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合一政体是政权和教权紧密结合的一种政治形式，它与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政治民主、公民权利、个性自由、科学文明等价值理念相冲突，已被历史所淘汰。而达赖集团所鼓吹的“藏独”、“大藏区自治”的实质恰恰就是恢复59年前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重新剥夺已获得解放的西藏农奴和奴隶的政治权利和个人自由，否定1959年达赖出逃后西藏进行了政教分离的民主改革成果。这是逆人类历史进步潮流而动。是对西藏历史的倒退。
一、西藏政教合一时期的黑暗统治
在1959年以前。西藏实行了700余年的政教合一制度。达赖喇嘛既是宗教的最高领袖也是世俗政权的首领，上层僧侣大多担任各级政府的官员。宗教势力控制着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上层僧侣、贵族和官员对农奴和奴隶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控制，广大农奴和奴隶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可以说。政教合一体制下的西藏社会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和落后。
1.政治压迫野蛮。农奴毫无人身权利。
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下，农奴主在政治上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而广大的农奴和奴隶却毫无权利。首先，法律本身极不公平。西藏地方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以维护农奴主的利益。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规定： “勿与贤哲贵胄相争”， “下打上者、小官与大官争执者犯重罪。均应拘捕”。 “不受主人约束者逮捕之”。 “百姓碰撞官长者逮捕之”，“向王宫喊冤，不合体统，应逮捕鞭击之”等等。不同等级的人触犯同一刑律，其量刑标准和处置方法大不相同。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 “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等，其命价为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为草绳一根。伤人赔偿律中规定：仆人使主人受伤的，应砍掉仆人的手或脚;主人打伤仆人，延医治疗即可，不给赔偿费。其次，农奴没有人身权利。农奴主占有农奴的人身，可以随意买卖、转让、赠送、抵押和交换农奴，并掌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大权。不属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纳“赎身费”，农奴的子女注定终身为农奴。农奴主可以任意打骂农奴，甚至对农奴动用断手、剁脚、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投崖等极为野蛮的刑罚。第三，农奴没有人身自由。五世达赖曾经发过一道谕令： “拉日孜巴的百姓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们再企图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权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砍手、砍脚、挖眼、打、杀”。可见，在政教合一时期的西藏，只有农奴主宰割农奴的权力，没有农奴不受剥削压迫的权利，更没有反抗的权利。
2.经济剥削残酷，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在政教合一时期的西藏，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广大的农奴和奴隶深受教权和政权的双重压迫，生活在死亡线的边缘。首先，社会财富分配极为不均。占西藏人口不到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牲畜;而占西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却不占有任何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据1959年统计，在全西藏330万克(此处指藏民族使用的面积计量单位，15克相当于1公顷)耕地中，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121.44万克，占36.8%：贵族和由僧俗官员组成的官府则分别占24%和38.9%。其次，通过差役对农奴进行残酷的剥削。由于缺乏生产资料，广大民众不得不依附于领主的庄园为生或充当家奴，世世代代为贵族、寺院、官府支付无穷无尽的乌拉差役。农奴为噶厦和庄园主支付的差役，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上，高者可达70%至80%。第三，三大领主通过租税、高利贷和商业盘剥等方式残酷剥削劳动人民。旧西藏的差税制度十分残酷，既有永久性差税，也有临时加派的差税。据不完全统计，仅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200多种。第四，存在着各种名目的宗教剥削，寺庙甚至以神权的威吓从信教群众中搜刮财物。在旧西藏，绝大多数孩子仅仅作为农奴或奴隶的后代降生人间，长成小农奴或小奴隶。伴随着他们成长的是饥饿、寒冷、恐惧，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很多孩子没有成年就因为饥饿、疾病或是意外事故而天亡，儿童死亡率高达60%。农奴们承负着人类罕见的沉重劳动，却过着人间罕有的悲惨生活。
3.宗教桎梏沉重，社会发展陷于停滞。
在西藏地方政权的强行推行下，藏民族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及日常生活中，宗教的影响无处不在。宗教和寺院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成为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拥有庞大的势力和众多的政治、经济特权。藏传佛教成为唯一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寺院上层僧侣既是西藏的主要政治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农奴主之一。“数百年藏族社会的每一重大的政治实践和历史运动，无不与寺庙有关或带着宗教色彩。”[1]首先，对宗教教义的盲目虔诚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政教合一的西藏社会，人们只能从佛教的教义中取得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这虽然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使民众接受残酷的现实，但不利于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其次，宗教活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财富。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调查统计，西藏共有2700多座寺庙，12万僧人，占当时西藏总人口的12%，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为僧。过高的僧侣比例和众多的宗教活动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财富，成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枷锁。由于教义禁止喇嘛娶妻生子，造成藏族人口递减，也影响了藏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指出的，宗教和寺院集团是“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和“极端保守的势力”。[2] 第三，宗教妨碍了正常的生产活动。在生产上，春种秋收都要请喇嘛打卦占卜，问神选择吉日。自然灾害被认为是神降的灾祸，病虫害糟蹋庄稼，按佛教不杀生的信条，寺庙也规定严禁伤害。[3]
