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政治演进:读书、荐书和编书
毛泽东在探索经济建设道路上的阅读和思考，即已表明，在重要关头和重大问题上，通过读书、荐书、编书，来理清思路，提高认识，丰富知识，端正风气，倡导正确方向，是他习惯使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他比较习惯的一种决策方式。在诸多政治问题上的思考和决策，以及推动决策实施过程中，毛泽东读书、荐书、编书的情况，尤为如此。从这个角度讲，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演进，多少也可以从他阅读思考的变化中，看出一些线索。
(一)比较中外宪法文献，制定"五四宪法"
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初稿是毛泽东这年春天在杭州主持起草的。
1954年1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致电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告诉他们宪法小组的起草工作已经开始，为便于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间讨论宪法草案初稿，他亲自开列一批中外宪法文献，"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
这封电文开列的宪法文献分属三类。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包括1918年苏俄宪法，1936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以及罗马尼亚、波兰、民主德国、捷克等国宪法。毛泽东在电文中对这些宪法的评价是，"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二是民国时期的宪法，包括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推荐理由是它们"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种制宪思路。三是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只列法国1946年的宪法一种，推荐理由是"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以上宪法文献是毛泽东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和政务院办公厅编辑的《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等书中挑选出来的。显然，他事先作了比较充分的比较研究，推荐哪部宪法，均有所考虑，视野很开阔。刘少奇收到毛泽东的电文后，复电说："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的计划。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第一次系统阅读研究各种宪法文献，对新中国法制建设意义不小。
事实上，在起草和讨论"五四宪法"过程中，毛泽东参阅的宪法文献，远不止上面他推荐的那些，对上述三种类型宪法的评论，也深入许多。
据当时在宪法起草小组搞资料工作的史敬棠回忆："参考的资本主义的宪法，有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毛泽东说，这些国家，开始都搞过资产阶级革命，所以还带有进步性，它的民主性还不能完全抹杀。他就举了法国的一个宪法。"1954年6月14日在讨论"五四宪法"草案的会上，毛泽东还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
关于从清末到民国制定的各种宪法，毛泽东在6月14日讨论宪法草案的会上，作过评论："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
在"五四宪法"起草和讨论过程中，毛泽东多次讲，这部宪法必须体现两个原则，一是民主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原则，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因此，他参考较多的无疑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有的"取其较新"，有的"取其较详"。1918年的苏俄宪法，把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放在前面，毛泽东受到启发，决定为"五四宪法"增写一个序言。这是新中国宪法的重要特点，目前我们实行的"八二宪法"，经多次修改，依然保留有序言。
关于"五四宪法"和上述三种类型宪法的关系，毛泽东也作过说明。他在6月14日讨论宪法草案的会上说："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在讨论中，有人说"五四宪法"是"中国第一部宪法"。毛泽东表示这个观点不妥，并列举了清末以来颁布的8部宪法，认为名副其实的说法应该是，"五四宪法"是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二)读谈"红学"论著，反对思想文化界的唯心论
1954年，思想文化界出现批判俞平伯"红学"观点，进而批判胡适唯心论观点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毛泽东有关，事情缘起于他阅读和推荐李希凡、蓝翎的两篇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
李、蓝的论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红楼梦》，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毛泽东读后，于1954年10月16日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文化方面的改造，一直是毛泽东很关注也很纠结的事情。1951年放映的电影《武训传》，在主题歌里唱出"大哉武训，至勇至仁"，"行乞兴学，千古一人"这样的"赞诗"，誉武训为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就已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不满。在他看来，把"行乞兴学"的改良主义吹得这样高，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当时就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到1954年，又冒出两个"小人物"批评"红学"研究领域的"大人物"，却受到"阻拦"的事情。毛泽东借此把文章做大，也就势所必然。
毛泽东有兴趣和有理由借此做文章，还因为他对《红楼梦》并不外行。他不仅熟读《红楼梦》，且一向有自己的观点。说来也巧，就在俞平伯1954年3月在《新建设》上发表《红楼梦简论》引起李、蓝著文批评的时候，毛泽东在杭州同随行工作人员也讨论到《红楼梦》，认为这部小说"是讲阶级斗争的"，"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
