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究竟是不是劳改犯小说?
有传言认为《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劳改犯小说。究竟是不是?我们还是要考究一下文本，如果是的话，那么，小说里又透露出什么样的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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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俄罗斯作家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感到毛骨悚然。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沙拉莫夫可以说在以往的苏联文学词典里不名一文，根本找不到他的任何踪迹，但显然，他的存在为摧毁硕大的苏联帝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人向来对“倾城倾国”者是抱以极大的好奇与欣赏的，所以，我们也开始出版他的书。
小说里的“科雷马”是一个地名，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的一开篇，就提到了这个地方，可以说，“科雷马”是“古拉格群岛”中的一个重要岛屿。
翻开地图，原来以为这个地名很难找。现在中国出版的地图册就有这样一个缺陷，欧洲的小国家，可能有一张地图来呈现它，但是苏联横跨欧亚大陆，一般的地图册，也是用一张地图来表现它，幸好苏联后来解体，现在的俄罗斯地图比苏联的疆界缩小了不少，但在世界地图册里，俄罗斯的地图依然占据着一页的页面，根本无从去查找地图上的细节，比例尺太小，小得只能保留较大的地名。但在今日的俄罗斯地图里，却能找到“科雷马”的地名，这个位置，实际上就在黑龙江北边，与库页岛相距不远。《科雷马故事》写的是劳改犯的非人生活，曾经看过介绍，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真实的人物原形也是劳改犯。于是，读了半部《科雷马故事》，便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三部找了出来。这套书，过去读过第一部，实在难以下咽，主要原因是人物太过松散，对话太多，且情节单调乏味，用的话来讲，不过是一个长篇通讯而已，实在没有什么阅读下去的切入点。好在两位译者刘辽逸与谢素台都是苏联文学的顶尖译者，译文读起来爽心悦目。而且现在读此书时，心里更有一个参照系，就是这本书真的是描写劳改犯的吗?小说里有没有透露出蛛丝马迹?
《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主要情节，是描写苏联远东的一个工程管理局，主持了一项通到海岛石油基地的输油管。这个海岛是哪里?小说里的这个海岛叫“台辛”岛，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地名，但苏联远东生产石油的岛屿能够对上号的只有“萨哈林岛”，也就是库页岛，小说里写道：“台辛的意思是‘神的住宅’”(第三部P125)，我查了一下，“萨哈林在爱努语中的含义是“神在河口创造的岛”，看样子两者还能附会到一起。
书中还提到：“在十九世纪末，有个作家到过这儿，他归纳出一个悲观的结论：‘台辛岛的北部对于人永远也不会有用处的。’”(第三部P68)。这个作家应该是契诃夫。
库页岛在二战期间一半在日本人手里，一半由苏联控制。但小说对此却讳莫如深，未作全面的交待，仅仅在小说里的一个段落里，突兀地描写到了岛上的日本人的存在。小说写道：“末了他们参观了一下日本租借的地区。他们由一个矮胖的日本人——租借地区的负责人——引导着到处看了一遭。”(第三部P69)。至于看到了什么，小说里没有只言片语加以介绍，实在令人感到困惑不解。
到了恰可夫斯基的小说《我们这里已经早晨》中，库页岛已经被苏联人全部收回，小说里写到了被日本占据的库页岛南部的日本人的丑陋的建筑及残迹。这也是一部令中国读者愁肠百结的小说，因为库页岛在历史中，曾经属于我们中国，但是我们不争气的前辈，向来对苦寒之地有一种天生的畏惧，不断地把自己的防线向南撤守，而俄国人却从同样寒冷的欧洲相近的纬度，一路东行，横扫整个欧亚大陆北纬度的大片土地，一直触及到了太平洋的波涛，把中国人退守的土地全部占有。当时看来，愚蠢的中国皇朝，认为丢弃了那一块没有什么价值的北部领土是占了一个大便宜，就像今日的某些聪明的学者教授主张放弃中国西部那些看似没有价值却需要巨大投入的土地，然而，俄国人却在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得到库页岛的时候，掌握了这个岛上后来发现的巨大的石油资源，曾经隶属于中国的西伯利亚的命运也几乎与库页岛的相似，今天的俄罗斯依靠着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支撑着苦熬经济与制裁的难关，我们中国在沾沾自喜于从俄罗斯获得廉价的石油的同时，却不知道我们的那些无能的祖先，白白地把这些本来属于自己的资源连同上面那一片硕大的土地都拱手送人了。曾经有记载，毛泽东当年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路经贝加尔湖，拒绝了下车去看一看这个湖的要求，因为那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底的痛。今天也有中国人前去库页岛一观，无不感情复杂。
当年中国人离这些岛屿是如此之近，似乎至今依然有中国作家对这片地域意淫一下。如金庸在《倚天屠龙记》写到的冰火岛，大体就在库页岛的方位。
《科雷马故事》极言“极北地区”的生活困苦，饥寒交迫，把控诉的矛头指向了斯大林。那么，反向地设想一下，如果那时候的建设者处于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像清朝王廷那样，把自己的兵民收缩回来，是否就是一种伟大?
