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10日下午2点半，由独立学者老田(田力为)主讲的大讲堂——《作为一种新型工业文明的大跃进——对毛泽东另类工业化道路思想的再回顾》讲座在北京举行，负责人范景刚主持，来自北京部分高校的学生、部分机关厂矿的离退休干部和热心网友等30余人参加了讲座，部分到场者与老田先生进行了交流。
附1：老田讲座：作为一种新型工业文明的大跃进——对毛泽东另类工业化道路思想的再回顾(上)
附2：老田讲座：作为一种新型工业文明的大跃进——对毛泽东另类工业化道路思想的再回顾(下)
附3：视频：老田与现场网友交流毛泽东时代：作为一种新型工业文明的大跃进
以下为讲座的主要内容。
一、怎样理解“大跃进”?
讲座开始，负责人范景刚说到：大跃进，提起这三个字，我们很普遍地会想到1958年开展的一场大跃进运动，想到极左、五风、穷过渡、瞎 折腾、瞎指挥，这似乎是对大跃进形成了一个经典的概念，一个确定的联想。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一种联想，是不是毛主席当年所讲的大跃进本来的真实含义呢?新 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从一个传统的一穷二白的落后的农业大国，怎样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到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现在的工业化成就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在前三十年毛泽东时代所留下来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发展。作为一种工业化的道路和战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认识大跃进，会给我们新的思考和启发。
老田先生说，本来，毛主席讲的大跃进，是说中国要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快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主要工业品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进程看，随后二十多年确实是以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目标来安排中国稀缺资源分配的，这一决策长期执行的结果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实现了大跃进目标。精英们却另外设计了“大跃进”的解释。他们首先把“大跃进”的时间断划定为1958-1961年，拒绝把大跃进作为新中国工业化的长期战略来看待;然后引导人们按照大跃进的字面意思，去做望文生义的联想――就是高指标和浮夸风，这样就成功地把官僚精英群体为了“政绩目的”虚报数字以及某些中央高层官员“为管理成本最小化而使用戴政治帽子方式管理国家”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的胡乱作为，结果激发出普遍的浮夸风，转换为一个纯粹的决策问题，这样就把“执行问题和执行责任”说成是“路线错误和决策责任”了，让毛主席一个人来为“浮夸风”负责，使大量官员得到解脱，至今保持着“一贯正确”的面目。
二、毛时代最重要的三大决策就是三个总路线
老田先生说，我们按照毛主席当政时候的总结，在毛时代最重要的三大决策，就是三个总路线。
第一个是1952年提出来，1953年6月到8月的财经会议上确立的，叫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内容就是一化三改，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第一个总路线。
第二个总路线，叫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简称就是大跃进。
第三个总路线时间比较长、说法比较长：党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其内容就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是说的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在毛时代最重要的三大决策中间，它晚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同时也是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现为条件的，而且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改变了中国整个社会的政治 经济格局以后，重新提出来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战略。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前面两个总路线的执行的效果的一种反思。
三、大跃进中的突出问题
