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2日起在全国发行。全书共6卷，近300万字。
《毛泽东年谱(1949-1976)》是一部记述毛泽东同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27年间的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决策、工作方法和各种活动，反映了他领导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历程。从这部年谱的记述中，还可以了解毛泽东同志在27年间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这部年谱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发表了大量未编入毛泽东著作集中的讲话和谈话，同时又使用了其他文献资料和访问材料，内容非常丰富。
这部年谱的出版，对于研究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工作实践，研究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经验和艰辛探索，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由来和形成基础，有着重要意义。
199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共3卷)，经过修订后再次出版，同时在全国发行。
1958年 六十五岁
11月2日—10日 在郑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各协作区主任、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通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11月2日 下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说：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给经济的说法不对。人民公社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社会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只有给自足才是有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要大搞交通运输。
11月3日 下午，在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主要听取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汇报。在谈到交换问题时，毛泽东说：必须使每一个公社，并且使每一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每一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在这次会上，一些人提出要搞一个新的四十条，以取代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毛泽东说：就在这里起草，并指定吴芝圃负总责。
11月4日 下午，在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听取新四十条起草情况的汇报。吴芝圃说：这个文件主要的目标是十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说：建成社会主义，这好。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你加“准备”两个字，准备过渡，机动一点。陶鲁笳说：现在有些公社一九六二年就要过渡。毛泽东说：人们的想法是一件事，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又是一件事。在谈到公社体制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我们现在看这本书，跟它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它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他这本书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部否定它。
11月5日 下午，在专列上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问题。当会上有人再次提出十年内向共产主义过渡，并说有些重点社已经基本上是全民所有制了时，毛泽东说：这个全民所有制指什么范围说的?就县说可以，就省还难说，就全国更难说。修武县不是成立了一县一社的人民公社吗?就他那个县说，首先表现在劳动力能够自由调动，其次产品采用调拨的方法。但是，在你河南全省，修武县的人力、财力、产品你调不动，国家更调不动。所以，只能叫县所有制或者叫社民所有。全民是六亿人口，你就所有不了。总不能说是全民所有制，可以说县全民所有制，小全民所有制，大集体所有制。把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混同起来，恐怕不利。好像我们现在差不多了，共产主义已经来了。这么快，太快了!奋斗太容易了!我现在顾虑，我们在北戴河开那个口子，说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即由集体所有制搞成全民所有制，像工厂那样，是不是开了海口，讲快了?我现在想，北戴河那个决议要有点修改才行。
11月6日 晚上，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更替吴芝圃主持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的起草工作。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我昨天晚上跟河南同志商量，他们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只要四年。我们在北戴河写了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这个东西我总是动摇着，究竟能不能办到?能不能把农业办得跟工厂一样?产品能够调拨，积累能够调拨。河南说四年，我看四年比较困难一些，我给你们加一倍，八年。山东范县说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看它那个时间太短。有两个过渡，第一个是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大体需要多少时间?第二个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从全民所有制到各取所需。现在我们对共产主义，只是吹，苏联也还没有实现。这第二个过渡，我们不要冒险，但是凡可以做的，我们就做，如吃饭不要钱和别的公共福利，这些你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的因素。什么叫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什么叫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你们去议一个标准。
11月7日 晚上，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和新四十条问题。毛泽东说：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社会主义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的与集体的，两者混同起来不利。全民所有制的集中表现要能调拨，不能作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不完成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经营范围扩大，教育、公共食堂、带小孩都由社会负担，废除家长制，吃饭不要钱，这是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一个社、一个县范围内的变化，与社外无关，对全国来讲，还不是根本的变化。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它的主要作用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要保留部分的作用。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实现两个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11月9日 上午，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关于《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他说：我看了一遍。把这个意思是不是可以写进去：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在住宅建筑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再一个是商品问题。我们这个文件是避开这一方面的。我就想要写进去。可不可以写这样一条：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的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毛泽东讲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看法。他说：我是相当赞成这里头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搞清楚很有必要。现在要利用这个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我看还要一个发展阶段。每一个人民公社都必须发展能够卖钱的东西。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
