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目前有关大跃进中的错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说法存在严重问题，即对大跃进中的错误如何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缺乏严密而科学的论证，因此对错误责任也就缺乏客观理性公正的认定，算了一笔糊涂账。
首先，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就是缺少粮食造成的长达三年的饥饿现象，原因是缺粮，因此寻找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为错误必须围绕的这个根本问题进行。只要掌握这个原则，那么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为错误就不难寻找。找到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为错误之后，再去看是谁犯下的错误，责任自然就清楚了。
考查一下大跃进的历史，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1958年大跃进中粮食大丰收，粮食大丰收怎么可能造成三年困难时期?不可能!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成绩巨大错误很多，尤其是其中许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问题和错误，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浪费，但是与三年困难时期发生没关系，应该区分出来。比如你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吹亩产万斤，吹粮食总产量15000亿斤等等很可笑，但是只要正常播种秋收该打多少粮食还是多少粮食，不会因为你吹亩产万斤就多打粮食或少打粮食，只要不造成1959年和1960年的粮食存量减少的事实后果，那么你只能说那是大跃进的错误，而不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错误。
按照这个思路分析大跃进中的错误就会发现，大跃进中与三年困难时期有关的错误是1958年大办食堂中的“放开肚皮吃饭”和1959年的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超额征收统购粮。只有这三个错误对造成全国性的缺粮和农村局部地区粮食极度缺乏有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本文将就这三个问题进行研究，找出其对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作用关系和具体责任人。
大办食堂中的“放开肚皮吃饭”把1958年大跃进粮食大丰收吃掉了，造成1959年“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朱德]的问题。
“‘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的发明者据称是柯庆施。这个口号传出来以后，中央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南京检查工作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建议在口号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于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成为了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罗平汉 ]。“放开肚皮吃饭”虽然只在1958年10月份起被广泛实行了两三个月，但造成的后果却非常严重。
但是，1958年大办食堂中的“放开肚皮吃饭”也只能造成1959年粮食紧张，不可能造成三年粮食紧张，更不可能造成三年困难时期。那么大办食堂是不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为原因?告诉你：不是。要知道大办食堂是涉及整个农村的事件，并一直持续到1961年6月，期间实行了自愿原则，可以吃食堂，也可以自己开伙，而三年困难时期一直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才结束，期间不是所有大办食堂的地区都发生了灾害，而是部分地区。因此大办食堂不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而是大办食堂中“放开肚皮吃饭”的错误与造成1959年粮食紧张有关。
根本性的错误出在紧接着“放开肚皮吃饭”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在制订1959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又出现了重大失误，使1959年粮食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1958年减少了20%，即减少1亿1000万亩。以1957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1959年减产339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10%。一面是播种面积减少，一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致使这年平均单产减少。这两个减少导致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仅有34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500亿斤，跌到了1954年(3390亿斤)的水平。如果不是刘少奇邓小平1959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那么1960年缺粮就不会那么严重。
1958年度全国征购粮食1095亿斤，已经达到了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度征购量却高达1348亿斤。比1958年多征购253亿斤，“征收了过头粮”造成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农村局部地区严重缺粮的现象。
粮食总产量减少500亿斤加上统购粮多征购253亿斤，一减一增，造成1959年农村存粮减少753亿斤。按道理每年还应该有余粮结存到下一年保证上半年的吃饭问题，但是1958年的“放开肚皮吃饭”把1958年的粮食基本吃光，没有多少粮食存量结存到1959年，因此1959年农村实际存粮减少肯定不止753亿斤。巨大的粮食缺口造成1959年下半年灾情开始发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1960年和1961年没有发生自然灾害，那么这时也不会发生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尽管1959年粮食减产，也只能对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产生灾害性的影响，只要1960年能够正常进行粮食生产，那么灾情到1960年夏粮收割时也会结束，不会延续到1962年上半年。问题是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不期而至与人为错误叠加相互作用在一起，三年困难时期就此发生。
因此说，三年困难时期是1958年吃大锅饭中的“放开肚皮吃饭”和1959年的减少粮食播种面积人为错误，与1959年到1961年连续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共同叠加作用造成的。它们之间的作用关系是1958年吃“大锅饭”中的“放开肚皮吃饭”吃光了1958年的丰收粮，造成1959年一开始就处于没有必要存粮的状况，使1959年春粮食就吃紧;1959年刘少奇邓小平又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加上1959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共同作用造成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减少500亿斤，又使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粮食紧缺;1960年发生的更加严重的自然灾害，使已经发生的灾害在1960年变得更加严重，到了1961年虽然仍然是自然灾害年，但是自然灾害程度有所减轻，粮食生产有所恢复，灾情也开始缓解，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随着夏粮的收割而结束。
自然灾害那是天灾只能自认倒霉。但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为错误责任不能不了了之，应该搞清楚，是谁的责任就应该由谁来承担。
首先看大办食堂。如果大办食堂能够控制定量，而不是“放开肚皮吃饭”，那么就不会造成1959年上半年的粮食严重短缺。事实也是如此，到了1958年底"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收起来之后，食堂一直在办，持续到1961年6月才停办，而灾情在1959年下半年1960年1961年1962年上半年的严重程度只与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相关联。可见大办食堂中只有“放开肚皮吃饭”的错误与三年困难时期有关。
再看1959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错误，其后果是全局性的减少了1959年粮食总产量，显然会对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的灾情产生影响，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重要的直接人为错误。
而“征收了过头粮”是造成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农村局部地区严重缺粮现象的人为错误因素。
一，1958年吃“大锅饭”中造成全国性“放开肚皮吃饭”的责任人是谁?
