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是甲午中日战争爆发120周年。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应忘记这一“百年国耻”!
人类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从猿到人”——脱离动物界向人类的进化过程;就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脱离野蛮向文明的演变、不断进步的过程。遗憾的是，人类中也确实有一小撮败类，偏偏爱“逆向”而行，他们崇尚的不是文明与进步;而是倒退，追求野蛮与“兽性”。
1894年7月23日，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实施突然袭击，不宣而战。这一天，日军在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偷袭中国运兵船“高陞”轮，正式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充分显露了它固有的野蛮与“兽性”，即它所特有的贪婪性、残暴性与冒险性。
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性
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可追溯到日本中世纪的武士道精神与丰臣秀吉时代的扩张政策，但真正形成军国主义体制是在近代明治时代。正是从“明治维新”开始，它确立了军国主义向外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颁布《御笔信》，开宗明义地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其后，就有西乡隆盛、木户孝允等军国主义分子，先后提出了“征韩论”、“征台论”和“大陆政策”，形成了完整的向外侵略、扩张的“五期”纲领：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中国东北);第四期，征服中国;第五期，征服世界。
这是一个典型“蛇呑象”的侵略、扩张野心!是日本军国主义特有贪婪性的典型表现。这种贪婪性已为明治以来的日本历史所证实。近代日本军国主义正是依据这个侵略方略，一一付诸实施，并最终走向失败的。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一次“疯狂”。正是这次战争，使它特有的贪婪本性得以充分暴露，一览无余。
战前，日本虽已实行明维新运动25年，但毕竟是个小小岛国，近代经济发展还很有限;相反，中国自60年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洋务运动”一度也办得“有声有色”。两国国力相较，不仅总体国力上日本远不能同中国相较;即使是近代军事力量上，也难分仲伯。请看：
人口：日本4千万，中国4亿多，中国为日本的10倍;
国土面积：日本37万多平方公里，中国当时有1千多万平方公里，中国是日本的30余倍;
军事工业：日本有四大骨干军工企业，即东京炮兵工厂、大阪炮兵工厂、横须贺海军工厂、筑地海军造兵厂。中国除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金陵机器局四大骨干企业外，规模较大的湖北枪炮厂在甲午战争中部分投产，另外还有山东机器局等16个军工企业。1893年日本陆海军工厂的机器动力，共为2205匹马力，中国仅江南制造局一厂1891年便有4521匹马力;
陆军兵力：日本仅有7个师团，近7万人，总动员的兵力不过24万人。中国有八旗兵30万，绿营兵60万，蒙古兵10万，合计为100万大军，后备军力更是无可估量;
海军兵力：日本海军有军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59000余吨。中国北洋海军有军舰22艘，鱼雷艇12艘，总吨位41200吨，加上南洋和广东的几艘能胜任海上作战的舰只，实力便可与日本海军相当。北洋海军的主力定远舰、镇远舰，均为7000吨铁甲舰，装甲厚度达12至14吋，各有四门12吋口径的主炮，堪称当时远东舰船中的“巨无霸”。
按理说，战争是两国总体实力的较量。甲午战争前夕，日、中两国的总体国力，中国明显地要强过日本。但日本却蓄意要挑起这场战争，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唯一的解释：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贪婪性的本性所决定的。
贪婪，指一种永远不知满足的欲望。从语义上讲，就是“求多，不知足”;或者是多欲而不知满足。基督教把贪婪列为“七宗罪”之一，撒旦玛门(Mammon)便是贪婪的代表。佛教徒认为，贪婪是对财富执着、迷惑结下的恶果。由于不知满足，贪婪必然是一种超过其自身需求的“欲望”，同时，又是超越其自身能力的“追求”。
据传《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迫不及待地要把台湾拿到手，坚持要在一月内办理交接，一再催促李鸿章履行割台手续。期间曾有一段对话：
李：“如此多的头绪，两个月还差不多，贵国何必如此着急。反正台湾已经是贵国嘴里的肉了，何必着急在这一刻呢?”