在政教合一的西藏社会，政治压迫极端残酷，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整个社会危机四伏，“政教合一制度已像油尽的灯火一样走向没落。”[4] 可以说， “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领执掌政教大权这一因素，导致西藏丧失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的能力”。[5]
二、“藏独”、“大藏区自治”的实质是恢复政教合一的统治
1959年3月10日，达赖集团在拉萨公开发动武装叛乱。3月17日，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从此以后，达赖集团一直从事谋求西藏独立和分裂祖国的活动。从早期公开追求“西藏独立”到后来提出“大藏区自治”的主张，其实质都是要恢复1959年以前的政教合一体制，恢复高级僧侣、贵族、管家三大领主的封建统治。
1. 坚持独立立场。为恢复政教合一政体提供政治前提达赖集团深知，只有实现了西藏独立，才能为恢复政教合一体制提供基本的政治前提。
1959年3月26日，达赖喇嘛抵达山南重镇隆子宗，就迫不及待地宣布： “西藏独立了”。4月18日，他通过喜马拉雅山V1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提斯普尔，向聚集此地的各国记者散发了《达赖喇嘛声明》，全盘否定《十七条协议》，鼓吹“西藏独立”。4月25日，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头目在印度城市穆索里召开会议，筹组“流亡政府”。1963年十四世达赖喇嘛主导制定了《未来西藏宪法》，要建立一个由达赖喇嘛任国家首脑的民主统一的国家。1991年，达赖喇嘛主导制定的《流亡藏人宪法》仍然贯穿着西藏独立的宗旨，要“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幸福、政教合一、民主联盟的本地人国家”，并由“达赖喇嘛任国家首脑”。达赖集团的藏独立场还体现在不断强化和完善“流亡政府”机构和继续唱伪“国歌”、升伪“国旗”等方面。
随着20世纪70、80年代国际形势的变化，藏独的市场越来越小。达赖集团为了达到分裂祖国的图谋，不得不转变策略。1987年9月21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人权核心小组会议发表演讲，就所谓“西藏问题”提出了一个“西藏和平五点计划”。1988年又谋求到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演讲，遭到拒绝后改为在议会大厅散发演讲稿，提出“七点新建议”。以这两次讲话为标志，达赖提出了“大藏区自治”的主张，即在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藏区在内的24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藏区”实行“高度自治”。达赖提出建立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大藏族自治区”的主张，有着极其险恶的用心。首先， “大藏区自治”的主张图谋推翻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现行政治制度，把“大藏区”事务交由十四世达赖喇嘛来管。其次，该主张要求“大藏区”内的其他民族迁出西藏。达赖在“西藏和平五点方案”中强调，必须“停止向西藏移民，并使移民入藏的汉人回到中国”。“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在2005年一次讲话中也强调，“整个藏族居住区要由藏人自己来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汉人等其他民族就像客人一样，不应以任何形式约束我们的权利”。他们透露出的信息是：达赖集团如果一旦在西藏掌权，将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清洗的政策，人为制造民族矛盾。第三，主张西藏(大藏区)高度自治，并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大藏区”。达赖在“西藏和平五点方案”中表示， “只有中共军队的完全撤退才能开始真正的和解过程”。在1988年“七点新建议”中又说，“应该召开地区性的和平会议，以确保西藏的非军事化”。第四，坚持西藏可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保持外交关系。可见，达赖喇嘛主张的“大藏区自治”，实质上仍然是要改变西藏的法律地位，否定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拥有的主权
2. 粉饰旧西藏农奴制度，为恢复政教合一政体做舆论准备。
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残暴程度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虽然佛教讲究慈悲为怀，但西藏的三大领主对广大农奴和奴隶毫无慈悲之心，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宗教欺骗、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虽然佛教主张不杀生，但领主却可以任意侮辱、折磨、买卖、赠送、鞭打甚至残杀农奴和奴隶，农奴和奴隶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可言。当时在布达拉宫下面有一个地洞，百姓俗称蝎子洞，里面蓄养了无数的蝎子。专门噬咬犯人。人被丢下去以后，身上立即爬满了毒蝎。很快就被活活地蜇死。在1959年前藏传佛教的仪轨活动中。也相当残忍，比如：使用死人头颅做容器，陈列包括人肉在内的“五种大肉”。在上供仪礼中使用的长笛是一块人胫骨制造的，即腿骨号等。就是这样一个人间地狱，达赖居然将其夸成了人间天堂。1983年3月1O日，他在印度达兰萨拉这样讲： “过去。我们雪域西藏在佛光的照耀下，人们安居乐业”。“我们的农奴制度并不同于其他的农奴制度，这是因为西藏地广人稀，佛教为众生谋福利。告诫人们相互要仁爱。因此我们的社会虽然实行的是农奴制度，但它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农奴制度。”可见，达赖为了恢复旧西藏的政教合一政体，丝毫没有意识到政教合一体制对广大农奴和奴隶犯下的滔天罪行。
3. 坚持政教合一的立国原则。确保达赖的最高权威。
