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年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由白宫的十名助理和国务院的三名顾问组成的官方小组陪同访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对这次中、美高层会晤是相当重视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安排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兼8341 部队政委、副政委、副团长的杨德中、武健华、邬吉成三人，带领一批主管警卫、服务、医疗、通信、汽车驾驶等方面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参加这次接待任务。杨德中负责全面工作安排;邬吉成主要负责飞机场及各参观点等处面上的警戒工作;武健华主要负责尼克松的近身警卫。外出行动时武坐在紧随尼克松主车的后卫车上，美方特工处人员同武坐在一起。为尼克松贴身警卫的安全官(我们称卫士长)是中央警卫团副参谋长李连水。协助武的孙凤山坐在前卫车上，他对外宾警卫工作是很熟练的。
一、周总理亲自下达指示和要求
为了接待首次访华的尼克松总统，中央成立了接待组。成员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定，总的负责有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等。接待组下设礼宾、安全、住房、新闻、电视、通信等几个分组。在接待准备工作的全过程里，接待组成员几乎每周都有几次到人民大会堂或中南海周恩来办公的地方，汇报情况，听取周恩来的指示。有时是几个分组在一起，有时是单独某一个分组。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非常具体：事情怎么办，应该去找谁，怎样谈，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等等。
想起来确实是这样的，有一次在大会堂开汇报会，会中周总理问杨德中他不在时有事找谁?杨说：可找我们的副政委武健华。我站起来后，周总理问我同周家鼎(秘书)、张树迎(卫士)都熟悉吧?我说都很熟。他说，这就好。
尼克松的来访日益临近。1971 年12 月2 日，百忙之中的周恩来总理还是抽出时间，再一次接见了参加接待尼克松来华各部门的负责人，谈接待工作的方针。他强调：“我们是主权国家，凡事不能触犯我主权。对尼克松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认真办好。”他说到对外宣传：“要宣传我们的胜利，但不要夸大，不要过头。把语录、标语整理一下。”当时距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周恩来总理特别说到：“不必在林彪的名字上打×，这是红卫兵的做法，现在不必那么做。”
在最初几次汇报会上，周恩来总理反复同大家说过：这是中美交往中断了二十年后第一次重要的高级会晤，这说明了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完全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
周总理说：我们既然欢迎人家来，就得要热情，否则就太不礼貌了，也不要强加于人。周总理要求大家一切从有利于这次中美高级会晤的气氛出发。我们应该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接待工作。
我们遵照总理的指示，结合面前的实际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贯彻执行。我们还将中央警卫局原有的和这次有关方面提供的诸如“白宫警卫”、“总统别墅警卫”、“总统出国和国内旅行警卫”以及美国“特工处”的建制、任务、安全措施、人员培训等方方面面的资料印发给执行任务的各同志参考，大家觉得这样切合实际、帮助很大。直到工作结束时，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内，没有出现不应有的问题。
二、尼克松亲自拍板同意乘坐中国飞机和红旗防弹车
为尼克松访华，从基辛格走后双方都加紧了准备。中方安全方面认为，尼克松来访，安全上的关键问题是在中国境内乘坐的中国提供的专机和防弹红旗车及车上安全人员。这既关乎在中国的主权，又是确保安全的重要环节。中方安全方面准备了与对方作艰苦的谈判、协商。后来知道周总理已将此项艰巨的任务交给礼宾司长韩叙去办，自然安全组轻松多了。
