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3日，新中国正面临旱灾和饥荒，周总理到革命老区伯延考察调研。四天四夜里，周总理走访了几十户农民家庭，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走访调研考察中，了解了真实情况。
在调研过程中，当地干部压制群众，不准群众讲真话。那些准备反映真实情况的群众都被关起来了，其它的干部群众担心领导秋后算账，一开始也不敢讲实话。最后，在周总理多次做思想工作的情况下，群众才反映了真实情况。周总理夜里打电话跟毛主席汇报情况，毛主席同意取消集体食堂。伯延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集体食堂的人民公社。
这部影片本来是想反映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承认错误的态度，讴歌周总理勤政务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德。周总理的品德大家没得说，世人公认，这点无可争议。但它想反映共产党实事求是、勇于承认错误的态度和精神却事与愿违。有网友评论说：“有些电影不需要看就可以打负分。连最起码的真诚都没有，技巧和情节也不过是平添恶心罢了。 就冲一句“三年自然灾害”，负分。”还有网友评论：“隐瞒真相，被演绎为替领导人分忧;满口谎言，指鹿为马的官员，只要装模作样地做个检讨，就官居原职，丝毫无损;共和国的领导人下去调研，基层的民众各种如见君王，如丧考妣。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我们的主旋律电影仍然丝毫不考虑艺术性和受众需求，这样的意识形态宣传工具怎么可能赢得票房和口碑呢?”
为什么有人反感这部电影呢?
因为广大人民群众不了解当时的真实历史，这部电影也不可能反映当前党的真实历史，现在的主流媒体更不会反映党的真实历史，有的只是造谣与扭曲。反而，这些似是而非的宣传让人民群众误以为造成59-61年经济困难的原因是毛主席的错，是人民公社的错，是公有制的错，这个错误甚至饿死了三千万人。
那么，党的真实历史是什么呢?网友黎阳在他的《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一文中有如下叙述：
“饿死三千万”这个数字从何而来?出处何在?证据何在?我查了半天，查不清。显然是人云亦云。能够确定的事实是：“三年自然经济困难时期”的确饿死了人。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一是河南，二是四川。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是吴芝圃，四川省委书记是李井泉。饿死人的原因并非无粮，而是夺粮——这两个省负责人先虚报产量显示“政绩”。为了保护“政绩”，把民间的口粮调走充数，导致老百姓挨饿，并对上封锁消息隐瞒实情，对实际情况置之不理无动于衷，最终造成大批人饿死。——问题不是一个而是两个：“缺粮导致挨饿”与“夺粮导致饿死”。
“缺粮导致挨饿”不一定就“饿死人”，不能确定就是蓄意的罪行。而“夺粮导致饿死”则已经饿死了人，是不折不扣的蓄意罪行。——那么有什么证据证明毛泽东参与了“夺粮导致饿死”的罪行?中央文件?书面指令?口头命令?暗中鼓励?事后包庇?恰恰相反，见到的倒是如下事实：“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这二人都因“夺粮导致饿死”而受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严厉指责和追究，“文化大革命”后(毛泽东去世后)又都被“平反”，而且评价极高：吴芝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李井泉则在“十大”当选中央委员、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追究了“夺粮导致饿死”这一罪行的罪犯，有人却包庇了罪犯。谁包庇的?显然不是毛泽东。能把“夺粮导致饿死”的罪行栽到毛泽东身上吗?
