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平(新疆兵团党委党校教授) 吕文利(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人们记忆中的新疆，有辽阔的土地和美丽的景色，也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但现在，让人揪心的暴力恐怖事件，使新疆在人们心目中的美好印象蒙上阴影。该如何治理新疆?怎样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以史为鉴，人们回想起新中国成立初期王震治疆的往事。那时候，对叛匪和分裂势力，他是霹雳手段; 对各民族百姓，他是菩萨心肠。
请缨入疆
1949年初，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只是时间的问题。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西柏坡召开，会议主要讨论的就是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问题。会议期间，王震根据西北战场的形势和日后发展趋势，主动向毛泽东请缨：“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一切需要去的边疆去，到新疆去!那里需要解放，那里需要开发，那里更需要发展经济。”
王震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战将，拥有很强的开拓能力、凝聚能力和大局观，总能在关键时刻争挑重担。他1908年出生于湖南浏阳的佃农家庭，早年参加了湘赣苏区的创建工作。1930年9月，毛泽东夸赞王震写的传单、布告很有功底，王震回答说：“报告毛委员，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的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出布告，震动大，能镇得住地主、老财和民团，便建议我改成这个名字。我是个大老粗，没喝过几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写的!”毛泽东说：“你们的传单、布告不像完全出自纤纤秀才手，倒像经过你这位‘大老粗’的刀砍斧劈，有一种气势!你这位‘大老粗’能把那些‘小嫩细’组织起来，并把你的意图写出来，就是不‘粗’了!这方面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在湘赣苏区的斗争中，王震英勇善战，多次粉碎敌人“围剿”，曾获三等红星奖章。抗战时期，驻守陕甘宁边区的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自力更生，开发南泥湾。南泥湾大生产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表扬，他为王震亲笔题词“有创造精神”，并赞誉三五九旅是“发展经济的前锋”。1944年11月，王震又率三五九旅主力南下，执行中央建立以五岭山脉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后因时局变化北返，于1946年9月返回延安，行程2.7万余里，被毛泽东称为“第二次长征”。
进军新疆需要的就是这样一支部队。新疆远离内地，入疆不仅要长途跋涉，想要在那儿站稳脚跟也得靠自己。尤其是粮食问题，从内地大规模运粮过去显然不现实，只能靠部队自己解决。而王震率领的部队能长途奔袭，又能打硬仗，还能耕地种田，显然很合适。
就在王震请缨出征新疆后的一天晚上，西柏坡一个小剧场里演出京剧《红娘》，大家都去看戏了，王震却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看文件。不久，毛泽东走过来，问他为什么没去看戏，还说：“《红娘》这出戏很好，那位红娘总是全心全意给人家做好事，很可爱。这出戏里红娘是主角，你到新疆就是去演红娘，唱主角，为那里的各族人民去做好事。”这表明，毛泽东同意了王震去新疆的请求。
凯歌进新疆