同日 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的委员们，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信中说：“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
11月10日 下午，在郑州河南省委第二招待所主持第一次郑州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大跃进搞得人思想有些糊涂，昏昏沉沉。尽是写诗，报纸上都是诗。诗也是一个严肃的东西，要字斟句酌。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是可以解释的，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11月13日 下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赵文甫、史向生、杨蔚屏等谈话，谭震林、胡乔木参加。毛泽东说：大跃进以来，热情很高，成绩很大。出了一点盲目性，很长时间的盲目下去也不会。对资产阶级我们采取赎买办法，小心谨慎。农民是五亿人口，更要小心谨慎，所有制变化得慢一些，不可太急。要吃好、睡好。现在还穷得很，从现在起十年，连前第一个五年计划，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改变为全民所有制也是了不起，北戴河会议文件，提出七八年也许不对。快慢如何，还要看两三年再说。我们是个很穷的国家，一贫二弱，钢千把万吨，人民生活水平低，河南每人年平均只有七十几元。要对高级干部讲清楚，现在绝不能高枕无忧。干劲很可贵，没有这股干劲就要倒霉。但是，要清醒，只顾前不顾后，只顾胜利不顾困难，那问题就大。要搞钢铁还得有时间，要考虑是否搞那么快，粮食作物长快了也不行，基础不实，容易倒伏。要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同日 下午，乘专列离开郑州南下。
11月14日 下午，到达湖北孝感。在专列上听取王延春、孝感地委和县委的第一书记、长风公社党委书记和农民代表的汇报，王任重参加。当汇报说长风公社有人创造了亩产万斤稻谷的“万斤田”时，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当有人说这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时，他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当听说妇女和男人一样干劲大，但是夜里干了活白天就没有劲时，他说：今年三月我在成都会议上就讲了有张有弛劳逸结合嘛。群众积极性越大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劳累要害病的。
11月21日—27日 在武昌洪山宾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
11月21日 上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八个问题。毛泽东说：我有一些想法，请大家斟酌斟酌。第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现在我们乡级以上的各级干部就是要过渡得快，抢先于苏联。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所谓速度，所谓多快好省，是个客观的东西。客观上能速则速，不能速就还是不速。第二，十五年规划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我建议实际上不作为重点，因为这个东西议不出好多事来。十年之内需不需要四亿吨钢?可能不可能搞到?没有把握。四十条传出去很不好，那叫作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是要谨慎一点，摆他两三年再说。第三，这次会议的任务，是为全会作准备。第四，划线问题。郑州会议划了五个标准才算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要全面地完成全民所有制才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就是那个少则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响。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只好改一下。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第五，消灭阶级问题。第六，商品经济问题。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是哪些?我们在郑州会议就是严格按照斯大林，限于生活资料，加上一部分人民公社所需要的生产资料，进行商品的交换。现在有个消息，苏联出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把商品的范围扩大了，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是生产资料。这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时期认为好像是商品越少越好，最好是两三年之内就不要了。现在我看这个商品是要搞久一点，不是一百年，也是二三十年。第七，减少任务问题。水利建设，还有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恐怕也需要考虑一下。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要求全国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还说一定不可少。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了五百亿土石方，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比五百亿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 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你(指曾希圣——编者注)是想搞多的，你搞多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为原则。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固体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第八，人民公社整顿问题。毛泽东最后说：我是提问题，把这些题目列出来，去讨论，哪样为好。各人都可以提问题。这一向，在我的脑筋里头，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刚才讲的那些问题，究竟是这样好还是那样好。
同日 晚上，同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谈话，主要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毛泽东说：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11月22日 晨一时，同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谈话，谈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问题。毛泽东指出，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
同日 晚上，在武昌洪山宾馆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彭真、谭震林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就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问题向他们摸底。毛泽东问：翻一番是否可能?反复问他们：一千八百万吨靠不靠得住?
11月23日 中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二次讲话，共讲七个问题。(一)写文章问题。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要搞得更扎实些，要求确实可靠，指标要改一下。(二)想压一压省市委的同志。北京来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你们一个也不写是不行的，是不是下次每人写一篇。(三)指标问题。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究竟以什么指标为好?北戴河会议是说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那是个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下来，是办得到还是办不到，把根据讲出来。去年是五百三十五万吨钢，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这是个冒险的倡议。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即把指标降低。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今年一千一百万吨，实际上好钢是八百五十万吨。明年所谓一千八百万吨，就是要搞好钢。如果一千八百万吨搞不成，我看还要缩小，先搞一千五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降下来。(四)作假问题。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这些还不能破除。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七)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问题。
11月27日 审阅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第三次草稿)》。草稿第二部分中说，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部完成这个过程将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毛泽东将“将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修改为“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