1972 年1 月3 日，美方的“先遣队”在黑格准将率领下抵达北京。美方先遣队阵容强大，包括了访问的各个方面，其中有白宫办公厅主任查平和新闻秘书齐格勒。中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中有礼宾司长韩叙。他参与了整个接待方案的拟定工作，不过他很少走到前台，而是每天照常出现在礼宾司，以便让局外人不易觉察有重要人来访。先遣队所讨论的大部分问题是尼克松访华的礼宾细节。在双方的谈判中不时发生一些分歧。但是再困难，韩叙总是想方设法完成周总理的意图。在谈判交通问题时，中方坚持尼克松在中国境内必须乘坐中国的飞机以及中国提供的防弹红旗车;而美方坚持总统要全程乘坐他们的“空军一号”，美方要运来自己的总统座车，座车上要安排美方的特工保卫人员。美方还要求中方提供总统所到之处有可能威胁他安全的人员名单等等。
韩叙是个稳重的外交家，在外交部工作多年，工作风格深受周恩来的影响。他不紧不慢，总是很耐心而又在不经意中把美方的大部分要求一一驳回，而且毫无妥协的余地。他强调：从北京到杭州、上海，必须乘坐中方提供的飞机，我们的总理会与总统同机，不必担心安全。座车和车上警卫也必须是中方提供。韩叙说这是我们的主权问题。既然是美国总统来访，就要尊重和信任主人的安排。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拍板同意乘坐中国飞机和座车。在这之后，周总理又指示用国产的红旗轿车作为尼克松来访的元首座车，要确保交通安全。为了万无一失，总理在临近尼克松访华前亲自试坐。因为在试坐时发现了两个小毛病，后经中央警卫局与一机部驻在北京的车辆维修小组检修后才放心使用。此次谈判，中方也做了一些妥协。美方提出，2 月27 日从杭州到上海，尼克松总统愿邀请周恩来总理作为他的客人乘坐“空军一号”赴上海。周总理最后同意。这样安排使双方都不失面子。北京至杭州，尼克松作为周总理客人乘坐周总理的专机;而从杭州到上海，则周总理是尼克松的客人乘坐“空军一号”(该专机当时称“76 精神号”)。大概在当时美国总统的出访历史上，这是唯一的一次总统使用所在国提供的飞机和座车。那时中方参加谈判的人员都感到特别扬眉吐气。当时，中国还没有喷气式大型客机，周总理的专机也仅仅是苏制伊尔—18 的螺旋桨飞机。当时美方保安(特工)人员都对总统此举惊恐万分。美方代表无可奈何地对韩叙说：“韩先生，你实在太难对付了。凡是你提出的并要坚持的，你就说这是原则不能让步。凡是我们提出的要求你不能接受，你就说要有‘灵活性’，要求我们改变，中国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最后总是带来对你们有利的结果。”韩叙却毫不露得意之色，谦逊地感谢他们的配合。
三、中美双方安全人员沟通安保细节
在黑格之后，到华为尼克松访问做先遣工作的，是美国的保安局特工部主任助理威尔逊?利文古德。他带领WT?本尼迪克特、D?R 施瓦茨、P?麦克法坎德一行，到北京了解安全部署的情况，并就有关问题和中国安全部门沟通。
利文古德等来华，在中方警卫负责人的陪同下，看了尼克松访华时将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将参观的长城八达岭等景点，备用的医院以及举行宴会、晚会的场所，听了中方对尼克松访华时安全工作的介绍，美方表示很满意。
1972 年2 月8 日上午，双方就一些未决问题再进行协商。中方参与会谈的是杨德中、武健华、孙凤山等人。
利文古德告诉中方，和总统一起住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安全人员保持6 个人，分住18 号楼和6 号楼，有罗伯特?泰勒、他本人及4 个值班人员。其余20个安全人员住在民族饭店，但需中方提供车辆接送他们轮流换班。这中间有一个出入宾馆的手续、与中方警卫人员的联系配合问题。
杨德中说：中方同意美方少量安全人员住钓鱼台国宾馆，其安全人员轮换值班中方可提供车辆。美方宾馆外人员如需进入宾馆，除了带美方发放的证件外，届时仍需经过美方安全人员同中方安全负责人联系。因双方都有安全负责人在宾馆，可随时取得联系。
利文古德说：特工部主任罗伯特?泰勒是尼克松身边的安全主管，尼随时要找他，希望在尼活动时安排泰勒靠总统近一些。按他的设想尼外出活动时，把尼的后卫车放在尼夫人的车前。他还询问访问期间住地及外出活动时，是否有救护车跟随。
杨德中表示：泰勒及尼克松身边人员，如美方随身医生等，在尼外出活动时可坐尼的后卫车(注：后经报告周恩来总理同意，泰勒坐在主车二排副座)。到达现场在可能的情况下，中方将尽量安排他们在距尼较近的位置。后卫车是否放在夫人车的前面，得与礼宾方面商量，但估计没什么问题。尼住地和外出时，都有救护车跟随。
因为尼克松此次访问来的人多，所以没给基辛格、罗杰斯派安全人员，利文古德请问中方是否可以帮助安排。他还说基辛格有一身边人员叫利迪，是为基保管文件的，此人可否和基辛格同乘一车?尼夫人身边也有一随员叫胡德逊，可否与夫人同乘一车?
