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10日，达赖集团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暗中支持下撕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叛乱。在西藏叛乱前后，自195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纽约时报》有200余篇文章对中国西藏进行了报道，包括对西藏叛乱事件本身的报道、相关国家与地区反应的报道以及西藏叛乱后联合国插手“西藏问题”的报道等。认真分析这一时期美国媒体的报道，不但可以再现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中“西藏问题”的历史发展脉络，西藏叛乱前后美国媒体的具体反映，还可以通过其与历史事实的对比分析美国媒体的政治倾向性。
一、《纽约时报》对西藏叛乱事件的报道
西藏叛乱事件自开始之日起就与印度、美国等外部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1959年3月10日上午，叛乱分子在拉萨发动叛乱，携千余群众上街游行，呼喊“西藏独立”等反动口号，拉萨市区社会秩序陷入混乱状态。[1]3月17日，叛乱分子与境外分裂势力进行政治联络：“给当时在噶伦堡的夏格巴发电报，通知他说西藏已经独立，请他通知印度政府和联合国，派人来调查”。[2]3月20日拉萨平叛开始，印度驻拉萨领事馆官员急电新德里，报告拉萨发生的战事。[2](p.294)3月21日，《纽约时报》依据来自印度新德里的消息发表了首篇关于西藏叛乱的文章说：“印度外务部发言人肯定了这个报道，说实际上拉萨的所有人都加入到了康巴人的反叛行列，这是与中共军队不对等的抗争”，“叛乱的原因是，中共企图逮捕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外界不知达赖现在身在何处”，“从西藏首府传来的最新消息称，汉人已经开枪，决心镇压叛乱。藏人也使用了武力。”[3]
自此，《纽约时报》一直在密切关注西藏叛乱的政治走向。3月22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长篇文章指出：“印度外务部的发言人说，没有接到来自拉萨印度领馆有关群众起义的任何消息。”[4]3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共很明显已下决心镇压西藏叛乱，官方由此为达赖个人安危担忧”，“达赖喇嘛的去向仍然是一个谜”，“鉴于之前拉萨中国军区召见达赖而不允许其带护卫的报道，印度人特别为达赖的安危焦虑”。[5]3月24日，《纽约时报》发布来自噶伦堡的消息：“今天，边境城市的藏人说，反汉叛乱在西藏内部蔓延，但达赖喇嘛是安全的”，“来自噶伦堡的消息说，达赖既未被逮捕，亦未被剥夺精神自由”，“昨日有报道说汉人将达赖喇嘛拘禁到了有1000个房间的布达拉宫，或者是把他抓起来带到了北平做人质”。[6]实际情况是，当时是达赖提出要到军区观看演出，而且军区不仅邀请了达赖喇嘛，还邀请了噶厦所有的噶伦、达赖喇嘛的两位经师、部分大活佛以及部分贵族。[7]对于达赖本人，中央政府不但没有逮捕并送至北京做人质的意图，而且面对其南逃的举动，毛泽东在就西藏叛乱问题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8]
3月26日，《纽约时报》刊发了6篇有关西藏叛乱的文章，其中一篇是苏联流亡到美国的佛教徒卡尔穆克写给《纽约时报》编辑的公开信[9]，一篇是来自于伦敦《泰晤士报》的文章[10]，一篇是《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11]。另有3篇简文分别报道英国对西藏叛乱的反应、西藏叛乱后的拉萨及其西藏的形势[12]。据来自于噶伦堡的《泰晤士报》电讯说：“西藏最高当局已宣布它是一个独立国家，正在为反对外国占领而抗争”。来自于卡尔穆克的公开信说：“中共对待藏人毫不留情，他们亵渎具有几个世纪历史的寺庙，寻求去除达赖喇嘛的方法。”[9]
3月27日至6月初，几乎每天《纽约时报》都有关于西藏局势的相关报道，这在冷战高潮时期凸显了美国对中国的密切关注。3月29日，《纽约时报》关于西藏的报道有7篇，刊发于头版的文章说，“周恩来今天发布命令，解散了达赖喇嘛的地方政府”，“宣布由1956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班禅代替23岁的达赖喇嘛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一职”，“达赖喇嘛被叛乱分子劫持，现已不知去向”[13]。同日第3版译发了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的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国务院令，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14]3月30日，《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对西藏叛乱做出了政治定性评论：“西藏抵抗运动对于亚洲人民来说是一个象征。西藏被称作亚洲的匈牙利意义重大……这一英雄壮举将永记于亚洲人民心中”。[15]4月4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据来自罗马的报道，梵蒂冈的广播今天对西藏事件发表评论说，伊斯兰和亚洲的宗教界已加入到反共的基督世界”，“梵蒂冈的广播将西藏称作是‘新的匈牙利’，但西藏起义规模更大”。[16]
