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西藏问题”。19世纪中叶，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入侵印度后开始把侵略魔爪伸向西藏，在西藏上层人物中扶植亲英集团，采取各种手段笼络达赖、班禅，拉拢和收买西藏官员，挑拨藏汉关系，干涉中国军队的行动，策动西藏独立。于是，才有了西藏分裂势力要求西藏独立的“西藏问题”。为了使西藏脱离中国“合法”，英国与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私下勾结，1913年在中国政府拒绝签约的情况下，在印度西姆拉签订了《西姆拉条约》，炮制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理论，否认了中国对西藏具有主权的关系。这一帝国主义殖民理论为美国实用主义的西藏政策提供了历史根据。本文依据美国政府解密的外交文件，对美国策动“藏独问题”国际化的历史过程作一探讨，以期对美国于“西藏问题”上奉行的实用主义政策实质作出深刻解析。
一、策动达赖喇嘛抵制《17条协议》和叛离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出于冷战和反华战略的需要，插手西藏事务，支持达赖喇嘛集团的藏独活动，试图利用藏独势力的反华、反共和分裂祖国的活动，打击遏制中国。1951年5月23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即《17条协议》)后，美国在幕后积极支持西藏地方藏独势力抵制共产党中国对西藏的接管。5月24日，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斯蒂尔(Steere)在新德里秘密接见了急于寻求美国帮助的藏独分子夏格巴等人。夏格巴首先转告斯蒂尔，达赖喇嘛和一些藏人对《17条协议》中“收回西藏外交权”和干涉西藏内政条款极为不满，“如果中央政府在西藏边境驻军，并对西藏采取强硬措施，达赖喇嘛就会立即离开西藏”[1]。根据夏格巴的情报，美国国务院制订了周密的行动计划，并向驻印使馆作了明确的部署。艾奇逊指示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作好下列工作：第一，使达赖喇嘛重申其被迫接受有损自治的条件“是对方强加的”;第二，对达赖喇嘛许诺“美国在政治和经济诸方面将予以充分的关注”;第三，向达赖喇嘛声明：“只有西藏人自己真正作出努力并进行坚决的抵抗，援助才能奏效。”[1]夏格巴曾这样对达赖喇嘛转达了美国的授意：“这意味着西藏政府不仅不能接受《17条协议》，并且还将予以反对行动。”随后，达赖喇嘛立即向美国表明：他和“西藏政府并没有承认《17条协议》，西藏代表是在受到压力和威胁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的”[2]。
从1951年夏季开始，夏格巴和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土登诺布和嘉乐顿珠——频繁往返于西藏、噶伦堡(印度西部孟加拉邦北境城市)和美国之间，开始了阴谋策划反对《17条协议》、策动西藏叛乱、驱逐西藏中央政府权力机构，挟持达赖喇嘛出逃，在印度另立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美国驻印度使馆从加尔各达领事馆派副领事达切尔(N·G·Thacher)赴噶伦堡，与夏格巴等人秘密会面，积极参与谋划活动。达切尔向夏格巴先是提供一份关于“中共代表最早可能在6月22日到达西藏”的情报，并告诫夏格巴“重要的是达赖喇嘛在这之前要公开否认《17条协议》”，然后重申美国的态度：第一，达赖喇嘛应该把印度(或者泰国和锡兰)作为最合适的避居地;第二，美国政府愿意秘密提供援助，使达赖喇嘛到达他所选择的任何一处避难地;第三，如果西藏接受中共的条件，援助就“毫无指望”;第四，如果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无论去印泰或美国)，都会受到“自治国家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规格的接待[1]。7月初，达赖喇嘛初步作出决定，听从美国的意见去印度避难。为了慎重从事，他请求美国说服印度，并让印度作出接受达赖喇嘛一行避难的担保。此后，美国驻印大使不仅亲自敦促印度政府主动邀请达赖喇嘛到印度，而且还推动盟国英国也敦促印度政府发出对达赖喇嘛的邀请。在美国和英国的敦促下，印度最终作出决定：允许达赖喇嘛到印度避难[1]。与此同时，美国驻印使馆已经为夏格巴、土登诺布等人设计了一个挟持达赖喇嘛出逃的具体方案：1.先从随行人员中选择一小部分信得过的人同他们(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引者按)一道悄悄离开，并最好在夜间起程，以避免达赖喇嘛被从各大寺院及拉萨的政府机构中派往亚东的代表劝回拉萨。2.再命令某某(文件中删去了名字)秘密将他护送到印度。3.假如上述两种方案都行不通，达赖喇嘛就致函某某(文件中删去了名字)，请求某某(文件中删去了名字)秘密地转交给两名联络员哈雷尔(Harrer)和帕特逊，并按照原定计划化装在亚东附近迎接达赖喇嘛，然后把他送到印度[1]。9月17日，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转告达赖喇嘛：美国认为，“必须把抵抗中共对西藏的入侵当作长期性的问题来看待”，美国将“准备对现在和将来抵抗共产党入侵西藏的行动给予支持，并且提供切实可行的物资援助”，“这一援助的前提是您(达赖喇嘛——引者按)离开西藏，公开否认西藏代表和中共代表所缔结的‘协议’，并且依然愿意在反对共产党方面与美国合作”[1]。1952年2月13日，美国国务卿远东司司长艾利斯(Allison)、南亚司代理司长威尔(Well)、远东司中国科科长帕金斯(Perkins)等人在华盛顿会见了土登诺布，请土登诺布转告达赖喇嘛“不要对反对共产党中国的事业失去信心”[3]。