11月28日—12月10日 在武昌洪山宾馆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1月30日 下午，在武昌洪山宾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关于明年计划安排，他说：北戴河会议时一股热情，提出明年搞三千万吨钢，现在来看，当中至少有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的。事非经过不知难呀!我现在泼点冷水，但要注意不要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是在鼓气的条件之下。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他说：还有个作风问题，一个是强迫，一个是造假。要拣那严重的典型搞几个，教育大多数。
12月9日 下午，主持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体会议并讲话，讲了十二个问题。毛泽东说：第一个问题，人民公社的出现。第二个问题，关于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第三个问题，关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的口号问题。我对这个口号有怀疑。对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这个口号，我也是曾经有怀疑的。在四月武汉会议上，我提出可不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后头，曾希圣拿出三张安徽河网化图，说服了我。现在看来，农村今年这一年大跃进，再搞两年，面貌基本改变，我看可以。至于说全国，那恐怕还要考虑一下。第四个问题，一些党内外的争论问题。最近围绕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有各种议论。一些地方纷纷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制，纷纷宣布两年或三年或四年进入共产主义。他们有冲天的干劲，革命热情很高，这是非常之可宝贵的，缺点就是太急了一点。我们这回这个决议，主要的锋芒是向着急这方面的。第五个问题，关于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第六个问题，关于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期间，不知是哪位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很好，我很赞成。还有生产与生活问题，要抓生产，又抓生活。还有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工业与中小型工业同时并举，土法与洋法结合，还有管理体制的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这些都是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属于辩证法范畴，对立统一学说里面的问题。在社会制度问题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也是对立统一。武昌会议，我们提出实事求是地制定一九五九年的经济计划，我们的思想又热，但是又有点冷。有相当的科学分析，比较实事求是，和我们的雄心壮志相结合，就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而产生的一些不切实际的缺乏根据的想法。比如，从前我们想过明年要搞三千万吨钢，到一九六二年搞一亿二千万吨。我那时忧虑的问题是这么些钢做什么用，我在中南海游泳池找人谈这些钢的出路。实际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可能，一个是需要。那个时候我没有考虑这个可能性的问题。到了武昌，我就感觉不那么妙了。所以，现在我们把盘子放小，明年不搞三千万吨，而搞一千八百万吨到二千万吨。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计划低一点，让群众的实践超过我们的计划。第七个问题，十五年纲要问题。目前放它一下，看来目前是没有可能作这样一个计划纲要。第八个问题，关于军事工作。第九个问题，关于教育制度的改革。第十个问题，关于两种可能性。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这些东西，巩固和垮台这两个可能性都存在。第十一个问题，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关于国际形势。
12月12日 下午，在武昌东湖客舍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协作区主任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过去有些部分的失调要加以调整。北戴河会议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经验，是一种热情，搞了俄国的革命热情，没有搞美国的实际精神。广州会议也好，党的代表大会也好，北戴河会议也好，都是革命热情，一条腿，另外一条腿叫作美国的实际精神，就缺。武昌会议就来了一个实际精神，俄国加上美国了。
同日 审阅修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十一日修正稿)》。修正稿第二部分中说“苦战三年，可以争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上改观”，毛泽东修改为：“苦战三年，加上再努力若干年，可以争取全国的面貌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12月22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十二月十九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一九五八年第一六五期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批示：“定一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1959年 六十六岁
1月26日—2月2日 在北京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当前生产和市场安排问题。
1月26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由邓小平作报告，毛泽东不时地插话。在邓小平讲到武昌会议上主席讲过钢一九六二年搞到五千万吨时，毛泽东说：那就了不起了。五年计划，一年增加一千万吨，能不能搞这样多，我还怀疑。在邓小平讲到基本建设项目，北戴河会议提出一千八百多大项，武昌会议减为一千六百三十九项时，毛泽东说：减得不多。在邓小平讲到搞高潮的一套办法要拣起来，搞得轰轰烈烈，不要太冷，要热时，毛泽东说：郑州会议以后就压缩空气，到现在压了两个月了，我看再也不能压了。当然，有缺点还是要批评，那种批评也不能叫做压，但根本上现在要鼓气。
2月1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在高潮中有些人对一些事情怀疑，不足为奇，年年会有的。我们做这么大的事情，动员这么多人，又出了这么多缺点，要人家不讲坏话，怎么能行呢?最近这两个月，我们还是实行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要改，也没有哪个提议来改总路线。四大指标要保证，其他指标都要保证，个别的加以调整是必要的。多一点、快一点总是好。同时，还要好、省，要照顾质量。现在有几个方面的失调，大量表现的就是副食品、日用百货、原材料等不足。工业方面有些东西没有收上来，农产品未收上来，棉花也未收齐。指标问题，原则是这样：经过努力能够做到的，一定要做到;经过努力还做不到的，那得改。现在这些失调的方面，经过努力可以改过来。现在看起来，经过去年这一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局面。我们曾经提过一些不适当的指标，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在武昌会议上已经纠正了，就是由三千万吨钢减到二千万吨。还有些指标也定得不适当，脑筋发起热来，想得很多，里头有一些胡思乱想。现在定下来的指标并不十分吓人，钢、煤、粮、棉，还有其他的指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请同志们注意发现新问题。现在我们所不知道的问题，在实践中、在斗争中才能发现。
2月2日 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并讲话。毛泽东说：所谓工作方法，看问题的方法，做事的方法，就是辩证法。许多同志提到，现在有些人一讲起去年尽是缺点了，而优点、成绩那方面的材料就记得少了，甚至没有了，就否认大跃进了。这也是个看问题的方法问题，就是所谓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形而上学的方法还是辩证法的方法问题。而我们的事业，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不过，想做好事，不想做坏事，这是一件事，而做的结果又是一件事，还要加以区别。我们主观的东西究竟是好还是坏，要在客观实际中见效。这次计委、经委、建委以及中央各部门搞出来的这个计划比较完全，比武昌会议那个计划形而上学较少，各方面的联系比较全面。我们应该称赞这个计划，这次大进了一步。
2月23日 乘专列离开北京，到达天津。在停靠天津的专列上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恭、张明河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李耕涛等谈话。毛泽东说：中国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应该有个广大的发展。商品交换不但是城乡之间，还有乡乡之间，还有对外省的交换。要在有差别的基础上来搞统一，光讲统一就行不通。现在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公社集体所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集体所有大部分，也就是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公社基本上是“联邦政府”，不干涉生产队内政，这样积极性就提高了。社与队、社与社、队与队、社与国家，都是买卖关系，看来买卖关系缩小不对，要利用价值法则进行商品交换。
