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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一家人口不多，除了远在格鲁吉亚的老母外，只有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可是亲戚不少。家庭生活总的说来不够和谐，发生过悲剧。斯大林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之中，日常生活俭朴，不讲究物质享受，始终保持着一个革命者和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下面将简略地讲一讲这些方面的情况。
一
斯大林原姓朱加施维里，生于格鲁吉亚的哥里。父亲维萨里昂是一个鞋匠，去世得较早，母亲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是农奴的女儿，她生性宽厚，温顺，笃信宗教。除家务外，她还要给有钱人家洗衣缝衣以维持生计。她让自己的索索(斯大林的小名)上了教会学校，希望他长大后能当一个牧师。可是儿子没有像母亲希望的那样做，走上了从事革命斗争的道路。在这之后，斯大林只于1904年从流放地逃回后曾在哥里母亲身边待了几周，这是母子俩最后一次时间较长的会面。
革命胜利后斯大林于1921年5月去外高加索纳尔奇克就医期间，曾去梯弗利斯，参加格鲁吉亚共产党的中央全会，没有抽时间去看望母亲，只请求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照料老人。有一种说法，说斯大林曾在1922年把母亲接到莫斯科来，但由于老人感到生活不习惯，语言又不通，便回到格鲁吉亚去了。这只是一种传说，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不过这时斯大林的第二个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曾给老人写过信，并带只有一岁多的儿子瓦西里到格鲁吉亚去看望过她，这倒是事实。
格鲁吉亚的领导人关心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的生活，坚持要她从哥里搬到梯弗利斯来住，把她安置在市中心旧俄驻高加索总督公馆的一个不大的厢房里。当格鲁吉亚领导人因公去莫斯科时，老人口授了一封信给儿子，并给儿子带了一些土特产。斯大林也给母亲写信，有时给她寄一点钱。从1922年到1937年，斯大林总共给母亲写过十八封信。这些信都保存了下来。在十五六年的时间里，只写了十八封信，信写得确实不勤，这主要是由于斯大林公务繁忙，但是还有另外的原因。他给母亲写信，当然要用格鲁吉亚文，但是他用格鲁吉亚文书写已比较困难。据他的养子阿尔焦姆·谢尔盖耶夫的回忆，他曾在一个亲戚问到此事时回答道：“我现在给自己的母亲写封信都要花两个钟头，还算得上是什么格鲁吉亚人。每个词怎样写，都要好好回想才行。”他的十八封信都比较简短，最长的也就十多行字，最短的甚至只有三四行字。例如1923年1月1日的信就是这样的：
我的妈妈!
你好!
祝你活一万岁。
吻你。
当地政府对斯大林的母亲比较关心。老人不仅生活有保障，而且还享受很好的医疗服务。不过她从来不提过分的要求，没有改变生活习惯，仍过着俭朴的生活，保持着虔诚的宗教信仰。
到三十年代，斯大林的母亲随着年岁的增长变得体弱多病，几乎足不出户了。1935年6月，斯大林吩咐儿子瓦西里和女儿斯维特兰娜前去探望他们的老祖母。斯维特兰娜几十年后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里回忆了这次探望，为祖母生活过得这样贫寒而感到惊讶。
1935年秋天，斯大林决定自己亲自前去看望母亲。10月18日格鲁吉亚《东方的曙光报》报导了这件事，说斯大林在母亲那里待了一整天，晚上才离开，但是没有透露细节。三天后塔斯社记者前去老人那里采访，写了题为《与斯大林同志的母亲的谈话》的报导，次日见报。根据报导，老人见到儿子非常高兴，谈话中回忆了过去，回忆了熟人和朋友。斯大林是带着警卫到母亲那里去的，母亲知道他是“大官”，但不知道实际情况如何，便问道：“约瑟夫，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人?”斯大林回答道：“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他见母亲不明白中央委员会书记是什么样的人，便问她是否记得旧时的沙皇，母亲说记得。于是斯大林说，他就是类似沙皇的人。但是母亲并不因此而高兴，在分别时说道：“可惜你没成为一位牧师。”可见，多少年过去了，母亲对儿子的要求和希望没有发生变化。
1937年5月底，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得了肺炎，尽管当地医生精心治疗，但是病情恶化。6月4日老人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九岁。当时国内正掀起了大清洗的高潮，斯大林无暇顾及，没有前去格鲁吉亚奔丧。同时为了防止流言蜚语，他下令中央各报纸不刊登他的母亲逝世的消息。可是在格鲁吉亚当地为总书记的母亲举行了隆重的殡葬仪式，灵柩被安葬在俄罗斯著名文学家格里鲍耶陀夫的坟墓近旁。
有人指责斯大林对自己的生身母亲缺乏感情，关心不够，把她扔在格鲁吉亚不管，母亲死后又不去送葬等等。说斯大林对母亲缺乏感情，恐怕不大符合事实，别的不说，只要读一读他给母亲的信，就可以看出他对母亲的感情是真挚的。至于说关心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倒是事实。革命胜利前，他当然顾不了家，革命胜利后他是有更多的可能关心和爱护他的那位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的母亲的。尽管他的母亲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不提什么要求，他还是可以给她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同时他也不是忙到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可以用来看望母亲，以至于十多年的时间只见过一次面。他常到索契和其他一些地方休假或疗养，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看望老人。总之，原因在于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领导人，整个身心主要放在政治斗争和革命工作上，对亲人的态度也就与常人不同。