武健华回答说：我们可以为基辛格、罗杰斯各派一名安全人员随卫。基辛格和尼夫人的身边人员，都可与之同乘一车。利文古德对中方能这样安排表示感谢。
美方问每逢外出，是否派员打前站，双方的前站人员如何配合?利文古德说他们的前站人员到现场不是到处转，到处检查，而是在现场的进出口或停车点等待总统并协助中方管理美方的记者。
武健华表示：所有的参观点，中方都做了详细安全检查，尼外出活动前一般都有前站工作，前站人员何时到达，视具体情况而定。但也有些活动地点不需前站，如人民大会堂等处。
“我们有个排除爆炸物的小组，中国方面有没有相应的人员协同我们工作?”利文古德又问：“尼克松总统外出时，我们要使用步探机与所有安全人员随时取得联系。”
杨德中指出：凡尼克松总统访问到达的场所，都已反复进行了安全检查，并将予严格控制，不会发生爆炸事故。例如人民大会堂，是我们国家领导人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你们是不是也要进行排除爆炸物的检查?在尼克松总统去的沿途路线，我方已有安全检查和警戒部署，是否你们还要进行排除爆炸物的检查?在尼克松外出时，你们使用公开的通信器材进行联系，不利于安全，我们不采用这种办法，希望你们也尽量不用或少用步探机。
利文古德听了，连忙摇手示意说：“人民大会堂等处不必检查，沿途路线也不去检查，我们只是在总统住地宾馆的房间进行排除爆炸物的安全检查，请中国方面有人带领协助进行。”
中方随即表示：“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在住地房间进行检查，悉听尊便。”
杨德中向美方提出了两个问题：“美方随尼克松访华人员有多少带枪的?你们安全方面用的荧光镜怎样使用?”
利文古德说：“我们到北京的安全人员共26 人，其中24 人带枪。到杭州和上海两地安全人员各8 人，其中两地各有5 人带枪。总统到杭州、上海访问时，从北京去的有16 人，加上两地带枪的安全人员，在杭州、上海各有21 人带枪。”
他还向我方人员介绍说：“荧光镜是检查我方上飞机行李用的，特别是28 日离开上海回国时要使用。检查时，需要你们提供场地及其他便利条件，请问这样做你们有什么意见?”
杨德中表示：“中方乘飞机外出人员的行李统由我们负责，美方外出人员行李由美方负责，是否用荧光镜检查美方人员行李，由你们自定。”
会谈在利文古德等人一再表示满意、感谢声中宣告结束。
据我们所知，白宫警卫当局对于现代科学为凶杀者提供的可怕的武器——原子微尘、细菌和各种毒气的突然袭击，也有严密的预防措施。会谈中没有涉及这些问题，他们把这类人员都列入来访的技术人员之中。
四、来访的第一天“险象环生”
1972 年2 月21 日上午11 时30 分，尼克松的专机在北京东郊机场着陆。对他的礼宾规格，许多都是单独安排的，按惯例，国家元首来华访问，仪仗队为120 人到155 人，而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多达360 人。这种少有的高规格，令尼克松非常满意。欢迎仪式后，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同乘一部红旗防弹轿车，直趋钓鱼台国宾馆。此时，美方四位特工，急促的跳上尼的后卫车，同我坐在一起。上车后，他们不及同我打招呼，即刻从衣内把枪拔出，子弹上膛，面视车外，如临近敌，直到住地。一路上他们诧异地看着我，稳坐司机旁不慌不忙，枪也不掏，若无其事。
午饭后一个多小时，我还在18 号楼值班室忙着，周恩来总理来到楼内，找到总统助理查平。周总理说：“毛主席现在要见尼克松总统。”查平赶忙向总统汇报。听查平说，此时，尼克松在宾馆房间，正准备洗个热水澡。获悉毛主席的邀请，尼克松迅速打好领带整装待发。总统虽然没说什么，但是他的着装速度说明，他既惊讶又兴奋。
毛主席破例在尼克松到达的当天下午，就在中南海会见了他，同他进行了认真、坦率的谈话。也恰恰是由于毛主席亲自决定的意外和匆促，所以当时没来得及和美方安全官打招呼，使随身警卫的美方特工没有跟上。美方警卫人员发现他们的总统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等不见了，把国家首脑、头号警卫对象给警卫丢了，这可是要命的失职，随行的警卫人员顿时慌作一团。
中国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员，见美方的警卫人员在钓鱼台住地范围内，像没头苍蝇似的撞来撞去，便告诉他们不必紧张，你们的总统受着很好的接待，安全上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虽然做了这样的解释，但还是可以从他们的神情上，看出有几分惴惴不安。
美方特工部要求协调好双方工作的配合，第二天的上午在钓鱼台宾馆，杨德中找了个适当机会，同美方人员说明了当时的急促情况，并表示了歉意，这件事才妥善了结。
