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李敦白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二战结束时他来到中国，成为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美籍中共党员，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动荡起伏的三十五年历程。他与我党许多高级领导人，包括宋庆龄、毛泽东、江青、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王光美、任弼时、邓小平、王震、李先念、朱镕基等，都有私人交往;他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亲眼目睹很多高层发生的事情。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他被怀疑成特务关押六年，后来作为外国专家投入工作，“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广播局造反派头号人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回美国后，他又转型为成功的商人。2013年，李敦白与《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徐秀丽一起，共同完成了《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出版)，书中，他以“一个中国的美国人”的视角，以及罕有的诚实坦率，讲述了他在中国的非凡经历。
我这个二战老兵虽然没有打过一天仗，但终于还是来到了中国，那是1945年9月15日，我们坐飞机飞越驼峰，来到了昆明。战争结束，美国兵开始退伍，许多人急着回家，而我们的服役期还没满，就让我们来中国顶替一部分老兵。
到昆明两个月之后，我就接到了退伍的命令，我的服役期已满。那时我已经和昆明的中共地下党接上头，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李国华曾告诉我，毛主席正在学英文，他没有好的英文老师，建议我到延安去教毛主席学英语。我找到负责本部门工作的上校，对他说：很多人都急着走，而我愿意留下来继续服务，我的中文技能看来也派得上用场。他回答：“嗨，命令就是命令。”我不甘心。那天晚上路过司令部，见还亮着灯，就闯了进去，向司令官亨利·欧雷德将军(General Henry Aurand)介绍了自己，表示愿意在中国再服务一段时间。他说：“你把命令撕了，而且任何别的命令都不用理会，除了把你调到上海陆军总部的命令。”真棒!
跟欧雷德将军谈话不久，我就被调到了上海陆军总部，还是做赔偿损失的工作。
上海让人苦闷极了，但我通过李国华的介绍信，找到了徐迈进，通过他，又见到了廖梦醒、宋庆龄、陶行知等人，就觉得很有意思。
徐迈进托我办过一些事。最危险的一次，是托我买一台大功率的收音机，这是违禁品。我们在公共汽车上交接，我把包好的收音机放在座位上，他上车后坐在收音机的另一边，下一站抱着下车，我仍留在车上。车开动后，我看到一个警察走近徐迈进，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了，觉得这下完了。回到住处不久，接到徐迈进的电话，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警察向他借火。虚惊一场。我在军人福利社给夏衍买过许多次香烟，他喜欢的骆驼牌，一条一条地送，但我没见过他，是徐迈进托我买的。解放后在北京第一次见面，我还开玩笑说他欠我好多骆驼。文学方面，我没有读过鲁迅的书，不过给他儿子买过无线电爱好者手册，也是徐迈进托我的;读了茅盾的《子夜》、《腐蚀》和一些短篇小说，特别喜欢。“第三条道路”的著名人物，跟章伯钧谈过一次;没见过罗隆基，但特别佩服他，觉得他特别会遣词造句，像形容国共关系的“谈不下就打，打不下就谈”，很传神。
我在宣化店担任救济总署的驻地代表
我是1945年11月调到上海的，只过了差不多三个月，我又一次面临退伍回国。这一次，如果我想留在中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当地找到合法的工作，这样的话，军方将准许我就地退伍。宋庆龄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卫生部的副主任撒克斯(Dr.Mike Sachs)写信介绍我的情况，请他给我安排一个工作。这是位相当不错的左派人士，后来曾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他给我安排了救济总署视察员的职位。