毛泽东也确实读了不少"红学"论著。对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也并不陌生，甚至也未必是读了李、蓝两篇批评文章才开始了解的。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出版的俞平伯《红楼梦辨》，毛泽东
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画，在全书打了50多个问号。在批语中，毛泽东写有"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这样的话。在第六节《底态度》"《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一句旁，毛泽东粗粗地画了一个竖道，在竖道旁又画了一个大问号;在《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一句旁，毛泽东也用铅笔画了竖道，还附加上问号。对第七节《〈红楼梦〉底风格》，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有七八个问号。
毫无疑问，无论是批俞之前，还是批俞之后，毛泽东把《红楼梦》当作社会历史来读的倾向，既明确，又是一贯的，同胡适、俞平伯代表的"新红学"不是一路;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更是两样。因为熟悉并且不同意"新红学"及俞平伯的观点，毛泽东自然支持李、蓝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点。事情就是这样偶然，也是这样必然。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实际上是一封公开信。他在信封上写下的要求阅读这封信的人名有28个，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主要领导人，陆定一、习仲勋、胡乔木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主要负责人，以及郭沫若、沈雁冰、周扬、丁玲、冯雪峰等文艺界头面人物。如此范围，可知毛泽东把"红学"问题看得何等之重，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何等之大。
关于这场批判运动的内容，有一个自然的延伸逻辑，这就是：对俞平伯本人应采取团结态度，主要是批判他在学术上的错误观点;对唯心论观点的批判，不应该局限于古典文学研究范围，还应包括哲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由于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反映了"胡适派唯心论思想"，最终主要是批判"胡适派唯心论思想"。为什么有这样一个逻辑?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周扬在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说得很明确：因为胡适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不能设想，不经过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彻底批判，唯心论思想可以自然消灭"。
接下来，思想文化界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中，拟定了九个题目：胡适哲学思想批判，胡适政治思想批判，胡适历史观点批判，胡适《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文学思想批判，胡适《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对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批判，根本上是一个哲学问题。毛泽东最关注的，也是克服唯心论哲学在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1954年12月，哲学家李达把自己写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两篇文章寄送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回信表示："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思想文化界这场运动，在1955年就结束了。但毛泽东对"红学"论著的阅读和关注，并没有停止。1964年8月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说："《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里，把中国近代以来有影响的"红学"代表人物，都点了出来，在同"旧红学"的对比中，认为胡适开启的"新红学""比较对一点"，这多少是对"新红学"的一种客观评价。
(三)评价《简明哲学辞典》，思考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不少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比较熟悉苏联哲学家尤金和罗森塔尔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这本辞典1939年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参考资料出版。到1954年，即已增改到第四版，译成中文达67万字，事实上成为一部独立的和系统的哲学辞典。《简明哲学辞典》当时在中国大受欢迎，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替代的工具书。
毛泽东和《简明哲学辞典》主编之一尤金很熟悉。尤金20世纪50年代初受毛泽东邀请来中国，负责校阅《毛泽东选集》俄文译稿，后又成为苏联驻华大使。毛泽东时常和他讨论哲学，曾开玩笑地对他说，《简明哲学辞典》一些条目，特别是其中的"同一性"条目"是整我的"。
1957年1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发表了对《简明哲学辞典》的看法。他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看法：《简明哲学辞典》"把同一性混同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完全是两回事。因而否定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有同一性，可以转化。我对尤金说，你这个东西是整我的，他回答不了。我说，既没有同一性，战争为什么转化为和平、和平又转化为战争，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就是和平转化为战争，战争转化为和平。这两个东西，照形而上学看是完全隔绝的"。
经毛泽东提倡，我国哲学界在报刊上开展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问题的讨论。1960年11月12日，毛泽东看到当天《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讨论的综合介绍，当即要该报把文中提到的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全部找来给他看。
