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毛泽东
刘火雄
作为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领袖，毛泽东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精神遗产，博览群书、学以致用可谓其中之一，毛泽东常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他们封了我许多头衔，这个‘家’，那个‘家’的.我只承认两个一个是‘导师’，因为我年轻时是个教书的，再一个是‘书生’，我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
有志于学，乐此不疲
“我八岁起，就在本乡的一个小学校里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时候。每天清晨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毛泽东在自传中写道。他早年主要接受私塾教育，从《三字经》、《百家姓》等传统普及读物入门，逐步涉读《四书》、《五经》。毛泽东熟读经书，却不喜欢这些内容，倒是热衷阅读中国古代的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被老师视为不正经的旧小说，毛泽东曾在课堂上用经书课本掩盖着阅读，许多故事还能背诵。
十三岁那年，毛泽东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劳作之余，毛泽东“找到什么书都读”。因父亲反对阅读经书以外的“闲书”、“杂书”，他不得不“拥被夜读”、“蒙窗偷读”，以免被发现。
有一次，毛泽东读到《盛世危言》一书，深受启发。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几次提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郑观应)是个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更主要的是“《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1910年秋天，读书心切的毛泽东启程前往湘乡高等小学堂求学。湘乡离韶山约五十里路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远门。临行前，他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夹放了一首改写的明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在湘乡，毛泽东对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维新变法的著作爱不释手，对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至成诵，逐渐养成了“读报”的癖好，以致后来他常说“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
此后，几经辗转，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在省立图书馆，19岁的毛泽东有过历时半年的自修经历。“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毛泽东后来形容自己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期间，他潜心研读了《原富》、《民约论》、《法意》、《物种起源》、《天演论》等书，接受到近代启蒙教育。
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毛泽东仍以自修为主，“从早至晚，读书不休”。晚上学校规定的自习时间不够用，他回到宿舍继续攻读。宿舍吹号要熄灯了，他就自备一盏灯，坐在床上看书，有时通宵达旦。有一次掌灯失火，燃烧了同学蚊帐，毛泽东为此被学校记大过一次，但他并不在意，依旧秉烛夜读不误。为了培养随时随地都能专心读书的能力，毛泽东到学校的后山妙高峰上“静中求学”，或者到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的城门口“闹市读书”——时而朗读，时而默念，旁若无人。
毛泽东曾多次表示：“读书治学没有什么捷径和不费力的窍门，就是一要珍惜时间，二要勤奋刻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毛泽东深谙持之以恒的道理，他曾改写了一幅古人的自勉联:“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在毛泽东一生中，无论戎马倥偬、转战大江南北，还是日理万机、处理内政外务，一有空闲，他基本都把时间用来读书。古人读书、作文有“马上、枕上、厕上”之说，毛泽东同样如此。长征途中，毛泽东患病躺在担架上读马克思列宁的书，自称“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利用上厕所的时间，他把《昭明文选》、《智囊》等古籍陆续看完了;他的案头、饭桌、茶几、书柜、木板床上到处是书，随手便可翻阅、查看。即使理发，毛泽东照样攻读不误，他还不忘跟理发师开玩笑：“你办你的公，我办我的公，我们互不干扰。”
古今中外，兼收并蓄
毛泽东一生与书为伴，古今中外，涉猎广泛。青年时代，毛泽东就主张丈夫要为天下奇，交奇友、读奇书，先博而后约，“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这样才能“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据统计，毛泽东藏书约一万种十万册，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图书馆。其中既包括《资本论》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等典籍，也涵盖《鲁迅全集》、《茶花女》等中外文艺作品，同时不乏书法字帖、地理图册甚至连环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曾多次访华，他回忆毛泽东接见尼克松总统的书房，“看上去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袖的会客室”。美国哈佛大学罗斯•特里尔在其所著毛泽东传记中写道:“20世纪中期没有任何其他一位世界领导人——甚至连戴高乐都不例外——像毛泽东那样读那么多书。”