得到中央批准后，王震率部在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的指挥下，一路向西攻城克地。1949年5月参加解放西安的战役，8月下旬占领兰州，9月5日解放西宁。9月10日，受毛泽东委托，国民党起义将领张治中以和谈首席代表的身份向新疆发电报，劝导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他还特别强调：“毛泽东对新疆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非常关心，新疆问题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接到电报后，陶峙岳、包尔汉均主张和平谈判。但蒋介石、马步芳在新疆的嫡系势力叶成、马呈祥主张对抗解放军。随着王震在兰州、西宁相继告捷，一路西进，在新疆国民党官员内部，起义与反起义的斗争日益激烈。
此时，蒋介石、白崇禧给新疆的亲信发去电令，要他们“各方设法，保住新疆”，声称“和平运动，万万不可做”。于是，叶成等人开始进行最后的挣扎。9月20日深夜，叶成来找陶峙岳，想胁迫陶峙岳去南疆。结果，陶峙岳晓以利害，劝说叶成离开，并承诺可以给予重金，保证他们的安全。叶成等人自知大势已去，又见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且人身性命有陶峙岳担保，就听从了安排，离开了迪化(1954年改称乌鲁木齐)，向印度出走。9月25日，陶峙岳率国民党驻新疆部队通电起义。26日，包尔汉率国民党新疆政府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至此，新疆和平解放。
在新疆风云变幻之际，9月15日，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的王震正率领部队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其间遭遇狂风、雨雪和冰雹的袭击，行动异常困难，但官兵们仍然冒着严寒奋勇前进。王震到达山顶后，转过头看到漫山遍野的战士，心中感慨万分：“乌云把祁连山都遮住了，遥远的草原无边无际，我们翻过这座风雪祁连山，就可以胜利地向新疆前进了!”这句话被站在他身旁的第一兵团宣传部副部长马寒冰记在了心里，他就此整理出一首诗，“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并且送给军旅音乐家王洛宾，请他谱曲。当王洛宾看到歌词时，眼前立即浮现出战士们顶风冒雪在祁连山上前进的雄壮场面，心中激情澎湃。他把歌词反复吟诵了七八遍，曲谱已随口而出。战歌《凯歌进新疆》由此诞生。
10月10日，根据中央的要求，王震命令第一兵团第二军、第六军共计8.9万人开始进疆。部队在《凯歌进新疆》的战歌声中兵分两路，第二军乘汽车到南疆焉耆，第六军由苏联支持的2个航空团40架里尔飞机和汽车运送到迪化。
1949年11月7日，王震率兵团进驻迪化。第二天，迪化军政各界举行盛大欢迎会，王震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已正式成立。在包尔汉的陪同下，王震到新疆临时政府向各机关负责人说明中共中央当前工作方针和解放军进疆后的接管原则。他还同陶峙岳商定了改编起义部队的整编原则。12月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新疆省(1955年10月1日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包尔汉为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和新疆军区正式成立。彭德怀为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为第一副司令(后任代司令)、陶峙岳为第二副司令。
在新疆省政府和新疆军区成立的同时，部队继续分为两路，向全疆进驻。其中第二军抵达焉耆后，大部分运输汽车损坏严重，于是部队以步代车，徒步到达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第六军抵达迪化后，又完成了沿镇西(今巴里坤)、伊吾、奇台、木垒、阜康、昌吉、绥来(今玛纳斯)、伊宁一带的布防任务。
部队在入疆过程中克服了诸多困难。11月28日，部队在阿克苏获悉国民党特务计划在和田发起叛乱，第二军第五师师长徐国贤、政委李铨立即下令第十五团进军和田。由于汽车少，一部分士兵乘车沿公路快速向和田进军，稳住局势。而主力部队放弃了有水、有人家但路程较远的行军路线，选择近路，徒步横穿荒无人烟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行程750多公里，历时18天，终于抵达和田，粉碎了敌人叛乱的阴谋。彭德怀等致电嘉奖了这一壮举，称赞他们“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