二，1959年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和超额征收统购粮的责任人又是谁?
不能算糊涂账。对不对?
第一条的责任人应该是谭震林。仔细分析"据称，"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的发明者是柯庆施。这个口号传出来以后，中央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南京检查工作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江渭清建议在口号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于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成为了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这段话，可以看出，其实柯庆施只是与提出口号有一定关系【还只是据称，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真正要对这个口号推向全国负责的应该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应该是谭震林在南京检查工作时，接受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建议在口号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使之成为"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这个口号，然后由谭震林把"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这个口号吹向全国的。
第二条的责任人是谁?前面一直说是刘少奇邓小平减少了1959年粮食播种面积，为什么不是毛泽东，有什么根据?
虽然有关方面对刘少奇邓小平在大跃进中的言论和工作一直讳莫如深刻意隐藏，但是我们可以从【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中找到答案。
【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中说：
“在农业工作会议期间，曾经向中央书记处做了汇报，得到了明确的指示。现在，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如获同意，请中央批转各地。
。。。。。。
中央书记处指示，一九五九年耕地面积不能缩到十五亿亩以下，播种面积(不包括绿肥)不能缩到二十一亿亩以下，其中粮食播种面积十六亿亩，棉花播种面积一亿亩，油料二亿八千万亩，其他一亿二千万亩。但是，有些省(、自治区)减的面积过多，各省在农业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数字，合计起来，同中央书记处指示的数字相比较，粮食播种面积少一亿七千万亩，棉花少四百万亩，油料少一千一百万亩。因为有些计划是省里谈好了的，厅长在北京难于改动，已告他们回去后请示省、市、自治区党委考虑增加，保证达到中央书记处所提出的粮、棉、油的播种面积的指标。
(三)达到了中央书记处所提出的播种面积的指标，各种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还必须在一九五八年的基础上再有很大的提高，粮食一万零五百亿斤、棉花一亿担和食油六百万吨的计划才能实现。例如，一九五九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十六亿亩，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二亿亩(越冬的大麦、元麦和蚕豌豆、薯类等粮食作物己比上年减少约七千万亩)，要做到总产量一万零五百亿斤，亩产量就必须比一九五八年的四百二十斤提高百分之六十以上;而由于缩减了薯类所占的比例，减少了杂粮的播种面积，冬小麦的播种面积三亿五千万亩，比上年并没有增加，稻谷的播种面积也不会增加，因此，水稻和小麦的亩产量则必须提高一倍。这显然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如果播种面积再减少，总产量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棉花和油料作物等也是如此。这一点，希望引起各地同志注意。”
可见“一九五九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十六亿亩，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二亿亩”的指标是中央书记处控制的结果。
当时中央书记处是谁在主持工作?是邓小平。
从这个【意见】可以看出，邓小平支持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同时为减少到多少划了一条线“一九五九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十六亿亩，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二亿亩”
这个意见经中央批转，而当时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
你可能会问：中央批转也可以是毛泽东啊?问题是，毛泽东在1959年4月《党内通信》中说：“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表明毛泽东不同意减少粮食播种面积，因此毛泽东不可能批转这样的【意见】!