达赖集团之所以走上分裂祖国的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旧西藏上层人士意识到，西藏和平解放后，民主改革是迟早的事。而他们根本不愿意触动维护他们利益的政教合一体制。因此，达赖集团的“藏独”、“大藏区自治”等主张的根本目的在于恢复西藏的政教合一体制。这可以从“西藏流亡政府”炮制的所谓“流亡藏人宪法”中清楚地看出来。该宪法第19条规定“流亡政府最高权力属于达赖喇嘛所有”。也就是说，世俗政权从属于教权。该宪法还规定， “达赖任国家首脑”， “达赖喇嘛可以直接通过下属官员发布命令”，可“指令大臣”、“颁授勋章和爵位”，噶厦会议是在达赖喇嘛领导下负责政府事务的，首席噶伦和诸噶伦、“人民会议”会长、副会长、大法官就职前均要向达赖喇嘛“宣誓”， “君臣会议由达赖喇嘛主持”， “达赖喇嘛可以更换包括首席噶伦在内的全体噶伦”，人民会议和噶厦的一切行动、决议必须通过达赖喇嘛批准方能实施。等等。可见。该宪法赋予了达赖喇嘛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达赖的讲话中还说过，凡是决定不了的事情也就是重大的事情，都要通过打卦来决定。打卦就是神断，就是由神最后来决定。很显然，这种政治体制的性质就是政教合一。
三、政教分离的民主改革给西藏带来了历史性进步
1959年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势力的武装叛乱平息之后。达赖集团叛逃国外，西藏民主改革的时机成熟。在广大劳动人民和西藏上层爱国人士的要求下，西藏进行了政教分离的民主改革，建立了民族自治政府。结束了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从此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次改革开启了西藏的现代化进程。经过近5O年的发展，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证明了西藏实现政教分离是历史的进步。
1. 公民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
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第一次获得了管理国家的政治权利。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西藏人民积极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加选举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并通过人大代表参与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2002年，在西藏的自治区、地(市)、县、乡(镇)四级换届选举中， 全区有93.09%的选民参加了县级直接选举，有些地方选民参选率达到100%。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先后6任(含现任在内)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7任(含现任在内)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和5任(含现任在内)自治区政协主席均为藏族公民。同时，西藏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自1965年以来，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共制定了220件地方性法规和单行条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西藏问题专论方面，有效地保障了公民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如今，西藏人民不仅拥有人身自由和政治上的各种权利，而且在经济权、社会权、文化权、受教育权、司法权、宗教信仰自由权、生育权等方面都得到了充分保障。
2. 西藏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首先，民主改革以后，西藏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从1965年的3.27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07年的342亿元，人均GDP由1965年的241元增长到2007年的12000元。在毫无工业基础的情况下，西藏已经建立起包括20多个门类、富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现代商业、旅游、邮电、饮食服务、文化娱乐、IT等在旧西藏闻所未闻的新兴产业迅猛发展，实现了“县县通光缆，乡乡通电话”的目标。2007年，西藏接待国内外旅游者402万人次。旅游业总收入48亿元，相当于西藏生产总值的14%。青藏铁路的建成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铁路运输已成为内地物资进藏的重要手段。2007年青藏铁路货运量达到93万多吨，其中进藏货物超过82万吨，出藏货物11.5万吨，进藏货物站货运总量的8成以上，有力地支援了西藏的经济建设。全区公路通车里程已达到4.86万公里。[6] 其次，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突出。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建立。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实现了应保尽保。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覆盖。建立了特困群众医疗救助制度和农牧区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的生活补贴制度。自然灾害救助、教育资助、司法救助稳步开展。残疾人事业得到重视和加强。第三，西藏农牧区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义务教育、农牧区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全部农牧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五年保持两位数增长，2007年达到2788元。西藏地方政府在因地制宜、保持特色、量力而行、尊重群众意愿的原则下。实施了安居工程，解决了11.4万户农牧民的安居;建立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年收入低于800元的农牧民全部纳入了保障范围。农牧区“一孩双女”困难家庭扶助制度全面实施。扶贫开发力度进一步加大，全区重点扶持人1：3由107万下降到27万。
3. 文化卫生事业取得较大进步。
民主改革以后，西藏地方政府大力推进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效。全区已全面实现“普六”，63个县实现“普九”，青壮年文盲率由民主改革前的95%下降到4.8%，“两基”攻坚规划确定的任务全面完成。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8.2%，初中入学率达到90.7%，全区学生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书本费全部免除，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覆盖全区城乡。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87.8%和88.9%。全区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显著改善。目前西藏拥有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305个，病床床位6216张，卫生技术人员8287人，每千人病床和卫生技术人员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婴儿死亡率由1959年前的43%下降到3.1%。随着西藏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西藏自治区的藏族人口已从1964年的120万人增加到250万人，西藏人均寿命从1959年前的35.5岁增长到现在的67岁。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惠及全体农牧民。地方病、传染病防治取得重要进展。覆盖城乡的卫生医疗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逐步健全。
