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曼教授的女儿张小曼对蓝英年有着特殊的判断，将蓝的个性归结为 “不诚实”。她在新浪博客对敝人的评论回复中写道：“谢谢，你看得很准，蓝英年不诚实，我也想不通他为什么要编造谎言欺骗大众!。”
所以，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蓝英年的“不诚实”的原因所在。
下面通过蓝英年肆无忌惮泼污水的《金星英雄》这个个案，作一个剖析。
《金星英雄》与《磨刀石农庄》几乎是所有的苏联文学史中都有提及的小说，现在被称为“垃圾”了。
《金星英雄》在一般文学史中被称为“无冲突论”的代表作。不过，这是否是《金星英雄》的真正的罪状?
没有冲突就不能成为小说吗?那么，契诃夫的小说《草原》里有什么冲突?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有什么冲突?这些小说把很大的精力放在自然与人性的描写上，并没有专注于对现实的关注，但并不影响它成为经典名著被人津津乐道。
《金星英雄》中究竟有没有冲突?
其实我们看一看小说，还是发现了小说中有着相当程度的冲突。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主人公谢尔格依与他的上司之间就有着鲜明的冲突，当谢尔格依回到乡村的时候，看到的是乡村里按部就班的死气沉沉，官僚主义的重重叠叠，上下级之间的勾搭连环，特别是小说中，描写到谢尔格依与前任区委会主席之间的冲突，不可谓不尖锐，甚至充满着火药味，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官僚体系已经达成了内在的网络化，谢尔格依回到乡村，他首先要做的是打破这种关系网对活力的制约与尘封，可以看出，谢尔格依进行的是一场破除现行迟缓体制的一种改革行动。谢尔格依的出发点是用战争的手段，来冲击和平年代里的死水一潭的乡村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想到“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现行的套语式的理念。同时，我们还看到，谢尔格依在进行他的建设计划的时候，还遇到了社会恶劣风气的狙击，比如为获得资源，他不得不通过人情网络到上级机关去进行说合，小说里提到的那个善于社交的供销社主任在类似于中国式的“跑部进京”行动中，可谓是鞍马劳顿，利用关系，利用财物进行打点，都可以看出，揭示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可以通过“暗箱手段”的潜规则获得更多的计划倾斜，小说里可以说很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阴影面，这并不能用小说里的昂扬的主题就可以来遮掩的，就像我们在肖洛霍夫的《新垦地》中看到了的讴歌，但同时我们也肯定了对阴暗面的发掘。同样，《金星英雄》里也对当时的现实生活进行了全景式的观照式的反映，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纵横的立体层面，在它的表层的阳光的后面，其实还是如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弊端。
我们再看看谢尔格依在基层生活中遭受到的冲突狙击。在小说描写的集体农庄里，我们看到各式人等，有的领导喜欢吹牛皮，做形式，比如鲁村的村长大搞形式主义，在开展建设的时候，虚耗集体财力，在山顶上建筑了一个模拟的“司令部”式建筑，达到好高骛远、大造声势的浮夸目的，而对实际的生产组织却不闻不问，专门向上级索要资源，抱怨困难。即使在小说里被写成扎实工作的村长拉古林，在上报粮食产量的时候，也是一再加码，直到产量高到他自己都觉得怀疑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想到了“浮夸风”已经在这种建设的名义下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再看战友之间的冲突。小说里的谢尔格依的战友谢明，落户乡村之后，很快收获了爱情，也滋生了营建安乐窝的思想，准备建房架屋，厮守着自己的妻儿，在这里享受世外桃源的悠然时光。这其实反映了乡村的未来走向的问题。我们不能超越时代去评判人物的价值取向，即使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主流意识还是积极倡导工业文明，鼓吹用建设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由此可以看出，《金星英雄》里的主题冲突在今天仍然没有失去其正确的意义。
而小说里的爱情冲突同样也是风声水起，荡人心魄。谢尔格依在回到乡里之后，遇到了一位漂亮的“黑姑娘”，由此展开了他的爱情攻势，但这一爱情，很快卷入三角恋爱的复杂纠葛中。谢尔格依的幼年伙伴、工程师维克道尔，在少年时，就与谢尔格依是一对三角关系中的两角，当时他们同时追求村里的姑娘索尼亚，不过都没有成功，索尼亚遭遇到了一段失败的婚姻，谢尔格依在回到故乡后，还特地与昔日的恋人有过一段重逢后的邂逅，他斩断情丝，另觅纯洁的农村姑娘。但是，随着这一爱情的发展，谢尔格依的童年伙伴维克道尔也加入到追求伊林娜的行列，而小说里构想的村妇们谣传的谢尔格依嫌弃伊林娜的传言，也一度为这一段爱情掀起有惊无险的风波，最终虽然风平浪静地化险为夷了，但还是给小说里的人物的情感纠葛带来了起起伏伏的波痕。