综上，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对西藏叛乱的政治定性，即不但将中国西藏叛乱与东欧“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而且评价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平叛行动是对“自由的残暴镇压”[17]，鲜明地体现了冷战的意识形态性。
二、《纽约时报》对西藏叛乱后相关国家与地区反应的报道
《纽约时报》在西藏叛乱发生后除以大量篇幅报道叛乱事件本身外，还有印度、中国台湾地区反应的许多报道。
(一)有关印度反应的报道
中印两国有着长达约2000公里的边境线，历史上由于英印殖民统治在中国西藏的特殊利益，印度对中国西藏的政治发展动向非常关注，而印度又是美国插手“西藏问题”、从外部进入中国西藏几乎唯一的陆路通道。所以，西藏叛乱发生后美国媒体异常关注印度的反应。1947年印度独立后实施不结盟外交政策，这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的西藏政策与行动是一种掣肘。因此，西藏叛乱发生后美国媒体禁不住发出“感谢西藏叛乱”的感慨，表达了美国希望印度倒向西方阵营的愿望。4月12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表示：“感谢西藏叛乱!对共产党中国意图怀疑的开始就是印度公共舆论无知的终结”，“尼赫鲁当然没有因中国的西藏行动而放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他公开态度的变化却是明白无误的”，“这可能是(印度)现实主义(外交)的开端，它向我们明示：对于印度的北部边界安全来说巴基斯坦不是唯一的威胁”，“《印度快报》专栏作家说，在两大集团之间搞中立已不能再成为东南亚国家的保护盾牌”，“这意味着，如果不加入西方阵营，印度则应在处理与中共的麻烦中寻求美国的支持”，[18]明确表达了美国对印度处理东西方关系态度转变的期待。
关于印度对中国西藏历史上法律地位的认识也是《纽约时报》报道的一个重要内容。印度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插手“西藏问题”，但在西藏的法律地位问题上，印度一直没有放弃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美国媒体对印度的立场给予了特别关注。9月9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来自新德里9月7日的消息称，今天，印度正式与达赖喇嘛提出了西藏法律地位问题”，“镇压西藏叛乱后，逃往印度的西藏领导人达赖喇嘛宣布他打算向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印度人虽然同情达赖喇嘛的境遇，但仍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达赖喇嘛却坚持西藏历史上是独立的”。“昨天达赖喇嘛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援引了与麦克马洪线相关的西姆拉会议作为例证”，“中共不承认这条边境线，根据印方公布的数据，中国出版的地图将麦克马洪线以南22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划到了中国的版图内”，“达赖喇嘛的观点是，如果印方坚持麦克马洪线的有效性，那么新德里就必须承认西藏独立，因为西藏是西姆拉会议三方之一”。不过，“印度外务部今天对达赖关于1914年边境问题的解读做出了强烈反应”，指出：“麦克马洪线与西藏法律地位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中国政府拒绝批准这个协议不是因为反对印度与西藏之间的这条边境线，而是因为他们反对内藏与外藏的分界线，当时内藏是由汉人管理，外藏由拉萨管辖”。[19]实际上也间接反映了印度不支持西藏分裂势力提出“独立”的立场。
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印度政府虽然是这一时期插手“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外部力量，但仍然坚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公开反对达赖所谓“西藏独立”的立场。
(二)有关中国台湾地区反应的报道
《纽约时报》除对印度对西藏叛乱的反应给予重点报道外，对中国台湾地区的反应也给予特别关注。
西藏叛乱发生后，台湾当局在很短时间内即表明态度，美国媒体对此作了及时报道。3月27日，《纽约时报》发表来自台北的消息称，“3月26日，蒋介石告之藏人，国民党打回大陆后，藏人将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治未来”，“这一承诺意在促动藏人强化其反共起义”，“蒋在他的广播讲话中告诉藏人，他的政府将尽一切努力给他们以持续有效的支持”。“文章说，虽然西藏是一个自治区，但是国民党将其看成是中国的一部分，蒋的这一讲话说明他已远远地偏离了这个理念”。[20]可见，在当时海峡两岸对峙的状态下，蒋介石将西藏叛乱看成是对抗中共、打回大陆的一个重要内应。4月1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据来自台湾的消息称，一些国民党立法委员今天提议由美国向西藏的反共叛乱武装提供援助。他们建议政府向美国及东南亚的佛教信徒寻求帮助。”[21]对于来自台湾地区的支持，达赖方面给予积极回应。5月16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达赖喇嘛表达了他对国民党支持的诚挚谢意。”[22]