老田说，一五计划期间，中央的决策是照抄苏联。一五计划主要内容就是建设苏联援助我们的156项，此外还有 694个定额以上的项目，目的就是为中国的工业化打下基础。当时，大量的技术、装备，包括设计，都是从苏联来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官员对整个建设的技术方面都不懂，最后的结果就是完全照抄。……在超高的标准建设之下，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管经济的这一批领导人，上面是陈云、薄一波、李先念这些人，下面是部长，这些人对工业的设计，对工业标准，缺乏整体的反思能力。他们对从苏联抄袭过来的比较高的设计标准，没有能力进行修改。最后的结果是怕麻烦，拿来什么就实施什么，以致使投资大量被低效利用。
毛主席在1955年12月的一次讲话，反右倾反保守。它同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三风四气。三风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四气就是暮气、官气、娇气、骄气。这些人自己不懂，还不允许批评，基本上没有反思能力，这样低效会持续下去。整体上看，我们完成过渡时期总路线后，财政就集中了整个国家的投资能力，国家整个发展潜力能不能充分发挥，就跟官员能不能很好地进行工作有很大关系。毛主席在反右倾反保守中就讲得很清楚，说官员要下去，老是坐在办公室里不行，在那空谈是不行的，要下去寻找那种先进的经验，要找到那种平均的先进定额。毛非常清楚，要把官场上的懒惰、暮气、不看现实这种风气清扫一遍。
当时，权力过度集中在中央。周恩来在国务院召开经济体制改革会议，委托陈云起草三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工业体制改革的决定、商业体制改革的决定、财政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三个决定的内容、方向都一致，就是一五期间要把中央掌控的财政、人力、物力、资源配置权部 分下放给企业、地方。这三个决定是在1957年10月份三中全会通过，然后规定从1958年1月1日起施行。现在党史里提到这一点，说把大企业下放到地方，一下到底，而且中央有人打电话，督办，这个被隐瞒了姓名的高官就是陈云。这种下放，与一五时期相比，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完全放弃了国务院掌握的全国层次的平衡，各省在指定经济计划时的发言权，却没有得到中央层次的协调和平衡。这种协调并不是做不到，而主管经济的陈云等人不想得罪各个省委书记。毛主席批评有人怕丢选票，实际上是有所指的，就是说这些人应该履行的职责却不去履行。
1960年，毛主席总结官场流行的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和瞎指挥，并起草文件进行纠正，还在1961年重新提倡调查研究成为“实事求是年”。很多职责所在的中央领导，怕得罪人对坏风气不敢批评，只有毛主席独自进行了纠偏。
在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中间，1958年才真正开始支持人民公社办工业，在这个起点上再造城乡和工农关系，走出西方工业化早期的城乡对立和工农对立。
人民公社办工业、商业，加上各种服务业，成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关键载体。同时，提出“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文化革命宗旨。涉及到缩小三大差别，创造新的工业文明。
四、张冠李戴，造谣、歪曲党史
老田说，很不可原谅的是：毛主席在建国以后的重要讲话里面，1955年底讲反右倾反保守这篇重要讲话，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通过，准备作为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的这么一篇讲话，当然有最高程度的重要性，在毛整个执政30年里面，起码有数一数二的重要性，他这篇文章竟被装作没有，不选在任何毛泽东文集、文稿或者选集里面去，好像历史上就没发生这件事一样。这就其心可诛了。与此相关，后来的党史一直说，五十年代就存在毛 主席的个人专断的巨大发展跟集体领导的不一致，为了论证这个东西，《论十大关系》本来是毛主席的思想，而且根据这个讲话起草的八大政治报告，从版权上来讲也是跟毛主席的关系密切，跟刘少奇的关系并不密切，但他们为了论证领导集体跟毛主席的不一致，竟然把按毛泽东思想起草的一个政治报告，收到刘少奇的选集里面去。这是不是其心可诛?这等于公然在文献上造假，就非常严重了。
在毛时代最重要的三大决策中，我们的党史是官方机构还是民间机构呢?无论是自由派还是特色派，都进行妖魔化和歪曲，二官学机构则是从源头上从文献上进行歪曲。对这段历史，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毛有没有这篇讲话我们完全不知道，就只能听那些学官们瞎说了。幸亏我们后来搞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看到毛主席的内部讲话以后，就收到《毛泽东思想万岁》里面去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还是红卫兵这种非专业的人士，而且是学术素养还不高的人群，是他们让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原来毛主席还有这样一篇讲话，而且毛主席所说的右倾保守是指一种官场到处蔓延的恶劣习气，而不是指标数字的高低。