毛泽东当时如此重视"同一性"这个哲学概念，除《简明哲学辞典》的解释确有片面性外，显然还有别的动因。至少，与毛泽东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有关。
第一，从思想方法上总结和反思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犯错误的"盖子"后，毛泽东由此探寻斯大林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在1957年1月27日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提出："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斯大林时期，反革命就只有杀头的一个办法，犯错误的也杀头，偶尔有不同意见，就排除，就抓起来，就斗争，就叫‘反苏’，对立不能统一，不能转化。"这显然是联系苏联实际来解读《简明哲学辞典》中"同一性"这个条目。
第二，促进党内领导干部进一步理解和认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怎样避免斯大林那样的形而上学错误?办法就是让正确的东西在同错误的东西的比较和斗争中发展。这是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初衷。但是，这个方针提出来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有不同意见，认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贯彻"双百"方针，在国内也有阻力。毛泽东1957年2月曾有这样一个估计：全国地委以上干部，真正理解和赞同"双百"方针的，也就十分之一。在1957年1月27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批评《简明哲学辞典》对同一性的错误解释，正是为了阐述实行"双百"方针的必要性。他说，我们要解释和发展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双百"方针就是要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正确的东西，实现对立面的同一性转化。
第三，毛泽东当时在酝酿论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强调对立面的同一性和转化，正好是他思考这个问题的哲学工具。在1957年1月27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专门谈到怎样看少数人闹事的事情，认为研究这个新问题，在思想方法上必须承认矛盾的对立和转化。他说："对闹事又怕，乂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的";"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须树立和坚持矛盾同一性转化的思想方法。一个月后，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便吸收了这次讲话的许多内容。
《简明哲学辞典》同当代中国政治的瓜葛，还没有完。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让人从《简明哲学辞典》里选出一些条目内容，编成一份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材料，发给与会者。毛泽东还给与会者写信，建议读《简明哲学辞典》，要求在半年内读完，并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1959年读《简明哲学辞典》，背景和1957年已明显不同，重点转向了该书对经验主义的批判。这主要是针对彭德怀等人的。毛泽东认为其思想方法属于"经验主义"。抽象看，运用《简明哲学辞典》的观点来反对"经验主义"似无不妥，但把这个帽子戴在彭德怀等人头上，则是误判，显然错了。阅读与实际的脱离，运用书本的复杂性，此为一例。
(四)借助人物史传，纠正"大跃进"领导作风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失误，主要是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从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讲，反映出当时党内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良风气，诸如，有的遇事不商量，在生产指标上给下面很大压力;有的蛮横压制不同意见，只看"风向"作决策;有的对上不敢讲真话，一味浮夸。这些，都属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义。毛泽东发现"大跃进"的错误后，下决心从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角度进行纠正，由此阅读推荐三篇历史人物传记。
一是阅读推荐《明史•海瑞传》，提倡"海瑞精神"。
1959年，毛泽东在多次中央会议上宣传海瑞精神，即敢讲真话、说实情的精神。他专门把《明史•海瑞传》推荐给周恩来、彭德怀等人阅读。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高级干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锐。无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职务，怕失掉选票。我就讲透这些人的心事，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接着，毛泽东把《明史•海瑞传》的有关内容讲了一遍，总结说：你看海瑞那么尖锐，他写给皇帝的那封信就很不客气，我们的同志有海瑞那样勇敢?毛泽东讲海瑞精神，不只是一般性的倡导，还借此对自己在发动"大跃进"过程中很少听得到真话进行反思。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说："现在搞成一种形势，不大批评我的缺点。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二是阅读推荐《三国志•郭嘉传》，推崇"多谋善断"。
毛泽东这期间阅读推荐最多的是《三国志•郭嘉传》，目的是希望领导干部做事情、订计划，既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又要善于集中不同方面的意见，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像曹操和郭嘉那样"多谋善断"。
1959年3月2日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几乎原原本本地把《郭嘉传》的内容讲了一遍，总结说："我借这个故事来讲，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毛泽东这样讲，是要求领导干部不要陷入"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制定决策要多商量，发现问题赶快纠正。