从《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可以看出，台湾当局对西藏叛乱持积极态度，但美国媒体没有报道的另一个事实是，台湾方面否决了美国提出的支持“西藏独立”的动议。1959年4月23日，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中国事务部官员与“大使”叶公超会晤讨论“西藏问题”，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伯森说：如果“能够公开谴责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承认西藏独立，将有很大助益”。这一提议遭到了叶公超的拒绝，叶公超表示：“不能这样做。因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目前情况下修改宪法绝无可能。一个宪法修正案需要获得立法院三分之二多数的同意或全国代表大会四分之三的同意，这两个机构的成员目前在台人数刚刚超过所需数字，所以就需要一致通过”，而“这两个机构中的哪一个人都不愿背负丢弃中国领土的责任”，[23]表明了台湾当局坚持反对“西藏独立”的立场，由此也成为掣肘美国政府承认“西藏独立”的重要力量之一。
三、《纽约时报》对联合国插手“西藏问题”的报道
达赖叛逃印度后，联合国再次1950年中美洲小国萨尔瓦多曾竭力促动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未果。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插手“西藏问题”的平台。1959年5月5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详细阐述了美国的联合国行动计划：“支持藏人向联合国诉求，并呼吁其他国家给予支持”。[24]《纽约时报》对美国及达赖在联合国的行动都作了报道。
1959年4月1日，《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的发言：“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亨利•洛奇今天说，北平对西藏起义的镇压是个绝对的丑闻。”[25]9月11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表示：“美国今天表示支持达赖喇嘛向联合国的诉求，就其指责中共入侵并虐待藏人进行听证”，“昨天达赖喇嘛请求联合国立即进行干涉”，“国务院说，美国欢迎达赖喇嘛的动议，将西藏人民遭受的苦难直接诉诸联合国”，“国务院支持达赖在联合国听证的决定并不意味着美国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历史上美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承认西藏是一个传统的自治区，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政府，英国也持同样立场”。[26]9月22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今天美国指责中共屠杀了数千藏人”，“在联大开始讨论是否将联合国的席位移交北京政权时，当时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饶柏森提出了这一指控”。[27]可以看出，当时的联合国是美国和达赖集团妖魔化中国的讲坛。
《纽约时报》曾对联合国就“西藏问题”采取的行动给予了详细报道。10月14日，《纽约时报》就爱尔兰与马来西亚提出的是否将“西藏问题”议案提交联大所做的表决结果作了报道：“昨天下午，联大表决的结果是43票赞成，11票反对，25票弃权，将西藏问题列入联大议程进行讨论”。[28]10月21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据来自联合国的消息，10月20日，美国告知联大，不能因为恐吓而动摇指责中共破坏西藏人权的想法”，“美国代表团负责人亨利•洛奇说中共力图通过使用强硬语言来恐吓我们”，“他们说对西藏问题的讨论只能使冷战更加深化，削弱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会晤艾森豪威尔总统后建立的日益改善的国际关系”。[29]10月21日，联大就爱尔兰与马来西亚联合提交的草案进行表决，通过了所谓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1353号。这个决议以达赖及其流亡集团向联合国提供的所谓正式声明和其他新闻报道为依据,污蔑“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已被强行剥夺;认为中国政府平息西藏叛乱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恶化了人民之间的关系”。[30]10月22日，《纽约时报》对表决结果作了详细报道：赞成票45票，反对票9票，弃权票26票，2个国家缺席。[31]同日，《纽约时报》头版发表了评论文章指出：“今天联大投票表达了对西藏所谓的人权遭到压制的关切”，“这个投票是为时2天讨论的结果。讨论中，发言人谴责了中共5万人的部队占领了西藏”。[32]10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西藏案例最重要的意义是记录了多数国家谴责中共在那个地区侵犯人权。”[33]
