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以真正平等的身份对待人民群众，才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也才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持党和国家的政策的正确性。
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生信仰之后， 毛泽东依据中国实际，把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作为实现人民主权的历史前提，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结束了中国100多年来任人宰割、受尽欺凌的屈辱历史。人民政权建立之后，他又坚持不懈地为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保证人民政权纯洁性而努力奋斗。
切实保证人民政权的性质
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中共能否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率支配的问题时，依据党在局部地区特别是延安时期执政的历史经验，满怀信心地回答：“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条新路，说到底，同样是一个人民群众问题，要紧密依靠人民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当革命临近胜利的时候，如何避免历史上农民战争由胜利复归失败的教训，如何防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切实保证人民政权的性质，成为党和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他预言：“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在这里，毛泽东高度警惕共产党自身的问题，清醒地认识到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古人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是自然界的兴衰规律。毛泽东的这个预见和警告是及时的和深刻的，它实际上指明了党将长期面临着胜利后的执政的考验。
维护人民最根本的权力
毛泽东把在执政的条件下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看作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他指出，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完全违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同党和人民政权的性质根本对立的。这也就不能不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问题。毛泽东曾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的作风”，“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他一再告诫全党：“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很显然，官僚主义者实际上是以社会的主人自居，而把人民群众置于供其任意驱使的奴仆地位。如若听任这种反人民的作风滋生和蔓延，势必损害和破坏人民民主，甚至严重的会使人民政权名存实亡。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主张，是同他一贯地捍卫人民主权思想相一致的，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他根据执政的特点和肩负的新的历史使命，为防止党和国家政权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危险，始终把反对官僚主义及特权思想、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执政条件下党风建设的一项重大课题，常抓不懈，并指明这是一项长期的斗争任务。
1956年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之后，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群众之间建立了互相合作的同志式关系。但是，这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作保证，否则就有可能被损害和破坏，严重的还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剥削和压迫的关系。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而“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权利是至关重要的，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和重要保证，他说：“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建立真正平等的关系
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无疑是从更加广阔、更加深刻的层面论述了人民主权这一重大问题。毛泽东总是把实现和捍卫人民主权的思想同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如果不能参与管理上层建筑，而只是处在一种被领导被管理的状态，那就不但不能使官僚主义得到遏制，而且政治上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经济上的公有制基础也难以得到保证。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并强调在党和政府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管理国家的同时，还要积极创造条件使人民群众能够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其中包括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订和执行。
毛泽东认为，要使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除了法律和制度的规定外，主要的是要建立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关系。他反对“官贵民贱，等级森严”的封建残余，强调领导者与群众只有职务之分，决无高低贵贱之分。他经常教育干部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中，与群众打成一片。他认为，领导者和一切管理人员以真正平等的身份对待人民群众，才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也才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持党和国家的政策的正确性。
（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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