科雷马流域的生存太艰难，那么，就放弃吧。这恰恰是我们清朝的无知的肉食者所干的行为，为此，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们发现一个规律，当一个民族整天在叽叽咕咕地控诉自己遭遇到的不幸的时候，这个民族也就到了羸弱不振、土崩瓦解的时候了。
索尔仁尼琴骂倒了苏联，但是他回到前苏联的时候，却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他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像一个小孩，整天在上人面向哭闹顽劣，挑战父母的威严，这时他的所有价值，都是因为有父母的一个框架，哪怕是一个岌岌可危的框架，小孩的存在，都必须在这个框架里运作，他才能获得意义与回应，一旦这个家庭倒塌了，小孩再怎么闹，也不会有邻居当一回事了，这个小孩突然发现在家毁人亡的旷野里再怎么控诉与逆反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索尔仁尼琴还有《科雷马故事》的沙拉莫夫，其实都属于这样一种类型，他们矫情地表演，做作地控诉，都是意图从反向的角度，像小孩那样，引起家庭的关注，但是他们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这个家庭的分崩离析，他们最终被证明是这个家庭的埋葬人，但在埋葬他们的父系的同时，也埋藏了自己的基因。他们证明了他们的声音的杀伤力，仅此而已。
其实索尔仁尼琴与沙拉莫夫唱衰苏联，是前苏联的敌人，却是我们中国人的功臣。他们控诉远东地区的苦难，那么好了，把那些地方归还给我们中国人，让我们去经营，让中国人去吃苦吧。我们宁愿。试问索尔仁尼琴与沙拉莫夫答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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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里其实涉及到很多中国元素。小说里的那个虚构的阿东河，在冬季成了一条运送物资的重要冰路，这条河大体就是中国的黑龙江，流经中国的边境线，从苏联境内下泄入海。河两岸是原始森林，生活着土著“那乃人”，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赫哲族，俄罗斯人对当地土著的眼光是居高临下的，认为他们原始、落后，是俄罗斯带来了新的文明。比如小说里写道，在俄罗斯人来之前，“如果你在八年前能到这里来一趟，那时只能看见几所那乃人的小房子和密密的森林。”(第一部P241)。
对于那乃人的生存状况，小说在交待背景时，是认为俄罗斯人是他们的救命恩人，根本不是毁灭他们家园、杀死他们肉体的魔鬼。小说里把赫哲人的种族灭绝，归咎于疫病。“从前我们的民族险些儿灭绝了。闹过瘟疫以后，村里荒凉得看不见人影。”(第一部P56)。是苏联人拯救了他们。
小说里还提到矮小的尼夫赫人，他们在中国元朝被称之为“吉里迷”，满族人称之为“费雅喀。”在小说里，他们显然没有赫哲人那样进步，没有像赫哲人那样主动参与当地的工程建设。
书中的生态观念是落后的、陈旧的。苏联人的来到，砍伐森林，滥杀动物，比如在雪地上，压倒了树林，压住了一只过冬的熊，然后立刻猎杀，对森林的碾压，引起了当地人的心疼，而小说里的工业化建设，却视原始森林为敌人，以横扫六合的气势，掠过原初的森林地带。书中认为对原始森林，“不是赞美，而是要消灭。”(第二部P9)“我是赞成向这大森林进攻，填满这些空白地区的。”(第二部P10)
而小说里的中国人更是一种负面的表现。小说里写道：“那时候中国人在这儿做买卖，有一次，他们因为马发(赫哲土著老人)不还账，把他打了一顿。费多尔(俄国人)袒护他，把两个中国人狠狠地揍了一顿。”(第二部P61)
的处理很微妙，在一个近百岁的土著的叙说中，中国在远东的存在，不是以官方出现的，而是以游动的商人，也很符合中国人的特点，而这些商人在当地人的语境中，是一帮贪得无厌、只知有钱的无耻之徒，欺压穷苦的当地土著，而俄罗斯人却担负着公平公正的使命，狠揍了那些中国人，维护了正义，保护了当地的土著民。
这个叙述，如果移用到今天俄境内的中国人的存在，大体还是适合的。但在这些叙述中，无形中是踩着中国人的肩膀，凸现了俄罗斯人的伟大、高洁与正义性。用文学来为他们占领的那块土地确立正宗地位，正是苏联国盛时，他们的文学所操持的一种使命。不管斯大林如何令人痛恨，但在维护自己国家利益方面，他是绝对毫不含糊的。就是蒋经国到苏联去参加与斯大林的谈判，回来之后，蒋经国深感自己在斯大林的强悍面前的无能为力。