可以说，一部小说里的爱情的描写质量，往往决定着一部小说里的文学品位。在《金星英雄》中，我们可以看到，小说里对爱情的描写具有经典文学的深厚的文化品味，对男女人物的性心理也有着比较透彻的把握，令我们在这里读到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这些俄罗斯大家们的对人物情感刻划的那种深邃与深度。比如，谢尔格依与女友伊林娜的相遇时，一方面是谢尔格依的穷追不舍，另一方面是女孩的欲拒还迎，小说都用轻松的喜剧化的笔触，作了富有情趣的点染。而在男女主人公遭遇到误会的骚扰的时候，对他们的心理与心境的描写，都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中不惜笔墨深入到人物心理大作铺陈的解析风范，令人觉得把人物卷入情天恨海中的情感波动写得纵横捭阖。这些对人物情感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小说并不是不懂文学，可以说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厚底蕴，对社会现实与人情现状的描写，都吻合进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体系与轨道。
我们不妨再看看小说中濡染着俄罗斯文学的文学风格，比如，小说在描写谢尔格依回到故乡的时候，多处描写到他触景生情，产生一种“美丽的忧伤”，这种忧伤感，可谓深刻地烙印上俄罗斯文学中随处可见的扰动人们心灵的意境。像《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在舞厅外面的大段大段生发出的快乐之下的忧伤感，彼埃尔无时无刻地对生与死的反思与联想，都集中地反映出俄罗斯文学的对心理秘境的探寻兴趣，而这种兴趣，在《金星英雄》里同样存在着。
比如第一部23章中描写谢尔格依的心理时，写道：“……但是跟着快乐而来的，是一种对他还是生疏的苦痛——他第一次感到离开部队的遗憾。‘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有着松树气息的山峡里呢?’他问自己，却找不到一个答案。”
这样的疑问，可以说是经典的俄罗斯式的，是俄罗斯心灵的集体无意识。
《金星英雄》与《磨刀石农庄》相比，可能都被挂名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名下，其实用“主义”来概括文学是一件相当无聊与没有意义的事。“主义”无关任何的文学。像《悲惨世界》被通常地认为是浪漫主义，但小说里对现实的镜像式的复现，带有相当程度的油画式的逼真的真实感。《战争与和平》与《静静的顿河》属于什么主义?如果它们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其实两个作家的文风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专注于心理，后者专注于白描。文学中的“主义”，就像把“男人”与“女人”打乱秩序，然后确定“浪漫的人”与“现实的人”一样，远比“性别”本身来得更加的指向混乱。同样的“主义”里的作品，可能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文学作品。其实在文学体系里，“心理”与“白描”倒是两个更为科学的分割文学特征的指标与因素，心理描写是注重于人物的内心的感受，而白描则专注于社会的外部描写，这两者其实是水火不容，虽然一个作家可能同时运用这两种方法，但是凭着这两种方法，倒是很容易鲜明地分界出两个的不同点来。托尔斯泰的小说里，几乎在每一个人物出来的时候，都不厌其详地交待出他的内心活动来，而相对而言，人物的外部描写却相对缩减，而肖洛霍夫的小说里，却对人物的心理尽量进行模糊化，而专注于人物的外部动作，这也是肖洛霍夫的人物心理难以捉摸的原因，研究者只能根据的对人物的动作与行为的描写，而了解人物的性格。托尔斯泰与肖洛霍夫形成了两种典型的不同风格的描写。
对于《金星英雄》与《磨刀石农庄》，虽然都被划入到一样的文学作品体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里，但两者的文风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中我们正好可以看到这正是托尔斯泰式“心理”描写与肖洛霍夫式的“白描”描写之间的迥异差别一样。
《磨刀石农庄》在语言风格上非常接近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对人物进行粗线条的勾勒，着重表现人物的外部动作与言行，对心理剖析却不着一词。而《金星英雄》则走的是一条托尔斯泰式的叙述路线，它每时每刻都注重于人物的心理流程，情节也经过梳理与重新编织，比《磨刀石农庄》的散漫倾向要来到精致与集中得多。它注重矛盾冲突，注重人物在矛盾的进展中的各自反映，注重叙述的均匀性与平衡性，这一点上，是与托尔斯泰的风格相一致的，而却与《静静的顿河》的那种散点式风格完全背道而驰。从某种意义上讲，《金星英雄》与《磨刀石农庄》构成了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小说，两者都凝聚着俄罗斯经典文学的不同风格的精华可以供我们咀嚼。
由此可知，《金星英雄》里并不是没有冲突，也不缺乏对俄罗斯经典文学要素的继承，但是他为什么会遭到众口一词的诟病呢?