一个月后，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又讲《郭嘉传》的故事，然后说：此人足智多谋，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值得我们学习。毛泽东由此联想到"大跃进"运动中，一些领导干部不是多端寡要、好谋无决，就是少谋武断、独断专行，于是，进一步解释说：多谋就是要听取不同意见，没有多谋，就不可能有善断。人们对事情的判断有三种情况：正确判断，武断，断得不及时。要当机立断，不能犹豫不决。反对党内的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一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讲到郭嘉事迹，说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要像郭嘉那样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等。
三是阅读推荐《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呼吁"民主纳谏"。
郭嘉和曹操遇合，也是谋与断的结合，既成就了郭嘉，也成就了曹操。但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领导团队的决策者和谋划者，都能像曹操和郭嘉这样幸运遇合。最典型的悲剧，就是项羽和范增。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1月30日的大会讲话中，谈到《史记》记述刘邦善于纳谏而取得胜利，项羽不听意见而失败的一些情况。他说："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接着详细讲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郦食其求见刘邦的故事，最后归结为："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比较刘邦、项羽不同领导作风的成败，针对的是"大跃进"运动期间一些领导干部不讲民主，不肯纳谏的作风。毛泽东在讲话中直面现实，提出告诫："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
(五)编选《不怕鬼的故事》，应对多事之秋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对中国来说是多事之秋。在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国际上，由于中国在西藏进行平叛，中印关系随之紧张，西方世界掀起反华浪潮，中苏友好关系这时候也开始解体。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应对这些挑战，渡过难关，是毛泽东当时考虑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从1959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经常讲古代笔记小说中的一些不怕鬼的故事。5月6日，他向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介绍了西藏分裂分子武装叛乱和中印关系的紧张情况，随即把话题引向不怕鬼的问题：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小册子。
说干就干。毛泽东让胡乔木落实这件事，任务交给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这部书稿从古代笔记小说里选了几十篇和鬼魅斗智斗勇的故事，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毛泽东读了书稿，选择部分故事在一个会议上印发。此后，他又让何其芳进一步精选充实书稿，遂成70篇，共6万多字。因是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注解，还写了一个序言，说明为什么编选这样一本书。1961年1月4日，毛泽东约何其芳谈序言的修改。何其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完序言，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又作了多处加写。其中有一句是："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在序言末尾加写的一大段话里，毛泽东把他提议编选《不怕鬼的故事》的现实意义表达得格外直接："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
《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付印前，毛泽东批示把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周扬、郭沫若看，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版时，又指示将序言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把全书译成几种外文;出版后，又推荐给参加整风的干部们阅读：如此大张旗鼓地推荐，显然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现实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工具。
毛泽东当时说的"鬼"，有两层含义：一是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一是国内的困难和障碍。《不伯鬼的故事》所倡导的，就是坚定意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和毛泽东这期间写的诗词中说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可为互证。
当然，面对各种鬼魅压力，不是只讲"不怕"就能管用的。从毛泽东历次谈话和对《不怕鬼的故事》序言的修改来看，不怕"鬼"的精神，有这样一些内含：怕"鬼"没用，越怕"鬼"越多;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各样的"鬼";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注意争取和改造"半人半鬼"对象。
(六)研究西方政要著述，把握国际局势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在各种场合谈论西方政要著述的情况多了起来。这大概与他更多地关注东西方冷战格局，开始考虑调整国际战略有关。阅读国际材料和西方政要的著述，可以及时研究西方政要或学者的观点，正确判断和把握国际局势。