2月25日 下午，在停靠济南的专列上，同山东省委、历城县委、历城县东郊公社、东郊公社大辛管理区、大辛管理区第二生产队这五级负责人座谈，了解整社中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看法和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分配问题、小麦生长情况等，并共进晚餐。毛泽东提出，在分配制度上应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按劳分配，而不要拉平。他对这个座谈会感到很满意。
2月26日 上午九时半，到达郑州。晚上，在专列上同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吴芝圃、杨蔚屏、赵文甫、史向生谈话。毛泽东说：现在公社所有制是比较合作社扩大的所有制，基本上还是老社的所有制，不是全民也不是省、县所有制，实际上也不是公社所有制，而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的合作社。一个公社有那么多管理区和队，有经营好坏、收入多少不同，粮食产量多少不同，吃得多少不同。队多，生产水平不同，分配不能一样。穷队挖富队不好，富队的人是劳动者。吃粮标准还是要不同，多劳的多得，少劳的少得，都积极起来了，否则就伤一头的积极性。提公积金可以有不同的比例，富队多提一点，穷队少提一点。农民拼命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不是责任制问题，是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是对的，情有可原，没有完成征购的那部分搞瞒产是没有理由的，其他合法。要宣布一九五九年就按多劳多得，以安定人心，以利生产。大概是三五年，基本上是大队所有制，部分是公社所有制。银行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收回贷款多的要退回一部分。去年积累多了些，个人分配少了些。今年夏收、秋收，积累要比较少些，个人收入比较多些。对于平均主义与本位主义要加以分析，首先是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然后再说本位主义。
2月27日—3月5日 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第二次郑州会议。
2月27日 上午，在停靠郑州的专列上同吴芝圃、史向生和新乡、洛阳、许昌、信阳的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纪登奎、赵天锡、路宪文座谈。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的办法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这实际上是无偿外调，你叫它本位主义，名词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它有征收公粮之权，积累之权，而产品分配权应该在队。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都要有个过程。
同日 晚上，第二次郑州会议开始举行，毛泽东主持并作第一次讲话，内容包括所有制、劳动力分配、消费资料的分配和干部下放当社员等问题。他说：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主要的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我们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
2月28日 晚上，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并作第二次讲话，所讲的问题仍是所有制、劳动力分配、消费的分配和干部下放当社员。
3月1日 上午八时，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信中说：“我建议此次会议开到明天，即三月二日散会。三日各同志回去。在各省、市、区召开一次六级干部会议。会期十天。六级干部：省级、地级(三人左右)、县级(三人左右)，每社党委书记一人，每社来一个管理区(大队)总支书记及一个生产队支书，总共六级。大省可有三千至四千人，中省二千至三千人，小省一千人左右。最好另外从省、地、县、社四级共找算账派一千人左右参加会议。”“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我准备三月十四日到上海。我要看一看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进展情况，还须呆四五天，看看他们想些和讲一些什么。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各有几天商谈。”
同日 下午，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并作第三次讲话。毛泽东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把等价交换一否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结果人家就恐慌。凡是不实行等价交换的，搞一平二调的，农民一定瞒产。现在有些同志心里还在想共产主义。早一点好，我也赞成。但是你越想搞就越搞不成，你越不想搞就越成。现在要慢一点搞，不要想十五年、二十年搞共产主义。现在是去掉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和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
3月2日 晨四时半，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指出：“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
同日 晚八时四十分，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并在会上作第四次讲话。他说：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3月5日 下午，主持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并作第五次讲话。他说：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整社整了三个月(十二月、一月、二月)，隔靴搔痒，没有落到痛痒之处。我看，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从中央到公社，要搞个楼梯，这个楼梯就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在生产队的所有制。头一天我这炮一放，我说，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以及在座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的，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过去对这个问题，我们包括我在内没有分析。在武昌我没有分析。在北京，一月份我烦闷，还没有分析;到二月份，我开始分析这个问题。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问题是在县和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
同日 《郑州会议纪要》定稿，其中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3月15日 就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信中说：“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
3月17日 就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信中说：会上“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
3月20日 晚上，从长沙到达南昌向塘。在专列上同杨尚奎、邵式平、汪东兴和江西部分地委书记谈话。毛泽东说：开会有一种办法，一定要有对立面。以后要用这个办法，不能光听一面之词。有些叫观潮派，其实不是观潮派，名字安得不对。人家讲点老实话，讲点怪话，就叫人家是观潮派。
3月25日—4月1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月26日 下午四时二十分，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薄一波作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的发言。薄一波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你们不是说要抓得紧、抓得狠吗?你们就不狠。现在工业需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就是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结果是一事无成。搞那么多项目干什么?削他五百项，如果不够，再削，削六百项。明年索性少搞一点，聚积力量，以备后年翘起来。何必那么忙，一定要搞一千多项?搞得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
3月29日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计划问题和国家机构领导人人选问题。当陈云说完全赞成砍基本建设时，毛泽东说：不仅是基本建设，还有生产指标也要相应地砍。我对以后每年是否能增产一千万吨钢是怀疑的，世界上没有先例。说保证多少，有个实际和不实际的问题。保证一九五九年生产两千万吨钢，一千四百万吨钢材，这是我们在武昌定的，北京一月会议还是这么定的。现在到了三月底，不行了，保证不了啦。在薄一波说钢按一千八百万吨部署，最后结果比按两千万吨部署还要好时，毛泽东说：问题是一千八百万吨钢是否也高了，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没有?