斯大林结过两次婚。第一次结婚是在1904年(一说是1905年)，妻子叶卡捷琳娜·谢苗诺夫娜·斯瓦尼泽。两人共同生活的时间不长，妻子于1907年11月因病去世，留下出生刚两个月的儿子雅科夫，由孩子的姨母抚养。斯大林第二次结婚已是革命胜利后的事了。妻子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是老布尔什维克阿利卢耶夫的小女儿，于1901年生于巴库。斯大林早就与她的父亲相识并有来往。根据家庭传说，娜佳(娜杰日达的爱称)年幼时在海边玩耍不慎掉入水中，恰巧斯大林在场，是他把她救起来的。1917年斯大林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时，就住在老战友阿利卢耶夫家里，这时娜杰日达已是一个中学生。她在与斯大林接触中，对这位年龄比她大二十多岁的革命家产生了感情，斯大林也喜欢这个姑娘，不久他们结了婚，建立起新的家庭。同时娜杰日达入了党，开始在列宁的办公室工作。看来一切顺利，实际上，两人的家庭生活并不十分和谐，仔细分析，应该说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
首先，两人年龄相差很大，生活经历大不相同。斯大林历经磨难，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他为人处世已有他的一定之规。而娜杰日达涉世未深，刚走上生活道路，对未来充满憧憬，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激情，刚接触斯大林这个经历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时，也许由于对他有理想化的看法而爱上了他。而实际生活并不如此简单，作为坚定的革命者和战士的斯大林，也有另一个方面，他像一般人一样具有自己的性格特点，由于饱尝磨难，待人处世变得比较务实和冷漠，缺乏年轻人的热情，态度生硬，不善于体贴人，甚至像列宁指出的那样，具有粗暴的缺点。共同生活后，他的这些特点就逐步暴露出来。而娜杰日达在阿利卢耶夫家里是最小的孩子，自幼受到娇惯，个性较强，比较任性。婚后她发现她所爱的人并不完全像她想象的那样，不免有些失望。如果她是一个看重名利，以嫁上一个大人物为荣的女人，那么她也许会默默承受一切，安心当她的“第一夫人”。然而她并不是这样。她虽然有她的缺点，但是属于有理想有抱负的女人，渴望干一番事业。她鄙视名誉地位，不追求物质享受，甚至不愿意别人知道她是总书记的妻子。于是这个涉世不深的有个性的女人碰上了一个饱经沧桑的个性更强的男人，在他们的共同生活中不断发生磕磕碰碰的事，就不足为怪了。日积月累，就会成为大问题。
斯大林和娜杰日达结婚后，在说话时，斯大林称她为“你”，而娜佳不知为什么，仍然以“您”称呼。斯大林不满意，两人有一段时间没有说话，直到娜杰日达改了口，才言归于好。1926年，在女儿斯维特兰娜刚出世后不久，两人吵了架，娜杰日达一气之下带着儿子、女儿和保姆去列宁格勒父母那里，想再也不回家了。直至斯大林从莫斯科打电话来“求和”，才带着儿女回到了莫斯科家里。这样的争吵并不是个别的。娜杰日达开始觉得无法与丈夫一起生活下去，萌发了想离开他的想法。
但是他们没有很快决裂，从表面上看，生活得还比较正常。娜杰日达曾一度在《真理报》所属的《革命与文化》杂志工作，后来上了工业学院化纤系，希望学到一门专业知识，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她的这个决定似乎是得到斯大林赞同的。从1928年到1931两人不在一起时的通信中，看不出他们关系紧张的迹象，相反，他们是互相关心和互相尊重的。一年多后，不幸的事发生了。1932年11月8日，在伏罗希洛夫家举行的晚宴上，斯大林与娜杰日达之间发生了口角，娜杰日达一生气，站起身来走了。第二天发现她在自己房间里自杀身亡。。
关于斯大林与娜杰日达在宴会发生口角的动因，有各种说法。斯维特兰娜在她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说，当时斯大林看见娜杰日达不喝酒，便冲着她喊道：“喂，你来喝一杯!”娜杰日达认为斯大林在这样的场合冲着她喊叫是对她的不尊重，一气之下，站起身来走了。斯维特兰娜当时还小，这大概是后来听别人说的，很有可能是听斯大林的警卫雷宾说的，而雷宾又是从伏罗希洛夫的警卫那里听来的。根据直接参加宴会的人的回忆，情况有所不同。例如根据莫洛托夫的说法，已有几分醉意的斯大林在席间向叶戈罗夫的妻子扔烟头和桔子皮，娜杰日达认为这是丈夫在调戏别的女人，便产生了醋意，站起身来走了。还有一种说法同样认为娜杰日达离席是因为吃醋。她看到丈夫与他身旁的一位夫人言谈甚欢，忍不住说了一句讽刺的话，斯大林回了一句“蠢货”，她便离席了。上述说法虽各有不同，但肯定了一个事实，即斯大林与娜杰日达确实在席间发生过冲突。
当然这个看起来并不大的冲突只是自杀的导火索而已，根本原因在于两人性格不合，经常闹摩擦和矛盾，家庭生活不和谐。另外，根据发现的病历，娜杰日达患有剧烈腹痛，需做手术，她怀疑自己得了重病，这不能不对她的心理产生影响。再加上她神经不大好，经常头痛，经不起刺激。也许这些因素也对她作出告别人世的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妻子的自杀给了斯大林极大的震动。根据他家里的人说，他曾有过也不想再活下去的念头。他精神变得有些失常，在一段时间里整天不说话，默默坐在房间里，一个劲儿抽烟斗，家里人怕他出事，轮流照看着他。他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埋怨妻子背叛了他，扭曲了他的生活，使他精神受到极大损伤;另一方面又自责没有把她保护好。在举行殡葬仪式时，这个从来不轻易掉泪的钢铁汉子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根据他的养子阿尔焦姆·谢尔盖耶夫的回忆，他亲自护送妻子的灵柩到墓地安葬。1934年3月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妻子去世后，他的生活当然是沉重的，但他能挺得住。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妻子，寻找着导致妻子自杀的原因。卫国战争期间，在德国军队攻打莫斯科的紧张日子里，斯大林仍惦记着自己的妻子。据警卫雷宾的回忆，他在夜间曾几次到妻子的坟上，在坟前大理石的凳子上默默地静坐。斯大林在逝世前不久，又想起了自己的妻子，在餐厅、别墅、办公室，还有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里，都挂起了妻子的照片。这说明斯大林对妻子感情之深。娜杰日达去世时，斯大林年龄还不算太大，但是在这之后他没有再婚。
上面提到过，斯大林的前妻叶卡捷琳娜于1907年生下儿子雅科夫后不久因病去世，这孩子便由他的姨妈抚养，到二十年代初，才被送到父亲身边。雅科夫性格内向，寡言少语，但很有主意，而且有时显得比较固执。斯大林并不那么喜欢他，可是他与继母娜杰日达处得很好。