早年为搜集图书，毛泽东可谓煞费苦心。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毛泽东问身边工作人员，有什么战利品。旁人忙把从前方送来的香烟递了过去，毛泽东说:“不是这个，我要的是书⋯⋯”毛泽东想读《水浒》时，问士兵有没有缴获，结果小战士提了个“水壶”回来，闹了笑话。毛泽东事后专门讨论过此事，强调开卷有益，闹革命不读书不行。当战士们为他找到《三国演义》藏书时，毛泽东难掩兴奋:“这真是拔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
在那些烽火岁月里，每攻城略地，毛泽东都会派人搜集书报刊相关资料，以便参阅。1932年，红军打下福建漳州时，毛泽东得到一批书，其中包括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如获至宝。他还写信给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请对方代为订购《孙子兵法》、《大众哲学》等书报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度提议要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在解放前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备齐全。每次外出考察，毛泽东都要开列书目，带书随行，有时数量达十几二十箱之多。每到一处，他还要向当地的档案馆、图书馆索借方志等资料。为了方便毛泽东借书，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特意给他制作了编号第一的借阅证。毛泽东从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等馆借阅的图书，种类数以千计。
点画圈阅，随手旁批
毛泽东大多基于阅读学习的目的而藏书、借书。徐特立是毛泽东学生时代的老师。“不动笔墨不读书。”这是老师传授给学生的经验，毛泽东深以为然并躬行实践。
毛泽东读书喜欢用削得细尖的铅笔或朱、墨、蓝色笔作批注。他读过的书，天头、地脚、页边、中缝随处可见个性化的阅读符号，如问号、圆圈、竖线、横线、波浪线、三角、斜杠、方框、点、勾、叉等等。《伦理学原理》一书为德国康德主义者泡尔生所著，蔡元培翻译，总计约十万字。毛泽东读后，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注。如读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中，他批有“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之句。有些字迹细小如点，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朱、墨色圈点、勾画标记遍布字里行间。
点画圈阅、随手旁批记录了毛泽东的读书观感、思索轨迹。凡他认为原著中文字优美、论述精辟的地方，都密加圈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正合吾意”类似批语，对那些错误或不确切文字则划杠、打叉，加注“不通”、“殊未必然”、“定然无异”等语。读《聊斋志异•白莲教》，毛泽东批道：“表现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读“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诗，毛泽东认为：“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青年毛泽东还常记读书笔记或与友人交流读书心得。读了曾国藩家书、日记后，他写信与友人：“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在毛泽东眼里，曾国藩与范仲淹一样，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即既建立卓越功勋，道德文章也垂范后世。在早年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毛泽东常摘录曾国藩语录，如：“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温故知新，为今所用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对于读书，毛泽东认同“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有道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研读李达《社会学大纲》时，毛泽东“读书十遍，批注万言”。1938年2月1日，他在《读书日记》中写道：“二十多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月17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页⋯⋯”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毛泽东对《红楼梦》情有独钟，各种版本的《红楼梦》及相关研究著作，他大多搜集并阅读过。毛泽东曾指出：《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贺龙等人说：“中国有三部名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与《红楼梦》类似，屈原的作品同是毛泽东的旧好，尤其是《离骚》，百读不厌。在一封信里，毛泽东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毛泽东好读书，求甚解，每会意，欣然忘食，都是常有之事。
毛泽东读书有时出于爱好，如多次圈点柳宗元文集，李白、李贺、李商隐诗集等，更多时候，他读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往往为了解决某些具体问题。毛泽东曾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一律精读，而是一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无独有偶，在谈学习《反杜林论》的体会时，毛泽东表示：“读书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不解决问题，读书干什么。”抗日战争初期，迫于抗战形势分析需要，毛泽东研读过《战争论》，并从萧劲光处借来《战役问题》和《战斗条令》，为写作《论持久战》等作品作理论探索。为了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毛泽东大量阅读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籍。为研究宗教问题，毛泽东还广泛涉猎《金刚经》、《六祖坛经》等典籍。