伊藤：“饿极了，要马上吞进肚子里。”
伊藤的上述对话，活脱脱地显示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贪婪嘴脸。
空间决定存在，空间决定发展。日本民族生存于日本列岛这点空间，这就是说，命运决定了日本永远只能是个岛国、小国(大和民族如果不存在于日本列岛上，那就不成为其“日本国”了)。
谁都知道：侏儒挑不起重担，这是受它自身先天条件所限制的。如果一定要“硬撑”，其结果就一定会被压垮。可是日本军国主义偏要“逆天行事”，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民族的悲剧。
不能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性，在一定条件下似乎能得逞于一时，但那是有条件的。即当被它攫取的一方必须处于麻痹状态之下。120年前的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恰恰正处于这一状况。
受明治时代向外侵略、扩张基本国策所决定，甲午之战就是其以“国运相赌”、对中国发动的一场冒险战争。1887年(明治20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就具体制定了《征讨清国策》，决定以武力攻取、吞并中国沿海地区，然后进一步肢解中国，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为此，日本军国主义有针对性地掀起扩军备战狂潮。由明治天皇带头，全国臣民节衣缩食，大力发展海军。
就在日本军国主义磨刀霍霍之时，腐败的大清王朝却一直处于“歌舞昇平”的麻痹状态之中。直至甲午战争打到了头上，且不说昏庸的西太后对国家的危亡毫无警觉，一心忙于过自己的60岁大寿;就以自诩能“未雨绸缪”的李鸿章来说，实际上对日本贪婪的侵略本性同样缺乏认识。这集中反映在李对北洋舰队战力的评估上：
“高陞”轮被击沉，舆论一度要求海军提督丁汝昌下台负责。李鸿章力挺这位老部下，在《复陈海军统将折》中，曾又一次“分析”了北洋海军的性能，比较了日本海军与北洋海军的战力，双方的优劣短长，其结论竟然是：
“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
李对北洋海军的战力完全持盲目乐观态度，更没有想到过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野心。为此，他一心只想“避战保舰”，妥协求和(一度主张以一百万两军费，只求日本退兵朝鲜，解决日中矛盾)。
常言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何况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列强竞相侵略”的危机时期。认识不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性本质，这成了“甲午之耻”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性
残暴性是兽性的又一本质反映，残忍、凶暴是野兽的固有特性之一。凶残的兽类总是为了本身的生存与发展，无论是对同类、同属，还是强弱、老幼，一概残杀、吞噬。这种同类相残，是残忍性的典型表现，它是缺乏理性的产物。人类因为具有理性而摆脱了残忍;反之，野兽因为没有理性才保持着残忍。
一般说来，战争总是要死人的。因而笼统地说来，战争都是残酷的。然而，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具有兽性的残暴性，因此，它所进行的对外侵略战争，就具有特别残暴的性质。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兽性的残暴性暴露得最为彻底。它特别表现在：
其一，战争的偷袭性。
偷袭性，又称“突然袭击”，也就是“不宣而战”。用现今时髦的话说，即：一种偷偷摸摸“先发制人”的战争。
大凡非正义战争，大多具有这种偷袭性质。如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的战争，就是通过这种偷袭的方式进行的：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同年的“八一三事变”。再如：1939年9月纳粹德国偷袭波兰的战争;1941年6月希特勒偷袭苏联的战争;同年12月日本军国主义偷袭珍珠港的战争，等等，几乎也全是靠这种方式进行的。
偷袭性可以凭借双方力量的非对等性而轻易获取胜利，但它是以剥夺对方的自卫权为前提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只许自己单方面使用武力，只许自己使用武器杀人;却不允许对方自卫、反抗，因而它就具有特别的残暴性。
甲午战争的开局就是日军偷袭中国的运兵船。它不顾国际惯例，在不宣而战的情况下，也不顾这是挂有第三国国旗的商船，击沉“高陞”轮，导致1000余清兵葬身大海。这其实不是战争行为，它不过是19世纪末的一场恐怖袭击而已，具有典型的残暴性。
其二，血洗旅顺，滥杀平民。
整个甲午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性暴露无遗。1894年10月下旬，日军分两路攻入中国：一路渡鸭绿江进攻九连城、凤凰城;另一路从花园口登陆，进攻金州，目标是取旅顺、大连。日军疯狂入侵，沿途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见人就杀，见房就烧。“掠掳妇女，抢夺财物”，“致令老幼男女，逃窜流离，道殣相望”(《清季外交史料》卷106，《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5)。
特别是在攻入旅顺后，日军更是兽性大发，惨杀平民，大肆屠城。据英国人胡兰德(T.E.Hollnd)在《中日战争之国际公法》中记述：
“当时日本将卒之行为，实逸出常度之外。四日间残杀非战斗者妇女幼童。从军之欧洲军人及特约通讯员目击此残虐之状况，然无法阻止，唯有旁观，不胜叹惜。此时得免杀戮之华人，全市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为供埋葬其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留者。”
另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杀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甚为惨伤，中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支解。”
美国报刊也有谴责日军暴行的，谓“日本国为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
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性，虽在甲午战争中只是初次显露，但已充分反映了其兽性的本质。
事物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既然日本军国主义具有野兽的本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战争中的规则越来越强调不杀战俘和平民，唯有日军的野蛮、残暴性始终不变。相反，随着文明的发展，反而衍生出什么“三光政策”，“南京大屠杀”、“慰安妇”、“‘731’部队细菌活体试验”，以及“毒气战”等等，不断地花样翻新，“创新”出种种灭绝人性、残害人类的杀人伎俩。谁能想得到，日本军国主义在其后的侵华战争中，竟然能杀害、伤残中国军民达3500万人!(为世界历史之最!)