后来，这件事还惊动了基辛格，他在写《周恩来的含蓄和敏感》一文时这样说：“我们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国的国产汽车，前往毛泽东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员不准随行。”
这天，我没顾得上吃中饭，匆匆同美方特工部主任罗伯特?泰勒一起乘周总理陪同尼克松的后卫车到中南海。
当美国客人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寓所后，毛主席对尼克松说，今天谈话的范畴是你定的，吹哲学。于是，双方海阔天空。当尼克松把话题拉到越南和台湾等具体问题时，毛主席当即指了指周恩来说，那是他跟你谈的事。
毛主席同尼克松晤谈时，我们就在主席谈话室外面的小房间呆着，室内还有新华社外事记者李琴等人。泰勒此时不间断地向美国白宫联系，他要报告总统的行踪，但就是没有信息，他用了几种通信器材，始终叫不通，急得满头大汗。我和李琴都劝他待换个地方再打。他说美国法律有规定“不能等”。直到最后离开中南海，他还是与白宫未能沟通。
在以往的有关记叙中，都不曾提到这次会面期间，曾出现过一个小小的尴尬场面。毛主席的纵横捭阖，和美国人的充分准备，使交谈的气氛一直很轻松很融洽。但就在这时，美方一个在场人员的口袋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他把手放进衣服口袋里摆弄几下，却依然无法使声响停下来，只得无奈地从口袋里把发出声响的东西拿了出来。
原来，他在衣服的口袋里悄悄地装了一个微型录音机。也许是带子到头了，或出了什么故障，所以发出了声响。他本想在口袋中操作，把声响制止住，但没有做到，只好把录音机拿出来，尴尬地当众关上。
偷偷摸摸地录音这种行为，毛主席历来是反感的，但此番哲学泛论也没什么密不可宣的内容，美国人已经非常狼狈了，他也就失去了再加揶揄的兴致，便大度地继续着原来的话题，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
21 日晚7 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先后在宴会上祝酒。席间，周总理乘兴拿了一支火柴，点燃了自己酒杯的茅台酒，以示“茅台”的高纯度。他告知尼克松红军长征路过贵州时，“茅台”消炎、止痛帮了我们的大忙。笑声中双双又干了一杯。
乐队连续地演奏了中美两国乐曲，对宴会有不小的震动。当晚《华盛顿邮报》就报道：“晚宴最后，尼克松总统还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他穿过宴会厅，走向演奏的中国乐队，致谢并大加赞赏——晚宴上，乐队除了演奏中国乐曲，还特地奏了一首美国民歌《美丽的亚美利加》。这首歌显然经过了精心挑选：它是尼克松的心爱之曲，并在其总统就职仪式上演奏过。”
文章还引申而发：“热情好客，尽显于细节;而予之回馈，也于微小之中彰显。”比如，《纽约时报》采用了一张特别照片——尼克松满脸笑意地帮周恩来脱下大衣。该图片标题为“好客有了回报”。这些细节的报道当时都很耐人寻味。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尼克松总统离开座位，穿过人群，走向乐队时，美方几位特工，立时起身追随，引起会场一阵小小惊动。我示意对方，请回座位就餐，会场立时安定下来。
五、游览长城、故宫巧遇大雪纷飞
2 月23 日晚，周总理陪同尼克松一行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了由国家体委组织的体育表演。就在看表演的时候，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而且越来越大。可按预定的活动日程，翌日的上午是尼克松一行游览长城、定陵。
如果雪一直这样下的话，长城、定陵的游览还能去吗?几位负责安全接待的负责人一时拿不定主意，当体育馆活动结束后，已经很晚了，这时还是周总理一锤定音，不管想什么办法，明天还是按原定日程行动。他告知有关负责人当晚到八达岭沿途实地看看，并议定采取什么措施。
晚会一结束，当夜吴忠、杨德中、刘传新带负责安全的有关人员，就赴长城、定陵等参观点去实地勘察。
雪确实下得很大，沿途积雪很厚，特别是从南口到八达岭一段，由于山路崎岖更加危险。勘察人员在返回下山时，吴忠的汽车因路滑刹不住，撞到了杨德中的汽车尾部，可见不采取措施，第二天到长城行车安全就很难保证了。
他们返回城里，报经周总理同意，采取发动群众的办法。紧急动员了几十部洒水车，路面分段包干，连夜对次日游览要经过的路段，进行喷洒盐水和清理工作。同时还安排人力，对登长城的步行道上的积雪，也进行了清扫。2 月24 日清晨，我根据主车和前后卫车司机的建议，组织他们，开了一辆红旗轿车，从钓鱼台到八达岭，亲自跑了一趟，回来后向车队其他人员，细致地介绍了雪后山路的驾驶技巧。