此后，王震在迪化与陶峙岳接触较多。陶峙岳在谈话中流露了两种心态，一是“军人守土有责”，新疆不能让美国、英国，也不能让苏联拿去;二是“袍泽情深”，起义的士兵将来怎么安置呢?他的想法是把士兵遣散回家，发点钱，给点路费。王震听了之后不同意，他提出了更大的构想：起义部队立了功，守了土，以后可以和我们一起转向生产，扎根新疆嘛!王震的想法对陶峙岳触动很大，两人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新疆的工作得到顺利推进。
对土匪，“必须用大炮讲道理，用刺刀去教训”
新疆虽然和平解放了，时局却错综复杂。国民党起义部队本来就鱼龙混杂，就在陶峙岳、包尔汉宣布起义后两三天，1949年9月28日，驻哈密的国民党官兵叛乱，四处抢劫烧杀，还抢走中央银行哈密分行库存的12箱金银，以及从兰州银行运来的500多公斤黄金。随后，国民党部队驻鄯善、吐鲁番等地的一些官兵，也发生了残杀百姓、奸淫妇女的叛乱行为。1950年3月，已改编至王震麾下的第二十二兵团骑兵第七师叛乱，这支部队原为国民党骑兵第五军，曾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的嫡系王牌军。叛乱时，共有17个连队的2511名官兵。他们在迪化地区6个县市先后发动了7次武装叛乱，与新疆当地的一个土匪头子乌斯满遥相呼应。
乌斯满是哈萨克部落头领，又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同国民党的哈密专员尧乐博斯、国民党特务贾尼木汗相互勾结。1950年3月，趁着各族群众还不太了解共产党，而解放军官兵又忙于大生产的时机，乌斯满等人在昌吉、呼图壁、玛纳斯、阜康、奇台、木垒、巴里坤、伊吾和迪化的南山等地发动武装叛乱，匪徒连同被胁迫的民众一度达到4.5万人。蒋介石在台湾得知消息后，精神大振，立即委任乌斯满为“新疆反共司令”，封尧乐博斯为未来的“哈密王”，妄图进行反扑。到1950年12月，这股叛匪杀害各族群众1175人，抢劫各类牲畜34万多头，粮食5300多石(当时1石约为100斤)。
乌斯满不但是惯匪，还是美国的武装间谍。早在他发动叛乱前，1949年9月，美国前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就悄然离开迪化，跟乌斯满会合，共同谋划。
面对叛军、惯匪、特务、境外势力相互勾结的嚣张气焰，王震果断决定派兵围剿。对骑兵第七师的叛乱，王震交给第十七师的政委袁学凯去平叛，叛军很快被歼灭，其头目被击毙。对乌斯满势力，则组建了剿匪指挥部，王震任总指挥，同时还成立北疆剿匪前线指挥部，由第六军军长罗元发任总指挥。这支剿匪部队以第十六师为主力，配备了41辆装甲车，240辆汽车，1架侦察飞机等。王震的策略是，对这些土匪，能争取的要争取，如果争取不过来，则“必须用大炮讲道理，用刺刀去教训”。
然而，乌斯满熟悉地形，适应沙漠荒原气候，且善于骑射，不需要后勤供应。据参战老兵回忆，乌斯满势力比国民党还难对付，“架起机枪打也打不死几个”。此时，苏联方面表示愿意支援王震剿匪，因为乌斯满曾多次窜到苏联边境作乱，苏联深受其害。但王震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权衡了军事上、政治上的利弊之后，他答复苏联说：“请朋友们相信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我们有把握在短期内平息叛乱。”
王震命剿匪部队兵分四路，日夜兼程进逼乌斯满的老巢红柳峡。这里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夜里气温能降到零下30多摄氏度。乌斯满对匪徒吹嘘：“现在形势对我们有利，解放军害怕我们，不敢打了。凭我们熟练的骑术，精准的枪法，一定要和他们见个高低。”没想到，1950年4月15日早晨，解放军冒着风雪，突然杀入。乌斯满仓皇逃走。被他胁迫来的哈萨克牧民，也丢下牲畜逃跑了。
此时，王震执行了争取人心的政策。他命令部队，缴获的畜群一律不没收，要物归原主，被乌斯满胁迫的牧民回来后也一概不予追究，还要允许他们保留猎枪。这些政策，使得哈萨克各部落的首领和牧民渐渐明白：解放军不是乌斯满说的那样。他们陆续回来，四处流窜的乌斯满被彻底孤立了。此后，经过100多次大小战斗，乌斯满等匪帮终于被剿灭。