毛泽东读法国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从中了解到戴高乐对待英国和美国的态度，很欣赏他敢于和英美"闹别扭"的勇气。戴高乐1958年竞选法国总统，毛泽东这年6月提出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这个问题在中央领导层讨论。他对讨论作的结论是："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他从前吃过苦头的，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尽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这个判断，与当时国际国内多数意见不同。那时，国际评论说戴高乐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但毛泽东从戴高乐《战争回忆录》中看出他的民族意识很强，有独立意志，敢于反对美国的控制和干涉，这对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有好处。戴高乐上台后的政策，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
1960年1月，英国前首相艾登的回忆录一发表，正在外地集中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毛泽东，找来《艾登回忆录》中译本翻阅，随后对读书小组的人评论说：艾登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大骂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也是坏人，写了不少我们过去不知道的关于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争吵。帝国主义国家当局的回忆录，很值得看看。这年5月，毛泽东会见英国的蒙哥马利，又说：我读过艾登的回忆录。他讲到美国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时候，英国希望印度参加，来对付美国，美国坚决反对，说如果英国要印度参加，美国就要蒋介石和日本参加。艾登在回忆录中说，他想不通蒋介石怎么能同尼赫鲁相提并论。从毛泽东的这些阅读引述，可看出他总是敏锐地把握西方各国的内部动向和他们有关中国的政策。
蒙哥马利1960年访华，给毛泽东的印象不错。在他走后，毛泽东找来世界知识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来读。该书的主要论点是：西方虽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但在政治上输给苏联;西方战后在同东方的全球性斗争中实际遭受失败;未来的斗争已转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西方必须改变策略，承认东西方关系中的某些"现实因素";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应该成为西方政治目标之一。毛泽东在这类重要内容处作了不少圈画，还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读，说是"很有意思，必读之书"。蒙哥马利1960年6月9日在出席一次宴会的演讲中，称赞中国革命对中国是有益的，西方国家必须找出办法同共产主义共存，在共存的同时，西方国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存基督教文明的基础。毛泽东读到这个演讲材料，批给江青，让她研究蒙哥马利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研读戴高乐、艾登、蒙哥马利等人的著述，毫无疑问，对毛泽东此后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划分"的国际战略思想，是有影响的。
毛泽东还细读过美国将军马克斯韦尔•泰勒的《音调不定的号角》，注意到他关于美国在核战争和常规战方面的策略。泰勒担任过美国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驻越南大使。1963年7月会见古巴一个代表团时，毛泽东评论：泰勒在朝鲜和我们打过仗，他写的《音调不定的号角》，大家有机会最好看看。在这本书里，他批评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过去不重视常规武器战争。又要打原子战争，又要打常规战争，叫喊打原子战争，但又不打，这就叫做音调不定。
1965年1月，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再次谈到读泰勒《音调不定的号角》的体会，他说：我们也研究美国的军事著作，泰勒那本《音调不定的号角》，"是不大赞成核武器的。他说，在朝鲜战争中没用过，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没用过，他怀疑以后的战争能够用这种东西制胜。他要争陆军的人数和用费，但是同时说也要造核武器，二者平行发展……他代表陆军，要争取陆军的优先权"。这番评论，足显阅读所起的"知彼"效用。
毛泽东还读过尼克松的《六次危机》，1972年会见尼克松时，称赞他写得不错。毛泽东逝世前已经说不出话来，依然关注当时日本自民党的总裁竞选，曾敲了三下木制床头，表示要看参选者三木武夫的书，工作人员随即找来上海出版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见》，捧着给他看。对国外政局的关注和思考，伴其一生，哪怕已经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判断和决策。这或许就是战略家的本色。
(七)在中苏论战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阅读推荐30本马列著作
1963年，中苏两党就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列主义的论战进入高潮，国内则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情，虽分属内外，但实际上互有关联，都是为了防修反修。根据形势需要，毛泽东这年提出中高级领导干部要学习30本马列原著。
1963年5月，毛泽东审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导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在加写的一段文字中提出阅读马列著作的事情："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随后，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拟出"干部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目录"，报毛泽东审定，最后确定30本。其中，马克思的8本，恩格斯的3本，列宁的11本，斯大林的5本，普列汉诺夫的3本。
有一点颇为蹊跷。30本马列著作中，包含有普列汉诺夫3本讲历史唯物论的书，分别是《史的一元论》《论艺术》《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是毛泽东提议加上的。尽管列宁曾经称普列汉诺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毛泽东也讲过普列汉诺夫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是有功劳的，相当于中国的陈独秀;但在中苏论战、防修反修的背景下，把普列汉诺夫纳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行列，似乎有些扦格不通。事实上，人民出版社当时出版的供批判用的内部"灰皮书"中，就有上下两册的《普列汉诺夫机会主义文选》。普列汉诺夫受此"待遇"，与他后期和列宁发生分歧，曾受到批判有关。不知道编译者是否清楚，毛泽东1963年7月11日召集宣传教育部门负责人开会，布置马列原著阅读计划时，专门讲："书目中还应有普列汉诺夫的著作。"