除了毛泽东之外，能够批转这样【意见】的人只有在一线实际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因为在1956年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过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问题。1956年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有几十人参加的中央高层会议上，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对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认为可行”。对毛泽东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八大”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当时中央的基本领导格局是：政治局会议主要由刘少奇主持，书记处会议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则由周恩来主持。
刘少奇邓小平应该为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人为错误负责。
看到这里有人会说毛泽东当时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说一不二，他又是支持搞大跃进的，因此造成三年困难时期人为错误的责任人就是毛泽东!告诉你，你错了。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况，搞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1958年大跃进的起因及过程大概是这样，先是毛泽东反周恩来的反冒进【反反冒进】，然后支持刘少奇搞“大冒进”后改成大跃进，但是当大跃进中出现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的时候，毛泽东在1958年国庆节前后开始发现问题，着手纠正大跃进中错误，变成【反冒进】。从这时起毛泽东和刘少奇开始对大跃进的态度明显不同。
先看看刘少奇的态度。
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放高产卫星竟然使身处一线的刘少奇相信从1958年起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中国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以至于认为用不着那么多的耕地来耕种粮食，可以缩减耕地面积，并为此提出了耕地三三制的问题。1958年9月，刘少奇视察江苏城乡。在常熟县的和平人民公社，刘少奇在参观了丰产圩的四亩试验田时问公社党委书：“可以打多少斤粮食?”得到的回答是：“可以打一万斤。”刘少奇接着说：“一万斤还能更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在淮阴，刘少奇在同淮阴地委领导人座谈时说：“我在河北、河南视察的时候，有些县委书记认为少种多收比广种薄收要节省得多，应该把丰产田的经验推广，集中使用人力和物力来种好田地。这样再过几年，就可以用三分之一的地种粮食，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休闲。”
所以在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赫然写上了这样一段话：“过去人们经常忧患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1958年农业大丰收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精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应当争取在若干年内，根据地方条件，把现有种农作物的耕地面积逐步缩减到例如三分之一左右，而以其余的一部分实行轮休，种牧草、肥田草，另一部分土地植树造林，挖湖蓄水，在平地、山上和水面上都可以大种其万紫千红的观赏植物，实行大地园林化。……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伟大理想，全国农村中的人民公社都应当为此而努力。”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刘少奇邓小平在安排1959年粮食生产中做出了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安排。
与刘少奇邓小平继续错误做法相对应的是，毛泽东开始也相信浮夸风中的一些说法，但是很快清醒过来。从1958年10月开始，毛泽东发现大跃进中存在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等“五风”问题并着手进行纠正。
就在1958年10月各地大肆宣传"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之际，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没有署名的来信，信中反映安徽省灵璧县的冯亩乡、杨町乡、尹集乡由于灾情严重已饿死了500人。看了此信，毛泽东感到很震惊，批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派人调查。安徽省委调查后认为情况属实，并采取了措施作了处理。这使毛泽东感到，在大好形势下还是有严重问题的。1958年10月19日，毛泽东致信陈伯达，要陈伯达带张春桥去河南遂平卫星公社进行调查。10月下旬，毛泽东又让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和秘书田家英分别去河南修武县和新乡县的七里营人民公社 调查。
接着，毛泽东自己也离开北京，准备到郑州召开一次有部分中央和省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和研究人民公社的有关问题。
1958年11月6日，毛泽东到了郑州，去修武、新乡调查的吴冷西和田家英向他汇报了调查了解到的情况，特别是所有制和供给制问题。在听汇报中，对于供给制问题毛泽东插话说：“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那样放开肚皮吃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可见毛泽东支持人民公社办食堂，反对“放开肚皮吃饭”，开始纠正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
1958年11月23日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
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毛泽东要求说：“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与刘少奇邓小平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做法正好相反!
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的【党内通信】中甚至直接号召基层干部群众：“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关于密植问题，他指出：“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毛泽东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邓小平的一些做法，为什么会直接号召【村一级】基层干部群众：“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说明主管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和省一级干部根本不听毛泽东的!毛泽东并不是“说一不二”的。
如果刘少奇邓小平当时听了毛泽东“播种面积要多”的要求，还会发生三年困难时期吗?肯定不会。
可惜，处于“一线”的刘少奇直到1960年5月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于1960年6月才在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主持有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上说：“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工作中发生了较多的问题，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计划偏大，要求过急，有些事情不那么切合实际，有浮夸之风。这些问题的发生，包括中央在内，都有责任。错误必须纠正，否则就会进一步扩大。”比毛泽东开始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时间整整迟了一年又八个月。这时已经到了灾害最为严重的时候，为之晚矣!