雅科夫上完中学后，考上了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希望毕业后当一名工程师。上大学期间，他决定结婚。父亲和亲戚都不同意，因为他还是一个学生，生活上还没有自立。可是他没有听，坚持那样做。婚后便和妻子离开莫斯科，搬到列宁格勒继母的父母那里去住。不久生了一个女孩，不幸夭折了。夫妻之间又发生了龃龉，最后离了婚。于是雅科夫回到了莫斯科，毕业后在一个工厂工作。1935年他第二次结婚，过了三年生下了女儿加琳娜。
三十年代后期，苏维埃国家的上空被一片战争的乌云所笼罩。斯大林在和雅科夫的一次谈话中向他说明了形势，并告诉他红军需要有好的指挥员。于是雅科夫根据父亲的建议，到炮兵学院学习，刚好在战争爆发前毕业。1941年6月22日斯大林对奉命上前线的儿子简单地说了一句：“去吧，打仗去!”于是炮兵上尉雅科夫上了战场。
战争初期，红军处于被动挨打的不利地位，雅科夫所在的部队在维捷布斯克被德军围堵，雅科夫和他的战友们被俘。这事发生在7月16日。7月18日，雅科夫的特殊身份被暴露。德军如获至宝，想利用他，威逼利诱，千方百计地想把他拉过去，使他成为后来的伪军首领弗拉索夫那样的人物。但是雅科夫立场坚定，在审问时据理驳斥德国侦查员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相信苏联必将最后取得胜利。他坚决拒绝给家里写信或通过广播告知自己被俘的事。德国有关当局见使尽了各种手段毫不见效，逐渐丧失了信心，对雅科夫失去了兴趣，不再给予“优待”，把他放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关押。
在雅科夫被俘后的一年多日子里，苏德战场的形势逐渐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先是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接着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的胜利，给德军以更加沉重的打击，从而成为苏联卫国战争以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在这次会战中德军损失兵力一百五十万人，元帅保卢斯缴械投降。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当局产生了以雅科夫交换保卢斯的想法，并委托瑞典红十字会与苏联交涉。斯大林对前来苏联谈判的瑞典红十字会会长贝尔纳多特说：“用元帅换大兵的事我不干。”谈话时有相当多的人在场，都听见了斯大林的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另据莫洛托夫说，斯大林没有同意用保卢斯换回自己的儿子，还因为被俘的不只是他的儿子一人，那里关着的“全都是我的孩子”。[①]
在这之后不久，即1943年4月14日，雅科夫在集中营里被枪杀。根据德国的正式文件，原因是他企图逃跑。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德国人这样做，大概是因为他们认为留着雅科夫已无多大用处，不如把他杀了，以免引起麻烦。
斯大林是在战争结束后才知道儿子被杀的消息的。自从他作出不交换的决定后，心里一直惦记着儿子。据朱可夫回忆，1945年3月初，他曾会见斯大林，两人在散步时谈起了雅科夫。他问斯大林有没有关于雅科夫的消息。斯大林没有立刻回答，在走了一百来步后，才用一种低沉的语调说道：“雅科夫无法从战俘营逃出来。法西斯强盗会把他枪毙掉的。据说他们把他与其他战俘隔开，诱劝他背叛祖国。”沉默了一会后，他又以坚定的语气补充道：“不会的，雅科夫宁愿死也不会背叛祖国。”他为自己的儿子而十分难过。后来，他仿佛一面继续思考着这一问题，一面沉痛地说道：“多么艰苦的战争。它夺去了我们多少人的生命。看来，我们很少有谁的家庭没有牺牲亲人……这种体验只有在斗争中受到锻炼的、意志坚定的、受过共产党教育的苏联人才能忍受住。”[②]
在战前和平的日子里，斯大林对雅科夫似乎比较冷淡，对他的某些行为曾表示过不满。但是他觉得他的儿子在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前途的问题上会坚持正确立场。他的估计没有错。他在有可能把儿子一个人搭救出来的情况下没有那样做，想到还有千万个遭受同样苦难的人，并把他们也看作自己的儿子，表现出了一个领袖人物的宽阔的胸怀和无私的精神境界。
斯大林的次子名叫瓦西里，生于1921年。瓦西里从小显示出顽皮、爱玩耍的特点，不过比较能干。上学后，学习成绩不稳定，有时马马虎虎，很不认真。1932年生母娜杰日达自杀，这给他以很大打击。他正处于逐渐懂事之年，一方面失去了母爱，另一方面也失去了母亲的管教，而父亲因为工作忙，对他的教育只能偶尔顾及，这对他的个性和处世态度的最后形成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实际上，他是在一批警卫当中长大的。这些人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都不高，而且有一些不良的习惯，这自然不可能对他的成长起良好的作用，例如他很早就开始抽烟和喝酒。他上中学时，由于他是斯大林的儿子，校长和大部分教师不敢严格要求，甚至采取纵容放任的态度，这使他没有受到应有的思想品德教育。
不过在教师当中也有个别人采取教书育人的严肃态度。有一位姓马尔蒂申的教师直接给斯大林写信，反映瓦西里的“不良行为”。斯大林亲自给他写了回信，其中说道：
“您反映瓦西里·斯大林的不良行为的信收到了。由于工作太忙，回信太晚了。请原谅。
“瓦西里是一个只有中等才能的娇惯了的孩子，一个粗野的人(像西徐亚人一样!)，不总是讲道理的，喜欢吓唬软弱的‘领导人’，常常耍无赖，意志薄弱，更确切地说，精神不集中。
“各种各样的‘叔叔’和‘阿姨’们时不时地强调他是‘斯大林的儿子’，把他娇惯坏了。
“我感到高兴的是，有您这一位自尊心强的老师能够像对待所有人一样对待瓦西里，要求这个不知羞耻的孩子服从学校统一的制度。瓦西里是被类似您提到的软弱无能的人那样的校长惯坏的，这些人不配待在学校里，如果说放肆无礼的瓦西里还没有把自己毁掉的话，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国家还有一些教师，他们不让这位少爷胡作非为。
“我的意见是：对瓦西里提出更严格的要求，不要害怕这个调皮鬼进行‘自杀’的威胁。
“在这方面您将得到我的支持。
“遗憾的是，我自己没有可能管教瓦西里。但是我承诺将时不时地抓一抓他的教育。”[③]
从斯大林的这封信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孩子的缺点是很清楚的，并要求学校对他严格要求，加强教育。可是这封信是在1938年6月8日写的，那时瓦西里已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中学就要毕业了。他的个性已经基本上形成，再要他改弦易辙，已经比较困难了。
