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我去过多次，虽然南疆、北疆都到过，但新疆很大，依然没能走遍。几次去新疆有的是旅游，有的是参观，有的则是工作。西历2003年，我到南疆喀什地区两次采访了当地公安的反恐事迹，几乎走遍了喀什地区的每一个县，采访了众多不畏牺牲、恪尽职守的警察、武警官兵，以及很多维、汉群众和干部，宗教人士、被“地下讲经点”裹挟过的小学生，还采访了关押在监狱中的东突犯罪分子，对当时新疆的反恐工作有所了解。新疆的暴力恐怖事件并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新疆就发生了一系列恶行暴力恐怖事件，当时这些暴力恐怖主要从南疆蔓延到北疆。西历2001年美国发生“9·11”后，在全世界共同反恐的趋势下，新疆的暴力恐怖活动在一段时间内有所收敛，新疆反恐也取得不错的效果。我当年去喀什做采访报道，正是在那一形势下。
西历2003年在南疆的采访，有几件事情至今依然令我难忘。一是当地几个县的公安局长都很年轻，最年轻的一个县公安局长当时只有28岁。另一个县的公安局长年龄稍大一些，是中国公安大学的硕士毕业生。虽然他们都英勇无畏地奋战在反恐第一线，但是，那位硕士毕业的年轻局长在采访之外向我表示了他的忧虑。他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某些政策失误导致了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对这些政策的长期后果以及能否及时、有效纠正，他表达了自己的担心。
其次，我到一个当地学校采访一位曾经被“地下讲经点”裹挟的小学生。所谓“地下讲经点”是东突势力培养队伍的方式之一，他们要求维族孩子不要上学，在“地下讲经点”接受教育。从字面上看，“地下讲经点”只是传授宗教内容，其实，年幼的孩子在那里除了宗教内容外什么也学不到，稍大点的少年，则在“地下讲经点”同时还要练武。我采访的一名维族男孩当时只有10岁，他在“地下讲经点”呆的时间不长，被父母发现后及时领了回来，重新回到学校上课。由于这名男孩不懂汉语，我希望有一位翻译，校长说，学校的汉语老师可以当翻译。汉语老师是一位年轻的维族姑娘，很漂亮，但她的汉语水平实在不行，我大概只能听懂五分之一。最终是一位陪同的警察为我充当了临时翻译。这次采访后，我问当地领导，为何学校汉语教师水平这么差?他说太穷，好老师不愿来。在当地有完全使用汉语教学的学校，但学费相对当地生活水平来说很贵。我找了在当地挂职的一位朋友，跟他说，我愿意出钱供两个维族孩子上汉语学校。
第三，我在监狱采访了几个因暴力恐怖犯罪而被收押的维族青年。其中一位说，他们当初在“地下讲经点”接受教育时就被告知，未来“东突建国”需要武装力量，他们就是为此而培养的，但他本人现在对此感到后悔。另一位暴力犯罪的维族青年说自己不后悔，他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各种宗教败类。采访的很多内容最终没有在节目中采用，但那位表示“不后悔”的青年，使我看到了“人体炸弹”的影子。而我采访的更多普通维族群众，他们有的是暴力恐怖袭击的受害者或家属，有的是被亲戚、朋友关系暂时迷惑的被蒙骗者，他们都反对暴力恐怖活动。
西历1999年，曾经是新疆女首富的热比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捕，并被判刑8年。服刑期间，热比娅对自己危害祖国的罪行表示后悔。此后，年过50的热比娅在狱中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事实上，关于热比娅保外就医问题，时任美国国务卿是主导力量之一，对此，国内的一般说法是，西历2005年，司法部门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批准了她的申请。出狱前，热比娅一再保证出去后不参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任何活动。但是，热比娅一离开监狱便到了美国，成为白宫的座上宾，并成为恐怖组织“世维会”主席。此后，西历2009年新疆发生了惨绝人寰的“7·5事件”，新疆分裂势力主导的暴力恐怖活动再次卷土重来。
20多年来，新疆成为中国的“痛点”，内因、外因都有。各种专家对这一问题的原因探讨和解决方案，已经有很多分析建议。我认为，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的嚣张气焰是必要的方式之一，对于残害无辜者生命的暴力恐怖行为决不能手软，但这只能治标。发展新疆的经济和民生也是方式之一，但是，富裕也未必能彻底解决分裂势力的根源。因此，我想说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侧面。
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结论至今常被提及，即，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融合能力，能够同化不同的外来文化。这的确是一个事实，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为何具有如此强大的同化能力?对于这个问题，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讨论并不多。我认为，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种种不足，但在本质上它具有比其他文化更为合理的先进之处。这种先进绝不是凭话语权垄断自我吹嘘的，而是在社会经济、政治以及人性方面的更加合理。中国传统之所以能同化其他文化是因为中国传统具有的、内在的强大文化优势。
理解了这一点，再来看今天中国境内的汉维关系。维吾尔族也有它的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相比，哪个更先进?这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有一点应该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他民族的同化过程，并不像西方那样是消灭对方的文化，而是以中国文化的合理性为主导，吸收其他文化的有益之处同时影响对方，使得双方能够和谐相处。当今中国汉维之间的矛盾，一个重要原因是同化的共性在减少，异化的个性在增加，因而统一的力量遭到分裂力量的抵消和侵蚀。正如前文所言，造成这一现象既有内因也有外因。