1951年4月29日，迪化各族各界群众8万余人，在人民广场举行公审大会，审判乌斯满的叛乱罪行，乌斯满被执行枪决。到1952年6月，新疆全境彻底肃清了国民党长期豢养的反革命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在剿匪战斗中，共毙伤土匪1083人，俘虏6983人，投诚627人;解放被胁迫的牧民3.1万多人，夺回牲畜17万多头。从此，新疆社会进入稳定期。
对各族百姓，让耕者有其田
剿匪完成后，安全形势虽然好了，但经济上百废待兴。新疆有的地方还存在农奴制残余。全疆地主每人占有土地相当于中农的7倍、贫农的11倍、雇农的120倍，贫困和被虐待是新疆老百姓的生活常态。王震决定从减租反霸入手，改变这种悲惨的状况。
1951年7月，在迪化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的大会上，王震提出减租反霸的许多细则，“对于两种民族形成租佃关系的地区，减租时，一般应采取双方协商的办法进行，不应采取斗争方式，以免引起民族间的仇视”;“对于宗教寺院出租的土地，一般均应按照减租条例依法减租，但在执行中……群众要求减则减之，愿少减者则可少减，不愿减者可暂不减”。
在减租反霸的过程中，王震心很细，把13个民族的风俗习惯都考虑到了。比如，他和群众见面，依习惯握手问候;到群众家里时，听从主人的招待，不在水渠里洗脸洗衣服，不甩手除水，不吃本地民族禁吃的食物，不说本地民族忌讳的话;他还要求土改工作组努力学习维吾尔族语言，不干涉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等等。
经过种种努力，新疆的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顺利进行。1953年底，全疆9个专区、57个县约400万人口完成土改，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他们对共产党的认同感进一步加强，一些农民在清真寺做乃玛孜(伊斯兰教礼拜)时也为“救星共产党、恩人毛主席、靠山解放军”祈祷。当时，哈密的农民说：“把天下的树变成笔，天下的河变成墨，即使天下人都会写，也写不完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兴修水渠，用爬犁拉石头
发展农业就必须要兴修水利，尤其在新疆这样的地方，每年平均降雨量不足200毫米，有些地方甚至终年无雨。新疆的很多地方，本是汉代屯垦的沃野，但岁月沧桑，都变成一片茫茫沙漠。所以，找水、兴修水利工程成为王震主抓的大事。
兴修水利需要专家，1949年，王震抵达迪化没几天，就约见了水利专家王鹤亭。1944年，军阀盛世才主政新疆时，王鹤亭受国民党政府委派，带领水利勘测队来到新疆，担任新疆水利局第一任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12月，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他仍担任水利局局长。
但是，1951年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开始后，有人检举王鹤亭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利用职权贪污了若干两黄金，这使得王鹤亭坐卧不安。对此，王震非常慎重，他亲自登门向王鹤亭了解情况。王鹤亭深受感动，热泪滚滚：“我向司令员(王震)保证，贪污黄金的事情我连影子也不知道。”为了减轻王鹤亭的压力，王震把他调到了石河子荒原去工作。直到王震查明检举缺乏事实根据后，才派人把他接回来。王鹤亭再见到王震时，王震只是问他开垦石河子的事情，只字不提黄金的事，这让王鹤亭再度落泪。从此，在天山南北的高山上、大漠里，都留下了这位水利专家的身影。
另一名修渠的老工程师樊宝云也被王震感动了。1947年，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在迪化修建了一条43公里长的和平渠，但由于工程质量差，渗漏严重，无法满足下游垦荒的需要。王震很重视和平渠，想让驻守迪化的第十七师把和平渠整修成70公里长、防渗漏的大水渠。于是，他请老工程师樊宝云来设计。樊宝云犯了难：修这条渠，光两岸的干砌片石就需7000方(立方米)，一方若按3000斤计算的话，用100辆汽车也得运一个月，当时新疆军队没几辆汽车，根本行不通。樊宝云把困难跟王震一说，王震哈哈大笑：“咱们没汽车，可有‘拖拉机’嘛!5天之后，请你看‘拖拉机’吧!”