在7月11日这个会上，毛泽东还说：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大字本，译文要校对一下，要为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写序，作注，注解的字数可以超过正文的字数。要有办法引起中高级干部读书，有的人没有读书兴趣，先要集中学习，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就行了。如果有200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
对这个阅读计划，毛泽东抓得很细。1963年8月4日，他为印制大字本马列著作写信给周扬，特别嘱咐：封面不要用硬纸，《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这样的厚书，应分装四本或八本，以方便干部阅读。1964年2月15日，他在中宣部就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一事的报告上，又对陆定一作出批示：三十本书，大字，线装，分册，"每部印一万份、两万份或者三万份好吗?我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
实施30本马列著作阅读计划后，毛泽东又开始落实为这些马列著作"写序，作注"的设想，目的是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把学习的精要有针对性地提示出来。为此，他于1965年3月把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等人召集到长沙，专门研究"写序，作注"之事。毛泽东当时建议，先为《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等六本书写序，六人一人一篇，《共产党宣言》的序由他亲自来写。这年11月，毛泽东乂把原班人马召集到杭州，继续讨论。由于姚文元此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局骤变，毛泽东注意力转移，这个计划也就搁浅了。
十、心智交流：书香润物细无声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重大决策和重大问题上的读书、荐书和编书，关涉全党和全国的重大实践活动，具有政治上的考虑和突出的针对性。他的日常阅读，则既有工作需要，也是个人兴趣，还是和他人作思想交流的重要途径，三者相融，不分彼此。书香如春雨，润物细无声。所润之"物"，既是毛泽东的心智，也有他人的心智。
(一)面向统战人士的情感通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接到一些民主人士和老知识分子的来信，其中不少是谈论学问之事，有的还把自己的著述寄给毛泽东，希望得到评价。通常情况下，他对寄来的著述，总是收读后作一回信，私下里表达一些自己的看法。看起来是个人交往，实际上把阅读和做思想工作融在了一起。
柳亚子是民国时期的旧体诗坛领袖，又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几度写诗给毛泽东，毛泽东几度奉韵应答，既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劝说，又共享"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的喜悦。此番唱和，既是诗人情趣，文化对话，也是政治沟通的有效渠道。
参加过戊戌变法的张元济，多次给毛泽东写信，先后寄来其诗作《积雪西陲》《告成诗》《西藏解放歌》以及所著《涵芬楼烬余书录》等，毛泽东一一复信，称其"积雪西陲一诗甚好"，"解放歌具见热忱慷慨"。
爱国将领陈铭枢，把自己的《论佛法书》寄来请提意见，毛泽东"略读"后回信："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看了原国民党将领张治中的《六十岁总结》，毛泽东立刻致信："一口气读完了"，"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
文字学家杨树达来信，批评中国科学院在审査其《耐林庼甲文说》时有官僚主义作风，要求毛泽东看一下他写的该书自序。毛泽东回复："惠书收读。序言已看过。并将大函转付科学院方面，请他们予以注意。"山东大学教授高亨把自己的《周易古经今注》《墨经校诠》《老子正诂》等研究著述和词作《水调歌头》寄给毛泽东，毛泽东回信："高文典册，我很爱读。"
对老先生的长篇巨制，毛泽东读得最细的，是章士钊达100万字的《柳文指要》，并关注该书的修改和出版。毛泽东读此书稿，在其"跋"文中写下批语："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读过一遍后，毛泽东还想再读一遍，给章写信催要已经退回的上部，并说："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毛泽东不仅自己读，还把《柳文指要》推荐给康生读，并附信告诉康生这部书稿在学术上的贡献和缺憾："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惟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取得成功的一个"法宝"，就是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外许多具有深厚文史素养的民主人士和老知识分子交往频繁，他的阅读优势，也就转化为一条别有洞天的通道，通向这些统一战线领域的朋友们内心世界，成为和他们沟通思想、密切感情的重要方式。
(二)指导学术讨论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读报纸杂志，很注意一些带有学术倾向性的文章。看到合适的，他总是推荐，甚至修改，或为其他报刊转载代拟编者按语，以期在思想界学术界发生影响。这类阅读，事实上是他指导和促进理论学术建设的一个具体途径。
1956年2月，周谷城在《新建设》上发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引起学界讨论，大多不赞成周的观点。毛泽东关注到此事，找来一些文章阅读，发现《教学与研究》1957年初发表的王方名三篇文章和周谷城观点相近，遂提议把王方名三篇文章汇成小册子出版，还转告周谷城说，你的观点并不孤立。为了推进对逻辑问题的讨论，毛泽东又亲自出面邀集哲学界一些教授名家，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
1957年初，在推动文艺界贯彻落实"双百"方针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不同报刊上，读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李希凡对这篇小说的评论文章，读了钟惦棐《电影的锣鼓》，读了陈其通等四人《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读了姚雪垠的散文《惠泉吃茶记》和范瑞娟生活随笔《我的丈夫》。对这些引起争论的作品和文章，他批示印发给一些人阅看，或在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感，有鼓励，有建议，有辩护，有批评，态度鲜明。这种做法，对活跃文化界气氛，产生不小影响。