“缺粮导致挨饿”是谁之过?“反反冒进”、“浮夸风”、“高指标”、“一平二调”、“共产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粮”、“吃饭不要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么谁该对这一切负责呢?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从小务农，难道他不清楚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我们得进一步了解党的历史。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在北京举行。八大对中央领导机构做了较大调整。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分开。八大修改的新党章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称为总书记。这样，就将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分开了，将决策机关与领导日常具体工作的机关分开了。邓小平任书记处总书记。”中央书记处有很大的权力，如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要接受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权力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副主席。 也就是说，中共中央一切具体工作的部署安排实施，包括“大跃进”等均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负责经办。 邓小平自1956年到1966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就是说，在这十年期间中国除军事以外的一切活动均由他负责，包括经济活动。
另外，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还有刘少奇。1959年4月，刘少奇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一直到1966年。至此，毛主席完全退居二线，成了党的荣誉主席，国内经济建设具体工作基本上没有管了。
1956年八大以前一直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工作，不分“一线”“二线”。那几年中国建设发展平稳迅速，成就举世公认。1956年八大分了“一线”“二线”之后就不同了：“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错误愈演愈烈。
黄岭峻先生的文章《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资料，很能说明问题。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足以说明一切。根据这些资料，充满“亩产万斤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浮夸风”的宣传集中发生在1958年6月至1958年9月这三个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切是毛泽东的布置或授意。事实是：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反对“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倾向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无效。开了郑州会议专门纠偏，无效。最后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纠正亩产万斤的错误和“共产风”的错误。也就是说，从出现问题之后，毛主席一直在纠正这些错误。
如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他听后摇头撇嘴，说：“不可能的事!”并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
《人民日报》曾刊登一幅照片，五个小女孩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
毛泽东到湖北视察，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
有外国朋友曾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了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此外，毛泽东还曾多次撰文狠批“浮夸风”，如他曾于1958年11月点名批评《人民日报》：“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今年的9000亿斤粮食，最多是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
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最后一次讲话中，毛主席强烈表达他纠正“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等歪风的决心。他说：“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又如他于1959年4月29日发表《毛泽东致各级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信中说：“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很可惜，“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此时已无力回天，以至于这篇文章都发不出去，因此，这封信只能“屈居”在《党内通信》之类的小刊物上，这意味着他已拦不住这股歪风了!
相反，1958年10月8、9两日，邓小平同志等由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万晓塘陪同，视察了天津专区霸县胜芳镇人民公社和天津市郊区新立村人民公社的丰产稻田。邓小平、杨尚昆还特意在天津专区蓟县亩产11万斤的稻田上照了相。邓小平主管经济具体工作，他是知道浮夸风的，可他不但不制止，还带头搞虚假宣传，毛主席多次批评他主管的人民日报，可他就是充耳不闻。
1958年9月19日到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他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现在，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刘少奇选集都已问世。我们惊奇地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中57-61年有大量反左的文章;刘少奇选集中在“大跃进”期间，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大刮五风的大跃进”的文章，而且从58年5月30日至61年5月7日，出现了整整三年的文献空白;邓小平文选也有从58年4月7日至61年10月23日，出现文献空白期达三年六个月。直到62年2月6日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前，五年多的时间，《邓小平文选》没有收入一篇关于经济工作的讲话、文章。我们只能善意地理解为这两位领导人工作实在太忙了，这几年没有时间写文章。
从58年到61年，毛主席一直没有刹住包括大锅饭在内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结果，59年到61年在全国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毛主席决定派出大量的人员到全国各地去进行实地调查，由此就有了周恩来四个昼夜的电影故事。现在的主流媒体刻意隐瞒这一段历史，居心叵测。
为解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和一平二调等左倾错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由毛主席提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始称“七千人大会”。这是我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为什么要召开这么多人的大会呢?可能是毛主席想吸取以前的教训，怕他的思想和政策又补封杀，在层层下发传达时又变了样。在会上发扬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初步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并没有把责任推到某些人身上，还是主动承担了责任，说是自己领导不利，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次会议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认识和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作用。会议确立“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经济方针。注意，会议并没有取消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集体经济，从1962年开始，我国经济明显恢复并开始增长。由此可以说明，人民公社和大锅饭、共产风、浮夸风并不是一回事。
但是，就在毛主席努力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从中央到地方又开始掀起了单干风。
就在七千人大会后的十几天，北京西楼会议刘少奇就提出了三自一包，包产到户，主张要分田单干。早在1961年3月7日，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他治下的安徽“共产风”问题比较严重，曾希圣在七千人会上受到了批判，遭到了撤职处分)来到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并请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将关于安徽“责任田”的一份材料转送毛泽东。
田家英并不赞成包产到户。看到材料里讲到，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家庭，特别是孤儿寡母，在生产和生活上遇到困难，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致信毛泽东说：“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下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
田家英的信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他立即将这份材料和田家英的信批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的书记看。有人赞成田家英的意见，但陈云却不以为然，他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该允许人家试验嘛!”
3月15、16日，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责任田”的情况。毛泽东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过了几天，他又通过柯庆施转告曾希圣：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
但很快，安徽的“责任田”就不是小范围，而是大范围了。
1962年六七月间陈云提出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困难的办法。7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包产到户”的问题，邓小平表态支持包产到户。
这真是太奇怪了，昨天还在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的这些人，一转眼，又大力提倡要分田单干了。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不是极左就是极右，这到底是为什么?