中学毕业后，瓦西里上了航空学校，后又到高级航空训练班学习。不久战争爆发。瓦西里曾要求上前线，但却被留在空军总司令部里当监察员。这大概是因为军队的领导考虑到斯大林已有一个儿子被俘，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事，应该让瓦西里离开前线远一些。斯大林没有表示反对。但是积极好动并认为自己飞行技术不错的瓦西里觉得自己应该上第一线，并且怕人家说他是靠着父亲的权势躲在后方的，心里比较苦闷。
监察员的工作不大符合瓦西里的个性，而且伸缩性较大。他在这段工作期间，因有闲暇，有过一些“不端行为”，曾被关过禁闭。他开始广泛结交朋友，饮酒作乐，最后形成了酗酒的恶习。他居住的祖巴洛沃别墅，经常“高朋满座”，参加“联欢”的有飞行员、运动员、演员等等，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全然看不出这是战争时期。斯大林得知后大发雷霆，下令关闭了这个别墅。
1943年2月瓦西里被派到前线担任空军团团长。他亲自驾机参加战斗，作战勇敢。可是在完成作战任务之余，闲不住又带领部下去捕鱼，采取用炸药炸鱼的方法，结果发生了重大事故，一人被炸死，他本人也受了伤。斯大林得知后，于1943年5月26日以“国防人民委员”的名义，下令解除他的职务，理由是他“酗酒和狂饮取乐，败坏了团队的风气”。他曾回莫斯科养伤。伤愈后又一度担任某部监察员的职务。1944年5月，瓦西里被升为空军某师师长，参加了解放明斯克、维尔诺、利达、格罗德诺等地的战斗。1945年又参加了进攻柏林的战役。总计他飞行作战二十七次，击落敌机两架(一说一架)，另外还与战友共同击落三架，曾获得两枚红旗勋章以及其他勋章和奖章。
战后瓦西里继续在空军服役。1948年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军衔升为中将。这里应该指出一点。瓦西里虽然多次犯错误和受处分，甚至被撤过职，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升迁，他二十七岁就成为中将，是苏联军队中最年轻的中将之一。这当然是与他是斯大林的儿子这一点有关。在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任内，他做了许多不属于他职务范围的事，例如动用公款修建体育场和游泳池，搞运动员培训，盖苏维埃旅馆等等。他像往常一样广交朋友，毫无节制地饮酒作乐，终于成为酒精中毒症病人。他倚仗权势，随便不服从上级命令。1952年5月1日举行飞行检阅时，因为风大上级下令禁止飞机列队飞过红场，瓦西里拒不服从，结果造成了重大事故，有几架飞机坠毁。于是斯大林又亲自下令免去了他的职务。这已是斯大林逝世前几个月的事。
斯大林逝世后，他拒绝服从国防部长命令，不到外地某一军区去服役，留在莫斯科鬼混，甚至同外国人一起酗酒，而且口无遮拦，什么话都说，说他父亲是被毒死的等等。这些情况汇报上去后，新的当局作出决定，于4月28日逮捕了他，罪名是营私舞弊、挥霍公款、滥用职权等等。他被判处八年徒刑。过了一段时间，他被释放了，条件是他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纠正自己的不良行为。但是他获释后仍我行我素。酒精中毒症已使他不能控制自己。于是他再次被关押。1961年春，由于健康情况严重恶化而获释。被释放后，他离开莫斯科前往喀山，于1962年3月19日死于喀山。终年四十一岁。
就这样，斯大林的第二个儿子走完了他的凹凸不平的生活道路，结局带有悲剧性。尽管瓦西里由于个性具有放荡不羁的特点，又缺乏自制的能力，干了许多蠢事，但是他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态度是明确的，立场是坚定的，并尽其所能，建立过战功。这一点应该肯定。
斯大林的独生女斯维特兰娜生于1926年。据说斯大林因为女儿长得像他的母亲而特别疼爱。斯维特兰娜六岁那年，生母娜杰日达自杀身亡，从此斯大林更加溺爱女儿。他没有进行严格的管教，而是娇惯她，逗着她玩，称她为“女主人”，自称“第一号秘书”，要求她给自己下命令，表示要坚决服从。当然，这样做带有某种游戏逗乐的性质，但是客观效果是不好的。斯维特兰娜本来就比较任性，这样做的结果，使她更加随心所欲，不知天高地厚，为所欲为。
战争爆发后，斯维特兰娜曾一度疏散到古比雪夫，在那里读完了九年级。1942年6月回到莫斯科，继续上学。上面说过，这一年的冬季她的哥哥瓦西里经常邀集一些朋友在祖巴洛沃别墅饮酒作乐。在聚会时她认识了四十多岁的电影编导卡普列尔，迷恋上了他，简直到了难分难解的程度。斯大林得知后怒不可遏，打了她两记耳光。这两记耳光标明父女关系已发生变化，用女儿的话来说，从这一天起很长时间父女变成了路人。这也标志着斯大林对女儿的娇惯的结束。
1943年秋，斯维特兰娜上了大学，学的是历史专业。在上大学期间，爱上了也正在上大学的中学同学莫罗佐夫。斯大林虽然心里不满意，但没有反对，不过不和女婿见面。斯维特兰娜结婚后生了儿子约瑟夫。但夫妻感情并不很好，只共同生活了三年就离婚了。1949年斯维特兰娜又与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结婚。这门亲事斯大林是赞同的，这不仅是因为日丹诺夫是他的亲密战友，还因为他十分器重尤里。确实这个年轻人思想比较正统，并有才学和能力，很快就被提拔为党中央宣传鼓动部的科学处处长。可是斯维特兰娜却与他性格不合，兴趣各异，而且日常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因而在生了女儿叶卡捷琳娜后不久，就与他分手了。
斯维特兰娜由于家庭生活屡出变故，同时由于生儿育女，学业断断续续，无出色的成绩。因而斯大林在生气时骂她“白吃饭的人”，“一件有出息的事情都没有做过”。可见这时他已对女儿很不满意。而斯维特兰娜则抱怨自己受到管束，处处受到限制，生活不自由。父女之间早已没有往日的感情，而且关系是比较紧张的。
斯大林逝世后，斯维特兰娜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毕竟还有父女之情，因而感到悲痛;另一方面又有一种解脱的感觉，认为从此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她开始在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从事历史、俄语、儿童文学的研究，也搞一些翻译。苏共二十大后，她看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说：“这一切都像是真事”。这说明她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对斯大林的批判的。1957年她改了姓，开始用母亲的姓，宣布她再也不能用“斯大林娜”这个姓了，说它像钢刀一样刺痛了她的耳鼓、双眼和心。这表明要同父亲彻底划清界限了。1962年她接受了洗礼，说对她来说“共产主义基本教条已经完全失去了它们自身的意义”。这又说明她要彻底抛弃过去在学校受教育时接受的思想观点。
