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毛泽东爱读书，尤重历史。古今中外，佛学儒学，无不涉猎。毛泽东思维独特，在读书之中常有心得。陈晋同志诠释的毛泽东读书札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代伟人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对于爱读书的同志，不无裨益。陈晋同志的这组文章，我们将陆续刊出。
作为宗教文化，佛道两家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中国人的人生观有着重要影响。
毛泽东，间或也出入其间，阅读和谈论有关书籍，阐发哲学和人生方面的一些道理。
早期论佛
毛泽东从早年开始， 就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1936年，他曾对斯诺说：“我母亲信佛确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小时候，毛泽东也是把信不信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的。当然，他接触的只是民间流传的初浅的佛教知识。有意思的是，在父亲开始信佛以后，毛泽东说：“我越来越不信佛”。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也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如在1917年4 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说“释氏（按：释迦牟尼）务求寂静”，又说：“释加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按：耶稣）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按：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在稍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别相”来说明宇宙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千差万别。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第一次表述了他的宗教观念。泡尔生在第8 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里，说到神的功能，是保护弱者，威慑惩罚那些欺侮弱者的坏人。毛泽东读此批注：“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抵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泡尔生接着说：“信神矣，则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无此等俯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之有也。”毛泽东又批注：“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1917年暑假期间，毛泽东同好友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到湖南好几个县的农村“游学”。行至宁乡县沩山密印寺时，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据萧子升后来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里记叙，他们从沩山下来后，兴致勃勃地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象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两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对佛教，毛泽东并非偶然说说而已。在 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他向这位处于师友之间的兄长淋漓尽致的倾诉志向，说自己的社会理想就是怀慈悲之心以救苦海的众生，共同走向大同圣域。这明显是受康有为《大同书》的影响，儒、佛相融。
1920年，毛泽东已开始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6月7日，他给黎锦熙写信，仍然表示：“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
与达赖、班禅论佛
建国后，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费，《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经经》、《法华经》、《大涅经》等。1959年10月1 日同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时，他便径直说过：“佛经我读过一些”，还说：“你在美国（访问时）常常提起《圣经》，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据工作人员回忆，后来，毛泽东是抽出时间，读了《圣经》的。或许正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注意阅读佛教经典，对佛学有兴趣，在建国初，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的陈铭枢，把自己积年潜心写作的《论佛法书》，寄呈毛泽东。毛泽东在百忙中，于1950年6 月12日特复一信，说：“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是再与先生商略。”陈铭枢有“佛教将军”之称。对佛教，毛泽东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发挥。
1955年3月8日，在同西藏达赖喇嘛谈话时，毛泽东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1959年10月22日，在同西藏班禅大师谈话时，毛泽东又说：“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作了群众领袖。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坊经》（引按：即《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在毛泽东读过的几部佛经中，《金刚经》全称《能断金刚般苦波罗蜜经》，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公元402年）译出。 该经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空幻不实，故不必留恋执著。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慧能以后的禅宗所重。《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它所提出的十方成佛和成佛必须经过种种十法阶次等思想，对大乘佛教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熟悉的是禅宗。对于禅宗的学说，特别是它的第六世唐高僧慧能的思想更注意一些。《六祖坛经》一书，毛泽东要过多次。该书又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是禅宗六祖慧能说、弟子法海集录的一部典籍，其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主张“顿悟”。《六祖坛经》的思想对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佛教著作被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
毛泽东读佛经，对它的引伸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为此，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不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认为它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人讲话”的。他还把佛经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种，提出《六祖坛经》就属于后一种。这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家的情感立场的一家之言吧！这个观点，在毛泽东青年时代即有隐显。他当时熟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学说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为心解除现世众生的种种苦难。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 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这大概就是他在1955年3月8日的谈话中，说出佛教徒与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在认识论上的一条伏线吧！
同达赖、班禅讨论佛教，无疑是立足于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就西藏来说，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真正懂佛学的知识分子，光搞政治不行。1961年1月22日同班禅又有一次谈话， 他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
接着，毛泽东颇有兴趣地同班禅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毛泽东：“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泽东：“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释迦牟尼讲经分三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多吧？”
班禅：“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共产党人与宗教活动
信仰共产主义的，应该怎样对待现实社会中的宗教活动？毛泽东说佛教论禅，也是把它作为群众工作方法来看待的。
在1961年1月23日的一次谈话中， 毛泽东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酥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这个观点，毛泽东申明过多次，断非因谈话对象是宗教领袖而即兴发的议论。在会见外国一些共产党人时，他也经常谈到这个问题。
50年代，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访华时，对毛泽东谈到不愿到清真寺去，毛当即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我们可以发表声明说，我们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
1959年10月1日，会见赫鲁晓夫时，毛泽东又说：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 只要群众去， 是可以的。1964年5月25 日接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时，毛泽东同客人讨论起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说：“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对佛经、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不因循守旧，不死搬教条的做法，毛泽东也是很欣赏的，甚至用它来比喻马列主义的传播和运用。1975年6月， 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特别强调，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完全照抄中国”。接着，以佛教为例，说：“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什法师叫鸠摩罗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什法师的话，在他翻译的赫胥黎写的《天演论》上面说的。......赫胥黎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
重视对佛教哲学的研究
任继愈（1916－）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和宗教学家。1963年，他将自己于1955年至1962年发表的关于佛教思想的论文，结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交由三联书店出版。这年12月30日，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对世界三大宗教（耶酥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酥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毛泽东重视宗教思想特别是在中国有重要影响的佛教思想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比如，在毛泽东看来，首先就缺少可意的研究机构和刊物。在1963年12月30日的那个批示中，他还批评了当时的《现代佛学》这个刊物，认为它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看来，毛泽东平时较注意阅读这个刊物。
毛泽东肯定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的文章，一个重要原因，是注重把佛教思想放到哲学史的位置上来研究。在批示中，毛泽东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在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 毛泽东又进一步引伸了这个观点，他说：“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 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讲唐朝佛学，不触及以后的佛学，说明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里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
毛泽东指出唐代禅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认为这个影响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禅宗把佛教从“彼岸”世界引向“我心即佛”，本是从客观唯心论到主观唯心论；宋明理学借助禅宗的认识论，来倡明凌驾一切之上的“道”、“理”、“本”，与物质性的“人欲”等对立，这就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独宋明理学，唐以后的其他哲学派别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禅宗影响。在1964年8月18 日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说过：研究哲学，“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并由此上溯，称柳宗元是“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毛泽东对任继愈佛教研究成果很欣赏，让人找来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阅读，并在第五章第一节“华严宗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留下了批语，并划线划圈，这些，便是毛泽东很欣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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