我的工作是监督联合国提供的救济物资(主要是粮食)的分发工作，及时发现并向总部报告其中的贪污腐败和不公行为。担任这个职位后的第一次出差，是到湖南分发救济物资。这一趟行程中，中国农村的贫穷，灾民的悲惨绝望，国民党中下级官员与地方势力相互勾结中饱舞弊、欺压灾民的黑暗，触目惊心。从湖南回来不到一个月，我接到了新的任命，这一次，是到共产党李先念部驻扎的湖北省礼山县(今大悟县)宣化店担任救济总署的驻地代表。
我于1946年4月初到达宣化店，5月底离开，没有想到，我在无意中进入了中国全面内战爆发前的旋涡中心，而且做了一点揭发美国政府代表阴谋的事，对中共有一点帮助，这既是我后来被接受的重要原因，也让我一生引以为自豪。
一到宣化店，我感觉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好像来到了另一个中国，这里的人的精神面貌与昆明和上海完全不同，他们相互之间的亲切，他们严肃认真的举动中体现出来的庄严感，让我起敬，也让我有一种回家般的舒适感觉。当时中原解放区被国民党大军包围，吃的东西很困难，战士每天喝两顿粥，而且很稀薄，称为“月亮粥”。他们给我一个勤务员，称“小鬼”，小鬼每天钓鱼给我吃。我去定远店视察、分配救济物资的前一天晚上，这个小鬼一宿未睡，做烙饼作为我们路上的干粮，天一亮就跟我出发，毫无怨言。这在解放区是普遍的，不是特例。老百姓在路边看到新四军，都是很羡慕的神色，完全不怕，不像国统区民众见到官和当兵的都很害怕，站到一边，躬着身，令人压抑。这种感觉不是我所独有，同时到过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人都有类似体会。后来我到张家口，第一天就碰到一个姓麦当劳的美国上校，他是美军联络处的负责人，他跟我讲这些人多好多好，跟南京完全不同，没有贪污，关心老百姓，尽力帮助他们生产。停了一会儿，他说：可是我们还是得消灭他们。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如果他们掌权了，会跟苏联结合在一起，反过来打我们。
我在宣化店如鱼得水，救济物资的分配公平合理，中原解放区的领导李先念、王震等人朴实亲切，我跟李师长和王震将军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经常出入他们的司令部，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与王震将军尤其性情相投。这是个直率威猛的军人，真诚热情，重视友谊。
但我也能感觉到，战争的阴云正在向宣化店的上空聚拢，军事冲突的消息时有所闻。5月初，我听到一个消息，周恩来副主席将与马歇尔将军的代表、北平军调部执行处处长白鲁德将军(General Henry Byroade)以及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代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将军一起到宣化店视察。
周副主席这个昆明和上海地下党口中神一般的人物，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会给宣化店和中国的未来带来什么呢?我充满期待。
“告密”：揭发美国政府代表阴谋
5月8日，听说他们终于要到达了，宣化店的人们做好了欢迎的准备，神色紧张而兴奋，聚集在村口迎候三方视察小组成员以及随行的庞大记者团。我同样兴奋难耐，然而不巧的是，他们到达的时候，我却在一个茅厕里。
我刚要从厕所出来，一个佩戴准将军衔的美国人走了进来。我们都怔了一下，我问道，你一定是白鲁德将军吧?突然在一个中国共产党占领区的简陋茅厕里迎面碰上一个美国人，可以想象他的惊奇。他问，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作了自我介绍，并给他看了我的工作证，随后表示，我正感到为难，我带着联合国的救济物资到这里，但看起来这里像要打仗，我是应该离开呢，还是运送更多的物资进来?很显然，这些被围困的人很需要粮食和其他物资。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告诉你吧，我刚从满洲(东北)回来。在那儿，共产党占了压倒的优势，国军对他们没有办法。但在这个地方，国军占了优势，我们准备让他们消灭共军。
我非常吃惊。我大概知道中原解放区面临的局面，李先念部大约有六万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家属、学生、伤病员等非战斗人员，包围他们的国民党军队却有三十多万人。共产党方面对国民党围歼中原部队的图谋时有揭露，中原冲突也引起军调小组的高度关注，三位重要人物和记者团的到来就是明证。我原来以为，军事调处能够解决问题，现在看来，这恐怕是一种幻想，更可怕的是，中原局的领导人中间恐怕也有人相信军事调处能够收到实效。