4. 传统文化得到传承和发展。
西藏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民主改革以后，传统文化得到了传承和发扬。首先，藏语文得到广泛的学习、使用和发展。西藏自治区先后于1987年和1988年颁布实施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2002年修订为《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和《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在西藏自治区，藏、汉语文并重，以藏语文为主，将学习、使用和发展藏民族语言文字的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西藏自治区的广播、电视台专门开设有藏语频道。全区现有l4种藏文杂志、l0种藏文报纸。《西藏13报》藏文版每天出版，并使用计算机藏文编辑排版的先进系统。其次，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展顺利。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成立有专门的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整理和研究机构。先后收集、整理和编辑、出版了《中国戏曲志·西藏卷》、《中国民问歌谣集成·西藏卷》以及民间舞蹈、谚语、曲艺、民间歌曲、民间故事等文艺集成，有效地抢救和保护了西藏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格萨尔王传》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是藏族人民创作的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多年来一直作为口头说唱艺术流传在民间。西藏自治区于1979年成立专门机构，对《格萨尔王传》进行全面的抢救、整理。经过20多年的努力，现已录制了3000多盘磁带，搜集藏文手抄本、木刻本近300部，整理出版藏文版62部，发行300多万册，同时还出版了20多部汉译本，并有多部被译成英、日、法文出版。藏戏等7大类l5项24个点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还投资3亿多元对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三大重点文物”进行保护维修。第三，传统习俗得到保护和发展。在西藏自治区，一些传统节庆活动如藏历新年、萨噶达瓦节、望果节、雪顿节等和许多寺庙的宗教节庆活动得以保留和继承，同时吸收了各种全国乃至世界性的新兴节庆活动。传统藏戏各地都在演，牧区的“果朝”、农区的“果谐”、康区的“锅庄”、“弦子”、前藏和后藏的“堆谐”和“朗玛”等传统舞蹈，无论在节13，还是平时都跳得热闹，西藏已成为歌舞之乡、欢乐之乡。
5. 信仰自由得到有效保障。
西藏自治区的绝大部分藏族和门巴、珞巴、纳西族群众等信奉藏传佛教，同时还有不少群众信奉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清真寺4座，伊斯兰教信徒约3000余人;天主教堂一座，信徒700余人。各种宗教活动正常进行，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信教自由得到充分尊重。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得到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的尊重。1992年，国务院宗教局批准了第十七世噶玛巴活佛的继任：1995年，西藏自治区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过金瓶掣签，报国务院批准，完成了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禅的册立和坐床。西藏民主改革后，经过国家和西藏自治区批准继任的活佛共30余人。
工程浩大的宗教典籍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也不断取得进展。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所藏经卷和佛教典籍得到很好的保护， 《布达拉宫典籍目录》、 《雪域文库》和《德吴宗教源流》等文献典籍得到及时抢救、整理和出版。1990年以后，藏文《中华大藏经·丹珠尔》(对勘本)、《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陆续整理出版。目前，已经印制出版《甘珠尔》大藏经1490部，还印行藏传佛教的仪轨、传记、论著等经典的单行本供给寺庙，以满足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学修需求。
总之，实现政教分离的民主改革之后，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在政教合一政体下的旧西藏是难以想象的。不管是从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来看，还是通过对西藏民主改革前后社会发展状况的比较来看，政教合一都是一种落后的政治体制。达赖集团妄图在西藏恢复政教合一体制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必然要遭到失败。
注释：
[I]龚学增：《论宗教与民族》，载牟钟鉴、刘宝明主编：《宗教与民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2]梅.戈尔斯坦：《西藏现代史(19l3一l951)——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年，第39页。
[1]同注释[1]。
[4]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陈庆英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3页。
[5]梅·戈尔斯坦：《西藏现代史(1913—1951)—— 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年，第2页。
[6]向巴平措：{2008年西藏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2oo8年1月16日在西藏自治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http：//WWW gov.cn/test/2008—02/18/content一892437.htm.
原标题《藏独的本质是复辟政教合一的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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