对于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所谓“西藏问题”决议，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挟持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强调“西藏是我国的领土。平定叛乱、实行民主改革完全是我国内政，任何国家和国际组织无权过问”，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定立场。[34]
四、结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和苏联在很大范围内开始了意识形态之争，其中的武器是宣传，战场就是国际传播渠道”，“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它对人的精神的作用”。[35]冷战时期美国媒体对华报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众媒介常常愿意介入到妖魔化的宣传过程中”，反映“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36]这在西藏叛乱前后《纽约时报》对中国西藏的报道中有明显体现。1959年3月21日，《纽约时报》报道说，“西藏叛乱的原因是，中共企图逮捕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外界不知达赖身在何处”。[3]3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援引达赖大哥土登诺布的说法：“汉人使用机枪杀害男人、妇女和儿童”，“寺庙被摧毁，僧侣遭到屠杀”。[37]这些报道与历史事实严重背离。事实上，当时中国在西藏叛乱前后对叛乱分子一直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而所谓“企图逮捕达赖”更是叛乱分子为了发动叛乱而捏造的子虚乌有的谣言，但是经由以严肃报纸著称的《纽约时报》的报道却使西方民众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即中国“威胁”达赖生命安全导致了西藏叛乱。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在西方民众心里嵌入了一个与事实相反的、妖魔化的中国形象。
大部分西方媒体经常自诩其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但“在新闻报道中公开宣称有倾向性也许显得更加诚实”，因为“在选择哪一类故事成为新闻、如何对其报道时，新闻编辑和记者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自己的喜好、信仰、文化背景以及种族成见”，而且“新闻机构从根本上反映了其赞助商——更广义地说，经济体制以及其所支持的意识或二者整体的需要”。[36](pp.21~22)所以，这就不难理解达赖叛逃前后美国媒体的报道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历史注解。例如，1959年3月30日《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西藏抵抗运动对于亚洲人民来说是一个象征。西藏被称作亚洲的匈牙利意义重大”。[15]4月4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将西藏叛乱与“匈牙利事件”相提并论，[16]意在指责中国是一个“集权制度”的政府。这种报道范式充分反映了冷战环境背景下“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匈牙利是一个独立国家，而西藏只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西藏叛乱分子也不是要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恰恰相反，西藏叛乱正是由于西藏部分上层分裂势力恐惧中央政府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消灭农奴制，进而导致其特权丧失才最终发动了叛乱。
对比历史事实与《纽约时报》对西藏叛乱的报道，可以看出美国媒体的政治倾向与冷战国际背景惊人的一致，中国则是在这个大历史背景下被西方妖魔化的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这就不难理解西方为何在“西藏问题”上将中国置于道义审判台上：他们将解放西藏称作是“侵略”，将西藏部分上层分裂势力妄图维护落后的农奴制、维护其贵族特权的政治诉求解读为所谓的对“专制政府”的反抗，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引文献:
[1]顾草萍、吴晨主编：《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页。
[2]李江琳：《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00页。
[3]Elie Abel，“Tibetans Battle Chinese in Lhasa”，The New York Times，Mar.21，1959，p.1.