青少年时期，毛泽东喜欢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随着阅历的增长和开展工作的需要，他逐渐认识到自然科学的重要性。1941年，在写给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信中，毛泽东告诫他们：“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幕前夕，毛泽东与人同游天坛，他告诉随行的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读过商务出版的《科学大纲》，从中得到很多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建设的任务逐渐突出，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关注也更为深入。1958年9月，毛泽东与张治中等人外出视察。在列车上，张治中发现毛泽东在看冶金工业方面的书，他感到很诧异。毛泽东的回答是：人的知识面要宽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遗传学问题、机床设计发展战略的大讨论，毛泽东都给予极大关注，对报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有过批阅。与此同时，毛泽东系统研读过农业、土壤、物理、化学等方面的著作，搜集有《化石》、《动物学》等科普杂志。气象学家竺可桢曾把《物候学》等著作送给毛泽东参阅，地质学家也为毛泽东赶写整理出《天文、地理、古生物》文集。苏联发射卫星后，毛泽东又让人找来火箭、人造卫星、宇宙航天相关的通俗读物。
毛泽东善于用哲学原理来分析自然科学问题。他从《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上读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可再分”的文章后，非常认可其观点，断定原子、分子在结构上还可细分下去，并从《庄子》中寻找类似依据：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一断定事后得到科学证实。为此，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肖在国际会议上曾提议，把夸克、轻子等更为基本的物质称为“毛粒子”，以纪念毛泽东。
批判吸收，古今类比
毛泽东常引用“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强调读书不要盲从，需独立思考、批判吸收。早在青年时期，他读书就有了“四多”的习惯——多读、多想、多写、多问。
1958年，刘少奇以唐代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毛泽东认为不妥，于是翻阅了《全唐诗话》、《旧唐书》等查证，结果发现贺知章传中并没有禁带家属的记载，并推断之所以“老大回家”、没带家属，可能是妻子早已亡故。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信给刘少奇探讨，并送去载有贺知章传记的《旧唐书》分册。
毛泽东读书，一方面“我注六经”，多引经据典，回归书之原初;一方面“六经注我”，常超脱创造，虽出古书，但不尽信，时有妙论。他认为《金瓶梅》反映了宋代的经济情况，“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他用《水浒》现身说法要克服“山头主义”;还把孙悟空大闹天宫与整风中反官僚主义联系起来，并为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等人翻案。毛泽东认为纣王统治时期的商朝是当时最富强、文化程度最高的奴隶制国家，但他宠爱妲妃、剖心比干，由此得了“大暴君”的恶名。实际上，纣王能文能武，曾亲率大军东征夷人，保卫了商朝在东南方的安全，并逐步使中原文化发展到东南，为历史演进作出了贡献。毛泽东有一次与林彪谈话时，特意引用了《论语》中子贡的一句话：“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意即纣王并非像世人所说的那样十恶不赦。秦始皇扫六合、并天下、书同文、车同轨、开郡县，堪称千古一帝。至于“乱世奸雄”曹操，毛泽东认为他雄才大略，“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历来反对死读书，反对“本本主义”，“读书，钻不出来的是蛹，钻出来的是蝶”。他之所以出口成章、著作等身，这与读书成癖、活学活用的习惯不无关系，正所谓“书痴者文必工”。在毛泽东汪洋之势的文章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源自《尚书•盘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新民主主义论》中“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语出自韩愈《原道》。形容国际形势大势，毛泽东借用《红楼梦》之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为了阐述生死大义，毛泽东引申司马迁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他还用“阿Q”来嘲讽对手：“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
全党学习，疑义相析
除自己以身作则、勤学苦读外，毛泽东多次号召全党要加强学习、提升能力。在《文化课本》序言中，毛泽东要求“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这样“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在毛泽东看来：“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在延安，他提议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他还同意设置流动图书馆，定期交换图书、交流读书经验。
部署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是毛泽东推动全党读书活动的一项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审定了“干部必读”的十二本书，其中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国家与革命》、《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等。后来，毛泽东又决定扩大阅读规模，提出学习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意见。他认为原来的书目中，哲学书开得太少了，至少应包括普列汉诺夫的论著。