上午8 时，参观游览的车队出钓鱼台国宾馆北门，按照预定的路线奔八达岭而去。沿途整个路面，已经被清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冰雪。但公路两侧的原野，却依然是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这一招，使尼克松的随行记者和特工人员，大为惊诧，赞叹不已。
车队平安抵达长城，尼克松和他的夫人及随员们，兴致勃勃地登上高高的烽火台，眺望观赏长城内外的景色。
为了这次来华访问，尼克松专门阅读了大量毛主席诗词和相当多的哲学著作，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番阅读，此刻他踞高远瞩才有更多的感触，也真正领略了毛泽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传神渲染描绘。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2 月24 日在北京发表了尼克松总统在游览长城时的谈话。
他说：“我的希望是，在今后，也许是作为我们这次访问所作出的开端的结果，许许多多的美国人，特别是十分喜欢旅行的美国青年，将能有机会来到这里，就像我今天同尼克松夫人和我们一行其他人来到这里一样。我希望他们能看到这一城墙，能像我一样地回想这一伟大人民的历史。”他在这番谈话中，最后还带有浓重感情地说：“我希望，将来我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会有机会到这里来。”
从八达岭回宾馆的路上，与我坐在同一辆车上的四位美方特工，由于几天的相处比较熟悉了，再加上他们亲眼看到中国的社会治安是比较稳定的，中国的警戒部署，是严密周到的，不像2 月21 日从首都机场到宾馆那样紧张了。他们布兜里装的美国产的水果糖，掏出来给大家吃。通过翻译，问我们北京一些有名景点的情况，他们也给我们介绍去华盛顿要看哪些地方。他们还夸，尼克松总统坐的中国产的红旗防弹轿车比较宽畅，车的引擎挺好，乘坐比较舒适等等。笑谈中经过定陵顺利回到宾馆。
2 月25 日上午，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陪同，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参观了故宫和出土的历史文物。合众国际社当日报道说：“在堂皇的太和殿，尼克松停下来观看雕刻着错综复杂的图形的木台上的纯金宝座。在他观看并通过翻译与叶交谈时，他突然现出满面笑容。这位中国元帅向他讲了故宫的一些历史。”
尼克松在装有两具穿着完全是翠玉制的“葬衣”的木乃伊的玻璃柜前停留的时间最长。他们还看了公元前六百年的一些青铜马，并照了像。”
参观故宫那天，空中飘着雪花，风大天寒。这天美特工人员的着装不约而同，一律中式打扮。身穿一件蓝布棉大衣，头戴一顶两耳下垂的棉帽，足登黑色深帮的布棉鞋。在故宫大院的人群中穿来穿去，犹似一幕有趣的“动画片”，着实引人注目。他们事后告诉我，这种棉布又软又暖，在美国是买不到的，美国有的都是化纤，所以他们不仅自己买了，还给家人或朋友带了不少。因为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多少年后，我仍牢记不忘。
六、游览杭州西湖尼克松一行“失踪”
1972年2月26日周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一行游览杭州西湖
2 月26 日，按照谈判协议，北京至杭州，尼克松总统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客人，乘坐周总理的伊尔—18 涡轮螺旋桨专机，在周总理陪同下，前往杭州。这架飞机是由中国民航总局北京民航局局长张瑞霭领队，刘崇福、曲延昭驾驶的，他们是中国民航最好的驾驶员。
这是一次庞大的机群行动，共运用了8 架伊尔18型飞机，一架子爵号飞机，一架云雀直升飞机。美国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和另几架运输机，也加入了这个飞行编队。
为了保证尼克松外出行动的安全，专门从北京空运过去两部红旗防弹汽车。
然而在杭州，还是在忙中出了点小纰漏。
因为一到杭州，中、美两方人员就各往各处，尼克松被安排住在刘庄，周总理住在西泠。根据预先日程安排，下午是游西湖，周总理和尼克松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在花港观鱼景点会合。
由于工作人员没有领会好意图，导致周总理和随行人员在花港观鱼景点等过了汇合的时间，仍不见尼克松一行的身影。美特工人员又是一阵慌张，周总理也怕出什么意外，连忙吩咐有关人员立即联络寻找。