[4]Elie Abel，“Tibet Blackout Veils Rebellion”，The New York Times，Mar.22，1959，p.1.
[5]Elie Abel，“Fear for Ruler in Tibet Uprising”，The New York Times，Mar.23，1959，p.2.
[6]“Revolt Reported Spreading”，The New York Times，Mar.24，1959，p.14.
[7]阿沛•阿旺晋美：《1959年西藏叛乱真相》，《统一论坛》2009年第1期。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30页。
[9]Dilowa Hutukhta，Naron Anianov，“Chinese Red Acts in Tibet”，The New York Times，Mar.26，1959，p.30.
[10]“Tibetans Declare Peiping Pact Void”，The New York Times，Mar.26，1959，p.1.
[11]“Tibet Struggles to Remain Aloof From Outer World and Its Ways”，The New York Times，Mar.26，1959，p.3.
[12]“Britain Bars Involvement”，The New York Times，Mar.26，1959，p.3;“Lhasa Reported Quiet”，The New York Times，Mar.26，1959，p.3;“Revolt Called Widespread”，The New York Times，Mar.26，1959，p.3.
[13]“Chinese Reds End Dalai Lama Rule; Rival Gets Post”，The New York Times，Mar.29，1959，p.1.
[14]“Text of the Red Chinese Announcement on Tibet”，The New York Times，Mar.29，1959，p.3.
[15]“The Conquest of Tibet”，The New York Times，Mar.30，1959，p.30.
[16]“Tibet,‘A New Hungary’”，The New York Times，Apr.4,1959，p.3.
[17]Dan Wallack，“China’s Aggression in Tibet”，The New York Times，Apr.5，1959.p.E8.
[18]Elie Abel，“New Delhi Now Views Peiping With Suspicion”，The New York Times，Apr.12，1959，p.E4.
[19]Robert Trumbull，“Indians Dispute the Dalai Lama”，The New York Times，Sep.9，1959，p.5
[20]“Chiang Promises Freedom to Tibet”，The New York Times，Mar .27，1959，p.1.
[21]“U.S.Aid for Tibet Urged”，The New York Times，Apr.1,1959，p.3.
[22]“Tibetan Thanks Taiwan”，The New York Times，May 16,1959，p.3.
[23]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 Par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Herter，FRUS，1958~1960，China，GPO,1996，p.757.
[24]Draft Memorandum From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obert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Herter，FRUS，1958 ~1960,Vol.19,Washington D.C.GPO,1996，pp.765~767.
[25]“Lodge Assails Reds for Action in Tibet”，The New York Times，Apr.1，1959，p.3.
[26]Dana Adams Schmidt，“Tibetan U.N.Plea Supported by U.S.”，The New York Times，Sep.11,1959，p.1.
[27]Thomas J.Hamilton，“U.S.，in U.N，Says Chinese in Tibet Killed Thousands”，The New York Times，Sep.22,1959，p.1.
[28]Lindesay Parrott,“U.N.Urged to Back Tibetans on Rights”，The New York Times，Oct.14,1959,p.1.
[29]Lindesay Parrott，“Full Tibet Airing is Urged by Lodge”，The New York Times，Oct.21,1959，p.1.
[30]郭永虎：《20 世纪中叶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无效外交尝试——美国操纵联合国干涉西藏探析》，《西藏研究》2002年第4期。
[31]“Vote in U.N.Assembly On Resolution on Tibet”，The New York Times，Oct.22，1959，p.5.
[32]Lindesay Parrott，“U.N.Vote Assails Tibet Repression”，The New York Times，Oct.22,1959，p.1.
[33]“A Vote on Tibet”，The New York Times，Oct.23,1959，p.28.
[34]《强烈抗议美国挟持联合国干涉我国内政》，《人民日报》1959年10月24日，第1版。
[35]〔法〕阿芒•马特拉著、陈卫星译：《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36]〔英〕苏珊•L•卡拉瑟斯著、张毓强等译：《西方传媒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3页。
[37]“Mass Deaths Laid to Reds in Tibet”，The New York Times，Mar .25，1959，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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