1954年，美国开始实施NSC5412计划，即“遏制国际共产主义的秘密军事行动计划”。据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秘密援助“藏独”的活动。如在印藏边境设立谍报网，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在印度噶伦堡设立“西藏国民大会”总部以策动领导西藏地区的叛乱活动，征募和训练藏族士兵，策划康巴地区叛乱，向西藏叛乱分子运送武器、弹药等等。正是在美国的支持和操纵下，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终于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在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集团由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南逃，在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西藏特工帮助下，穿越山口国境，行程两周，到达印度。此间，中央情报局在达卡的基地与达赖喇嘛一行保持密切联系，并准备好一种适合在西藏稀薄空气中航行的C-130型运输机，随时给他们空投所需物资[4]。
二、策动将“藏独问题"从“人权角度”提向联合国舞台
1959年3月17日，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后，立即着手开始了新一轮的“藏独”活动。美国也开始利用所谓“藏独问题”，实现遏制中国的计划。4月底，达赖喇嘛的特使土登诺布向美国驻印度使馆转交了达赖喇嘛的信，信中向美国表明“目前只宣布‘西藏自治’是不够的”，“应实现西藏脱离中国，达到西藏独立的愿望”，并请求美国“影响其他国家也支持西藏独立”[5]。
1959年6月20日，达赖喇嘛在印度的穆索里公开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要恢复1951年《17条协议》签订以前西藏所有的自由和独立地位。9月，在印度的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召开了由外逃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其他藏区的土司头人贵族、上层僧侣，叛乱头目参加的所谓“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大雪国政府”即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了“西藏国宪法大纲(草案)”，规定达赖喇嘛为“政府首脑”。达赖藏独集团急切地寻求国际社会的“声援”和美国的支持。但是美国国务院里的外交官们还是十分谨慎地对待是否支持达赖喇嘛要求独立的请求，没有贸然承认西藏独立，而是策动达赖藏独集团将“藏独问题”以“人权角度”提交联合国，采取了“战略性沉默”的态度，其原因是：
第一， 美、苏两国冷战正处于激烈的交锋时期，美苏双方都在争取第三世界国家加入自己的阵营。如果美国将支持“西藏独立”问题作为冷战的一个战略步骤凸显于众，“不仅会给苏联留下重开冷战”的口实，还会失去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不结盟运动国家的支持。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迪伦(Dilbn)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所述：“尽量避免给他人留下我们试图利用‘西藏地位’问题为冷战的整体目标服务的印象。”[5]
第二， 美国十分清楚，尽管印度政府接受达赖喇嘛在印度避难，但并不等于印度会支持西藏独立。一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分析，印度“仅仅是从信仰佛教的一致性等因素考虑接纳达赖喇嘛来印度避难，并不是从支持西藏独立的立场来接纳达赖避难的”，美国竭力避免使印度“把西藏问题视为冷战内容的一部分”[5]。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倡导国家，这使美国不能贸然采取独自支持西藏独立的政策。特别是美国考虑到，因为印度在地理位置上控制了中国西藏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所以美国不能忽视印度政府的态度。有鉴于此，在美国断定印度在“还没有与美国保持一致的情况下”[5]，美国对“西藏独立”的承认问题不得不谨慎从事。