1960年底以来，毛泽东为解决人民公社的问题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在他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允许地方进行责任田的实验。如果说，此前毛泽东还认为“责任田”不妨被看作是解决公社内部平均主义的一种试验，那么，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后，他认为已找到了克服平均主义的根本途径，就没有必要搞“责任田”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他调整人民公社体制的底线。他认为不能再退了，再退就退到分田单干的道路上去了。
毛泽东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毛主席解释过为什么不能搞包产到户的问题，在一九六五年重上井冈山，对当时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其它领导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还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
其实，从中国历史上看农民的发展历程也能明白为什么农民单干是错误的。自从商鞅变法以来，农民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分田单干。一开始，农民的积极性很高，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此，拉开了中国统一的序幕。其它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诸侯国根本无力抵挡这一先进生产关系。到汉武帝时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奴隶制(即封建制)和自由农耕制(即中央集权制)的复辟也反复辟斗争，原来的奴隶与奴隶主阶级被消灭了。但是，分到土地的农民，因为天灾人祸等各种原因，开始出现了土地兼并，重新分化成农民和地主阶级。中国历朝历代都在如何防止土地兼并上做过很多努力和尝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张居正变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了少数地主手中，农民大量失地，农民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被迫造反，一个王朝被推翻，土地又重新被再分配一次。新的王朝又分田单干，初期休养生息，生产恢复得很快，到后期土地又被兼并，国家财政枯竭，开始加重对农民的盘剥，农民无路可走，于是新的农民起义又爆发了。如此循环反复，中国农民经历了2000多年的分田单干，但是，哪一朝的农民真正富裕起来了呢?最多只能解决温饱，想富裕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
首先是人口因素。随着休养生息，人口大量繁衍，但是土地却有限，农民平均能分到的土地越来越少，从土地上能获得的财富也就越来越少。
其次是生产力因素。随着铁器的运用，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但是提高是有瓶颈的，牛拉犁耕毕竟有限，在粮食种子改良、现代机械化耕作和化肥水利灌溉等方面，中国农民几千年进展缓慢。
再次是天灾人祸。中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不是干旱就是洪水，要不就来个地震。当发生天灾，政府往往无力救济农民，官僚和地方豪强趁机大规模进行土地兼并，人祸横行。农民大量失地，逐渐步入贫困。
还有文化水平因素。中国农民祖祖辈辈面向黄土背朝天，读书识字的很少。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国文盲占80%，大部分是农民。由于缺乏知识，它们大都目光短浅，只知道自家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能吃饱饭就是最大的满足。很少有农民想着去发展规模经营，去经商，去办农副产品加工厂，缺少知识限制了农民的发展。
最后就是外敌入侵。宋朝经济世界公认第一，到明朝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可惜中国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民国，甚至新中国都面临外敌入侵这一威胁，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农民往往是受到损失最为惨重的群体。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在利用农民这一中国最大群体，用实质是农民起义的方法(为此毛泽东在中共内部早期一直被打压)取得政权后，中共党内在关于如何开展经济建设问题，包括在农村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又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与革命时期一样，党内左右路线斗争极在继续)。中共党内只有极少数人了解农民，懂得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些人其实是明白农村集体经济和分田单干的区别和后果的。