3月30日 阅陶鲁笳报送的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及附件，写批语并写了一些批注。其中一条批注是：“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4月2日—5日 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4月3日 晚上，在上海兴国路招待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一九五九年钢产量为一六五〇万吨(洋钢)。
4月5日 上午，在上海锦江饭店礼堂主持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作题为“工作方法”的讲话，共十几个问题。毛泽东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要会做工作。(一)多谋善断。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一月二十六日这个会是我建议开的。其原因就是一月上旬陈云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他讲武昌会议定的今年那个生产计划难于完成。他这个人是很勇敢的。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说，那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要多谋。什么叫多谋呢?你听听人家不同的意见嘛。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了，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二)留有余地。成都会议就讲留有余地，后头不留有余地了。我们过去打仗，是三倍、四倍、五倍、六倍以至七倍的兵力来包围敌人，这是留了很大的余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现在我们搞工业很多是打没有把握之仗，没有准备之仗。不晓得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是个政治问题，这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问题。(三)波浪式地前进。(四)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依据形势改变计划。(五)观察形势。 要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空气，嗅思想动态。(六)当机立断。要当机立断，不要错过形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七)与人通气。要跟同志们、朋友们、上级和下级的同志们通气。与人通气的时候，反面的话要想一想，那个反面的话很值得注意。(八)解除封锁。他们搞工业的人心里想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等到开会的那天还不知道。你先让人家略微知道一点，慢慢浸润，细水长流，不要突如其来，倾盆大雨。我现在要求解除封锁。(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人，这是因为真理在这个人手里，而不在多数人手里。多数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但是有些时候，个别的人要胜过多数人。(十)北戴河会议、武昌会议、北京会议、上海会议这个过程，我们得总结一下。客观事物是在实践中间逐步认识的。我所有讲的这些，批评的这些，包括我自己在内。(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不要拿出来。(十二)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十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十四)我想找几位通信员名字叫做秘书，先在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二部(冶金部、一机部)找，然后再找几个部。(十五)李锐怕鬼。你前怕龙后怕虎，很多顾虑。(十六)我批评的这些人，以及没有批评的，都是好同志，我没有偏心。但是要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使同志们找到一个较好的工作方法。
4月29日 关于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写一篇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信中说：“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
5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根据毛泽东指示起草的《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出：必须采取集体养猪和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
6月1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和分配自留地等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是由毛泽东同邓子恢、李先念、廖鲁言等研究后由廖鲁言、邓子恢起草的。指示“建议各县用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出一张布告，把下面四件事向群众公布。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第二，恢复自留地制度。第三，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时间把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收获由个人自由支配。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仍然归还社员私有，并且奖励社员利用屋前屋后和其他废弃土地种竹木水果，谁种谁有”。
6月13日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研究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这次会议决定，一九五九年钢的产量计划指标由上海会议确定的一六五〇万吨再下降到一三〇〇万吨，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会议由李富春、李先念、廖鲁言分别汇报工业、市场、农业的情况，周恩来讲话，最后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份，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他说：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一谈。粮食要给本人，食堂自愿参加，不愿意参加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剩下一个宣传问题还不主动。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农业以后不要公布产量了。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一九五六年的错误就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把一九五七年的指标降低，完全正确，不降低不好。一九五七年不降低，一九五八年不可能跃进，因为没有物质基础。要存一点力量，人也缓和一点，不要那样人为的紧张，每天那样紧张，每天完不成任务。
6月20日 晚上，听取彭真、胡乔木、吴冷西汇报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报刊宣传问题的情况。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
7月2日—8月1日 在江西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7月2日 下午，在庐山住处召集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会议研究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讨论的问题和会议的开法。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共十八个问题。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二、形势。国内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的方针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三、今年任务。四、明年任务。五、四年任务。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工业管理问题。十、体制问题。十一、协作关系。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十三、学会过日子。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八、国际问题。(七月三日，毛泽东增加一个团结问题，共十九个问题——编者注)
7月10日 下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组组长会议，各组汇报讨论情况。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关于形势问题，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关于总路线，他说：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跃进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夸大。使我们被动的问题是不该把四大指标公布。关于人民公社，他说：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关于怎样看待成绩和错误，他说：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7月14日 下午，收到彭德怀本日写的来信。
7月16日 晚上，在庐山住处召集刘少奇、周恩来等开会。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总的来讲，我们对过去几年工作的总的估计是得多于失，但是也有一部分得不偿失，应该承认这一点。二、总的来讲不能泄气，要鼓干劲。当然有一部分气要泄，一部分基建项目要下马，这就要泄气，这部分气非泄不可。三、现在有没有右倾机会主义?我说有，我就是，我就是嫌右倾的朋友太少了。有好多同志是糊里糊涂地往前闯，碰了钉子还不知道掉头。四、现在事实上就是反冒进，只是不公开讲，反冒进的司令就是我。
7月20日 晨，在庐山住处听取杨尚昆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我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那些不愿意认真总结去年经验教训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附】【毛泽东因为马寅初主张节制生育而对其进行批判的谣言真相】马寅初其实是听了毛泽东的计划生育演讲后才写的“新人口论”，把马说成人口学家是连马本人也不会同意的事情，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批判过马寅初。紧跟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整个60年代70年代计划生育一直在进行，未受任何干扰。
谣言：毛泽东批判马寅初是因为其主张节制生育(出自《毛泽东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导致中国人口失衡》，链接：http://q.sohu.com/forum/7/topic/45832373 )