1957年春，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李汝祺《从遗传学谈到百家争鸣》一文，随即让《人民日报》转载，并把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还代拟编者按语，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这对推动科学界贯彻"双百"方针是起了作用的。
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一文，毛泽东读后，深有同感，多次宣传该文观点。私下里还和老同学周世钊讲，为曹操翻案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但周世钊认为曹操人品不好，不该为他翻案。5月10日，毛泽东专门致信周世钊："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史学界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曹操等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入讨论。
1960年11月，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些教师写的《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提出让《红旗》杂志予以转载，并代《红旗》杂志编辑部给们写信说，"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一些教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又写出《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1961年第9、10期合刊上面。
1964年7月，毛泽东读到姚文元《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和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商榷》两篇争鸣文章，遂让中宣部把两文合在一起印成小册子，发给来京参加京剧现代戏会演的人员阅读。毛泽东还为这个小册子写了一个按语："文艺工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准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1965年7月，毛泽东读到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真伪驳议》手稿。郭沫若此前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提出传世的《兰亭序》书帖，不是王義之真迹，乃后人伪托;高二适不同意，认为传世的《兰亭序》确实是王義之真迹。毛泽东得知，大概是碍于郭沫若的名声，有人不主张发表高二适文章，随即表示：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时致信郭沫若："笔墨官司，有比无好。"高二适文章在这年7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学术大讨论。郭沫若写《〈驳议〉的商讨》一文答辩，发表前也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清样上改正了一些错排字，有的地方还做了批注，复信郭沫若表示，"第一页上有一点文字上的意见，是否如此，请酌定"。
(三)调査风物历史的别致途径
毛泽东生前有一个强烈愿望：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他把这个计划称为"学徐霞客"，大概是读《徐霞客游记》得到的启发。为此他作了充分准备。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定下出发日期，派出了打前站的人。但8月5日发生美国轰炸越南北方的"北部湾事件"，中国受到威胁，抗美援越势在必行。6日早晨，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所谓"我的行动"，即指骑马考察黄河、长江之事。
"学徐霞客"，是实地调查研究，了解黄河、长江沿岸的地理气貌、风俗民情和历史材料。虽未能成行，但毛泽东喜欢阅读各地的方志，调査研究各地民情、地理和历史，起到的作用，和"学徐霞客"计划类似。事实上，在毛泽东看来，阅读本身就是对历史和现状的调査方式。读方志，是毛泽东到外地考察经常做的一件事情。新中国成立后，据可査的材料表明，毛泽东看过的方志书，不下30部。
1952年10月30口到开封的当晚，便找来《河南通志》《汴京志》《龙门二十品碑帖》阅读。1958年3月4日下午一到成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阅读，几天后又读了《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在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又批示印发了一批书籍和文章，包括《都江堰资料》《成都由来》《武侯祠》《杜甫草堂楹联集》《司马错论伐蜀》。1959年6月30日到庐山，清晨略事休息，便借阅民国时期吴宗慈修的《庐山志》，随后又让人找来吴宗慈编的《庐山志续志稿》，在书上作了一些眉批。庐山会议期间，和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谈到《庐山志续志稿》，认为：这部书写得很好，对理解现代历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都记录下来了，当时梁实秋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在学术上有才华。随后，毛泽东又讲起历史上"下轿伊始问志书"的典故，说：南宋大儒朱熹到南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轿前迎接，他下轿开口就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面面相觑。谈此典故，实际是借古人之事，来解释自己喜读方志的原因并引起大家读方志的兴趣。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经湖南茶陵，提出要看茶陵县志，当时茶陵未新修县志，只好找来1870年版的《茶陵州志》一读。
外出考察，毛泽东不仅喜欢读当地方志，还习惯找来一些前人吟咏当地的诗歌作品来读，甚至亲自编选一些反映地方特点的作品集子。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就亲自编了两本小册子，一本《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一本《诗词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印发与会者。毛泽东在会上专门介绍："我们中央工作会议，不要一开会就说汇报，就说粮食产量怎么样，要务点虚，要务虚和务实结合，我们可以解决钢铁的问题，煤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拿一点时间来谈谈哲学，谈谈文学，为什么不行呢?"让与会者阅读有关当地历史、地理和诗歌著述，意在让会议的气氛活泼一些，思路开阔一些，思想解放一些。1965年初冬在杭州，毛泽东让田家英为他借来一批古人吟咏西湖的诗词，浙江省委政治研究室由此编选一本《西湖古诗集粹》，收录从唐初到清末100位诗人的200首作品，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很感兴趣，认为可以出版，并把书稿交省委负责同志转给了出版社。