其实这个原因再明白不过，就是小说对斯大林进行了无微不至的歌颂。
比如，小说里写到村里进行选举，除了选出谢尔格依之外，还选了斯大林。小说里也提到，斯大林不应该在他们这个选区，但是人民对领袖的热爱，使得斯大林的名字还是被列入选举名单中。小说中谢尔格依的父亲，还专门进行了对斯大林事迹的讲演，他自己也用自己的生活经历，比对斯大林的生命历程，进行了大段大段的反思。
这些原因，必然是导致这部小说获得斯大林青睐的原因。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原则，就是：你可以说斯大林的任何的不是，但你不能说斯大林是愚蠢的。
斯大林赞赏这个小说，如果仅仅是因为小说在歌功颂德这方面的不遗余力，而不承认小说里的文学价值，那么，这样的结论，只能得出斯大林是愚蠢的这个必然的结论。
然而，我们恰恰相反感受到的事实的是，用愚蠢来阐述斯大林，将会使评论者遭遇到无以复加的尴尬。
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艺术作品对人性有一种慰藉的功能。特别是灾难结束的时候，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往往不是需要对灾难的复述与演绎，而是在遮掩灾难的基础上，表达人们的乐观心态。不仅苏联文学如此，美国的文学艺术也是如此。三十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秀兰邓波尔的温馨的小女孩的虚幻的美好，起到了慰藉民众心理的特别的作用。《巴顿将军》中也没有去直视战争中的残酷，而是竭力神化了人物的强悍的精神气质，这也是与电影拍摄年代美国所处的国际地位有关。在九一一发生后，好莱坞几年没有拍摄这类影片，即使在后来拍摄的影片中，也没有像好莱坞科幻片所擅长表现的那样，去渲染灾难的细部，而是着重表现了在灾难面前的人性的光辉，可以说也是一种“无冲突论”的好莱坞版。巴巴耶夫斯基的小说《金星英雄》出现在二战结束后的满目苍荑、内心重创的情境下，小说里洋溢着温馨的情调，其实蕴含着一种对于民众的失调的心理的修复的动机，对于灾难的透视与正视，只有在心理健全之后才能有勇气与面对，这也反映了人类心理中有一种自我调节、战胜忧郁情志的自我拯救力量，如果一味地去追求所谓惨淡的真实，那么，这样的人的心态，实际上等同于一个抑郁症患者，这种文学只会导致人的毁灭与精神的崩溃。我们可以有这种的让人去“死”的文学，但我们从人类的存在的意义上讲，我们没有理由去大力倡导这种反人类的“死”的文学，毕竟人及其人类的最终目的还是要“生存”下去，为了生存的目的，人类一直在制造着假象与虚幻剂，宗教是一种，它保证了人类有着生存下去的动力。我觉得，这才是《金星英雄》能够在那个时代出现并被当政者斯大林激赏的原因。
蓝英年虽然号称是苏联文学史的研究者，但他的思维方式是有缺陷的，甚至他在这种重新对历史的解读中，不懈用他的“不诚实”来扭曲历史。
我们觉得，蓝英年的不诚实之处，恰恰是他有一个先验的跟风走的天赋，就是他确认斯大林是一个愚蠢的傻瓜，然后就可以把一切愚蠢者才可干出的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加诸到斯大林身上。
所以，蓝英年的所谓重写苏联文学史，只是达到渲染斯大林是一个愚蠢者的目的。蓝英年用他的东方式的狡黠的思维方式、市侩式的阴暗想象、承继觊觎皇后膀子的中国式低级趣味传统，对苏联文学用“斯大林是愚蠢的”梳子进行了一番全程的梳理，然后，他站在一只他自以为被他打死的老虎身上，洋洋自得地宣布，他成功地向老虎的额头上，施加了最后的一拳最有效的打击。