第三， 美国认为，印度“尼赫鲁总理担心会由于惹怒中国，而引发中印边境冲突”，因为凭借印度的军力很难抵挡住中国军队的进攻;美国考虑到“印度更关心的是中国是否承认‘麦克马洪线’边界问题，如果中国一旦承认这一边界，印度将完全可能会放弃支持达赖喇嘛的要求，以作为解决中印两国边界问题的交换手段”[5]。此间，与中国西藏和印度临界的两个佛教国家锡兰和泰国也发表声明，认为西藏叛乱是中国的内政，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中国而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
第四， 在对待西藏地位问题的态度上，美国也很重视台湾当局对待西藏独立问题的立场。美国认为尽管台湾国民党当局持“坚决反共”，“反对共产党中国”的立场，但却反对西藏独立，只允许西藏“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实行区域自治”，迫于美国的压力，台湾当局终于表示：“会全力支持任何提出西藏问题提案的其他国家”，“并派台湾代表团参与讨论，斥责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行动并重申蒋总统3月26日的声明”，但“台湾政府不会自己单独在联大上提出西藏问题提案”[5]。
第五，美国避免暴露自己是达赖喇嘛“藏独”势力的实际操纵者这一身份。美国国务院认为，如果暴露这一身份，带来的后果是：不仅会使亚洲人民识破达赖喇嘛的真正面目，而且还会失去达赖喇嘛“藏独”势力可利用的价值。在冷战的背景下，为了遏制中国，美国非常需要利用达赖喇嘛宗教领袖的号召力来争取亚洲佛教国家对“藏独”活动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W.AverellHarriman)和副国务卿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Bowles)都曾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指出：“美国草率的行动不利于揭露共产主义的残暴和对宗教的敌视，因为此举极易招致国际社会的曲解，即美国对达赖流亡政府的承认是基于冷战的需要。”[6]
有鉴于此，美国将西藏政策纳入其远东安全战略体系中，根据NSC5913/1号文件的精神，“从人权、民主的角度发掘西藏地位问题”的利用价值，使西藏政策服务于全面“遏制中国”的远东安全战略目标[7]。具体措施就是策动达赖藏独势力从“人权”角度向联合国提出申诉，将“藏独”问题推向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加以解决[5]。并力促西藏问题向“民族自决”的方向发展，以实现从“人权”和“民主”等方面对中国实施遏制的目标。这种政策不仅具有战略上的隐蔽性，而且可以在国际社会中争取更多支持者，利用世界舆论向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Murphy)向达赖保证：美国政府愿意为其向联合国提交呼吁书尽一切努力。美国驻印度大使馆还暗示达赖，为了使达赖喇嘛要以“西藏人权”遭到否定和破坏为由要比指控中共侵略更容易获得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这样可以避免那些有潜力的支持者因西藏法律地位不明确为由而放弃;或因不愿直接与中共对抗而放弃。如果达赖在联大上发起呼吁，华盛顿承诺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邀请达赖访问，并使该议案公开化。至于承认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问题，目前应推迟考虑，但大使馆表示，该问题将在随后的联合国行动中得到充分的审议，最好由亚洲国家牵头，尤其是佛教国家，墨菲强调，美国不希望在人权问题上表现出不负责任或冷淡的态度，如果达赖为访问而寻求支持，即达赖来纽约，我们有义务给予支持[6]。
事实证明，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西藏分裂分子才得以将“谴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问题三次提交联合国大会，并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所谓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这使本来不是问题的“西藏问题(即西藏地位问题)”却成为一个国际问题，联合国则成为攻击中国“西藏人权”问题的最佳场所。
三、推动“西藏人权”提案在联大获得通过
为了使达赖藏独集团提出的“西藏人权”问题提案获得联合国大会的通过，美国在幕后积极运作。