在妖魔化大跃进的，发展出一种写历史的特殊方法，用小概率事件来讲整个时代的面貌，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高指标和浮夸风之所以耸人听闻，就是因为这是违背常理的小概率实践，但是却被官学机构和自由派用来阐释整个时期的面貌。写党史的人严重地歪曲党史：第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大概有50%谎言;到第二个总路线，大跃进的时候，就有80%的谎言;到文革的时候，基本上是100%的谎言。你看现在官方出版的文革史里面，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根本看不清楚。文革的基本情况，就是全国各地各个单位，都划分为两派，一个是保守的，一个是造反的，但是你搞不清 谁是哪一派。一些人写的历史，不是为了让你更清楚地认识文化大革命，而是要把你搞糊涂，搞糊涂的结果就是现在可以任意造谣。像现在的陈小鲁道歉，如果没有那谎言，道歉就不成立了。
毛时代三个最主要的决策都被妖魔化。一化三改，过渡时期总路线跟他们利益冲突不严重，造谣的动机不是很强，只有极少数太子党参与此事;大跃进里面，绝大多数高官，像省委书记、部长，都在里面手脚不干净，所以很多人都有强烈的愿望要造谣。
基本上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则：就是毛时代那么多重要的决策，今天能否被正确反映出来，就看与当权派利益冲突的程度，冲突得越厉害，那么妖魔化就越厉害，而且这也反作用于写党史的那些常设机构。
五、三个内涵完全不同的大跃进和文革
老田说，今天人们所说的大跃进概念，实际上有三个内涵完全不同的大跃进。
第一个大跃进，我们刚才提到的，按毛泽东说的，要改变官场的保守、右倾、三风四气这种不好的领导方法，以更好地推进我们的工业化事业，就是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大跃进，这种大跃进在1958年落实为一五的“大洋全”变成“小土群”、“小洋群”，然后从中央办企业到地方办企业，这么一个变化，这是有决策依据的。
第二个大跃进，就是五风，浮夸风、共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和瞎指挥，这些东西，被共产党纠正过，基本上是官场上为了出政绩一哄而起，这是第二种大跃进的内涵。这些东西与今天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逻辑是一样的，不过今天的官场在编造数字的时候，更为精致一些。
还有一种大跃进的内涵，是指年度。按照共产党的决策和执行，应该是1958年和1960年，这是二五计划的头三年，到1961年开始三年调整，按照官方的决策、执行和贯彻这个时间段来看，应该是1958到1960这三年。但是现在有些自由派研究大跃进的时候，对大跃进不是这么划的，要从1959年到1961年。为什么要划这三年呢?因为这三年，我国人口都有负增长，很多人饿死了，要用这个东西来划大跃进。
这三个不同的大跃进概念交替使用，就可以方便地进行造谣而不需要任何论证：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第一种内涵意义上大大跃进)，大跃进饿死了很多人(这是第三种内涵的大跃进指1959-1961年)，所以，毛泽东要为大跃进饿死人负责。这是典型的偷换概念。毛主席决策了那种快速工业化战略的大跃进，这没有任何问题，无论是向地方放权，还是从“大洋全”到“小土群”，这都跟毛主席有关系，而且都通过国家的立法程序、由党的会议通过，事实俱在。
然后说第二和第三个大跃进，说毛泽东决策了浮夸风和1959年到1961年饿死人。这就需要追加证据，必须讲清楚饿死了很多人主要是粮食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这些政策，导致饿死人，这一政策跟毛主席有什么关系，需重文献材料支持的逻辑推论过程，但是都没有这些起码的东西。我们官.官方党史里，也大量使用这些偷换概念的东西。
不仅是大跃进，文革也是这样。文革实际上也是三个概念，首先文革理论和实践，这毫无疑问是毛主席提出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批评干部，而且在文革中，他支持基层群众造反派组织的顶层文革派。第二种文革的内涵是指文革的两派政治力量，文革派在顶层，是毛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人;在基层，就是造反派，而当权派的绝大多数和保守派是反文革派力量;第三个文革内涵是指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时间，确实，这其中有大量人被迫害，但文革的那种政治力量迫害他，却没说。然后又根据党史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是领导人发动的被反党集团利用的，说毛主席发动了文革，而我在文革中受迫害，所以毛泽东对不起我。大量妖魔化党史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玩了很小的招数，就是偷换概念。
非常诡异的是，共产党政权用财政供养的那批人中间，反共人士超多，党校的教授、社科院的专家，大学教师，这些人中间很多杰出人士联合起来，把整个共产党的历史说得一团漆黑，很多自由派人士抱怨说共产党钳制舆论自由，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受政府财政供养的人群中间，最热衷于妖魔化共产党的历史，也许需要问一下：为什么是钳制言论自由的共产党政权反而供养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妖魔化自己历史的群体?