实际上，俄罗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更值得研究，五十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是时代的必然所致，也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要求。正因为向苏联的大规模学艺，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看清中国人在俄罗斯人心目中所处的地位。即如这本小说，如果没有五十年代的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我们就不可能翻译这类小说，又怎么能在文章的字里行间读到我们的近邻在他们的文学观念中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今天这样的苏联文学已经无人问津了，但是这些书留下的遗痕，却能够留给我们更多有益的思考，能够促进我们今天如何去看待中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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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的总体基调是高昂的，但是，小说写着写着，却让人觉得一种悲凉，一种沉重，并没有一种轻松的廉价的欢快感。在小说的大背景上，我们看到了苏联前线的节节败退，如德军进攻莫斯科，一度时期在工地上流传成德军已经攻陷了莫斯科，最后一个工段的工人们受谣传影响，意志消沉，放弃了劳作，几乎没有方向感，小说反映了一种远东地区远离战场的本地民众的失落情绪。小说里的供应处长里别尔曼，妻儿失陷在被封锁的列宁格勒，后来妻儿逃出了这个巨大的“围城”，讲述了这个城市尸横遍野的惨状，小说里毫不隐讳地描写了这个城市里饿殍满地的可怖场景。而小说里工程管理局长巴特曼诺夫的儿子陷于战火中的克里米亚，不惜身死，他的妻子为此痛不欲生，局长也是身心俱疲。其它的几个人物，家庭生活也不幸福，阿里克塞的妻子在战场前线执行任务，一度时期被认为牺牲了，使他的精神大受刺激;而另一个工程师别里捷，年龄已经35岁，妻子在生产时去世。这些主人公的生活，基本都是受到战争前线的波及而导致生活不幸。
而另一方面，工程的建设也带来了匪夷所思的伤亡。在构架通往海岛上的石油管道时，遇到暴风雪，数个工人被刮走，或失踪;春天到来后，海冰融化，一名叫西林的工人出于迫切的心情，擅自驾着拖拉机冲上融化的冰面，沉入海底，瞬间失踪，小说把这一幕惨剧描写得惊心动魄。工程师一行从海岛上乘船回大陆时，遇到海冰，困住了船只，经过一番搏斗，只能弃船下水，小说里的老工程师托波列夫虽然经过拯救，但依然故去。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老工程师临死前对阿列克塞的留言，也充满着一种难以理解的哀音。这个工程师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典型，他尽管发现了前局长的决策错误，但是出于忠心，并没有揭露前局长的缺失，而是选择了沉默，后来他认识到了自己给工作与事业带来的损失，重新焕发了工作热情，站到了正确的一方来，但是他对阿列克塞的精神支持，却奇怪地采用了一种忠告的方式，即使他承认了错误，愿意帮助新的工程师解决工程难题，但他提出的看法，却不是自我的检讨，而是让对方学会乖巧，克服可能向他袭来的众叛亲离的可怕风暴。在第二部P152页他这样告诫道：“要记住：一个人应该永远不满意自己。失败的时候，永远不要埋怨环境，只埋怨自己。不要停住。不要安于小成，不要变冷淡了，不要让心灵变老了。不要受生活中轻易的小小快乐的引诱，宁可要不易获得的更大的快乐。生活里有近景和远景，决不要满足于近景。”
这位老人在临去世的时候，再一次重复了这样的忠告。这在第三部中的第207页写道：“要记住——一个人应该永远不满意自己，失败了永远不要埋怨环境，只埋怨自己……不要悠然自得，不要变冷淡了，别让你的心灵变老。不要受生活中容易获得的小小的快乐的引诱，因而把不容易获得的真正伟大的快乐拒之于千里之外。”