王震口中的“拖拉机”就是爬犁。仅十几天时间，第四十九团就制造了1400多架爬犁。1950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初五，迪化三甬碑至红山嘴之间20多公里的雪路上人山人海，人们往爬犁上装石头，在雪路上奔跑着。而跑在最前面的，就是穿着旧棉军衣的王震，他和大伙一起拉石头，干劲十足。有了王震的带头作用，地方机关工作人员也纷纷上阵，不到几天工夫，他们拉运的石头已堆积如山。
樊宝云被深深感动了，他在日记里写道：“王震司令员提出用人力拉石头，我口不说心里却想，简直是笑话。嘿!事实和我想的完全不同，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军队。营长、团长、师长，乃至军长、司令员、政委，都同战士一起拉石头，这是天下的大奇迹!”靠着官兵们顽强拼搏的精神，到1950年底，新疆部队在天山南北各地共修建水渠32条，总长1235公里，可灌溉耕地127万亩。
搞水利建设，难免损伤底层民众的利益。王震是农民出身，了解农民，对各族底层民众充满柔情。军队在修建库尔勒十八团大渠时，按施工设计，渠道本来要穿过一户维吾尔族群众家的院子，但因为有一些果树，这家人始终不愿意搬迁。王震知道后说：“部队搞生产绝对不能侵犯群众的利益，尤其是要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意愿。”最终，渠道改线，绕过这户人家，但承诺修好后仍然给这家人供水。此事一传开，少数民族群众都说：“解放军亚克西(好)!”
发展工业，一边省钱一边求贤
农业离不开工业，发展工业需要钱，可是钱从哪来?王震又一次想到了军队。1950年6月，王震在一次军队干部大会上说：“发张工业要钱，我没有钱。我也不能向毛主席要，我不当‘伸手派’，因为国家刚解放，百废待兴，不能向国家要。也不能向新疆老百姓要，老百姓已经很困难、很穷了。我就打你们的主意。”
在王震的号召下，部队从定量供应的棉被、衣服、帽子等日常生活用品中节省出资金，支援工业建设。每人每天节约口粮0. 5斤(为供给标准的26%)、菜金9分9厘(为供给标准的60%);每人每月节约津贴50%;衬衣的翻领去掉，军服口袋由4个改为2个，杂支、办公费都尽量节省。到1951年底，参加集资的干部战士占全军区人数的90%以上，平均每人一年节约费用91.2元。1951年到1952年，干部战士节约的资金，占新疆两年工业建设投资总额的80%。有了钱，王震就可以放开手脚搞工业。到1953年，全军区共建立工业企业76个，工业总产值达到4257万元。
为了发展工业，王震礼贤下士，广纳人才。余铭钰是著名的冶金专家，年轻时留学美国，王震想聘请他担任八一钢铁厂的总工程师。1951年，余铭钰来到新疆，王震不但亲自到机场迎接，还安排他住在自己的办公楼里。余铭钰知道，这栋大楼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是最高官邸，一般人很难进入，更不用说在这里住了。他有点感慨王震的气度。等到王震与他通宵畅谈后，他彻底被王震的坦诚所折服，当即决定把自己在上海办的钢铁厂捐献给新疆，举家西迁，准备父子两代“为新疆的钢铁工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王震就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各个领域的专家：轧钢专家顾遒义、农学家涂治、地质学家王恒升、纺织专家刘钟奇和应寿纪……正是这些专家的不懈努力，才开启了新疆的现代工业之路。
此外，王震还创办各类学校，努力培养人才。1951年至1952年，他扩建了当时新疆唯一一所高等院校新疆学院(今新疆大学前身)，创办了新疆军区工业学校、俄文专科学校、新疆八一农学院等。王震还创办了八一中学，他与作曲家刘炽共同为学校创作的校歌，至今被传唱。
王震还让自己的夫人王季青投入到培养人才的行列中。王季青1913年出生于辽宁沈阳，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她参加了八路军，同年底调至三五九旅，在旅部任文化教员，经贺龙介绍，不久与王震结为伉俪，后随王震进疆。
最初，王季青被任命为新疆学院秘书长。但她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还不到一年，王震就对她说：“秘书长同志，你是不是该调换一下工作岗位了?”王震告诉她，广东、华东、湖北3个地区志愿参加抗美援朝战斗的学生大队近500人，刚被分配到新疆军区学习俄语，以适应部队向苏联学习和交往的需要。于是，王季青被任命为军区俄文队队长。1951年8月，在俄文队的基础上，创办了新疆俄文专科学校，王季青任校长。
就在俄文专科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即将走上工作岗位时，新疆军区党委决定把学校移交地方管理。王季青又有了新任务。为解决部队子女上学的问题，上级决定筹建军区子弟学校——八一中学，王季青再次担任校长。没等校舍盖好，她就带领全体教职工打扫好窑洞，开始上课。缺乏基本的教学用具，就用膝盖当书桌、土块当板凳，田野则是学生们的运动场。1953年春，王季青随王震调回北京工作，此后仍然从事教育事业。
屯垦戍边，一手缔造生产建设兵团
历史上，由于交通不便，地处偏远，自汉代起，历代中央政府在经营新疆时都采用“屯垦戍边”的治理措施。王震在入疆前就想到了：国民党和平起义官兵有7.1万多人，民族军有1.4万人，解放军进疆部队有8.9万人，加上政府工作人员，需要财政供养的人员达24万人。如果靠430万新疆各族群众养活是不现实的，还会加重民众负担，给那些分裂分子以口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军垦，屯垦戍边，这样既可以减轻新疆老百姓的负担，又能够养活军队。