首先，美国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希望蒋介石发表声明，支持达赖喇嘛对西藏实行“民族自决”的统治[5]。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森(Roberson)向台湾当局提出“如果国民党政府声明放弃对西藏的宗主地位，承认它的独立，将对西藏是一个很大的帮助”[5]。但是，早在1959年3月26日，蒋介石就曾发表过声明，声称“只有在国民党收复大陆后，他才能按照自决原则帮助西藏人民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在国民党政府的宪法中，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在目前情况下，修改宪法需要立法院中至少2/3以上成员的赞成，现居台湾的两个组织几乎不能超过所需数目的半数”，因此，“为现行目的修改宪法是不可能的，也不能这样做”，而且，“任何组织都不会承担放弃中国领土的责任”[5]。4月29日，台湾当局再次向美国重申，“关于西藏人民自决问题，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声明将与3月26日蒋介石总统所作出的声明保持一致”。如果达赖喇嘛宣布成立西藏政府，“台湾国民党政府只能声明以下立场：1.根据中国宪法第120条，为西藏自治政府提供保证，承认达赖政府(流亡政府——引者按)是西藏政府的代表;2.宣布国民政府将继续致力于帮助西藏人民取得自决的目标;3.支持西藏人民反对共产党、争取宗教和文化自由的斗争;4.由于西藏独立问题涉及改变中国的疆界，改变宪法，目前有困难，因而不能那样做。[5]“没有哪个团体愿意承担放弃中国领土的责任。”台湾当局还要求美国政府：“如果发表任何承认达赖喇嘛所建立的临时政府(provisionalgovern—ment)的声明，不应与台湾政府有太大出入。”[5]台湾当局的态度，使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支持“西藏独立”的政策不能走得太远。
其次，美国试图使印度参加美国支持“西藏独立”、脱离中国的行动。1959年5月，美国驻印大使针对达赖决定向联合国递交呼吁书一事同印度外交部长达特(Dutt)会晤，以探索印度的态度。达特的回答是：1.由于共产党中国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印度认为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是不恰当的;2.现在不会有一个国家由于西藏问题而同中国作战，所以在讨论中不会出现有力的措施和严厉的谴责;3.关于人权渠道，联合国可能予以承认，但这也依赖事实。达特的回答使美国确认“印度还没有达到我们(指美国——引者按)所希望的地步”[5]。如果现在美国公开承认西藏独立，美国会被视为达赖喇嘛“藏独”势力的保护者，这不仅使美国遇到麻烦，而且会使印度等亚洲国家将西藏问题与冷战联系起来，并以此为由从西藏事务中脱身[5]。
再次，寻找“西藏独立”的法律依据。1959年5月，美国国务院及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了西藏的法律地位问题。美国资深的国际法专家马丁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会上，美国远东事务助理罗伯逊和马丁一致认为“虽然翻遍了有关的资料”，但是在“近几个世纪中，西藏没有完全独立的事实，也找不到能使西藏独立的法律条文”。因此，如果美国承认达赖喇嘛流亡政府为独立国家，不仅没有法律根据，而且也不会有很多国家追随美国。特别是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只会使达赖喇嘛“流亡政府”更加“依赖于美国的政治支持”，其结果“必定会损害达赖作为亚洲受人尊重的宗教领袖地位，并且将妨碍他代表西藏人民进行活动”[5]。基于这种考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一致认为，在西藏向联合国的提案中重点强调“中国侵犯西藏的人权”[5]。会后，美国向达赖喇嘛说明在联合国大会，表示美国将努力安排达赖喇嘛访问亚洲友好国家，以便能在联大讨论之前作好必要的工作[5]。
最后，经过美国的幕后运作，终使“西藏人权”提案在联大获得通过。1959年9月4日，达赖向国际社会最高机构联合国发出呼吁书，声称“提案在控告解放军人侵西藏的同时，中国在西藏违反人权，压制基本自由，实行大屠杀等行动，并要求联合国支持西藏独立”[5]。美国在幕后紧密配合，国务卿赫特(Heter)向美国驻联合国特使劳埃德(Lioyd)和美国驻联合国官员库夫(Couve)部署国务院旨意：“让爱尔兰外长艾肯(Aiken)、马来亚联邦及菲律宾代表提出类似谴责中国的提案，这一提案是建立在人权基础上，而不是独立。”在美国的推动下，9月28日，马来亚联邦和爱尔兰代表致信给联合国秘书长，要求把西藏问题列入第14届联大正式议程。10月9日，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将西藏提案列入联合国大会议事日程。为了使议案在联合国大会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策动一些舆论宣传进行策应。1959年10月8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西藏独立”的狂热鼓吹者小罗威尔·托马斯(LowellThomas.Jr)(曾与其父于1949年亲赴西藏)出版了《西藏的无声之战》一书，书中蓄意歪曲历史，污蔑中国共产党侵略西藏，对西藏独立十分同情。