另外，由上面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以1958年10月为分水岭，之前大跃进的错误虽然很大，但是1958年粮食还是丰收的，所以1958年10月以前大跃进中出现的那些错误不可能造成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只要不犯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错误，粮食产量不减少那么多，三年困难时期就不会发生。所以要区分大跃进中的错误与造成三年困难时期人为错误的不同之处。
还有，有人说如果庐山会议不整彭德怀，继续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那么三年困难时期就不会发生。
这个说法不成立。
庐山会议是1959年7月2日—8月1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1959年刘少奇邓小平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的做法已经成为定局，不用说春播，就是夏种也已经完成。农时已过，此时召开的庐山会议的任何做法都不可能避免三年困难时期的发生。
再有，有人说毛泽东权力至高无上说一不二，因此毛泽东就是有责任。
这个说法前面已经说明是不成立的。
这里不妨再举一例来说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是抱着相当的自信和期望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他希望能尽早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以利春耕生产。按照他原来的安排，会议只开三天：2月27日同长江以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2月28日同长江以南地区的几位省委书记开会，3月1日集中起来开一次会议，就结束了。会议要起草一个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的决议草案，为3月在上海召开的会议准备文件。但是，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得并不像毛泽东所预期的那样顺利，不仅是一些省市委书记的思想阻力较大，连个别的中央负责人也同毛泽东的想法有相当的距离。
王任重日记中说：“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毛泽东纠“左”遇到了阻力，而阻力又主要来自一些协作区主任和省委第一书记，他们思想不通，政策就很难贯彻。在2月28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你们不赞成公开写文件，写所有制，我也可以让步，但是实际上要那么办，而且我们在会议上得把问题讲清楚。”
毛泽东是说一不二吗?显然不是!
“个别的中央负责人也同毛泽东的想法有相当的距离。” 又是在说谁呢?
不是说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没有责任，毛泽东在1958年10月以前也头脑发热，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的许多做法的。比如一度相信亩产万斤，支持大办食堂等等，对整个大跃进过热问题负有领导责任。但是通过前面所列事件发生过程可以知道，毛泽东很快就冷静下来，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问题，如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听从毛泽东的号召及时纠正问题，尤其是在粮食播种面积问题上听从毛泽东的意见，那么避免三年困难时期的发生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人家不听，继续坚持自己的做法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结果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后果。你说这时还要毛泽东对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人为错误负责?
对刘少奇同样如此。大办食堂虽然不对，但是大办食堂如果按定量吃饭，那么肯定不会把1958年丰收粮吃光，造成1959年上半年的粮食紧缺。是谭震林把"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这个口号这个口号吹向全国，造成短时间内把1958年的丰收粮吃光的后果。因此应该由谭震林承担这个错误的责任，而不是刘少奇。
大跃进中有许多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问题和错误，现在看来甚至很可笑，但是与三年困难时期发生没关系，应该区分出来。比如1958年大跃进中错误不少，但是1958年农业粮食丰收的事实证明这些错误不会造成粮食减产，因此与三年困难时期的发生没关系。造成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的错误在于安排1959年农业生产时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这可是实实在在要少打粮食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减少1959年粮食播种面积犯了一个极其低级而后果极为严重的错误!因此刘少奇邓小平应该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人为错误负主要责任。
成绩要肯定，错误要分清，是谁的就是谁的。
有关“超额征收统购粮”的问题，我认为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灾情比城市严重的原因和部分农村地区发生严重灾情的原因。【具体影响到底有多大，因为那一时期人口流动数量非常巨大而且快速，现在缺乏相关资料，这里显然不可能搞清楚。】
不过1959年“超额征收统购粮”是与1958年相比较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有道理的。1958年是丰收年，肯定会比1957年的3900亿斤多【就按3900亿斤算】，征收统购粮1095亿斤，已经达到了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而1959年粮食总产量只有3400亿斤，征购量却高达1348亿斤。比1958年多征购253亿斤。
计算一下：
1958年农村余粮应该是3900亿斤-1095亿斤=2805亿斤
1959年农村余粮应该是3400亿斤-1348亿斤=2052亿斤
两相比较，1959年农村余粮比1958年少了753亿斤，“征收了过头粮”的说法还是成立的。况且1958年大办食堂中的“放开肚皮吃饭”的错误造成1959年从1958年结存过来的余粮比正常年份要少，因此“超额征收统购粮”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灾情比城市严重的原因。尤其是这种“超额征收统购粮”的行为具有地区的不平衡性，在没受自然灾害的地区还可以承受，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就成了灾难。比如四川，河南，安徽等等地区。这里就涉及到省一级的人为错误和责任人的问题了。他们是----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 同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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