事实：毛泽东没有因为马寅初提倡节制生育而批判他。历史上的马寅初其实是听了毛泽东的计划生育的演讲之后才写作“新人口论”的。在50年代，马寅初跟在毛泽东后面写农业合作化、写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写大跃进、写“农业八字宪法”……，几乎宣传和解释毛泽东所有的政策。人口方面的文章仅仅是马寅初诠释党和毛泽东的许许多多方针政策的很小一个方面，把马寅初说成人口学家是连马寅初本人也不会同意的事情。因为马寅初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紧跟党和毛泽东的，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批判过马寅初。
事实：1953年以后，党的上层开始对节制生育问题改变认识，内部会议已经讨论改变限制避孕和节育的政策。处在中央机关核心领导层的邵力子和马寅初都有机会了解到党的上层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变化，比较早地在外界重提他们一贯主张的节制生育观点。1955年7月，马寅初开始提出控制人口问题的时候，全国卫生部门已经开始在城市里宣传避孕和节育知识，中央政府已经组织生产避孕药械了。特别是1955年3月1日，党中央以批转中央卫生部党组报告的形式转发全国，提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个重大政策性问题”，明确赞同节育了。所以，马寅初并没有比党和毛泽东先一步提出控制人口和实行节制生育的主张。相反，马寅初是在共产党允许的时候才重提出他的主张的。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之际，毛泽东连续发表了5篇批判美国政府“白皮书”的文章，其中最后一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批判美国政府的马尔萨斯主义观点。因为马尔萨斯主义总是把人口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马克思以十分激烈的态度批判和否定马尔萨斯，所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节制生育等同于马尔萨斯主义。在此后的几年里，党和政府对人工流产和节制生育问题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包括马寅初在内的那些解放前就主张节制生育的知识分子在这一个时期也都不再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事实：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所做的“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有一段生动幽默的、主张实行计划生育的演讲。这是中国共产党继半年前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以后，党的最高领导人又一次在较大、较为公开的场合(这次会议扩大到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1800多人)提出这一主张，而且是第一次公开提出计划生育的概念。毛泽东说：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地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毛主席这个话引起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计划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3月1日，大会组织了包括马寅初在内的16位民主人士发言。马寅初在发言中主要回应了毛泽东讲话中那段主张实行计划生育的话。马寅初表示拥护毛泽东有关计划生育的观点的发言共有1000字，约10分钟。这就是30多年来被主流人口学家所乐道的“马寅初中南海向毛泽东谏言”。
毛泽东有关计划生育的讲话以后，1957年初春有关计划生育的提法就开始在全国流行。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贤达都纷纷发表文章，宣传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马寅初的几篇有关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文章，以及1957年7月5日以人大会议发言的形式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新人口论”，都是毛泽东关于计划生育的演讲以后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 参考《戳破马寅初的神话》链接：http://www.m4.cn/Article/lishi/2011/12/265080.html )
事实：毛泽东曾多次发表关于计划生育的一些言论。
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笑)这是一种假设，就是讲有一个时期，比如讲条件没有具备，无非是粮食、衣服、房子、教育等等，现在一年生一千多万，你要它不增，很难讲，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嘛!必然王国还没有变成自由王国咯!在这方面这个人类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这个问题，应该研究。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那天我讲了，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想出办法来，人类总而言之是要控制自己就是了，有的时候使它能够增加一点，有的时候停顿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笑)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寅老讲得好，今天讲的好哇!我跟他是同志，以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说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但这个问题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有一些办法。人民会不会有这个要求，还是我们主观的，人民是要求这个东西的，不是每个人要求，而是很多人要求，比如农民要求这个，人口太多了的家庭，他要求节育。城市里头农村里头都有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三卷P169)
有人给毛主席回报说《人民日报》宣传节育和晚婚的社会反响，毛主席回答说：
文章一多了，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实在难办，在旧社会，报纸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现在报纸上一登可不同。
完全学术性的，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如果一发现节育晚婚的宣传产生一些不良后果，那么报纸上可以写文章来解释说明，我们的文章，就是往往不及时。至于范围怎样划法，各报可以自己去研究。(和新闻出版界人士谈话，1957年3月10日，3P183-184)
人口节育，要三年试点宣传，三年推广，四年普及推行，也是十年计划，不然人口达到八亿再搞就晚了，初步达到计划生育。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推广，山区人口过少的地方也不推广，也要大鸣大放大辩论一下。我主张中学增加一门节育课，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搞计划生育。(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1957年10月9日)
除四害，也是要求几年试点，大概要三年试点，五年突击，两年扫尾，十二年已经过去了两年，还剩下十年。如果在这个方面搞出一点成绩来，人民的心理状态会变的。如果这个事情搞起来了，节制生育我看就有希望了。我看节制生育也是几年试点，几年突出，几年扫尾。这个事情也可以经过大辩论。
除四害要搞大鸣大放，大争，大字报，在农村里头，在城市里头，究竟灭不灭得了苍蝇、蚊子、老鼠?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不对的，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他们没有信心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不想搞这个事，那也当然没有信心。我们是想搞社会主义，我看是完全有希望的，包括灭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包括扫盲，包括有计划的生育，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四十条里头有好多事情。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还有文教计划。(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13日)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么，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怕人多，有人怕没有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吗!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时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象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邵先生六道讲得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们吃四钱油，五钱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象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化那样。(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
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好，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要到七亿人口时，人们才会紧张，要看到严重性，但不要怕，要节省。一方面节省，一方面节育，要成为风气。(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30日)
要破处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该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民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
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占世界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自然会节育。中国地势条件好，东边大海西边大山。(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5月18日)
人口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对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节育了。(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8月17日)
蒙：再过十年就增加一亿五千万人口。
主席：一亿左右，这不要紧。
蒙：你们的粮食增长可以满足你们的人口增长需要。
主席：粮食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而且我们也在控制人口的增长。
蒙：你们每年的人口增长率是不是百分之二?