什么意思?相隔了巨大的篇幅，这个老人却用同样的口吻、同样的腔调、同样的内容对主人公发出忠告，根本没有对主人公的大力褒扬与赞美甚至肯定。倒像是一种警告，一种好自为之的说服。在这里，恰恰可能看到心里的隐衷。
蓝英年在他的“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一文中，兴高采烈地展示了他的发现，认为“除巴特曼诺夫和泽尔肯德外，从总工程师别里捷和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到各工段段长、各处主任、所有工程师和工人，通通是劳改犯。”这很难令人置信。因为小说中还写到了当地的农庄主席积极参与了工程建设，他还与工人们在到海岛的冰面上展开了劳动竞赛，难道这个当地赫哲族人的农庄主席也是“劳改犯”?蓝英年擅自篡改历史的本领我们在其它场合已经经识过，在这篇文章中，他再次指责工程建设的不人道，看看蓝英年的贻笑大方的奇怪逻辑：“那个局长在实际生活中是克格勃的头子，三年完成的工程非要一年完成，要累死多少人哪!在人所不能承受的环境中就那么干，看似表现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实际上是不把人当人看。最初我们读这本书时觉得工人们、工程师们伟大、崇高，可是知道了这个背景后，就觉得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蓝英年的可笑在这里再次得到了一次淋漓的展现。要知道当时是二战时期，前线正在进行生死激战，而蓝英年却对加班加点地完成工作量，认为是“实际上是不把人当人看”，若按蓝英年的人道主义观点，应该让工人们按部就班，贻养天年，这就是把人当人看了。小说里充分意识到可能有蓝英年之流的这类以无知当成智慧的局外人，在小说里多处强调前方战场上迫切需要战略物资，就包括建设者急需运送出来的石油，时不我待，只争朝夕，这是战争体制下人的正常反映，按照蓝英年的看法，前方生命的死亡，就是一种“把人当人看”，后方增加工作量，就是“不把人当人看”?而小说里一直强调的一种氛围，就是后方比前方相对而言，多了一个安全，不存在着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尚能衣食足的情况下为前方提供后备支持无论怎样付出都不为过。而这一切是蓝英年所不能理解的。
小说里有没有点到劳改犯的情节?恰恰是有的。小说里写到了建设队伍里存有劳改犯。小说里在介绍建设人员的时候说：“我们这儿有四个受过刑事处分的人……他们都不错，在坐牢时学了一门手艺，在那儿就工作得挺好。他们在这儿也获得了好名声。”(第三部P68)其中有一个机修工谢列金，与他相识的冈德林是一个潜伏的坏人，冈德林的父亲是一个富农，曾经领导过一个白党讨伐军，在小说里，他威胁着改邪归正的谢列金，谢欲揭露他，他便派人企图害死谢列金，最后被尼夫赫的猎手击毙。这样的设计也是非常巧妙的，把血债转嫁到当地土著上，而没有看到一笔由政权组织制裁了俄罗斯的敌人。
《科雷马故事》中写到的劳改犯的主要智慧是放在如何消极怠工上，如何不上金矿(本小说里也提到了一位工人曾经在远东的金矿干过，见第三部P68)，如何赖在医院里装病甚至自残，如何拼命地寻找食物，而这一切，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里都有所涉及，只不过《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完全是以一种相反的态度，描写了相同的事件。对于饥饿，《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把责任放在管理混乱的供应处长身上，不过此人也不是坏人，居然一直到最后也得到了局长的宽容对待。局长早就发现工人的膳食极差，他尝了一下“鱼块做的稀汤，跟着是一道蛋粉炒的蛋，气愤地说：“这是五岁小孩吃的!”而供应处长辩解道：“这顿饭所含的热量完全适合一个成年工人的需要”，局长斥责他：“在我这儿工作，你的唯一的尺度就是你的良心……做一顿能叫人吃饱的好饭。”(第三部P48)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出，当时后方的餐饮条件的确很差，而这种不负责任的食物供应，在《科雷马故事》中则是常态。再看装病。《科雷马故事》里，犯人没病装病，不惜自残染病，而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里有一个情节，女医生阻止一个名叫乌苏拉的电焊工上工地，但这名工人热情洋溢地要到工地上去，与科雷马的犯人们的觉悟可谓是一个天一个地。