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具体论点来看，《特权》仅以萧军日记中一些似是而非和道听途说的现象为论据，就认为延安时期存在不平等和领导者的特权，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是用片面的、割裂的态度，对待历史中的某些细节，而不是把这些细节放入整个历史的宏观发展当中去考察，不是在历史活动的总和和全貌中找到历史的主要方面，并以此来区分主流和支流。
不久前，有学者在网上发表《延安窑洞中的特权——读萧军 〈延安日记1940—1945〉之一》(以下简称《特权》)一文，被广为转载。这是一篇歪曲共产党革命历史，抹黑圣地延安形象的历史虚无主义之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进行有力反驳。
学界普遍认为，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是 “党史诟病论”，即用某些片面的材料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党史的主流和本质，否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并最终否定党领导地位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可以说，《特权》一文是历史虚无主义在这方面的又一代表作。
首先，从总的研究方法上讲，《特权》仅用延安时期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一两个人的看法和记述，去解读和反映全部历史，这是一种非科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个体性叙事强调对个案的展示，并习惯用个体来演绎全部，这很容易产生以偏概全、以点代面的问题。
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非常庞大的，他们奔赴延安的个人背景和动机又很复杂。不能否认当年确实有像王实味、萧军这样的文人，带着完美的理想主义心境奔赴延安，遇到一些不如意的现实，就产生某些看法、情绪，甚至牢骚。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的极少数，更何况王、萧二人当年在延安就是知识分子中的“另类”!所以，我们为什么只把眼睛和研究视野放在少数特殊人物身上，而不去关注和研究他们中的大多数和整个群体呢?退一步说，要研究个体，我们也不能只知道“内心一直在挣扎，渴望离开”的萧军，还要知道1939年离开延安，1940年又返回，一住就是六年的陈学昭;不仅要研究写《野百合花》的王实味，还要研究写《三八节有感》的丁玲，还有艾青、何其芳、舒群、塞克、柯仲平、冼星海，等等。显然，《特权》研究历史的方法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要求的客观性和整体性原则，不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全面和系统地掌握历史的相关信息，而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和需要选取和使用史料，研究和解读历史。
其次，从具体论点来看，《特权》仅以萧军日记中一些似是而非和道听途说的现象为论据，就认为延安时期存在不平等和领导者的特权，这样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是用片面的、割裂的态度，对待历史中的某些细节，而不是把这些细节放入整个历史的宏观发展当中去考察，不是在历史活动的总和和全貌中找到历史的主要方面，并以此来区分主流和支流。
延安时期的陕北社会经济非常落后，加之又是特殊的战争环境，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得不实行供给制，但是供给制又不能变成绝对平均主义，所以只能根据革命事业需要和实际可能，实行有差别、分等次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制度。这种制度在实行过程中难免出现萧军等看不惯的事情 (笔者要指出的是，萧日记中所记述的现象未必全是事实，有很多道听途说的成分)，即便如此，这也只是极个别的现象。笔者查阅的有关陕甘宁的史书和资料，可以说明历史的全貌和真实有别于此。当时的供给制主要在机关、部队、学校及一些事业单位实行，供给的项目包括办公费、伙食费、津贴费、粮食、被服及其他费用。边区政府根据当时各种组织成员条件的不同，订出了各种不同的供给及分配的条例、规定和办法。从伙食费标准看，当时确实有大灶、中灶和小灶之分，但绝对不是只有党的领导人及其家属子女可以吃小灶，政府规定残废军人、保育院与托儿所儿童及政府批准的文化技术人员均按照小灶标准发给。在津贴和其他生活用品的供应上也有差别，但绝对不是党政部门和机关工作人员最高，有关文件规定对国际友人、非党人士、文化技术知识分子和老、弱、妇、孺、病员等供给予以优待。对此，有不少当年在延安生活过的中外人士都有相同的回忆。徐懋庸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说：“红军出身的各级领导干部，一般每月的津贴费，最高不过4—5元，而对一部分外来的知识分子，当教员或主任教员的，如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和我这样的人，津贴费每月10元。1938—1939年间，延安的物价很便宜，猪肉每斤只值二角，鸡蛋一角钱可买十来个，所以，这10元津贴费，是很受用的。”
可见，要说延安时期有特权，应该说是知识分子和文人有特权才对。那么作为文人的萧军等又为什么会有不满和抱怨呢?学者朱鸿召在 《延安文人》中有精彩的分析：“应当说引起文人们关注的并不单纯是供给制本身的等级与差别，而更多的是供给制带来人们精神心理上的褊狭与势利，这便带来了延安文人的两难：一方面他们受惠于生活供给制，一方面又被人理解为他们反对供给制的等级与差别，要求绝对平均主义。”
最后，从研究目的来说，《特权》一文表面上是歪曲延安历史，抹黑圣地形象，实质上是否定革命，进而否定今天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所在。《特权》一文不但公开恶毒地攻击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认为“革命并不一定消除这样的不平等，也可能加剧这样的不平等。依靠革命并不能限制特权，不能从制度设计上加以解决，革命只是权力更迭的手段，而无法达成革命许诺的一切美好目标。多少青年的热血因此被榨干，多少青年的理想因此被出卖，革命成为个别人及其子孙占有并享用最多社会资源的途径”。而且还特别强调，“毫无疑问，今日之现实与延安窑洞之间是一条直通车道，没有任何的障碍”，一语道出了写此文的真实目的。在他看来，我们今天的国家政权是共产党延安时期的革命造就的，这个革命也只是王朝更迭，而王朝更迭是不可以解决公平、公正问题的，“最终特权还是特权，等级依然等级，在古老的土地上，平等、公正这些名词始终停留在字面上，无法为我们日常生活所拥有……享有特权和没有机会得到特权的大多数人，在价值观上是同构的，都是在这个染缸中泡大的，底色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一致”。按照《特权》这样的看法和逻辑，今天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合理性和必要性。所以，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深刻揭示《特权》一文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和要害，用事实告诉人们，什么才是历史的真相，什么才是真正的现实。
(系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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