主席：百分之二左右。我们的死亡率减少了，平均年龄提高了。过去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几岁，就是死得多死得早，现在平均寿命已经提高到五十岁。
蒙：这是因为你们有了各种医药、卫生设备和抗生素等。
主席：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也进行了防疫工作。(同蒙哥马利的谈话，1960年5月27日，4P281)
我问“主席，在‘中国的联合国’里到底有多少人?”“你能告诉我在新的人口普查中弄清的数字吗?”
毛主席回答说，他真的不知道。
有人说，有六亿八千万或者六亿九千万。但是这是不可靠的，能有那么多?
我说，只要调查一下购货证(用来买棉织品和米的)的数字，就容易算出的。他说，农民时常把问题弄得不能辨别真相。
解放前，农民们因为怕被抓去当兵，生下男孩子，隐瞒起来不报户口，这是很普遍的。而且解放后，有多报人口，少报土地，夸大受灾面积，而只报一点点产量的现象。现在生了孩子虽然立即报告，但是死了人几个月也不报的情况很多(也就是说，这样做可以多领供应物品)。
不错，出生率有很大的下降。但是农民还很不愿意进行计划生育和节制生育。死亡率可能比出生率下降得还要大。平均寿命过去是三十岁左右，而现在提高到近五十岁。(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转译自日本《读卖新闻》)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主席：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要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毛主席：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主席：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已经主席审阅)
事实：毛泽东时代在努力提高人口素质的基础上，也同时做了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计划生育工作。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条件和医疗卫生状况的逐步改善，人口增长迅速，到1955年全国人口已超过6亿。这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中共中央1955年1月批准了卫生部《关于节育问题的报告》，并第一次以正式文件形式发出了《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
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的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这一认识在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得体现，“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1页、495页)
1962年，国务院成立了毛泽东在1957年曾设想的机构——计划生育办公室。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通知》，明确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计划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从完全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这个通知还要求做好宣传工作和技术工作。
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过后，补偿性生育造成人口激增，这引起了中央决策层的关注，1964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1965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急剧下降。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说，国家对计划生育给一定投资，出些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
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各地区各基层单位也陆续开始建立计划生育机构，国务院提出了“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人口增长计划。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周恩来提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连人口增长都计划不好，还搞什么国家计划?”(参见1982年6月2日《人民日报》)
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提出的避孕药具一律免费并送货上门的要求，提出“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并针对不同地方不同情况作了具体部署。
1974年底，已届耄耋之年的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作了“人口非控制不可”的批示，再次强调了人口控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下，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到1977年净增人口从1971年的1950多万减少到1100万，6年中少增加了3100多万人，自然增长率下降了11.3%。70年代人口平均增长率比50年代和60年代减少了3.1个千分点，揭开了我国人口工作新的一页(参见《党和国家领导人谈计划生育[50-70年代]》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
综上所述，中国人口在50年代以后的迅猛增长，实际上是人口发展自身的规律所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错误，是新中国的一个伟大贡献，所谓"错批1人，多增3亿"之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宣传的需要，而不是事实。
( 参考《批驳“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谣言》链接：http://www.m4.cn/Article/lishi/2009/09/1798.html )
事实：原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谈到，毛泽东其实并没有批评马寅初，反倒非常重视计划生育。据2011年11月22日《广州日报》道称，11月21日，由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和广州大学共同主办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100多位来自中共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中央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北京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将毛泽东思想与当下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相结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研讨会上，张全景谈到，毛泽东其实并没有批评马寅初，反倒非常重视计划生育。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曾说：“马寅初的方法好一些。”张全景介绍，毛泽东还提出要研究避孕方法，以更好地控制人口。