进入六十年代后，快到不惑之年的斯维特兰娜又一次堕入了爱河。她在住院时认识了也在那里治病的印度共产党员辛格，又是一见钟情，爱上了这个比她大十七岁的外国男子，提出要与他结婚。当时的领导人柯西金认为她这样做不合适，同时法律也不允许，要她放弃这个念头，她根本不听，我行我素，把这个印度人接到家里，与他同居。1966年10月辛格去世。斯维特兰娜提出要把辛格的骨灰送回印度安葬。当局经过考虑后同意了。于是她于1966年底到了印度。在办完事情后，她突然于1967年3月6日到美国驻印度使馆申请避难，希望过“自由的没有束缚的生活”。在美国人的安排下，她乘飞机先到意大利和瑞士，然后启程去美国，于1967年4月抵达纽约，然后在普林斯顿安顿下来。她公开谴责苏联，当众烧毁苏联护照，发誓不回到苏联去。
斯维特兰娜把她在1963年写的类似家庭纪事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一书带到国外，不久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1969年她又出版了《仅仅一年》一书，此书用揭露的笔调写了她的父亲和其他领导人的情况。书中明确表明了与她的祖国断绝情义的立场。此书出版后，被西方用来作为反苏反共的炮弹。因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69年12月19日宣布取消她的苏联公民身份。
1970年斯维特兰娜与美国建筑师彼得斯结婚。她改名为兰娜·彼得斯，说她这样做，是因为不喜欢自己的过去，再也不想叫原来的名字了。这次做得更彻底，不仅改掉了从母亲那里取过来的姓，而且改用了外国名字。如果她第一次改姓是要忘掉父亲，那么这一次改姓名是要进一步忘掉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斯维特兰娜虽然改姓美国丈夫的姓，但是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并不那么融洽。在生了女儿奥尔加后不久，他们就分手了。
在美国，斯维特兰娜未能建立起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而且社会生活也使她失望。她被一批有经验的律师所包围，他们不停地要她签署各种文件，控制了她的作品的著作权，对她进行了各种限制。她并不能完全自由地去做或去说自己所想的事。同时新闻媒体没完没了地对她采访，使她厌烦，最后弄得她发了火，把他们赶出门外。她刚到美国时的那种兴奋情绪和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觉得在这个国家也并不那么自由和愉快。1982年她带着女儿到了英国，同时产生了回苏联的念头。经过申请，取得了同意，于是她在1984年11月回到了苏联。
当时的苏联当局对她还是比较宽容的，在生活上进行了照顾，分给她住房，而更重要的是恢复了她的苏联国籍。当然她也表了态，说了一些批评美国的话，说她在那里没有过一天自由日子，为中央情报局所利用，讲过一些并非出自真心的话等等。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斯维特兰娜在苏联只待了一年多，于1986年4月再次到了美国。关于再次出国的原因有各种推测：有人认为是由于她觉得在苏联生活已经不习惯了;也有人认为是由于儿子约瑟夫对她态度冷淡，而在远东工作的女儿叶卡捷琳娜根本不认她这个有叛国行为的母亲，不与她见面;还有人认为斯维特兰娜怀疑有人要毒死她等等。当时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进行他的“改革”，一股彻底否定斯大林的“非斯大林化”的浪潮正在兴起。因此有人认为斯维特兰娜觉得自己作为斯大林的女儿，会在这股浪潮中处于尴尬的境地，于是决定再次去美国。也许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更加可能的是：所有这些原因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合在一起促成了斯维特兰娜再次离开祖国。
斯维特兰娜在回苏联前，美国当局曾向她提出，如果她回去后不在法院宣誓放弃美国国籍，她依然是美国公民。他们履行了诺言。她仍享有美国公民的权利。不过她已不像第一次到美国后那样受到重视了，这大概是由于她被充分利用后价值已经不大了。1988年她出版了在英国写的《遥远的乐声》一书，同时又写了《给孙子们的书》并于1990年出版，但两本书引起的反响没有像前两本书那么大。在这之后她曾到西欧一些国家暂住，进过瑞士的一个修道院。晚年她独身一人居住在威斯康星州一个小城的养老院里。据她2010年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是一个贫穷的老年人，靠国家给的每月七百美元维持生活。2011年11月22日她在那里因患结肠癌去世，结束了她的多变的人生历程。
斯维特兰娜是一个从小娇惯了的女人，她没有理想和追求，没有高尚的志趣和道德情操，甚至缺乏国家民族观念。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合着个人主义的乐声踏着另一种节拍前进的。她的父亲在世时，她的这些缺点主要在家庭生活上表现出来。而在父亲逝世后，她显得更加放肆，最后走上了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道路。她自己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父亲在世，就会开枪把她打死。
斯大林的家庭里，可以说还有一个成员，这就是他的养子阿尔焦姆·谢尔盖耶夫。这是他的战友的儿子，在这位战友牺牲后，他就收养了这个孩子。阿尔焦姆与瓦西里同岁，两人从小生活在一起，相处得很好。1938年中学毕业在军队服役，战争爆发后上了前线。曾被俘，但从俘虏营里逃出，参加了游击队，后又回到了正规军，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战争结束时任炮兵旅旅长。曾负伤多次，获得过多枚军功勋章和奖章。战后上了炮兵学院，毕业后继续在部队服役，1981年退役，2008年逝世。阿尔焦姆为人正直，对斯大林一家有深厚的感情。2006年曾出版《关于斯大林的谈话》一书，他于2008年逝世后，有人根据遗留下来的材料将其扩充为《斯大林是如何生活、工作和教育孩子的》一书于2011年出版。可惜未能见到此书，不然可对斯大林的家庭和日常生活有更多的了解。
