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是由一批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与工农的关系算不得紧密。党的气质的真正转变始于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的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开展武装斗争;在其后漫长的奋斗中，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重塑了自身，也重塑了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从一批书斋革命者的组织真正成长为“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论联合政府》，1945)。
在革命历程中形成了诸多宝贵的历史财富，群众路线即是其一。党正是通过践行群众路线完成了自我更新，并创生了“人民”这个政治主体。群众路线时到今日仍具有巨大的活力和潜力。中共十八大后不久，新一届中央领导就决定开展“群众路线实践教育活动”，足见对这份遗产的重视。
群众路线不仅是政治策略，也是一种政治哲学，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时代背景和革命时期不同了。我们有必要分析毛泽东的视野中群众路线的理论涵义和历史实践，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思考群众路线应如何调整和完善，以此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作为政治哲学的群众路线
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人民是个政治的概念，从来不是指全体人的集合。人民是与“反动派”相对应的，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的目标下可以联合的所有阶级或阶层，故而在不同时期人民的内涵并不相同。人民也经常在狭义上使用，狭义的人民等同于群众;群众指的是劳动人民，范围上大体等同于工农兵以及其他底层劳动者。
在毛泽东思想中，人民群众这个范畴占据了特殊的重要位置。首先，人民群众是阶级社会中的受压迫者，但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论联合政府》，1945);历史的发展将是人民群众的主体性确立和实现的进程，毛泽东曾说，“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1951)
其次，人民群众是创造力和智慧的源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就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1961年，毛泽东在致邓小平的信中告诫后者，要“向群众寻求真理”。
再次，毛泽东思想赋予了人民群众以道德上的崇高地位，将人民群众的利益确立为政治行为合法性的最终依归。毛泽东个人在谈到人民群众的时候，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在名篇《愚公移山》中，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以上引文中两次出现的“我们”，指的便是党。党与人民群众是什么关系呢?党作为“先锋队”，无疑是由人民中的精英分子组成的，但在毛泽东思想中，精英人物没有任何理由成为凌驾于大众之上的压迫者;相反，他们应当自觉地承担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通过艰苦奋斗，使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得以实现的社会状态——即马克思主义憧憬的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的社会状态——早日到来。
于是，党在毛泽东思想中的作用便相当于一个推动历史进步助产士，这是党产生和存在的唯一目的。毛泽东曾说，“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论十大关系》，1956)只有从这个角度，“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私利”，共产党人的唯一任务是“为人民服务”这样的理论命题才能够得到理解。
在毛泽东思想中，党的领导的合法性是通过与人民群众的直接联系、通过全心全意为群众谋福祉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的表述方式将这种关系称为“血肉联系”，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党和群众之间的这种政治代表关系，或者说一部分先进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联系，只有通过亲缘关系来比喻才是恰当的——这种联系是天然形成的，在真实的政治实践中得以验证。在毛泽东的理想中，“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依据。”(《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1943)
党和人民群众有共同的目标，实现目标就要靠协同一致的奋斗，除此别无他途。毛泽东将其总结为“两个相信”：“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
无论是将共产党人的这种历史使命感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还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观念相连接，都得知道毛泽东思想所设定的党和群众的关系全然不同于西方政治理论中那种假想出来的社会契约论。于是就不难理解，毛泽东所说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实质性民主，它与自由主义的程序性民主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央苏区农民的话可供参考，“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我们!”(《长冈乡调查》，1933。“顾乐”是爱惜的意思。)这当然是民主，并不以是否存在形式上授权而改变。
作为政治实践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在实践层面的主体是党，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相对应地，人民群众是被动的客体。但这不意味着群众是完全消极的。对于群众路线的实践过程，最简单明了的概括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一方面，我们看到毛泽东对于党和群众都有着极高的、近乎理想化的期待，但另一方面，他也有着冷静的认识。对于党员干部，除了宣传和呼吁，还辅以纪律约束和持续不断的整风运动来保证其保持符合群众路线的要求。对于群众，毛泽东的看法则是辩证的。
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一文中，毛泽东就认为，群众是个参差不齐的群体，“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另外，群众中蕴藏着智慧和力量，但是处于无序状态，需要领导干部去挖掘和梳理，“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这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的具体解释。
对于“做群众的学生”，党的干部要“学习”的至少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群众的真实需求，受压迫的群众因为受到认知水平的限制，往往不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愿望，需要有群众立场的政治精英代为总结和表达。这不难理解，如果没有党带领人民闹革命，很多人是不会自动产生革命的想法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说毛泽东：“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第二要“学习”的是现实社会中的真实情况，这是对社会状况进行客观分析，制定正确的革命或建设策略的基础。可以说，进行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部分。毛泽东的一个著名论断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本人就是进行社会调查的高手，在革命生涯的初期，他做了一系列深入的社会调查，均已成为了解旧中国社会的经典作品。
在具体的政治进程方面，群众路线通过民主集中制来体现。毛泽东把承担决策功能的领导机关比喻为“加工工厂”，把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收集到的群众意见比喻为“原料”，“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不能充分听取意见的人，毛泽东断言说，“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
对于“做群众的先生”，是指在路线、政策、方针制定后，党的干部要向群众宣传、解释，如果群众有不理解的地方，要通过说服、教育的方式做思想工作，而不能靠压制。
做学生和做先生这两个阶段是应当无限循环的，认识水平也是随之无限深化的。
此外，群众路线还包含着很多工作作风方面和具体的工作方法上的要求。
群众路线的内在张力
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他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根据事物性质的不同，矛盾的性质也有所不同。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看，人民群众同一切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那么人民群众内部是否存在矛盾呢?