六、低成本的机构——人民公社的三级体制
老田说，我们再看看大跃进以后比较重要的一些变化。工业的变化在于地方和企业获得了很多办工业的资源。农业的变化主要是创设了低成本高执行力的基层政权，而且基层政权是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合一的。
1952年成立中央农村工作部，从互助组开始，到初级社、高级社，到1958年人民公社，再到1961年的人民公社60条，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制度，经过十年，大体上尘埃落定了。
共产党创造了这个新的机构后，有很大的特点：一个是低成本，整个干部消耗的财政资源、拨款都非常少。后来1961年起草的《人民公社六十条》里面有单独一条规定，就是大队和小队两级干部，发务工补贴不能超过总工分数的百分之二;而公社干部，到70年代，大概也只有一小半是拿国家工资的，一多半是以农代干。三级政权的总成本非常低，农民养得起，但功能非常大。人民公社的三级体制，就刚好达到这个低成本。低成本的运作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干部要群众化。
改革后，人民公社承担了一些经济和技术服务职能，像水利、育种、植保这些，就是由公社聘用一个技术人员负责，当时所谓的“人民公社八大员”——由一个人负责一种技术服务工作，面对大队和生产小队，等到分田到户之后，服务对象增加了几十倍，同时根据政企分开的改革涉及，就由一个人演变称一个机构：水利员的只能就有水利站来承担，植保员变成农药站或者植保站，种子员变成种子站。这样的机构一办起来，人员数目就十倍地扩张，而且这些机构跟一家一户的农民也没法交易为农户服务，最后，为了生存需要，不管农民有没有购买他们的服务，把本机构生存需要的款项通过搭车收费方式都摊派下去，结果是十几顶大盖帽吃一顶破草帽，造成农村干群关系很紧张。到2002年以后，全国各个省区分三五年把这些东西统统去掉了，养活官员和机构的成本转由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承担。这样，农民又回到传统时代，完全回归到一家一户的耕作规模上。
对于政权成本高低和执行力的强弱，是需要进行历史对比来界定的，仅仅用一些脱离实际的所谓规则，是无法作出切和实际的判断的。
七、公社在文革期间的功能：普及合作医疗和普及小学教育
老田说，毛泽东在1955年就预言，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就能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就是要通过分工协作，实现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的积累，通过这两种资本的积累去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存条件。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之后，要实现这个制度的潜力，还需要超越一些固有的官场势力和惯习的局限。在文革时，两个比较大的成就：一个是普及了农村小学教育，再一个是对农民普及了合作医疗。
1968年以后，每个大队办一个小学，办学的方法跟以前不一样。文革前，小学都是公办的，靠财政拨款，老师是吃商品粮的，学生要穿越几个大队去上学，这就非常难以普及。到文革后，各地建立了新的革委会，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登了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两个教师的来信，一个姓侯，一个姓王，这封来信后来被称为“侯王建议”。它的两个最主要的主张是：国家不要再投资办小学，小学要下放到农村的大队里去办;老师就在大队记工分，不再拿工资。这样的话，就可迅速地普及。确实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普及了，大多数人就能识字了。
同样也是在1968年，人民日报登了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赤脚医生覃祥官的事迹。覃祥官的方法，跟那两个老师的建议内容有一致性，医生也要农民工化，医疗机构由大队来办。覃祥官原来是在公社卫生院拿工资的医生，由于感到公社卫生院没有办法解决农民的看病问题，他认真计算像他这样拿工资的医生每年在全公社里能治多少次病，平均摊下来，治一次病 要多少钱。他当时算了要一两块钱，但这一两块钱农民出不起，如果要让农民出得起，一些成本就得降低。他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医院不能正规化，不能办在公社，必须办到大队里头去;第二，医生不能拿工资。这样他自己就率先不拿工资回到乐园公社的大队里当了赤脚医生。在《人民日报》报道之后不久，合作医疗就迅速在全国普及了。
长期以来农民缺医少药，在1955年前后办高级社时很多地方就有这种赤脚医生的试验。一个高级社出来以后，有三四百户头，抽 一个人出来当学徒工来学习医治常见病多发病，这是能够承担得起的。但是这些初步试验成果，不仅没有推广，反而在在1961年刘少奇、陈云他们主持整顿搞“退够”的时候，全部被勒令停办被砍掉了。1961到1965年这段时间，农民又回到用市场化的价格来购买医疗服务的老路。
文革期间，整个教育部、卫生部的机构乱了以后，新掌权的是军队干部。也不能说军队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比教育部、卫生部更强，但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职业利益，是真正中立的。“侯王建议”在人民日报上讨论了半个月，然后各地风起云涌响应。合作医疗也是，到1968年以后，整个卫生部管理机构全部垮了，他们不管事的时候，各地风起云涌地响应长阳覃祥官的经验。这两种新生事物在全国普及的时候，实际上当时中央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决策，是真正体现人民的“创设制度”的权利。“人民创制权”这个权利能够得到落实，关键在于教育部和卫生部都垮了，部门利益在文革特殊情况下得不到表达。