下面再说一说第三代的情况。斯大林在世时曾八次当上了爷爷和外公。上面曾提到过斯维特兰娜生有一男(约瑟夫)和二女(叶卡捷琳娜和奥尔加)，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大儿子雅科夫的儿子叶夫盖尼生于1936年，曾在苏联国防部的军事学院任教。他对他的爷爷抱尊重态度，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态度更加明确。1996年当选为格鲁吉亚斯大林思想继承者协会主席，后又任新成立的格鲁吉亚共产党总书记。他坚决捍卫斯大林的声誉，曾向法院控告某些人对斯大林的诬蔑。雅科夫的女儿加琳娜生于1938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曾长期在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除了进行学术研究外，还写有回忆录性质的《爷爷、父亲、妈和其他人》(1993)和《领袖家庭的秘密》(2007)以及一些散文作品。瓦西里的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亚历山大，后来改姓母亲的姓，叫做布尔冬斯基，是一个著名的导演。女儿娜杰日达仍随父姓，与著名作家法捷耶夫的儿子结婚。她在社会大动荡的情况下，思想感情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仍认为爷爷实行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她已于1999年去世。瓦西里的第二个妻子生的一儿一女的情况不详。
斯大林的家庭情况大致如此。
二
斯大林的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工作。对他来说，无工作日与节假日的严格区分，有时星期日仍照常工作。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第二天起床较晚，进餐的时间也和常人不一样，有时到傍晚时才进午餐，晚餐就被安排到夜里了。由于他的这个特点，有时研究和讨论问题常常到深夜，与他共事的领导干部们需要参加。尽管有时不开会，斯大林也会在深夜打电话把人叫去或询问和商讨某事，需要回答。这就使得他的亲密同事们不得不对自己的生活习惯作一些改变，也学会了熬夜。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时，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给他安排了一套住宅，不过面积不大，设备简陋。在一段时间里，斯大林就居住在这个住宅里。1932年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后，斯大林主要居住在近郊孔采沃的别墅里。根据他的养子阿尔焦姆·谢尔盖耶夫的描述，在平常日子里，斯大林从办公地点回家时，他的助手波斯特廖贝舍夫带着一口袋信件跟着他来，到家后把信件倒在一张大桌子上。晚上斯大林便抽时间坐下来读信，在有的信上做各种记号或写上简短的批语。
除了处理信件外，有时集中精神写文章、讲话稿和写书。这里要说一下斯大林的一个特点，即一切都亲自动笔。莫洛托夫在与诗人丘耶夫的谈话中特别指出这一点。他说：“斯大林一切都自己写。有关部门从来不替他写。这是列宁的传统。季诺维也夫也自己写，加米涅夫也自己写。托洛茨基更不用说。”[④]莫洛托夫还说：“他(指斯大林)有自己独特的文字风格。同任何人也混淆不了。可以说，语言优美，我们的文学家当中谁也写不出来。不能说有人替他写，一切都是他自己动笔，包括讲话、文章、报告和命令。”[⑤]莫洛托夫说他语言优美，恐怕谁也写不出来，这未免言过其实。但是斯大林的文字确实有他独特的风格，通俗易懂，简单明暸，逻辑性强，用语独特，使人一看就知道出自他的手笔，要模仿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
斯大林逝世后，列宁的传统逐渐被破坏了。用沃尔科戈诺夫的话来说，赫鲁晓夫只是为别人写的东西“配音”，而且发音不总是很清楚。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更是这样。勃列日涅夫出版了多卷本文集，他自己不仅什么也没有写过，而且有些文章从来没有读过。[⑥]一个领导人自己是否亲自动笔写文章，可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不仅反映出他是否认真负责、勤奋好学还是游手好闲，而且也说明他是否具有必要的理论水平和学识，是否了解和熟悉实际情况，归根到底，说明他是一个称职的名符其实的领导人，还是一个受“智囊”和“枪手”们摆布的傀儡。再说由此也就会产生说假话、大话、空话和套话的恶劣文风。
斯大林日常生活中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读书学习。他从小就喜欢读书，抽时间读书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习惯。就是在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他也利用一切可能坚持读书。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尽管工作繁忙，总是尽一切可能抽出时间来博览群书。如果说，过去读书主要是出于爱好和为了提高自己的知识理论水平，那么现在读书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从事领导工作的需要。在上班时他利用工作的间隙读书，应召前去他的办公室的人有时看见他手里捧着书。下班后在处理完杂务后，就坐下来读书。晚上有时失眠，读书的时间就更长了。据说他每天读书有“定额”，平均约为五百页。要完成这个定额是很不容易的。斯大林读书的范围很宽，遍及各个门类。为了读书方便，二十年代他决定建立自己的藏书室。他委托助手托夫斯图哈办理这件事。从他给图书管理员开列的分类表可以看出，他要收藏的书遍及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金融、工业、农业、合作社、历史、外交、对外贸易、军事、民族问题、俄国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历史、工会以及文学作品等二十多个门类，此外还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其他革命家和领导人的书单列。可见他要收集的书是比较全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是他阅读的一个重点。尤其是列宁的某些重要著作他曾反复阅读，深刻领会，用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批判党内的反对派。