先说内因。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强化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有关领导和知识界发起了一项重要的文化“运动”，这便是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人的猛烈批判。其代表有，某领导特批出版的台湾作家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某个要“抛弃黄色文明、走向蓝色文明”的大型纪录片等。类似的图书、教材、电影、电视、文章、言论大行其道，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被描绘成一无是处的落后文化，中国历史被认定为一片漆黑的野蛮愚昧，中国人被鉴定为具有难以改变的“劣根性”的不良种族。无数知识分子用这样的观点丑化自己的祖先和父母之邦，抹黑自己的同胞，并因此而声名鹊起，名利双收。那么，当我们站在维吾尔族的立场看到这一场对中国传统的大批判时，结果会怎样?
假设我是维族人，我会这么想：当你们汉族人自己都把汉唐元明清否定了，当你们汉族自己都说自己历史上没干过好事，当你们汉族人自己都承认是劣等种族，请不要把这屎盆子扣在我们维族人头上，我们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坏，我们不想与你们这么坏的文化有关系;我们从来都是好人，过去、今天、以后都是好人;既然你们自己承认是坏人，那就分手吧，谁愿意与一个坏人永远相伴?由此，我们看到了当今中国社会这一历史虚无主义主流的极大危害，它不仅危害新疆，同样危害西藏等。中国几千年来所具有的文化优势因为历史虚无主义而彻底丧失，向心力、凝聚力被严重瓦解，离心力大大抬头。
再说外因。改革开放有它的历史贡献，但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有危害的，它的另一面便是崇洋媚外。在竭力贬低中国的同时，中国的主流文化对西方文化大唱赞歌，认为中国的必然出路只能是像西方一样。当福山以“历史终结论”竖起人类文明最高峰的旗帜时，中国的主流精英也都匍匐在这面西方旗帜下，为把中国彻底改造成像西方一样的结局而呕心沥血、不懈地奋斗。那么，当我是一个维族人，我会怎样?很简单：既然你们已经拜在“最好”的西方脚下，我为何要通过你们接受一个“二手”的西方?我为何不能直接投奔到西方的怀抱?在你们艰难地把中国改造成最美好的西方世界时，我们就先行一步了，不再让你们成为我们走向先进、走向文明的障碍和绊脚石。我们直接拜师，不做你们这个西方学生的学生。因此，中国主流精英的崇洋媚外必然导致其他民族离你而去。崇洋媚外导致的恶果，同样体现在香港、台湾等地区的离心倾向上。没有了文化的凝聚力，剩下的手段要么是花钱留住人家，要么是用武力不准别人走，中国因此陷入极大的被动。
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梦”提出的“自信”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充分承认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伟大，应该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对人类的巨大贡献而骄傲，在这种骄傲中，五十六个民族都是做出贡献的一份子，谁也不分彼此，那是我们共同的骄傲。当然，由于历史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造成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清除它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要自信，绝不是自大。文化自信绝不是吹出来的，而应该下功夫真正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的优秀之处以及至今仍有强大生命的合理性，这需要我们对内加强文化重建，对外则需要批判西方中心论，反思将西方价值观当成人类唯一最高标准的狭隘，应该像伏尔泰、汤因比、罗素、李约瑟、基辛格等西方学者那样，即便不把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看成是比西方价值观更高的另一个“普世体系”，至少也应该是不亚于西方体系的、具有同等价值的“普世体系”。
新疆富饶而美丽，新疆各族人民勤劳而质朴，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虽然历史上有过嫌隙，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和谐相处。近几十年来，思想观念问题有时候看起来只是口舌之争，但是，西方人有“蝴蝶效应”一说，中国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结论，思想观念上的偏差，落实到现实中，往往会出现思想观念提倡者没能预料的不良后果。近几十年来，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思想观念的偏差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新疆已经成为“中国之痛”。我们不希望永远地痛下去，我们希望和谐，希望共同构筑属于每一个人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梦”，这需要我们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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