10月12日，美国的《国际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亚洲的离奇战场》的文章，并附有六幅据称是由“西藏流亡者”拍摄的照片，描绘中国人是如何“入侵西藏”的。事实上，这些照片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本土科罗拉多州的哈尔营训练藏藏独特工时拍摄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亲自打电话要求《国际生活》的主编刊载[8]。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还特意安排前国务院法律顾问厄内斯特·格劳斯(ErnestGross)作为西藏代表团的法律顾问(经验丰富的格劳斯是一位非常内行的说客)，在他的帮助下，“西藏问题”一改往日备受冷落的局面，开始引起各方关注。10月28日，联合国大会最终通过了谴责中国的“西藏人权”提案[9]。
四、“民族自决”提案的提出及其在联合国的通过
如上所述，因为“西藏独立”问题找不到合适的法律根据，美国便决定以承认“西藏自决权”的手段来达到帮助达赖藏独集团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1959年10月29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墨菲向达赖喇嘛通报了美国支持西藏“民族自决”的立场。11月25日，国务卿赫特(Herter)致函达赖喇嘛正式表明了美国的立场：“美国认为尽管在历史上西藏是宗主国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域，但美国人民认为支持西藏人民应该自己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5]1960年2月29日，美国国务院公开宣布美国支持西藏“民族自决”政策。这时美国在幕后积极推动其盟国和与之友好国家支持这一提案[5]。
为了赶在1961年联合国大会之前寻找中国对西藏犯有所谓“罪名”的“证据”，由中央情报局创建并资助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1949年创建)早在1959年就针对中国在西藏的制度作了所谓的“调查”。这时他们再次雇佣一批“法律专家”成立所谓“西藏问题的法律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自称是“民间机构”、“非政府组织”，所谓能够“没有任何偏见”的调查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事件。该委员会编辑了所谓的“调查报告”，其名称为：《西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于1960年7月在日内瓦出版。该“报告书”在1961年联合国大会召开前被分发给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各国代表和法律界人士。这份长达345页“报告书”的主要内容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指责中国进行种族灭绝;第二部分，指责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第三部分，污蔑西藏在1912-1950年(和平解放的“17条协议”签订之前)间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第四部分，指责中共违反了“17条协定”。后面的附录总计15篇文献中，8份是达赖喇嘛和分裂分子夏格巴发表的声明;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的《西姆拉条约》等文件;中国方面的文件仅有两份，即毛泽东致电中国驻印度大使及回函。这样的一份调查报告，竞被联合国作为指责共产党中国侵犯“西藏人权”的依据及西藏目前基本状况的基础而列入1961年联大关于“西藏问题”的最终报告[9]。在这份报告书的扉页上赫然印着达赖喇嘛的所谓“至理名言”：“在西藏中心拉萨，教俗统治机构将同时无一例外地将被限定范围，财产被充公，自己也不得不充当自己敌人的奴仆或在乡村像乞丐一样地游荡乞讨，所有的生灵都陷入苦难与恐怖中。”这无疑是一篇政教合一的奴隶主阶级肆意歪曲民主改革，以维护其旧的反动农奴制的自白。同时，也竭尽其能对西藏人民及国际上不明真相的人进行哄骗，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意诋毁。“委员会”自诩为要“客观公正”地调查，实际是为反共、反华、为西藏分裂势力制造借口，以推动联合国通过西藏“民族自决”的提案。