那么，我们继续追问一下，蓝英年的“不诚实”的个性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应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低级趣味想象，是他的立论的基础与支撑，而他受教的斯大林时代的文化氛围恰恰导致了他个人质素上的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劣根性。在蓝英年想象他笔下的那些溜须拍马之徒包括马雅可夫斯基、巴巴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时候，实际上，蓝英年很大程度上代入了他自己经历那个时代的那种唯唯诺诺又见缝插针攫取好处的那种阴影心态。永远把自己的思想与认识，跟进到时代需要的潮流之中，从来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思考与坚守的准则，这就是蓝英年的思想潜意识。
而蓝英年对中国低俗文化如“三言”、“两拍”中的庸俗化人生的思维习惯，则形成了蓝英年现象的最表层的容易获得国人们认同的基础框架。
用演义的方式与街谈巷议的张家长李家短的风格，来对历史事件进行庸俗化演绎，这是最容易在中国获得反响与出彩的技法。《知音》体文体的甚嚣尘上，恰恰可以这种简单的人生写意，能够获得社会最通俗的回应。而蓝英年本质上的中国文化积淀，为他得天独厚地推进他步入他的庸俗化、恶俗化想象历史，提供了最完备的强力引擎。
我们来看一看蓝英年的《“金星英雄”话今昔》的文章，便可以看出，蓝英年是如何发扬他的“不诚实”的本性的。
在这篇文章里，蓝英年驾轻就熟地任意地在真实事件中，加进他的庸俗、低俗的想象，为中性的事件，加入进由他一手包办与取舍的道德的评价。
在中国的文化体系里，有着一些约定俗成的道德认定。而蓝英年巧妙地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道德评判系统，人为化地把《金星英雄》的巴巴耶夫斯基拉入到“小人”的行列。
首先，蓝英年讽刺了《金星英雄》为“吃饭”而写作。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向来有“著书不为稻粮谋”的传统，这其实是一种愚蠢的假道学的思想传统，但毕竟很容易获得中国人的潜移默化的认同。于是蓝英年在攻击《金星英雄》的时候，首先认定巴巴耶夫斯基对《金星英雄》的写作是出于清高的中国士大夫不屑与认为可耻的“吃饭”。
请看蓝英年在文章中以演义小说般地的风格写道：“巴巴耶夫斯基是卫国战争即将结束时开始写《金星英雄》的。战争结束后他返回农村，生计窘迫，老婆孩子吃不上饭。于是他决定到莫斯科出版《金星英雄》，碰碰运气。”
在这个因果从句里，我们看不到一个作家对文学的热爱，对表达感情的需要，而完成是因为饥寒交迫才去写小说的。蓝英年成功地从这个因果句的取舍中，表达了中国式的伪道学对苏联作家的潜在的鄙视。因为巴巴耶夫斯基触犯了中国人的大忌：著书是为了稻粮谋。
其次，蓝英年讽刺了《金星英雄》的贪欲行为。蓝英年继续像是生在巴巴耶夫斯基肚子里的蛔虫似的，想象着巴巴耶夫斯基的钻营与贪欲的心态。在文章中，蓝英年写道，当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受到肯定，被上级领导问及需要什么的时候，巴巴耶夫斯基“头昏眼花，一时想不起需要什么，便回答没有任何要求。……但很快后悔不已，失去一次不可复得的机遇。他应当像那些一步登天的作家那样，向日丹诺夫要汽车，在莫斯科要套住宅。现在只好骂自己是傻瓜了。”