当时，在文革期间，对宣传合作医疗和小学教育普及提得非常高，说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医疗革命、教育革命。人民创设制度的权利，在文革的实践中间有一个对立面是官僚权力的失效，实际上否定的是部门利益的扩张和最大化。邓小平在1975年搞治理整顿的时候就说“合作医疗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情”，要砍掉，1980年代教育部和卫生部在他们组织撰写的当代中国丛书中间，对于文革期间普及小学教育和合作医疗都是持明确反对态度的。
八、“特别是”实际上就是让干部利益最大化
老田说，八十年代，我国盛世修志，每个地区每个部门都修志，卫生部、教育部都出了一本书：教育部出的是《当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卫生部出的是《当代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这两部书，对合作医疗使这么多人受惠，对普及小学教育使整个国家扫盲成效这么大，却都是全盘反对，而且提到普及合作医疗和普 及小学教育都只有几百字。
老田说，这些机构的官员为什么会反对这些东西呢?非常奇怪。后来我看美国学者尼斯坎南的“官僚预算最大化”理论的时候，我想起来中国的官场也一样，只要这些机构的人掌权，他们一个本能的冲动，就是提高本部门本单位的平均服务价格，就是说同样一个服务，农民有可能出三毛钱，但他一定要提高到三块钱才满意，这样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民就没办法看病。教育也是，把平均价格提上去以后，本部门就业的那些人的利益就会提高，那些人自然就很满意。这是一个很致命的东西。本来我们建立一个部门，建立一个专业化的机构，主要的目的面是为了方便积累经验，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但是叠加了部门利益最大化目标以后，官员会长期要求本部门的利益最大化，那么一个本能的冲动就是，把平均的服务价格提高到绝大多数人承担不了的地步，这样部门权力的存在，就不仅不能够以专门化的知识推进社会进步，反而就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障碍。
我们回头去看八十年代的改革，一个重大的逻辑，就是向各个部门的官僚群体放权，这些部门得到定价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涨价。我们今天依然看得很典型的，一个是医药行业，一个是建筑行业。这样的部门扩张过程的改革，近似于建立各种以公权力为支撑的价格卡特尔。我们知道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联盟建立的价格卡特尔都是非法的，这等同于榨取消费者剩余，追求远远高出成本的垄断收益。而以公权力为基础的价格卡特尔，也是得不到民众拥护的，共产党政权形象的恶化，实际上就是与公权力支撑价格卡特尔的普遍化有关的。“教育改革把二老逼疯，医疗改革是提前送终，住房改革把口袋掏空。”这些顺口溜广泛流行，体现的是对于改革方向的不认同。
整个改革的逻辑，实际上可以从教育部反对普及小学教育、卫生部反对普及合作医疗去理解，这里可以看到某些改革最本质的内容。官场很多人就是习惯于搞预算最大化。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不是所有的部门都可以像建设部和卫生部这样可以自己制定价格标准，很多部门没有具体的产品和服务，像工商行政管理局，它是一个纯粹的社会管理机构，他们的权力扩张就变成了“三乱”——叫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环保局等部门也是。
整个改革开始，是部门利益的扩张，单位服务价格的上升和整体的通货膨胀。后来很多人批评政府干预不对，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其实就是从八十年代以后才有的事，以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人民公社垮了以后，像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就没办法维持了，已有的成就很快丧失殆尽了。
有位美国波士顿当教授的曹先生讲到：我们改革，放权和让利都是没有错的，但是放错了对象，放权给干部，让利给干部，这就错了。这就很腐朽很堕落。我们整个共产党的整个政府的形象很糟糕，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放权放给他们了，没有放给群众，没有放给底层最大多数的老百 姓。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有了这些历史性的对照，我们再回头看人民公社的实践过程，它确实体现了很多新的东西，跟原来很不一样，而且还有很多潜在的可能性。一部分只有在文革中才能实现，原因就是官僚的管制去掉了以后，不需要人设计，很多东西自然能够发挥出来，像合作医疗和教育是比较典型的。后来反过来看，这些东西被否定以后，干部权力的扩张，部门利益的扩张，又是从哪里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再来解读我们的党史，再来总结党史为什么会被妖魔化，其实就非常简单。对干部的利益，是肯定还是否定，是扩张还是收缩，大体上能够看到我们后来这段历史是怎么总结的。大跃进当然在这中间对干部的利益有很大的冲击，要求原来当官做老爷的方式要深入到群众当中去，总结先进经验，并推广先进经验，这确实触及到许多人的当官模式。总体上要解决这个问题，我 觉得还是毛主席说得对：不是新的制度设计问题，还是“治国就是治吏”，要告诉官场什么是许可的，什么东西是不许可的，如果在官场里面解决不了，那么我们就要把群众组织起来开始全面的自下而上地揭露你的阴暗面，让你难看。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时代的三大决策，三个基本路线，实际上是前后承接，内部有逻辑关系的。
2013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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