在第16届联合国大会上，马来亚联邦、泰国再次建议将“西藏问题”列入议事日程。9月2513，联合国大会进行投票表决，以48票赞成、14票反对、35票弃权通过决议，决定将议案置于联大议事日程，于12月19日至20日进行讨论。12月12日，萨尔瓦多、马来亚、爱尔兰和泰国在美国授意下提出了关于西藏问题的联合草案。这份草案除了重申1960年马来亚联邦、泰国和爱尔兰提出草案内容外，又加进“承认西藏民族自决权利”一款。一时，在联合国大会上刮起一股反华逆流。支持上述国家草案的国际代表指责中国，诬称自1959年联大通过的“尊重西藏基本人权”的决议以来，藏人受到压抑情况根本没有得到改变。同时列举出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指派的法律咨询文化院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其中有16项侵犯西藏人权、违反国际人权宣言的行为，又列举在12月4日通过的授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款项，指出如果联合国大会不能有效地处理西藏问题，那么联合国将不能保证以后处理涉及其他相关的殖民主义、自决权和基本人权问题时拥有权威性。这次通过的决议与1959年通过的决议相比，有很大不同。它除了对“西藏人权“问题”表示严重关注外，还把“西藏问题”列入自决权范围。1962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继续执行1958年确立的即定目标：“使西藏从中共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0]
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界战争爆发。美国对此反应十分迅速，即刻写信给尼赫鲁，表明美国对待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您的同情是真心实意的，您在处理与中国关系上的忍耐和容忍的程度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您把大多数地区领导人极力主张而又很难进行的事情付诸实践。”[11]10月26日，肯尼迪授权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尔布雷思，正式对麦克马洪线的归属问题表明美国的立场：“一条传统的、基本上被接受的国际边界，美国完全支持印度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10]此后，美印开始联手进行西藏准军事活动合作计划以及对木斯塘地区的援助活动。两国的合作首先在情报部门展开。其实从1959年以来，印度为了收集西藏内部的中国情报已在中印边境建立了多个据点并训练人员。1962年12月，印度情报局局长穆立克实施“察克拉塔计划”(ChakrataProject)。依据该计划，这些藏人将被组建为“特别边境部队”(SpecialFrontierForce，缩写为：SFF)，用于收集中国情报和其他准军事行动。美国中央情报局极力配合印度情报局的“察克拉塔计划”。除了为“特别边境部队”提供辅助Il生训练、跳伞技术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还派出由106人组成的特种部队(U.S.ArmySpecialForce)为其提供“秘密的”游击战术和非常规战术训练。同时，美、印两国情报局还将受训的藏人间谍派往西藏和中印边境实施侦察活动。他们通过跳伞进入西藏内部建立了20个情报站，其任务是侦察中国军队的集结动向;安装传感器，用于侦察中国核试验及导弹试验;截取中国军事通讯的信息。1963年11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印度情报局在新德里成立新的联合行动机构，即“特别中心”(SpecialCenter)，其主要职能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中国西藏渗透问谍。1964年春，在美国接受训练135名藏人间谍从美国黑尔营基地返回印度。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西藏及边境地区，用美国提供的无线电电台收集并发送中国西藏的社会、政治、军事情报。1964年初冬，美印合作象征的“联合行动中心”(CombinedOperationsCenter)在新德里成立。该中心负责指挥在黑尔营训练的藏人和木斯塘游击武装。应当说，这一时期美国仍实施遏制中国的战略，因此希望通过对流亡国外西藏分裂势力的支持，来保住这一可用来牵制、遏制中国的“基地力量”。对达赖木斯塘游击武装力量的援助可谓耗资巨大，涉及政治宣传、经济资助、武器装备、军事培训、通讯设施等各个方面，并且还积极拉拢合作伙伴共同支援西藏分裂势力，以及积极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以遏制中国。
1965年11月29日，土登诺布在联大讨论西藏问题前，拜会了美国国会议员欧·哈拉和戈登堡。土登诺布向美国提出两个请求：一是支持在联合国讨论西藏独立的目的;二是敦促印度不要只是从“人权”方面支持西藏问题，也应该积极从政治方面给予支持。戈登堡说美国正在从“人权”和“政治”两个方面仔细考虑“西藏人民”的请求，并准备积极地予以支持。他提示土登诺布，应该注意亚非拉国家的态度。“非洲国家只专注于本大陆上的事物，他们避免站在与共产党中国直接对立的立场。亚洲国家尤其是以佛教为中心国家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印度是至关重要的，它在亚非拉国家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它与西藏是临近的国家，并拥有对西藏事务权威的见解。”土登诺布将草案内容请戈登堡过目，并解释说“这是在新德里起草并得到印度政府同意的，但还没有同菲律宾及其他的支持国家协商，美国的帮助不能太暴露，否则对增加支持有害，因为这会导致一些人相信西藏提案是美国鼓动为它的冷战战略服务的”。美国代表的电报指示，对“西藏问题”应努力在联大对其表现出冷淡的意向，隐藏“真实意图”。但告之美国代表可私下拓宽与西欧、非洲代表的接触，还包括约旦和伊朗的代表[7]。