这里可以看出蓝英年下笔一贯的“不诚实”，蓝英年最擅长的攻击与污辱人的技巧，就是让当事人自己为自己泼污水，世界上没有什么“有罪认定”比来自于自己心理活动更富有打击效果了。“文革”期间的“挖掘灵魂深处”的自我交待的方法，对蓝英年的影响可谓入木三分，使得蓝英年在之后的文学史评析中，经常运用这种大批判式的攻击性语言。在蓝英年的这段话里，他成功地把自己妄图界定“巴巴耶夫斯基”为傻瓜的想法，安插到作家的心理活动中，借助于作家的自我否定而成功地实现了蓝英年信手拈来的“栽赃”。
“傻瓜”一词，成了巴巴耶夫斯基的自我认定，有了这一次的认定，那么之后的巴巴耶夫斯基的作品也只能算是一个“傻瓜”的作品了，而赞赏这样作品的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也理所当然、顺杆爬蛇地成为一个“傻瓜”了。蓝英年成功地为历史兜售了他的私欲。在这一段话里，我们还看到，蓝英年所获得的道德制高点，是他认为一个人的贪欲是可耻的。好像巴巴耶夫斯基心里想着宝车与豪宅就是一个可以钉上耻辱柱上的心态，但实际上，作家写作的时候，有哪一个不是出于金钱的目的?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坦言他当初写小说的目的，就是挣稿费可以买一只手表，那么，按照蓝英年的这种潜在的逻辑推理，莫言也应该被钉在了耻辱柱上了。通过道德的否定来达到政治意向的指认，蓝英年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地继承了姚文元式的思维方式。
第三，蓝英年讽刺了《金星英雄》的学历低下。蓝英年可能身份是教授吧，对低学历者是十分瞧不起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贵族与精英的心态，但无法否论的事实是，在文学领域里，恰恰是学历与地位是难以起什么作用的，一些著名的作家，恰恰是低学历者。中国作家莫言连高中都没有毕业，但却是他获得了世界性的文学大奖。
蓝英年无视常识地继续祭起他的愚腐的中国式的精英心态，对巴巴耶夫斯基的低学历进行的讽刺。在文章中，蓝英年写道：“巴巴耶夫斯基由半文盲一跃而成为作家，并在战后出尽风头，是斯大林、日丹诺夫一手造成的，因为他符合斯大林一个时期的政治需要。”
在这里，蓝英年铁板上钉钉子地认定巴巴耶夫斯基是一个“半文盲”。
实在不明白什么叫“半文盲”，这样的对巴巴耶夫斯基的认定，又是来自于什么样的历史资料?这完全是蓝英年的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看一下巴巴耶夫斯基的履历，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一个职业新闻工。他还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学研究所学习过。无论如何，有着这样的工作经历的人，也与“半文盲”划不上等号。如果这个“半文盲”是因为没有学历教育，那么，我们看看肖洛霍夫又是什么样的学历?肖洛霍夫只上过小学，没有毕业，中学也没有毕业，十五岁就走向社会，可以说，按照蓝英年的判断标准，肖洛霍夫也是一个典型的“半文盲”。那一句对巴巴耶夫斯基的“半文盲”的判断句，如果换成是肖洛霍夫是否同样成立?
