂停……最突出的，自然是2006、2009、2013年三次核试验，和两次引发巨大争议的卫星发射。
由于《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存在，一旦朝鲜“玩火”闹大，中国很有可能在不情愿状态下，被迫卷入一场不仅无意义、而且严重损害自身战略利益和战略安全的战争。不仅如此，朝鲜“拥核”后，中国等于又多了一个“有核”的邻居，而朝方阴晴不定的表现，和“示强勒赎”的习惯性做法，也让许多中国人不得不产生一种新的担忧：如果说，朝鲜战争结束后，许多人将平壤政权的存在，当作中国和美国势力间一个缓冲“肉垫”，认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多少会有一些好处的话，那么如今，当这个“肉垫”本身也露出锋利的爪子，且这只爪子又属于一只脾气古怪的“饿兽”时，又有谁敢断言，它的锋芒只会向东，而不会向西?
（下）：三个鸡蛋之舞
中国抗日战争前夕，山西军阀阎锡山曾提出过著名的“三个鸡蛋上跳舞”哲学，即在国、共、日三股势力中左右逢源，保持微妙的距离和平衡，不轻易彻底倒向任何一方，也不轻易和任何一方翻脸，一切以自己在山西的生存为第一位。
自冷战结束后，朝鲜金正日、金正恩父子两代，采取的同样是“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做法，只不过这三只鸡蛋换作了中国、美国和俄罗斯。
阎锡山虽号称“民国不倒翁”，政治阅历丰富，生存手段高强，但迫于时势，加上三只“鸡蛋”大小相差悬殊，日本这只“东洋鸡蛋”太过强势，阎锡山的舞步只跳了几个月便蹒跚踉跄，最终差点从“鸡蛋”上摔下来。与之相比，朝鲜金氏父子的“舞技”似乎高明很多，“三只鸡蛋舞”跳了两代二十年，仍在鸡蛋上自得其乐地旋转着。
殊途同归，和阎锡山的“鸡蛋舞”，目的不是投靠任何一方，而是确保自己“山西土皇帝”地位稳固不拔一样，金氏父子的“鸡蛋舞”，目的同样不是在中、美、俄三国中选边站队，而是希望这三只“鸡蛋”在朝鲜三千里江山相互羁绊牵制，给自己的金氏王朝腾出延续血脉血食的生存空间。
为了确保三只“鸡蛋”既不靠得太近，占了自己的地盘，又不滚得太远，影响了自己的利益，朝鲜可谓煞费苦心，采用了“甜枣”和“棒子”交替的手法，排列组合，忙得不亦乐乎。
对美国，朝鲜表面上一直将之当作头等敌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1953年签署的《朝鲜停战协定》只是停火协定，并非和平条约，理论上朝鲜和美国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在朝鲜当局看来，金氏王朝千秋万代的最大障碍不是别的，正是美国的敌对态度，而其安全的最有力保证同样不是别的，而只能是美国放弃对朝鲜的这种敌对态度。
在朝鲜看来，要实现这一点，办法只有一个，即跳过中、俄这两只曾帮助过自己、在自己看来却不可能一劳永逸确保安全的“鸡蛋”，直接和美国这只最大“鸡蛋”打交道。为此，朝鲜采取了各种方法，包括正面要求(多次直接要求和美国进行一对一谈判)、怀柔喊话(2000年10月派军政第三号人物赵明录次帅访美，金正日、金正恩大搞“篮球外交”和美国套近乎，以及“活用”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失踪士兵遗骸，等等)，甚至先挑衅后示好(2002年先宣布要搞核武器，然后要求和美国“一对一好好谈谈”，多次扣押非法入境的美国人，然后再卖人情给前来“捞人”的美国政治家，如前总统卡特、克林顿，前驻联合国大使、前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查森等，就多次充当这样的“准特使”，朝鲜也通过这种“人质外交”多次捞得利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朝鲜的这些戏法曾让美国这只“鸡蛋”产生过一些非分之想，认为可以利用直接接触的机会“改造”这个神秘且闭塞的国家，尽管更高层的一对一对话始终无法实现，朝核问题二方会谈，也变成了六方会谈，但朝方仍借此多次获得美国的粮食、能源和其它经济援助，极大缓解了自身的经济压力。
当这些戏法渐渐不再新鲜、所能换回的直接、间接利益每况愈下时，朝鲜不惜闹出更大动静，如2009年5月27日，朝鲜以前一天韩国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PSI)为由，宣布将“不再遵守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2012年2月29日，刚刚接任最高领导人的金正恩和美国达成协议，以暂停核试验和远程导弹实验，及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核查其宁边核设施为代价，换取美方24万吨食品援助，不到两个月就撕毁协议发射卫星。甚至，近年来每逢美韩联合军演，朝方总会例行公事般发出战争威胁，直至扬言“有能力攻击美国本土”，一圈肌肉秀罢，亮出的底牌诉求，仍然是“一对一”和朝美和约、美国确保朝鲜安全这两条。