在1965年第20届联大讨论“西藏问题”时，印度放弃过去的弃权立场，积极支持联合国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并对中国进行恶毒攻击，还引用一些所谓的“事实”，攻击中国的西藏政策。印度政府的立场对联合国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联合国大会最后以43票赞成、26票反对、22票弃权第三次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不过这个决议只是重申了1959年和1961年的决议：呼吁尊重人权及西藏应享有自决的权利。
在美国的操纵和鼓动下，联合国大会在1959年、1961年和1965年三次通过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是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反共反华战略的产物。这三个决议发表以后，所谓“西藏地位问题”、西藏“高度自治”和西藏“民族自决”等问题扩大到联合国范围，使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为所谓“国际化”的问题，这对后来“西藏问题”走向国际化的进程提供了平台和所谓的法律依据。
此后，达赖喇嘛频频出访亚洲一些国家，会见各国政要，成为国际社会备受关注的人物之一，它在亚洲一些国家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那些国家的领袖。他通过自身的影响力成功地引导了国际社会对藏独问题的瞩目。达赖喇嘛利用冷战的国际背景，迎合西方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心理，对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进行了恶毒攻击，对社会主义的新西藏予以全面否认，多年在国际上“化缘”，请求亚洲一些小国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谋求国际舆论对“西藏独立”的同情和支持，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美国为了支持达赖的藏独活动而开展了西藏政治行动。美国设立了藏人政治和宣传活动的资金。这些资金除了援助西藏藏独势力的准军事行动外，还资助达赖集团的政治宣传和情报活动。这些行动通过支持达赖和流亡藏人主张建立一个自治的概念来诋毁中国国际声誉。利用达赖喇嘛作为藏人的精神领袖形象，有效的提醒世界关注中国给其向其邻居和其他少数国家带来的威胁。这些宣传行动的目的是为扩大世界对藏人的了解和同情。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央情报局将努力培养一个藏人实体，利用它反对中国。同时，美国还继续为达赖集团培养行政专业人员。他们中的一些毕业学员在印度的西藏署(Tibetan Bureau)工作，在印度流亡政府管理达赖的事务。另一些则在新德里的文化中心作为藏学研究者，以吸引众多旅游者。西藏署还出版向世界发行英文报纸，进行“藏独”宣传。
1968年年初，美国303委员会进一步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西藏行动做总结。鉴于美国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由于美苏激烈对抗，中苏矛盾加剧，美国才开始考虑松动包括西藏问题在内的中美关系，于是开始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支持西藏独立的各个渠道的秘密活动也随之有所削弱。但是需要提及的是美国对中国的缓和并没有以牺牲西藏为代价。
时至今日，美国政府并没有公开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也没有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美国策动“藏独”问题国际化，别有用心地炮制“西藏自决论”，无非是想借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权利”之名，向中国西藏地区输出美国的人权观、民主观，甚至社会制度，达到遏制中国和分裂、弱化中国之目的。从1951年至1968年间，美国策动“藏独”问题国际化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美国并不是真正关心西藏的“独立事业”和“人权问题”，这些只不过是美国用来牵制中国的棋子。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奉行实用主义的双重标准：一方面美国既想利用“藏独”问题进行反共反华;另一方面，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根据局部利益与形势发展的变化而对西藏政策做出相应调整。而美国本国的国家利益显然要高于其他一切利益，而达赖藏独集团则成了这种政策调整下的御用工具。