事实：马寅初被批并不是因为“新人口论”，甚至与节制生育、计划生育和人口问题没有关系。马寅初把《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看作为其的代表作，而批判马寅初的文章也始终都是针对这本书的。具体分析1958、1959两年多公开发表的138篇批判文章，其中属于学术动态和综述性的文章计有15篇，明确从马寅初《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的整体性或者引申出某些问题予以批判的文章有6篇，批判马寅初哲学思想的文章41篇，批判经济理论的16篇，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和马尔萨斯主义的文章43篇。而在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文章中，分歧从来都不是要不要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而是通过分析具体上纲上线把马寅初归结到马尔萨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反动政治立场上。党和政府从50年代初提出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以后，从来就没有终止过，即使在光明日报批判马寅初的1958年，仅人民日报上宣传计划生育和介绍先进典型的文章就从未中断，“计划生育好处多”的标题通俗、醒目，令人难忘。马寅初受批判是与要不要实行计划生育根本无关的事情。
事实：马寅初最初受到批判是在1958年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中。“双反”运动是1958年大跃进前夕党和毛泽东发动的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动员，“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这次运动的主要开展方式和武器，“领导引火烧身”和“人人写大字报，人人被贴大字报”都是这次运动的主要特点。高校的“双反”运动实际上是老教授和旧知识分子的又一次炼狱，只是绝大多数人经过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三反”“五反”和反右斗争，已经有了对付群众运动的经验，这就是傅鹰教授总结的“运动来了，群众骂你三分混蛋，你承认五分，鼓掌通过”。由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1954年全国代表大会后，马寅初从原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改任全国人大常委。虽然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没有变化，但是，1957年10月，为了加强高校的领导，党从国家机关抽调1000多名领导干部担任高校的领导。原来担任铁道部副部长的陆平进校担任北大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以后，学校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学校的日常工作和几乎其他所有的活动都由陆平主持和领导了，校长马寅初已经被晾在一边。失去政治光环的马寅初在师生中已经不那么神秘了。马寅初历来都是运动的领导和动力，从未做过对象，没有对付群众运动的经验。由于不服水土，师生給马寅初贴大字报，马寅初也給师生反贴大字报。大字报批评马寅初，马寅初也张贴大字报提出反批评。这样，相对于其他校领导来说，马寅初的大字报就多一些。如果公平一些说，因为马寅初校长毕竟平时与学生和青年教师接触少，比起许多老教授来所受到的冲击就轻微多了。8月1日，马寅初离校视察5个月，给他张贴的大字报就少多了。
以光明日报和《新建设》为代表的报刊杂志对马寅初的批判是从光明日报刊登北京大学給马寅初张贴的大字报开始的。光明日报是面对高校和国家机关、文化界和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其他各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报纸，“双反”运动开始后就把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运动当作报道的重点。马寅初像对待校内张贴他的大字报一样，对光明日报上批判他的文章予以回应。从4月19日光明日报开始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到7月24日，该报刊登了马寅初两个长篇答辩和反批评的文章，其中后一篇分4天每次将近半个版面予以连载。随着马寅初在外地视察，8月中旬以后，光明日报基本上已经没有批判文章。11月29日，该报刊登一个编辑部文章和北京大学的3篇批判文章后，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批判。但是，马寅初不愿意就此结束。批判活动基本结束整整一年后，1959年11月，马寅初借在《新建设》刊登“就大跃进的情形，作出一个科学解释”的长篇论文的机会，明确提出“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实际上是对光明日报叫板宣战，从而发生新一轮的对马寅初的批判。马寅初是在那时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但却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分子受批判。马寅初在运动中还有很大的主动权，有力量实行还击，能够把自己的文章发表到希望刊登的光明日报、《新建设》或者《北京大学学报》任何一个报刊上，这不是那个时代每个被批判者都可以享有的特权。
在文化革命前的光明日报还不是今天与人民日报同等地位、属中共中央管辖的光明日报。那时的光明日报是各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1957年11月，因原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和总编储安平双双打成右派而改组时，马寅初就是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参加会议的。被马寅初等民主党派领导人送上任的新任社长杨明轩总编陈此生都是比马寅初资历浅出许多的民主人士，未过半年就在光明日报上刊发批判自己的文章，马寅初难免会有极大的不满。《新建设》原属光明日报管理的杂志，1959年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相当于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管理。马寅初是这个学部的委员(相当于现在的院士)，也算是该杂志的领导。除此以外，进一步分析1958-1960年两次批判马寅初的18份杂志，基本上都是理论界和学术界的刊物。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曾在一篇批判右派分子费孝通等人的文章中顺便点名批评了马寅初，但文章对马寅初和几位著名右派还是有区别的。由陈伯达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属于半月刊，期间共出版48期，没有刊登一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1948年7月份以后，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办有一份机关报和一份理论刊物，期间没有发表过一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这些情况说明，党和政府不仅没有直接组织批判，而且对马寅初这一类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还是有政治担当的。
可以知道的是，1958年光明日报对马寅初的批判，并没有影响党和毛泽东对马寅初的使用。1959年元旦结束连续5个月的视察回来后，马寅初频繁地出席北京高层举办的会议，其中包括盛大集会出现在主席台上和参加毛泽东邀请的小型会议。4月份的两届换届的会议上，继续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只是把原来兼任的全国政协常委调整为全国政协委员。所以，马寅初完全知道自己继续得到党和毛泽东的信任，与自己捣乱并过意不去的就是那帮比起自己资历还浅的民主人士。所以，马寅初要与之战斗到底的仍然是那帮民主人士，他下战书的标题就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显然是对着民主党派主办的光明日报及其光明日报的领导杨明轩陈此生的，这与陈伯达康生及其背后的党和政府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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