诗与历史，诗与地理，在毛泽东的阅读中，互相激活和印证，成为他熟悉掌握各地历史和地理的重要途径。
(四)表达期待的良苦用心
毛泽东在会议上公开向领导干部们荐书，目的是倡导或纠正某些风气。他私下向一些人荐书，也属常态，用意却更为具体，往往是根据特殊情况，希望对方能从所荐之书中有所领悟和借鉴。
先说向亲属荐书。这类事颇为频繁。1954年夏天，毛泽东第一次到北戴河，在那里给李敏、李讷写信，让他们读曹操的《观沧海》，大概是想让孩子们通过此诗，和他一样感受北戴河观海的壮阔。李讷1958年曾生过一场病，毛泽东写信让她读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说"这里有意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1960年12月，他把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向他们推荐《史记•苏秦张仪列传》，还把这篇传记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听，最后归结为："人没有压力不会进步"，希望他们善于接受批评帮助，树立干一番事业的志气。1963年，他写信给李讷，推荐《庄子•秋水》，说读了这篇文章，就"不会再做河伯了"，意在避免像其他千部子女那样"翘尾巴"，完全是一副情细理微、循循善诱的家长模样。
对身边工作人员，毛泽东则鼓励他们多读理论书。1957年8月4日，毛泽东请秘书林克给他找列宁的《做什么?》和《四月提纲》，在信中特别交代：要多读点理论书，理论书不容易读，但要培养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1960年，他让人找来好几本冯契写的《怎样认识世界》，送给在身边工作的青年人，希望他们懂得一些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他还把自己阅读过的一本《怎样认识世界》送给机要室的一位青年，对她说："冯契写的这本书，我看不错，值得一看，比较通俗易懂，是适合你们青年人读的，个别处有错误也无妨"。这位青年拿回书一看，上面有毛泽东许多批注。
对在中央工作的一些笔杆子，毛泽东不是简单地荐书，而是和他们互动学习，要求更高。1953年，《学习译丛》刊登一篇题为《评罗森塔尔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文章，认为辩证法讲"对立的统一"概念，是黑格尔表述方式的残余，应该用"对立的斗争"这个概念来代替。胡乔木看到后，推荐给毛泽东读，毛泽东读后说，"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错误的"，随后又把这篇文章批给陈伯达看。1958年4月，毛泽东把班固《汉书•贾谊传》中的《治安策》推荐给田家英读，并在信中说，这"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都是经常写政论的人，毛泽东向他们推荐"切中当时事理"的古代政论，期待之意，不言自明。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部队将领文化程度不高，毛泽东多次向他们推荐《三国志•吕蒙传》。关于推荐的初衷，毛泽东1958年9月同张治中说得很明白："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吕蒙传》。"，毛泽东还常常针对部队一些将领的具体情况，向他们荐书。比如，李德生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毛泽东和他第一次谈话，就开了一批书目给他，特别让他读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该书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可以先读有关华北部分，意在让李德生熟悉辖区地理形貌。对许世友这位传奇将军，毛泽东当面说他的特点是"厚重少文"，劝他读《红楼梦》，意在磨磨性子。
(五)个性化的研究兴趣和人文情怀
毛泽东读书，常常是出于个人的研究兴趣和人文情怀，不一定与工作，与现实问题直接相关，至少不是有意要从中寻求什么联系。比如，他研读专业学术刊物《文学遗产增刊》上面有关李白、王维、《琵琶记》《汉宫秋》的论文，批注清代纳兰性德的词，批注孙髯翁写的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和阮元对这副长联的修改，详读朱熹《四书集注》，背诵《昭明文选》中的一些华彩篇章，等等，明显是个人的情趣和爱好，就是喜欢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
按个人兴趣阅读，有时也聊作消遣。1972年，毛泽东给旅居北京的老同学周世钊送去清朝梁晋竹的《两般秋雨庵随笔》，附信说，"旅夜无聊，奉此书，供消遣之用"，就是这个意思。毛泽东把一些笑话类的书，诸如《笑林广记》《历代笑话选》《滑稽诗文集》《幽默笑话集》等，印成大字本来读，也属这种情况。当然，这类阅读，既可了解世间风俗百态，也可实现精神上的宁静致远、从容鉴思，是一种看似闲适、实为有用的心智建设。
毛泽东休闲式的阅读研究，有时也别有深意存焉，或为抒发一种心情，或牵连工作上的一些思考。比如，刘少奇曾在一个会议上谈到，自古以来官员出外做官，都是不带家属的。举的例子是唐朝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诗，说明贺知章老了回乡，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他了。毛泽东觉得，这个讲法恐怕不妥，就回去翻书，作一番详细考证。1958年2月10日给刘少奇写了封不短的信，详述自己的考证过程，最后得出结论："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为引用诗句的妥与不妥，在"睡不着觉"的时候，详细考证，写长信论述，确为一桩异事。也只有毛泽东这样对阅读研究有特殊爱好，并把个人兴趣融入工作的政治家，才可能为之。
毛泽东私下里做这类考证研究，有时候甚至也不是为了和人交流，纯粹是为吐一吐心中的感慨。他读清朝项家达编的《初唐四杰集》，一时兴起，在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旁，写下1000字左右的批语，考证出王勃写《滕王阁序》时的年齡，在24岁至26岁之间。由这番考证，连带出一些感慨："青年人比老年人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毛泽东还说："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吐"出来的这些感慨，事实上把阅读研究中的个人兴趣和人文情怀，甚至和他挥之不去的政治情结，融在一起了。
(本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北京 10017)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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