至于工作的艰苦，我们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里的确看到，在最后的冲刺性战斗中，为了解决人手困难，作出了一个残酷的不人道的决定：“每个工人都答应负起两三个人的工作、甚至是四个人的工作。”(第三部P220)。说起来容易，而做起来很可怕，这也正是小说后半段工人牺牲人数骤增的原因，但面对着国家需求，又能有什么别样的选择?这不仅是苏联能够认可的国家意志，即使在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军大兵在执行命令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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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在结构上是按照地理顺序展开情节的，可谓中规中矩，乏善可陈，而且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忌讳，对事实的交待语蔫不详，留下很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盲点。
比如小说对最为关键的产油海岛的描写，几乎没有，小说里写到了海岛，只有森林，但另一处又提到岛上有一个小镇，周围有油井架，岛上的石油生产状况，小说里只字不提，使人怀疑岛上有没有真正的石油生产基地。
小说的描写，第一部描写了对前任局长主持计划的全部推翻，这是否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问题，小说基本未提及。小说是以阿列克塞的视角，展开对远东输油管建设的全程介入的。而在他到来之前，这里已经铺开了摊子，新上任的工程师别里捷提出了将石油管理从右岸移到左岸的计划，并最终获得上级批准。这种计划，实际上是致命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颠覆。但小说里的新任工程师认为将管理移入左岸，可以绕过右岸的丘陵地带，减少里程，而且可以给居住人口较多的左岸带来附属益处。所以前任工程师因为自己的计划被否决而十分恼火，一直以犯罪的高度指责后任者，认为这些后继者就是与他唱对台戏。虽然小说里说明了这样的设计是正确的，但却反映了计划的无序性，这种考验也不是书中简单地进行文学性的修辞就可以代表真实的历史结论的。
第二部则以两位工程师的视角，展开对工程路段的逐段逐节的扫描，基本就是各种工作的直播展现。
第三部是如何架设到海岛上的最后一道海上输油管道。海岛只是到了第三部的时候，才正式进入小说的视野。前面的所有描写，一直未涉及到海岛，其实在第一部里进行计划更迭时，总归要统筹一下，去巡视一下海岛吧，小说里也写到上司经常乘着飞机巡视工程全线，但是却从没有一开始对工程路段进行一段全面的考察，更没有直接飞赴海岛进行一次全面调查，所以，小说就像一个卷轴一样，只有顺向的展开，而没有全景的鸟瞰，一直到了海岛边的时候，才发现在这里施工的第十一段工作人员因为上司的消极无能，导致无事可干，工作一筹莫展，这时候，主导的局长及工程师们才作出检讨，认为自己没有早一点来到海岛地区，进行全盘统筹考量。这种顾头不顾尾的工程实施计划以及小说的如实展现，给人一种莫名所以的感觉。
小说里的主要矛盾放在了新任工程局长与前任局长之间在战略规划上的巨大差异，前任局长保守、因循消极，而新任局长则大刀阔斧，富有创新，效率自觉性高，最终在一年内完成了前任局长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矛盾只属于观念之间的矛盾，前任局长后来来到前线，还很关心后方的建设，而前任局长的工程师格鲁布斯基虽然一直反对新计划，并向上反映，但他提不出自己的计划，只知反对，而没有自己的建议，他只能败北，在铁的事实面前，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后来主动加入到新的建设工程中去。小说的内部冲突基本处理得还比较婉转而完整。