然而朝鲜也深知，美国对自己缺乏最基本的信任，且始终抱持敌意，直接奉迎未必讨得好来，先挑衅再谈判，又宛如兔子撩拨猛虎，弄不好惹祸上身，必须“买份保险”才能放行玩“杂耍”，而朝鲜买的“保险”，正是中国、俄国这两位“老大哥”。
在朝鲜受到国际制裁前，俄国一直是其最重要的武器供应者，朝鲜像样一些的战斗机、弹道导弹和火炮，很多都有直接、间接的俄国血脉。尽管如今军工成品供应已因制裁中断，但大量俄式装备日渐老化，惟有保持与俄的关系才不致全然瘫痪。不仅如此，俄罗斯是除中韩外，唯一和朝鲜陆地接壤的国家，又是个瘦死骆驼比马大的核国家，利用俄罗斯和美国间的矛盾，及俄罗斯和中国间仍然存在的相互防范心理，将这只“鸡蛋”当作“鸡蛋舞”中虽非重点、却不可或缺的一个落脚点，是朝鲜的精心考量。
至于中国，朝鲜的实用主义态度日趋不加掩饰：自从朝鲜进行核试验，遭到国际社会制裁、封锁，中国成为其维持基本生存条件的“输液管”，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年中朝贸易额高达59.32亿美元，同比增长5.5%，朝鲜在外贸方面的对华贸易依存度，1999年为25%，2011年已达70%以上，没有朝中贸易，朝鲜的外汇储备就会很快枯竭。朝鲜粮食、燃料、工业品等必需品，也大半仰赖中国方面的供应。
但中国对朝鲜的“输液”，却并未换来相当的回报：曾被反复热炒的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罗先开发区等，开发进程都阻力重重，中国企业在朝鲜境内开矿、办厂，也遇到种种波折。尽管朝方仍然经常把“鲜血凝成的友谊”挂在嘴边，但中国人在朝鲜仍无法获得“自己人”般的行动自由。更重要的是，“事大主义”仍受批判，中国式的改革开放，在朝鲜仍然遭到抵制，甚至被视作反面教训。简单说，朝鲜要中国的钱、粮、物资，但不打算付出相应回报，更不打算照中国的模式去做，去改。
不仅如此，中国还成为朝鲜玩弄“危险外交”、“人质外交”等高危游戏时，所买的一张最大的保单。
如前所述，朝鲜出于生存、尤其出于迫使美方承认金氏政权合法性、允诺确保朝鲜安全，并实现和美国直接谈判的目的，常常采取“先挑衅，后示好”的手段，甚至不惜擦枪走火，之所以敢如此而不怕美方翻脸动手，最大的关键，就是认定中国囿于中朝盟约，出于唇亡齿寒的道理，不会袖手旁观，任由美国对朝鲜实施“外科手术”之类的武力教训。现实中，朝鲜“以挑衅促和谈”的目的虽始终未曾达到，但通过买中国这张“保险”，却的确让强大且霸气十足的美国投鼠忌器，始终不敢把口头上的动武威胁，变成实际中的动武行为。
然而这种核国家间的擦枪走火，毕竟充满着危险性和不确定性，加之朝鲜半岛周边强国林立，地缘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各种矛盾、纠葛盘根错节，朝鲜的“三只鸡蛋”、“两份保险”玩得再纯熟，也终有玩砸的可能性，且这种做法无疑将中国的利益，无端捆绑在朝鲜及金氏父子一己私利身上，对中国、对中国民众而言，非但有“给朝鲜钱、物打了水票”之憾，甚至开始产生“养虎遗患”、芒刺在背的感觉。
自2006年朝鲜首次进行核试验起，中国对朝鲜的诸多冒险行径，就采取了拉开距离的对策，包括多次对制裁朝鲜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投赞成票，甚至和美国联合发起制裁提案，根据安理会决议收紧对朝鲜金融制裁，以及，今年二季度以来，当朝鲜对韩国发出“进入战争状态”威胁后，中方对朝鲜施加压力，迫使其“后退”等等，这些都表明，中方对朝鲜的“买保险”行为已愈益警觉，甚至不耐烦，越来越不愿为朝鲜的“主动碰瓷”支付“保费”。
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志愿军的特殊形式，中朝盟约的特殊关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其特定意义，那么这种国与国间的特殊关系，在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级力量、而朝鲜的“三只鸡蛋舞”乐此不疲、令中国不得不一次次为其挑衅行为埋单、投保的背景下，已日渐成为一种得不偿失的负担、风险。
很显然，中国必须在今后的日子里，让曾经特殊的中朝关系，回归正常国与国、邻国与邻国关系的地步：你有困难我可以帮一把，但那只能是人情，而不应再是义务或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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