中共在农村用土地改革的办法使农民分到了土地，但是在1956年左右，中国农村又出现了土地兼并现象，有些农民因为各种原因把分到的土地又卖掉了，富农开始兼并土地。另外，随着我国由农业国要转变成工业国，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本积累，西方列强是靠对外掠夺积累资本，我们无法采取对外掠夺的方法，就只能采用对内掠夺农业和农民的方法，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完成国家的重工业建设，再由重工业带动轻工业发展，最后再反哺农业和农民。因为现代种子改良技术、化肥技术、水利灌溉技术，机械化耕种技术都需要工业的支撑。种种原因，都需要中共把农民组织起来，一是农民抱团要共同渡过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时的困难，因为这种压榨近乎残酷，个体农民很难承受得起;二是农民组织起来，可以防止土地兼并，可以兴修水利，治理河流，抵御自然灾害;三是当国家完成工业化转变后，轻工业生产的农机化肥等产品个体农民没有资金购买，也需要农民集体购买;四是农业要完成机械化耕作，提高生产力，也需要农民的土地集中成片，这样便于机械化耕作，否则，一家一亩地，各干各的，还没等播种机或收割机启动就已经到岸了，个体农民是不需要机械化的，国家轻工业生产的农机产品没人购买，农村生产力无法提高，农民收入无法增长，内需将无法拉动;五是个体农民在生产规模和销售渠道上都很难扩大，需要组织起来，在生产、加工、销售上实现联合规模经营，后期资金充足的条件下就可以兴办各种农副加工企业，成立运输公司，成立销售公司，成立技术研发公司，建立医院、学校等机构，兴修道路和基础设施。由此，中国农村转变成城镇的一条康庄大道将水到渠成。
毛主席讲路线确定后，关键就是干部。一个好的干部可以带领农民艰苦奋斗，改天换地。例如毛主席提倡的农业学大寨就是典型。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人称“穷山恶水”。这样恶劣的条件不仅让大寨人在农业上难有发展，亩产不到200斤，甚至还得时常担心温饱。地处黄土高原，大寨十年九旱。平日里，人畜用水紧张;可一旦赶上雨季数日暴雨，山洪暴发，全村顷刻之间就可沦为汪洋一片。
1953年，大寨响应中央号召，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带头人的大寨人决心改变落后的面貌，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
他们想治沟平地、改良土壤、修渠储水，除了扁担、锄头、铁锤等最基本的劳动工具，他们拥有的只有一双双布满茧的手。为这个在一般人看来白日做梦般的狂想，大寨人大干苦干，一干就是十年。十年后，大寨亩产猛增至700多斤。1964年3月28日，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茄向毛泽东汇报大寨事迹。毛泽东高兴地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 同年8月，毛泽东对国家计委领导小组的同志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同年12月21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竟然专门表扬了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八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迅速在全国铺开。陈永贵由此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农民当国家领导人的事绝无仅有。
河南省林县人民在县委书记杨贵的带领下，通过学大寨，凭着一股“大寨精神”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了一条“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彻底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困境，创造出了高产稳产的农田，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改善，至今，红旗渠依然熠熠生辉。
从62年到76年毛主席逝世，全国农村坚持集体化道路，有好干部的农村发展形势喜人，但也有少数地方，从干部到群众，思想上有抵触，积极性不高，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例如安徽凤阳小岗村。小岗村位于滁州市凤阳县东部的小溪河镇，“大包干”前隶属于梨园公社，当时仅仅是一个有20户、115人的生产队，以“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而闻名。1978年，小岗村生产队正、副队长严俊昌、严宏昌两位带头人带领总共十八位农民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创造了“小岗精神”，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到全国。
从1978年至今，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一直是主流媒体宣传的农村改革开放的主要典型。官方媒体在报道中绘声绘色地描述说：30多年来，小岗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草房被瓦房和楼房取代;黄泥巴小路被宽敞的水泥大道替代，村小学、自来水、电灯、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都在小岗村出现;彩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生活用品已进入农户家庭，成片的葡萄园已进入盛果期，……小岗村正在阔步迈向小康!