其实，尼克松一行就在距汇合点不远处的草地上等候，我们跟随尼克松是准时到达的。由于逾时不见，可着实使人焦急不堪。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两边的人终于联络上了，但游西湖的活动却因此而稍有耽搁。可见警卫和接待工作，不管事前准备得多么充分，实施时也不可掉以轻心!
在杭州发生的另一件比较棘手的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等国务院专家，突然对即将于第二天在上海公布的《中美联合公报》发难，要求再做修改。
这件事当时在杭州听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说：想不到因为公报问题，美国方面又节外生枝。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看过公报后一肚子意见，要求尼克松进行修改。尼克松迫于压力，让基辛格转达他的意见。乔冠华只好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总理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要请示主席。”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毛主席听了汇报，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毛主席停顿片刻，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凌晨之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
周恩来总理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对美国国情作过研究，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他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见。他还考虑，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做些弥补工作。
后来我在章含之写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中，看到有一段说她跟随周恩来总理作翻译，在上海去看望罗杰斯的始末。
借告别宴会与美国特工干杯送行
1972 年2 月27 日下午5 时，中国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锦江饭店礼堂里向世界宣布了后来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七日”的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
在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一周的过程中，有冷也有热，有棘手的揪心，也有令人心暖的喜悦。如参加接待的人都知道，毛主席听工作人员说，来访的美国人都喜欢吃中国的糖果，毛主席就告知礼宾方面，赠送来访的每位美国人10 斤糖果。大气恢弘的毛泽东，居然会注意到美国人爱好糖果这样一个细节。
28 日，访问团一行临上飞机时，每人都拿到一盒装有10 斤糖果的礼物。据说那做工考究的缎面礼品盒，是连夜赶制的，粘缎面的浆糊还不曾干透呐!
公报发表当晚，周恩来总理在锦江饭店举行了盛大告别宴会。这是尼克松访问一周中最轻松、最欢快的一次宴会。我方警卫人员，借用宴会的机会，与美国特工一个个干杯送行。
1972 年2 月28 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一行，结束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访问，这天上午乘专机离开上海回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方其他领导人与他们握手告别。欢祝尼克松的访问得到了圆满成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里程启动了。
(为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现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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