毛泽东有时领衔编图书给大家阅读。《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被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主编正是毛泽东。全书搜集各地材料170多篇，共计90余万字。毛泽东亲自为其中百余篇材料写了按语，并为该书写过两篇序言。
光读书不行，还得相互交流、讨论。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组织过学习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何思敬等人。他们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探讨辩证法唯物论，并讨论工作和生活中的哲学问题。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又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员包括田家英、胡绳、邓力群等。每天下午，读书小组成员一起边读边议十页左右内容，除星期天外，从未间断，直至读完此书。读书活动结束后，毛泽东在读书期间的谈话被整理为笔记，供大家学习。
除了“有字之书”，毛泽东还重视要多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他曾在《讲堂录》中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对于司马迁、郦道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之道，毛泽东非常击赏。为了践行“开门求学”的理念，毛泽东早年先后与萧子升、蔡和森等同窗好友游历了长沙、宁乡、沅江等市县，深入基层了解民情风俗。在安化，他们拜访了饱学的夏默庵。为试探来者学识功底，夏先生特意出对：“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毛泽东当即手书：“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留下一段佳话。
毛泽东重视实学，奉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可谓知行合一的光辉篇章。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花甲之年，苦学英语
毛泽东政务繁忙，每天收到的书报刊、参考资料不下200份，几十万字，如果一一细读，难免心有余力不足。对此，毛泽东请了好几位秘书，由秘书分工先把图书、报刊、参考资料读一遍，值得看的内容用红笔标注，以便他随后挑着看。“一样东西看多了，也实在累，我的休息方法是，一样东西看久了，觉得疲倦了，就放下来，换上另一本再看。兴趣一来，疲倦就打消了。换着看书，就等于休息。”
作为书法爱好者，毛泽东喜欢看字帖，尤其是怀素的草书，他时常观摩《自叙帖》、《论书帖》等。在毛泽东看来，“练习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的健身之法”。毛泽东还从中国书法里读出了辩证法：“字的结构有大小、疏密，笔画有长短、粗细、曲直、交叉，笔势上又有虚与实、动与静⋯⋯既有矛盾又协调统一。”
花甲耳顺之年，毛泽东再次挑战自己，他决定系统地学习英语，并专门请来林克等人担任英文秘书。毛泽东乡音浓重，要练习发音，难度可想而知。但他知难而进，会议间隙，视察途中，飞机场上都曾留下他跟读、学习英语的身影。他使用的教材多为马克思列宁经典著作的英译本，在《共产党宣言》和《矛盾论》英译本上，通篇都作了详细的批注。
毛泽东曾风趣地对林克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将来见马克思时，他听不懂我的韶山语，不能用英语和他交谈，岂不遗憾?”最初，对于英语对答，毛泽东坦言“勉强答得上几个字”。1976年1月，戴维•艾森豪威尔夫妇拜见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已能用流利的英语朗读他们带来的尼克松总统的信函。
生命不息，读书不止
毛泽东晚年喜读中外笑话。1974年上半年，毛泽东大部分时间读的是笑话书，诸如《笑林广记》、《古代笑话选》、《笑话三千篇》、《幽默笑话集》、《时代笑话五百首》等，达数十种。他还反复阅读庾信的《枯树赋》。每读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耄耋之年的毛泽东感怀系之，有时禁不住老泪纵横。
自己看书看累了，毛泽东会让工作人员给他朗读唐诗、宋词、古文等。护士孟锦云曾多次给毛泽东读书，作品包括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白居易《长恨歌》等。毛泽东戏称孟锦云为“孟夫子”。“孟夫子”发现毛泽东很喜欢听读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一诗。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毛泽东说：“全诗以口语写心中之事，毫无雕琢之工。”
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因患白内障动手术后不能读书，工作人员便为他朗读《鲁迅全集》中的作品。毛泽东常感言他与鲁迅“息息相通”，并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毛泽东有一张在书柜前站着捧读图书的照片广为流传，照片中他翻看的正是鲁迅的作品。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1976年8月26日，毛泽东年老体衰、重病在身，早已卧床不起。当晚，他仍让工作人员借来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阅读。当年9月8日，弥留之际的毛泽东反复陷入昏迷状态。但每当清醒过来，他还是要书看。这天，据统计，毛泽东先后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计两小时五十分钟。当时他周身遍插医疗救助管线，图书和文件都是工作人员用手托着给他看的。再次清醒时，毛泽东用铅笔在纸上半天才画了三道杠，然后用手吃力地敲床三下。工作人员周福明见状，轻声问道：“主席，您是不是要看有关三木(武夫)的消息?”毛泽东默默地点点头。病危之际，毛泽东依然关注日本政坛局势。三木武夫作为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总理大臣，当时对日本大选结果有一定影响。《三木武夫》也成了毛泽东最后阅读过的一本书。
1976年9月9日凌晨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
哲人其萎，功过是非凭谁问;
精神长存，治国安邦需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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