我得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李师长，但难以找到合适的机会。对于这一天的具体经过和细节，时隔近七十年，我已经有些模糊了。我记得，当天晚上，在一个漆黑的祠堂里举行了由三方代表和一些干部参加的会议，我也在场，陪我坐在一起的是新四军派给我的翻译骆叔平(音)，他曾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工作过。我清晰地记得那些发出昏暗光亮的豆油灯。李先念最先发言，他列举了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的种种事实，然后是王天鸣发言，他说新四军是我们的兄弟部队，政府方面绝对没有围歼共产党中原部队的意图，周恩来马上抓住他的话，说我们欢迎王将军的发言，在座的每个人都可以见证。
散会之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碰到李师长提着灯笼送周恩来回住处，他把我介绍给周，我们交谈了几句。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三人视察组离开后，我才到师部将白鲁德将军的话告诉了李先念。他当时没说什么，但几个月后我们都到了延安，他对我说，非常感谢你提供的情况，虽然我们对国民党的意图已有防备，但有的同志，如中原局的代理书记郑位三，对美国抱有幻想，认为美国人不会让国民党发动内战，我的“告密”不但让他们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增加了一点底气，而且有利于说服自己的同志取得一致。
美军飞机拒绝载我去延安
做了一段时间的联合国救济总署视察员之后，我觉得很苦闷。国民党统治区的事情太黑，又找不到去解放区工作的办法，除此之外，我所担任的职位也让我感觉不妙。
看来只能回美国去了。我订了船票，去跟宋庆龄、廖梦醒告别，宋庆龄却建议我去南京与周恩来道别，说既然你们已经在宣化店认识，就去告个别吧。我去了南京，在梅园新村见到周副主席和小超大姐，周恩来说，你不要急着走，等我设法让你去延安，亲自去见毛主席，看看我们老区的建设和学校，这样你回美国就有丰富的材料可讲可写了。我对他说，如果有机会留在延安工作，我很愿意，他说这个到时候再说。他告诉我，有一个叫普莱士(Mildred Price)的美国人正在上海，她要去延安，可以设法带我前往。
我到上海找到了普莱士，一起坐国民党的飞机到了北平南苑机场，再到协和医院(北平军调部的办公地点)找中方代表叶剑英，然后又找了美方代表饶伯森(Walter Roberson)，请他准许我搭机赴延安。这个人后来当过美国的助理国务卿，特别反动。饶伯森说什么也不让我搭乘美军飞机。当时美军飞机每周六飞延安，周一飞回，到张家口也有飞机。据我所知，我是唯一一个被拒绝的美国人。斯特朗是红色人物，普莱士是红色人物，她们都被允许搭机去延安，只有我不行，叶剑英亲自跟他交涉也不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据猜测是我揭发的湖南救济分署的美籍负责人跟他说了什么。
叶剑英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坐火车去张家口。我在张家口待了一个星期，采访、参观、座谈，然后他们安排我回北平。我已经联系好了美军飞机。那个麦当劳上校很通情达理，所以没问题。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聂荣臻司令员设宴招待我和普莱士(她是否先去了延安，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曾在张家口陪她参观，给她翻译)。在餐桌上，聂司令员问我：我要是把你扣下来，你觉得怎么样?我问：我留下来干什么?他说：我们需要工程师。我说我不是工程师。他解释道：我们需要架桥的工程师，这座桥梁将架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原来，张家口正准备开通面向美国的英语广播，需要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进行校对和润饰工作。一听这话，我很高兴，马上答应留下来。我的东西都还在上海，那也不管了。
从此，我加入了中国革命的队伍，而且与新闻广播事业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内容提要
李敦白秘密加入美国共产党，二战结束时来到中国，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动荡起伏的三十五年历程。他与许多高级领导人，包括宋庆龄、毛泽东、江青、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王光美、任弼时、邓小平、王震、李先念、朱镕基等，都有私人交往;他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并亲眼目睹很多高层发生的事情，叙述中他披露了领袖人物在生活与工作中的大量细节。他以“一个中国的美国人”的视角、罕有的诚实坦率，讲述了他在中国的非凡经历。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