1949年9月，王震的部队一进入新疆，便“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一边剿匪，一边搞大生产运动。据老战士回忆，当时，他们每人分一片荒地，比赛似地干活，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早晨出发时带几个馍馍，中午干累了，想吃口馍馍，就快走几步，先把馍馍放到前方不远处，等干到那里时再吃。而且，南疆的气候干旱，馍馍放到前面，不久就晒干了，想吃新鲜的馍馍就得快点干。
1950年国庆节前，王震在《新疆军队生产简短总结》中说，军队在当年春季共开垦荒地85.2万余亩，超额完成原定60万亩的计划;解放军进疆前，群众需要缴纳的田赋和附加负担是70多万石粮食，而1950年只缴了44万石，大军增加了，群众的负担反而减轻了，让新疆的各族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共产党、解放军的好。到1952年，全军区播种面积扩大到160万亩，收获粮食9960万余公斤。
如火如荼的大生产运动为屯垦戍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2年底至1953年上半年，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新疆军区以代司令员王震、代政委王恩茂的名义颁发命令，将驻新疆人民解放军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到1954年10月，解放军大部分集体就地转业，脱离国防部队序列，正式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其使命就是“劳武结合，屯垦戍边”。此时，王震虽然已经离开了新疆，但兵团实际上是王震一手缔造的。兵团第一任司令员陶峙岳晚年写了一首名为《书怀》的诗送给王震：“改造大自然，开发戈壁滩。挥锄为富国，执戈以防边。”诗的“小序”写道：“今日新疆建设之成就，实有赖于当时王司令员植其始基。”
历史上的屯垦戍边，无论规模有多大，有过多么辉煌的局面，都有一个长期驻守接续难以实现的问题。王震不仅用“既能作战、又能生产建设”的思路对屯垦制度进行了创新，还切切实实当起了“红娘”，设法让兵团有二代、三代。
早在部队进疆前，有些同志就对进驻那么偏远的地方有意见，还编成了顺口溜：“抗日战争打硬仗，南下北返饿肚肠，烂(南)泥湾里去开荒，胜利以后去新疆，成了光棍，丢了爹娘。”进疆后，20多万大军，大部分是光棍儿。
王震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他说：“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了根。”他向中央反映了这个情况，中央做出决定，允许新疆军区从内地招收未婚女青年参军，以解决新疆大龄官兵的婚姻问题。1950年秋，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熊晃担任招兵团团长，到湖南招收女兵。湖南是王震的老家，他特地给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说：“新疆人口稀少，配偶难找，部队要屯垦戍边，长期安家，不解决婚姻问题是不行的，今派熊晃同志去湖南，请你们大力协助，帮助招一批女青年，最低年龄18岁，初高中文化程度，未婚，有过婚史但已离婚的也行。家庭出身不管，把她们招来新疆，纺纱织布，繁衍人口，与我部队将士同建繁荣富强的新疆。”
于是，湖南省委在长沙市营盘街38号设立招兵点，还到处张贴招兵广告，吸引了无数热血女青年参军入伍，当年就招收了3862人。1952年，又有4000多湘女进疆，由此有了“八千湘女上天山”的说法。
因为“僧多粥少”，这批招收来的女兵文化素质又高，实际上主要解决了大龄干部的婚姻问题。后来，王震又组织从华东招收了2000多名部队医院的护士，从山东征收了近3000名女兵。1954年，再到山东征收近7000名青年妇女，乘大卡车浩浩荡荡进新疆，基本解决了战士们的婚姻问题。
靠“红娘”王震的四处“化缘”，到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时候，部队中女性的比例增长到40%。如今，兵团不但有了二代、三代，还有了四代，兵团军民在亘古荒原上先后建立起了石河子市、五家渠市、阿拉尔市、图木舒克市、北屯市等一批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目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4个师、175个农牧团场、2115个连队、268万人口的特大型社会组织。
“永远守卫西北边疆”
尽管功勋赫赫，但王震从1952年5月起就受到批评。起因是在新疆进行牧区改革时，王震操之过急，想将牧区改革与农业地区改革同时进行。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将《关于在伊犁开展牧区改革》的电报发往中共中央西北局，但没等西北局答复，王震就雷厉风行地布置开了。1952年6月，毛泽东对回北京开会的王震说：“你王震只看到新疆，没看到全局。在少数民族地区先进行土地改革，第二步再实行牧区改革，这是中央的统一部署。你新疆不按中央的部署搞，就会影响西藏，妨碍我们争取达赖的工作;也会影响甘肃、宁夏、内蒙古，那些地方也有牧区。这样一来，中央就被动了。”直爽的王震果断认错。毛泽东认为，王震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但是严重的”。