从蓝英年的来自骨子里的傲慢与偏见来看，一方面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雅俗的理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文学本质缺乏基本了解，所以，蓝英年对文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翻译了几本俄苏文学而却没有自己的文学创作，所以，他根本不能理解一个文学家的创作的甘苦，也不能够判断出一本文学著作的价值意义，他只能用他的随风倒的政治理念来藏否人物，指点江山，他的一个重要的尺码，就是不是就文论文，而是用道德评价体系来否定作品的文学价值。
由此我们延伸一下，文人的可贵之处，或者叫可耻之处，是可以对历史的呼风唤雨的人物进行“意淫”。中国文人的一大美好的意淫愿望，就是在想象中吊皇后的膀子。同样，对故去的历史人物进行随心所欲的加害，也是一些中国文人的传统，不幸的是，蓝英年继承了这样的传统。实际上，蓝英年的见风使舵有着相当深厚的历史渊源。据他自我介绍，当年在文革期间，他为了自保，曾经贴出攻击何其芳的大字报，并且在日后沾沾自喜于当时自己的机智聪明，从而有效地躲过了暴风雨的冲击。可以看出，他出于对自己有利的一面的考虑，可以给被冤枉的文学前辈踏上一脚，同样，在八、九年代的形势下，他同样出于投机的目的，可以给历史人物再次踏上一脚。而斯大林就是蓝英年重点踩上一脚的人物。
蓝英年给斯大林戴上的是一个愚蠢的帽子，而这个帽子恰恰不应该属于斯大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蓝英年显现出现他的“不诚实”的天赋。蓝英年的评点苏联文学实际上就是一个泼污水的过程，其技巧或者惯例，主要有三类：一是以偏概全。比如，在评点《金星英雄》的时候，所用的事例，是他在苏联远东的时候，一个读者对《金星英雄》的嗤之以鼻来证明《金星英雄》的没有价值。很难想象，一个读者会关心遥远年代的小说，即使是《静静的顿河》，又有几个普通读者放在手里读来读去呢?二是虚构心理。过去的年代，曾经有“思想罪”，蓝英年深谙此法，他要毁灭哪一个人，便采用代人法，为那个人物虚构一段此人的内心的阴暗的思想，然后自然而然地就可以加上他套上去的罪名了。他采用这种方法，成功地把高尔基等一些苏联作家打入了地狱。本质上，他的此类“欲加之罪”的手法，还是中国式的道德审判的愚腐教条，从道德上对人物进行彻底的否定，来达到对人物艺术作品的否定。虽然蓝英年很畅快地推翻了他自小到大一直仰视着的高大的偶像，但是，他的这种破坏欲，究竟是来自于他经历的年代对他的感化，而是内心里的阴暗的本能?我们不愿意像蓝英年那样，做人家肚里的蛔虫，不对此进行“有罪联想”。三是移花接木。虽然蓝英年批判前苏联有“阴谋文艺”，但蓝英年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阴谋评论”来达到他的反击目的的。他为了达到他的立论的表面上的链条完整，不惜改变历史的原貌，进行历史年代的前后位移(如他改变了《磨刀石农庄》的发表时间与受到斯大林欣赏的时间顺序)，对人物的履历进行想当然或者恶意的篡改(如把巴巴耶夫斯基定位成一个“半文盲”，以衬托斯大林时代的荒唐与愚蠢)，实际上都已经违背了一个史学家必须提供给人真实信息的基本道德，完全出于立论的私欲目的，为所欲为地玩弄、戏弄历史，与一个史学家的“品德”可谓是十万八千里，为害无穷。
在蓝英年对巴巴耶夫斯基的评价中，他通过一连串的“蛔虫式”的心理描写，揭示了一个弱智的傻瓜竟然获得了斯大林的青睐，由此证明斯大林也是一个傻瓜。然而，你把斯大林界定成任何的类型，是一个人的自由，但是把斯大林界定为一个傻瓜，那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如果蓝英年仅仅出于个人的小人心态与不诚实的人性习惯，强硬地改写历史人物的个性与性质，那是他的自由，但是，他这种试图把把玩历史人物、否定他们的评价，把他们拉入到“愚蠢”的评价体系中，除了自欺欺人达到自淫高潮的目的，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随着俄苏文学的进一步向我们走近，当年蓝英年那些对俄罗斯文学揭秘式的评价，已经日益显示出浅薄与幼稚来。而现在中国的很多的俄苏文学的评论还来自于蓝英年的只言片语，只能说明我们这样的一个民族的文化判断能力是多么的贫困与可怜，与一个独立的以着自我感性诉求的国家风范还有着很大的距离。蓝英年在显现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与小字方面，是有他的功迹的，这种功绩就是他以显见的小人心态，干预了一个国家的理性的判断。很多情况下，这恰恰是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文化乱象的一个典型性的症候，蓝英年在俄苏文学评价的混乱大业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也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的警惕与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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