答案是肯定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一文中，毛泽东列举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几种形式，“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关于这些矛盾的性质，毛泽东说，“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
毛泽东同时提醒，人民内部矛盾不是什么新问题，之所以在那个时候引起特别的注意是有原因的，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了转化：“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事实上在延安整风期间就已经发展成熟了，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讲详细一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有很多人批评毛泽东对政治精英和大众都做了近于完美的假定，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弱点，但这种观点忽视了毛泽东对现实中两个群体的不足的清醒认识。一方面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另一方面对现实不抱有幻想，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的并存，正是毛泽东思想辩证一面的体现。
事实上，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张力点在于对党群两方亲缘关系的想象，和解决内部矛盾时对“团结的愿望”的依赖，即两方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当发生矛盾时候同时有着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良好意愿。
毛泽东是首先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归结于政治精英的。观察他的思想发展脉络，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一开始小心翼翼地维护着群众路线的基础，在措辞上都谨慎地避免了把党和人民群众说成是矛盾的两方。后来，毛泽东对问题性质的判断越来越严重，直至决定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标志着政治精英和人民大众之间按以往的方式、通过良性互动解决矛盾的可能性被否定了，也就相当于群众路线被突破了。在疾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时期过去之后，毛泽东又力图重新修复两边的关系，但留下一些隔阂是不可避免的了。毛泽东的这一部分实践后来作为他晚年的错误被党否定了，也可以说，被否定的是他突破群众路线的那部分政治实践。
群众路线需要完善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回顾群众路线的历史，对于思考群众路线在当下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是有帮助的。
时代背景大不同了。今天的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新的成绩，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党如今强调自身的执政功能，对当前承担的历史使命的最新认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如今的政治议题对精细化、技术化、专业化的要求更高，政治精英和大众在参与政治的能力上的相对差异，比如革命时代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
一个简单的例子，责任政府的重要标志是预决算的透明公开，可是相当大一部分人是看不懂预决算表的，他们怎么能够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呢?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悖论：时代呼吁更多民主因素，但大众利益能否得到保障更加倚重政治精英的负责任态度。
这并非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各国都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在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下，普通民众也面临参政能力的重重障碍，只能将政治交给作为利益集团的职业政客。这种现象被称为代表性政治的危机，在学界早已不是新问题了。
在尴尬的时代难题面前，毛泽东留给中国的遗产之一，群众路线，提供了一种突破的可能性。仍然可以从党和人民群众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在思想上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提升党性修养，并辅以其他机制，敦促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点是西方政治体制无法想象的，也是他们永远也学不会的。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著名的“窑洞对”中说，突破历史周期律的办法是实行民主(通过群众路线实现的实质性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才能不人亡政息。但无可否认的是，在传统的群众路线下，群众所起的监督作用是有限的，这部分是因为群众发挥监督作用的必要性是不大的。今天的群众路线政治最需要完善的正是这个部分，应该通过制度安排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将群众参与政治、监督政府的权利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使走群众路线对领导干部而言不仅是政治上的号召，而是行动的一部分。
党群之间“团结的愿望”仍是群众路线能够收获成效的决定性条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抱有盲目的乐观，因为现在已经是个利益分殊的时代，是个“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要难”的时代;既得利益恰是矛盾产生的根源。所以，破除既得利益集团、铲除腐败就成了群众路线真正起效的基础——这将是个漫长的痛苦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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