他也花较多时间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代作家的新作。这不仅是由于他爱好文学，而且也出于指导文学运动的需要。他关心和注视着文学创作，读了不少具有代表性的新作，并为某些作家在发表作品遇到问题时排忧解难，替受到不公正批评的作品辩护。最突出的例子是他读了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开垦的荒地》后替这两部作品说话，使之能得到顺利的发表。
在文学创作的各个门类中，除小说外，斯大林还重视戏剧创作，喜欢读当代剧作家的新作。就是在卫国战争的岁月里，他仍然抽时间读新发表的剧本并给以评价。他肯定列昂诺夫的剧本《侵略》和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给以很高评价，使得这两个剧本得以顺利在全国各地上演，产生了积极的政治影响。
我们知道，1941年设立了斯大林文学奖。斯大林多次亲自参加了政治局召开的获奖作品审批会。他常常随身带着一大摞书和杂志来参加会，积极参加讨论，就具体作品发表意见，有时甚至与其他参加审批的人进行争论。参加过审批会的作家西蒙诺夫得出这样的印象：斯大林不仅读过推荐上来的作品，而且还读过一些评论文章。
刚才提到过斯大林对戏剧创作的重视。这与他从小就爱好戏剧有关。他不仅喜欢读剧本，而且更喜欢看戏。这成为他的重要的业余活动。为了不引起观众注意，有时他在演出中途进场，在包厢里找个地方坐下看戏。有的戏他看了多次，例如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在外国歌舞剧中，他看的次数最多是《天鹅湖》，最后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初他患中风的前夕。
斯大林也特别喜欢看电影。开头他常到克里姆林宫外的一家电影院去看，当然有些不大方便。不久克里姆林宫里专门建了电影放映厅，于是看电影就更为经常了。有时他请同事们到家里做客，晚餐后就同他们一起看电影，斯大林特别重视电影的教育作用，要求国产影片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通常影片摄制完成后常常先放映给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看，听取意见。这样一来，看电影有时就不是单纯的娱乐活动了，而成为工作的一部分。斯大林对影片要求很严格，对有的影片作了否定的评价，如现代生活题材的《生活的规律》和历史题材的《伊万雷帝》(第2集)等，这些影片就不能公开放映。
斯大林从小在唱诗班里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喜欢唱歌。他唱的主要是格鲁吉亚歌曲以及古老的俄罗斯歌曲和乌克兰民歌。
通常在夏秋交接时，斯大林就到外地去休假或休养。首选的地点是黑海岸边的城市索契，有时也到别的地方去。在索契等地专门为他建了别墅，他休假时便住在那里。斯大林有时个人前往，有时则带着家属。其他的领导人有时也和他同时在那里休假。休假时，他常到黑海里划划船，但很少在那里游泳。根据克里姆林宫卫队长弗拉西克的回忆，他在别墅的旁边开辟了一个果园，在那里种了许多柠檬树和桔子树。他关心这些果树的生长，后来当他看到已开始结果时，心里感到特别高兴。
斯大林在别墅休假或休养时，仍然在工作。首先，从莫斯科定期地发来机要邮件。通常先由跟随他前来的波斯克廖贝舍夫先进行整理分类然后向他报告。其中最重要的文件斯大林都要全文阅读，亲自作出批示，其余的只浏览一下，交波斯克廖贝舍夫处理。尽管如此，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后来由于工作需要，还带上译电员和秘书，让他们帮助工作。
斯大林在休假期间，有时还要接待一些客人。根据弗拉西克回忆，四十年代末，他曾在别墅接待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罗科索夫斯基在去波兰任职前也曾到加格拉别墅来向斯大林告别。
斯大林在休假和休养期间，与留在莫斯科主持工作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这可由他们之间来往的大量信件来证明。一些比较重要的决定都是由斯大林最后作出的。休假或休养期间遇有重大活动，斯大林虽然不在莫斯科，但他进行了“遥控”。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这次代表大会是在1934年8月17日至9月1日召开的。这时斯大林在索契休假。大会期间，机要通讯员不断给他送各种材料。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至少有两份报告即高尔基的关于苏联文学的报告和布哈林的关于诗歌的报告，曾送给他审阅。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遇有问题及时向他请示，请他作出决断，特别是新成立的苏联作家协会领导机关的人事安排问题，最后都是经斯大林拍板决定的。
斯大林在饮食起居、穿着方面的特点可以用“俭朴”一词来形容。他虽然是格鲁吉亚人，但是已习惯于吃俄罗斯饭菜。一般的食谱是三道菜：一道白菜汤，一道肉食和一道甜食。这与一般工作人员的家庭基本上是一样的。有时邀政治局的同事们和其他干部到家里来做客，菜肴就比较丰富些，主要是量比较大些，像吃自助餐那样由客人自己取食。斯大林喜欢喝格鲁吉亚的葡萄酒，不过通常控制自己，饮酒比较适量。很少喝醉。有时他邀请同事来进餐，目的是为了利用这个机会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和讨论一些问题。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就边吃边谈，这顿饭要吃几个钟头，到很晚才散。这也就不是一般的共进晚餐了。
斯大林很不讲究衣着。他平常总是穿着一身有点像军装的、宽大的、舒适的衣服。他舍不得扔掉穿惯了的旧衣服。根据阿尔焦姆·谢尔盖耶夫回忆，他经常穿着一件在国内战争时穿过的、也许是从革命前图鲁汉斯克流放地带来的旧皮袄。在他的前厅里挂着他在前线穿过的军大衣，有一次下面的人要把它拿走，他发了火，说你们每天都想给我拿来一件新大衣，可是这一件还可以穿一百年。又根据他的警卫员雷宾在战后的回忆，斯大林只有一双出门穿的鞋，还是战前穿过的，整个都开裂了，脚后跟磨损了。斯大林就穿着这样的鞋去上班和接见客人，去看戏和到别的公共场所去。于是所有警卫人员决定给他定做一双新鞋。夜里把新鞋放到他睡觉的沙发前，把旧鞋拿走了。早晨斯大林起床时问一位警卫他的鞋到哪里去了。警卫回答道：“斯大林同志，您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大元帅，政府首脑!您经常到公共场所去!每天您要接见外国使节和客人。现在又是庆祝您的诞辰的前夕!……”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您最好还是把鞋还给我。”他在逝世前一直穿着这双鞋。[⑦]