1952年12月，王震到兰州开会时病倒，并于第二年3月转到北京治病，离开了工作3年多的新疆。离开新疆后，王震一直记挂着新疆的事业和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1956年，王震出任农垦部部长之后，曾多次到新疆视察。1980年，鉴于新疆的复杂情况，中央决定王震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分管新疆工作。为此，王震在短短一年内4次前往新疆。1981年，在王震的建议下，根据新疆发展和稳定的需要，中央决定恢复1975年3月被撤销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91年，王震以83岁的高龄，再次到新疆视察工作。他十分动情地说：“1980年我曾经说过，现在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把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同各族人民守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
1993年3月12日，王震在广州逝世。4月5日，按照他生前嘱托，王震的大部分骨灰被撒向天山山脉的前峡、后峡和天山北麓的石河子垦区，另有小部分骨灰安放在了黑龙江垦区的八五○农场(离开新疆后，王震又领导开发了北大荒)。他实现了自己的真诚愿望，让自己的灵魂与天山融为一体，永远关注和守护着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
治理新疆的启示
王震在新疆的3年时间里，新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王震离开时，新疆的剿匪基本结束，社会稳定下来。各级人民政权先后建立起来，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正在自下而上地稳步推进。此时，新疆的建设也与全国一样，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个各民族和睦相处、生机勃勃的新疆已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今天，当新疆深受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的困扰时，再回顾当年王震治疆的经历，能够获得深刻的启发：
其一，稳定是人心所向，维护稳定必须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其二，发展是争取民心的重要手段，必须在发展的基础上给各民族群众以经济上的实惠。其三，平等互助是民族团结的基础，相互尊重对方的风俗习惯是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前提。其四，建设一支真心跟党走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其五，提高各民族群众的生产技能，是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其六，屯垦戍边是历代治疆国策，是增强中央政府控制力的重要途径。
新疆周边有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新疆内部有敏感的民族宗教关系，治疆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王震和他的战友们在主政新疆时的一大特点是，在坚持推进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新疆的实际，坚决反对任何分裂的图谋，按照自下而上的原则，先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县，再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州，最后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区，在新疆形成了大自治套小自治的格局;同时把分布在全疆的生产部队集体转业，建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这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的长远战略框架。纵横交错的治理体系使得屡次在新疆兴风作浪的分裂势力始终无法形成大的动乱，确保了新疆的整体安全。
当然，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治疆的政策也需要随时代而发展，随社会而变化。王震的治疆经验是留给今天的宝贵财富，而今天的人们要有王震的精神和毅力，并以当代人的智慧来解决新疆面临的问题，实现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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