主流媒体的宣传，回避了一个客观事实：水泥大道、村小学、自来水、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等等，都不是小岗村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的，而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等无条件地施舍给小岗村的!——当地政府出资建立了村口的“大牌坊”，江苏省张家港市援建了水泥大道，安徽省出资建自来水供应系统和村办学校以及通到村里的柏油路，凤阳县电信局免费给家家户户安装了电话，家家户户都拥有的彩电和小岗村专用车全部由企业和社会赠与，安徽省财政厅赞助5000元买物品发给村民过春节……。小岗村村民严留昌对记者说：“你们记者在这里看到的绝大部分设施是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1998年9月到访前的3个月内，官方投资突击搞起来的。上级不希望小岗给安徽丢脸。小岗人没有花钱，也没有钱花。”
2009年11月6日，沈浩的死再一次使小岗村聚焦在全国人民眼中。2004年，沈浩被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到小岗村任村支书，——1993年严俊昌退休后，小岗村的书记一直是由省里直派下来。11月9日早晨，中国官方的权威新闻机构新华社发布了有关沈浩和小岗村的消息，标题是：《“请让我们为他立座雕像”——小岗村村民追忆村党委书记沈浩》。消息中有如下话：“村民们告诉记者，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这与‘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名气相比十分不相称。”
新华社发布这一消息的初衷，虽然是为了宣传沈浩的政绩，但是，无意中把小岗村的真实情况暴露出来!——1978年树立起来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典型，多名领导人亲临视察，得到社会多方的无偿援助，在给中国农民做了26年的光辉榜样之后，到2004年“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我们党却把这样落后的村庄作改革典型强加给中国农民，简直就是要广大农民向靠社会施舍过日子的乞丐学习，在“人心涣散”的“很穷、很乱”的状态中南辕北辙式的“奔小康”，也就是要广大农民继续穷困下去?事实也确实如此!改革过了30年，像小岗村这样分田到户的农村，至今没有一个村庄是达到了“小康”水平!倒是那些没有分田到户或分了田又合了起来的、保持了集体经济的农村“奔小康”的大有人在!——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河北省的周庄人民公社、江苏省的华西村、湖北省的洪林村、河南省的刘庄村和南街村等。
华西村在这里我不想拿出来讲，因为有人反驳我说华西村是因为地理位置好，才发展成天下第一村。南街村跟小岗村情况差不多，我们就看看南街村的情况。
河南省临颖县的南街村，像小岗村那样采用分割土地单干3年之后，认识到分田到户单干不可取!于是，又立即进行了“走回头路”的改革，重新合作化集体干!南街村人在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规模经营，建立集体农场;分设四个专业队，仅用70多人从事农业生产;实现了耕播收打机械化，种植区域化，品种优良化，管理专业化;形成了林、田、路、电、渠、水、机械七配套，达到了旱涝保丰收;村办集体企业26个，大多数劳动者从事工副业生产，1991年村办企业产值达亿元以上，1992年实现产值2.1亿元，1995年完成产值12亿元。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村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村集体免费给村民供给水、电、气等;儿童免费入托入学;村民防疫治病、人身保险、计划生育、文化娱乐等费用，农税和各项农村提留均由村集体负担;村民住宅楼每户建筑面积92平方米，每套三室(二室)一厅，家用电器、家具、炊具、制冷、取暖设备由村统一配备;村民生活正在阔步迈向城填化。
坚持走合作化集体道路的南街村，经过17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进步，依靠发展集体力量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在1995年就已经基本上“奔小康”了。南街村书记王宏斌的报告网上有视频，他讲的内容能说明一些问题。坚持走分田单干道路的小岗村，扛了30多年“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大旗，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关注一下严宏昌的新浪微博。有人又说了，南街村不也是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政策才富裕起来的吗?不进行市场化改革，南街村到哪去跟人家做生意。是呀，如果是这样，党中央应该大力宣传南街村才对呀，这么好的典型，比小岗村好多了，为什么没见党中央宣传过?
我们党一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是农村包产到户30多年来，农民是富裕了吗?农村富裕了吗?农业发展了吗?2000年3月2日，湖北省的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含着泪水”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的开头就有一种“震撼”效果：“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中国“三农”问题由此产生。陈桂棣、春桃夫妇撰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真实的反映中国农村社会现实，却曾一度遭禁。
30多年农村的包产到户改革实践证明，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完全就是错误的。我们党应该有勇气承认错误，并利用党的民主集中制逐步纠正这一错误。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也总是一下左一下右，犯了很多错误，但每次都能及时调整政策，使我们党保持胜利至今。就像一个人走路一样，总是左脚和右脚交替迈步才能前进。
可惜到现在权贵利益集团仍执迷不悟，不但不承认错误，现在又提出要在农村实行“土地流转”，历朝历代都在努力抑制土地兼并，当局却鼓励资本下乡，帮助资本去掠夺和兼并农民土地，还嫌农民失地不够快，恨不得一夜之间，把农村的土地全卖掉就好，这样农村的问题就解决了。更可恨的是，这帮人居然打着中国共产党的招牌。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会把工人强迫下岗吗?一个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请问它代不代表中国农民的利益呢?强占农民土地强拆农民房屋，却不准农民越级上访，难道就是这样代表农民利益的?在农村先是搞承包制，再搞土地流转，把集体经济逐渐转变成私有经济，就这样实现共产主义?
我想，只要头脑清醒的同志都会斩钉截铁的回答：“不，绝不!这绝不是真正共产党做的事!”
我脑海里突然回想起毛主席说过的话：“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坚决的打到这个假共产党!推翻骑在中国人民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
“资本主义一旦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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