根据传说，斯大林逝世后，人们发现，没有什么合适的衣服可以让他穿着入殓。莫洛托夫在与丘耶夫的谈话也提到此事，他说：“斯大林对此事(指穿衣。——引者)很严格。他甚至没有衣服可以穿着入殓。只好把制服的磨破的袖子补了补，刷刷干净”。[⑧]
斯大林对住房的要求不高。上面提到过，二十年代初曾根据列宁的指示在克里姆林宫给他提供了一套住房。这是革命前仆人们住的地方。家具是原来留下的，地板是磨坏了的，窗户很小，但斯大林并不计较。1938年给他在克里姆林宫里挑选了另一处条件较好的住宅，但他没有到那里住过，主要住在别墅里。根据谢列平的回忆，在斯大林的住处除了一架公家的钢琴外，没有任何贵重的东西，甚至没有一幅好的画，摆的是不值钱的家具，沙发椅套着布套。没有一件古董，墙上挂的是普通木框镶的纸印复制品和他与列宁的放大了的照片。地板上铺了两块地毯。斯大林盖的是战士们用的被子，除一身元帅服外，还有两套普通衣服，一双绱了鞋底的毡靴和一件农民穿的皮袄。[⑨]
在生活上斯大林不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过着俭朴的生活，而且教育子女也这样做。他要求子女艰苦朴素，不追求物质享受，不搞特殊化。在战争年代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他的儿子瓦西里所在的部队新设立了一个小卖部，出售各种美味食品。瓦西里对部队的伙食不甚满意，很想吃点自己爱吃的东西。可是他没有钱，于是给父亲写信要钱。斯大林在这封信上批示道：“据我所知，红军空军部队的战斗人员的伙食是完全充足的;二、在红军里对斯大林的儿子不应特殊照顾。”他没有给儿子寄钱。他虽然对女儿斯维特兰娜很宠爱，但是在她逐渐懂事后，不再一味放任，不仅要求她学习好，而且要她不再娇生惯养，不追求奢侈的生活。他特别注意女儿的衣着，不喜欢她穿色彩过于鲜艳的衣服，对她穿时髦的超短裙表示特别的不满，要求保姆给她另外做灯笼裤来穿。斯大林向子女不断灌输独立生活的思想，要子女在经济上不依靠父母和别人，不过寄生虫的生活。他常常对子女说，别墅、公家的汽车、房子，这些都不属于你，不要认为是自己的东西。
斯大林不仅生活俭朴，而且克己奉公，不贪图物质利益，甚至把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献给国家。他对待各种礼物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当政几十年，尤其是在后期，各国政府、民间团体和个人为了表示对他的敬重，给他送了大量的礼物。据统计，大小礼物有上百万件。礼物五花八门，例如有各民族的工艺美术品、绘画、瓷器、家具、家庭用品等等。1949年斯大林七十大寿时，我国除了赠送农产品外，还送了中国特有的艺术品、陶瓷、丝绣、牙雕等。所有礼物当中不乏实用的、贵重的和有收藏价值的东西。斯大林认为所有这些礼品都是送给苏联人民的，他无权留给自己，便指示把这一切全部送到博物馆去。据斯维特兰娜说，1950年“礼物博物馆”在莫斯科揭幕。在她父亲生前和死后都有一些认识的夫人们对她说：“‘啊呀!那博物馆里有多么漂亮的家具和餐具啊!唱机真好极了!难道就不能给您留一套吗?’不行，不能!”[⑩]
再就是斯大林对金钱的态度。他对金钱并不看重。在日常生活中他也用不着自己花钱买东西，身上常常不带钱。他的收入主要有两项：一是工资，二是稿费，后者的数量较大。按照当时的规定，一部分钱作为党费上缴。根据雷宾回忆，斯大林逝世后，在他卧室的小桌子上发现了一个存折，存折上总共存了九百卢布，于是便把存折交给了斯维特兰娜。[11]
斯维特兰娜的表弟弗拉基米尔·阿利卢耶夫在《一个家庭的纪事》中说到斯大林的稿费。首先他断定这些稿费应该属于斯大林本人，因为文章和著作是斯大林亲自写的。而斯大林本人认为这些钱，无论是卢布和外汇，应该属于人民。因此毫不奇怪，斯大林在他逝世后只留下三万卢布，这笔钱只相当于当时一个矿工的两个多月的工资(一般矿工的工资为每月八千到一万三千卢布)。斯维特兰娜就把这笔钱分给了死者的孙子孙女们。[12]这三万卢布再加上存折上的九百卢布，这就是斯大林这位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全部遗产。
斯大林认为各级领导干部高高在上利用职务营私舞弊是最危险的品质，将会导致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腐败和变质。他不仅严于律己，给广大干部作出榜样，而且同各种腐败现象作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
[①]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358页。
[②] 见《朱可夫元帅回忆录》，下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748页。
[③] 《斯大林文集》，第14卷，第2版，联盟信息出版中心，2007年，第323页。
[④]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301页。
[⑤]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617～618页。
[⑥] 见Д.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下册)》，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860页。
[⑦] 见А.雷宾：《在斯大林身边——一个警卫的札记》，伊里斯出版社，1994年，第72页。
[⑧]Ф.丘耶夫：《莫洛托夫——掌握一半权力的统治者》，奥尔马出版社，2000年，第359页。
[⑨] 见Д.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上册)》，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198页。
[⑩] C.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24页。
[11]见А.雷宾：《在斯大林身边——一个警卫的札记》，伊里斯出版社，1994年，第75页。
[12] 见B.阿利卢耶夫：《一个家庭的纪事》，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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