[参考文献]
[1]U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FRUS)，1951，VII，China Area，The Charge in India(Steer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Z].Washington D 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3.
[2]Qiang Zhai，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Chinese，Britches，America Relation，(1949—1958)[M].Kent Ohio1994.
[3]US 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2—1954，XIV，China，Memorandum of a Conversation[Z].Washington D 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5.
[4]John Prados.Presidents Secret Wars——CIA and Pentagon Cover Operation since W·W II[M].New York：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1986.
[5]US 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8—1960，Vol.XlX，China，Tibet，Memorandum from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Dillon to President Eisenhower[Z].Washington D C：United State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6.
[6]Knaus，John Kenneth.Orphans of the Cold War：America and Tibet Struggle for Survial[M].New York：Public Press，1999.
[7]US 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64—1968，Vol.XXX，Tibet，Memorandum for the 303 Committee[Z].Washington D C：United States Go vernment Printing 0ffice.1998.
[8]Kenneth Coney &James Morrison. The CIA’Secret War in Tibet [M].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April 2002.
[9]Year Book of Unite Nation of 1959，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United Nations，New York[EB/OL].http：//domino.i/n.org/unispal.nsf，2007—12—16.
[1O]US 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61-1963，XXII，China，No.79，Memorandum From the Ambassador to India(Galbraith)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conomic Mfairs[EB/OL].http：//www.state.gov/ www/ahout-state/history/frusXXII/051 to 100.html，2007—12—16.
[11]Janes S Wilson. Kennedy Administration and India，Harold.A.Gould and Stumit·Ganguly(eds.)[A].The Hope and the Reality：US—Indian Relations from Roosevelt to Reagan[M].San Francisco：Westview Press，1992.
原标题《美国策动“藏独问题”国际化的历史考察(1951—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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