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刚刚发生的乌鲁木齐火车站暴恐袭击(紧接着又有广州的暴恐事件发生)，其实为一次标准的自杀式人体炸弹袭击――它标志着分裂分子在中国境内制造的恐怖事件正在向“国际流行范儿”迅速升级，这背后当然是引导一起起中国境内旨在分裂的恐怖主义活动的日渐猖獗，而更不该忽视的是，乌鲁木齐事件正发生在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视察新疆之后即日，个中对手赤裸裸的挑战中共的决心不言而喻。
历史上，左宗棠和王震均因治疆有成而立威，但在最近200年里，中央与新疆之密切关系，往往又因国家的民族政策的阶段性变化而常常经受这样那样的考验，但，无论如何，在今日国家国力和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空前强大之时，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竟然可以经年累月发动少则杀伤数人，多则杀伤数百人的恐怖袭击，一同备受拷问的应该有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某些民族政策是否需要完善和改进。
大政策动了，小策略才能活。
比如执行了许多年的“二少一宽”。
除了对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人民保持永远的友好亲善，对新疆的经济保持持续的扶持，而对新疆分裂分子保持更为强大的武力高压之外，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的融合与认同，现在看似已经不只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一个更为急迫的政治课题。
之前，笔者曾提出，可否在中国内地的户籍制度中逐渐取消56个民族的分别标注规定，而一律取“中华民族(某部族)”的通用标注――当然，当下中央政府要做好准备的是，任何政治政策上的设计都需要更长久时间，10年或20年，甚至是一代人两代人的检验，所谓的“二少一宽”政策，虽然在当时可能有过某种繁荣的表相，但确实已经不住一代人成长过程的考验。
还有，不久之前由全国人大庄重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竟然只对台湾的台独势力有所制约，而对国土西部的诸种分裂和准分裂组织及分裂和准分裂行为没有任何的提及，经过这几年的实践检验，也不得不说必须得到更多的补充和修正;与“二少一宽”政策相似，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后，在政治上多取包容和宽忍之中庸态度，上谓之抓住难得的和平机遇团结一致要把经济搞上去，但现在回头再看，当中国这个巨大经济体勇猛地跃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之后，背后因政治上过度包容和宽忍带来的过多罗乱似大有打乱经济前进步伐的可能。
其实，这些年发生在新疆、西藏的民族分裂事件，对这个巨大的国家而言主，还都只是小插曲，在东部领海与日本的复杂关系，在南部领海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复杂关系，看似复杂，其实一根可以挑明的主线是，国家某些政治路线需要调整了，与需要完善和加强的《反分裂国家法》同样急于完善和加强的是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执政党需要在未来更明确自己政治属性的道义底线及法制边界。
若不信，你可以回头再看，在今日之中国，即使在这个体制的内部，尤其是某些既得群体里，那些对中共历史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尤其在对待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上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大多都在对待民族分裂问题上不能有坚定立场者，更是对领土东部和南部领海诸争端上不能有坚定的立场者，更远了说，他们也是在对日显的中国与美国重新分配世界领导权和重新分配世界政治、经济资源的问题上不能坚定持有中国国家利益至上立场者。
换句话说，当下中国面临的主要困扰，皆伤在体表，病在脏腑。
毛泽东早就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中国而言，其实政策和策略也是这个国家的生命;毛泽东还说过，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与此同时，在欧洲东部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两个与中国关系均非常特殊的国家之间，正在发生着的一切或龃龉或和谐的内容，似乎是老天爷有意无意间给当下中国一种特别启示，当年苏联因政治改革过度而解体，才带来今日本来几百年来同一文化同一国家的俄乌同胞往往只能以刀枪杀戮解决一切纷争的现实，政治价值观的涣散最终带来的国家分裂痛苦看来10年20年都不可能弥合，也许将持续上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也未必――即使某日这出悲剧的始作俑者之一的美国的力量都不复存在了，那长期的分裂之苦痛已经深深印刻在当地几代人民的命运里。
中国坚决、永远不能走这样的路，这话谁都讲得出。
但中国该怎样才能坚决、永远不能走这样的路?
这就需要有大智慧的领导者仔细考量。
其实，我以为，即使在国际化的拳击台上，即使中国没有一个如美国这样强大而怀抱异心(强大者必怀抱异心)的对手之来自各个方向和各种动作的攻击，中国仍然未必就可以太平无事，即如晚清之中国，综合国力和军力亦不可谓不强大，但一样要经受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被侵略、被分割及相互内战的苦痛，上千万同胞沦为乱世鱼肉，说白了还是一句说，中国这个几百年来一直是世界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它的昨日、今日和明日所面临的一切外部威胁和危机，其实也都是内部矛盾、内部错误和内部懒性的外化。
好在，还来得及，也有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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