当然小说里也有阶段斗争。其中白党的儿子冈德林在第三部出现，他在管道里塞入异物，盗走蓝图，并杀害发现他的不轨企图的工人，以及老革命潘柯夫，最后被当地土著击毙。他代表着反革命的传统势力，而在小说里，还设置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敌人。此人也有一点概念化。他是一名地质学家，叫赫马拉，在小说里，坏人总是臭味相投，相互勾结的，这个赫马拉是一个作风品行都很坏的人，首先在道德上宣判了此人的不可救药。他与这个冈德林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也就是说与历史反革命有联系，他也好不到哪里去。此人的坏处，是玩弄女性，在小说里有一个很讨人喜欢的通讯队女队长丹妮亚，曾经与他谈过恋爱，但小说在讳莫如深的描写中，暗示她发现了他的某种缺点，果断地选择了分手，但这个赫马拉却很会炫耀他与过去的这个女性的关系，暗示他们有一夜之欢，使小说里的丹妮亚大为蒙羞。而这个赫马拉还与女医生娥莉嘉的丈夫罗觉诺夫关系密切，在小说中，这个罗觉诺夫是一个胆小自私的男人，为了逃避上前线，他在火车上服药过多而意外身亡。娥莉嘉早就认清了丈夫不爱自己的本质，这是道德上的选择，但由此更从政治上看清了丈夫的真相，就在她痛苦不已的时候，赫马拉却前来看望朋友的遗孀，并暧昧地表达求爱之嫌，被娥莉嘉果断地拒绝了。所以，这个地质学家在小说里道德败坏，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坏典型。这可能是出于的某种需要而制造出来的，非常吻合当时的现实语境。这个坏知识分子，还与小说里的老建设局的工程师格鲁布斯基过往甚密，由此可以看出，小说里对人物的分类是按照“物以类聚”的方式进行组合的，凡是负面人物，都有暗中往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人构成了小说的矛盾线索动力。
小说里的几个女性颇耐人寻味。最出众的当算是从事通讯网络建设的女工丹妮亚，她与前任局长就关系不佳，她早就提出的开设通讯线路的方案，被前任领导否决，从而被发配到工段上去，新任局长到位后，她得到重用，在小说里她工作主动积极，充满阳光，甚至在搭建上岛的线路时，身穿潜水衣，下入水中，可以说敢做敢干。小说里的工程师别里捷对她发起了强大的进攻，而她开始的时候，理智地拒绝了，当别里捷在考察路段想与他再呆一会时，被她赶走，后来别里捷遭遇风暴，她又痛苦不已，之后她与别里捷的感情便顺利发展。而经济员然妮亚对阿列克塞的一厢情愿的爱情，则显示了一种女追男的相反爱情模式。小说一开始，然妮亚看到阿列克塞，就语含挑逗，暗示两个人可以有更多亲密的接触，但阿列克塞因为妻子陷入沦陷区的缘故，拒绝了这个热情似火的姑娘的接近，然妮亚也被这份爱情改变了，过去丹妮亚认为她有一点轻浮(第三部P214)，也不太关心集体工作，在阿列克塞的影响下，她参加了集体活动，主动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她多次在阿列克塞面前释放自己的爱的引诱，阿列克塞差一点经受不了她的诱惑，要与她拥抱与接吻了，但是理智占了上风，始终保持了对她的拒绝。小说最后阿列克塞前往莫斯科出席重大会议的时候，然妮亚前来送行，伤痛欲绝，令小说里的爱情也烙印上的悲情的氛味，可以看出，小说里给人物设置了诸多的不如意，几乎给每一个人物都烙印上了一种沧桑与不圆满。而另一个女医生娥莉嘉则饱受婚姻的不幸煎熬，丈夫并不真心爱她，只是出于需要，才利用她的爱，包括甚至借助于她的手，讨得不上前线的证明。丈夫不干不净地死去后，她与罗戈夫寻找到了自己的爱情。而在罗戈夫追求她的时候，她仍受制于过去婚姻的阴影，而当前夫的真相曝光之后，她的爱情路途上的障碍也烟消云散了。
小说里的党委书记泽尔肯德，有意安排他是格鲁吉亚人，他的母亲与斯大林的母亲在一个村庄，所以他在小说里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一直站在正确的高度上指挥着众人。而局长巴特曼诺夫则性情粗暴，动辄发火，被称为“小拿破仑”。小说里更多的人物都没有什么个性，属于打酱油的性质。尤其是人物的对话太过冗长，男女之间的对话，也太过直露，没有一种含蓄的暗示，整个小说的文学性不是很强，但是小说里提供了相当多的远东生活纪录，比如永冻带上建筑的房屋会屋内渗水等等奇怪的景象，还有季候转变中远东地区的景致转变，小说都勾勒得生动明晰，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那个曾经属于中国土地上的美丽的瞬间。
2016、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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