日本军国主义的冒险性
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与“兽性”，还集中反映在它的冒险性上。这在它策划甲午中日战争的《征讨清国策》中暴露无遗。
何谓“冒险性”?冒险，就是指不顾危险地进行某种活动，是一种盲目的冲动。冒险性，爱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作出行动的性格。
日本军国主义以小国、岛国的局限，其野心却要称霸亚洲和世界。走上一条吞并朝鲜、侵略中国之路，这就决定了它在向外扩张过程中，具有非常冒险的性质。
《征讨清国策》开篇就讲得很明确，“我乃东洋小国，财源不富，今与强邻为敌，行进取之计，是为危险之道。”日本明知自己是小国、弱国，却偏要强邻为敌，这不是日本军国主义本质的冒险性又是什么?
日本军国主义知道，“欲维持我帝国之独立，伸张国威，┄┄则不可不攻击支那，将现今之清国分割为若干小邦。”“英国保持其富强，不可不首先拥有印度。也即，我国不可不掠地于支那，以之为附带防御物，以之为印度也。”
要想将具有五千文明的中华民族征服，将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分割成“若干小邦”，从而将神州大地变成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地，企图把自己变为像英国那样的殖民帝国，这就是近代日本的野心。这种 “以小博大”的军国主义狂妄计划，是它的军国主义冒险性的典型表现。由此，《征讨清国策》鼓吹：国家不在大小，财力不在贫富，关键是需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竭力鼓吹“武力至上”，抓住有利时机，全力“进取”：
“欲伸张国威者，决不可以国之贫富为主，应以士气、训练两者为主。而士气高涨、训练精熟，则要审视邻邦之形势，确定一朝有事则当进取之国策。”
反映在甲午战争的军事行动中，则集中反映在黄海的大东沟战役上。
人所共知，近代海战更多的依靠海军的装备与指挥。
近代中国海军成军于1888年，时一度挤入世界海军大国行列。这一年，清政府向德、英等国订购的定远、镇远、致远等先进军舰陆续编入现役。并获准颁行《北洋海军章程》。其时北洋海军以2艘铁甲舰、8艘巡洋舰为主力，总吨位超过4万吨。加上南洋、广东和福建等地区的舰艇，近代中国的海军海防建设进入鼎盛时期。
其时，北洋水师不仅在装备上领先，在军官的培训上，也全由近代化的学堂教育培训出来，部分还有出国进修的经历;而水兵也和当时随意招募的陆军不同，要经过严格的教育培训逐渐选汰。
因此，这是一支已经非常近代化的舰队，但是它始终缺少一个近代海战理论的指导。即使在中日双方开战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还在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结果极大地影响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此外，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设有鱼雷管3、4具，但是，在黄海海战中，并没有对日舰实施鱼雷攻击。使早先配备好的大批鱼雷，在战争爆发后却躺在基地的仓库里睡大觉。
英国海战史学家在讨论甲午海战时有一个较客观的评价，认为：
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参见罗郁：《甲午海战的真实图景：近代海战理论的缺乏》)
这说明，甲午海战，日本胜在它的战略、战术的“冒险性”上;而中国恰恰败在它的反面——即战略、战术上“拒战”的“避战保舰”指导思想上。
日本军国主义的冒险性，既成就了它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同时也进一步助长了它原有的冒险性。正是这一战，使日本实现了占领台湾，控制朝鲜的愿望。以后，这又有了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从而进一步控制中国的东北。还是在1905年这一年，它把朝鲜变为它的“保护国”;至1910年干脆彻底吞并朝鲜。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不断膨胀，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性与冒险性进一步恶性增长。这又造成它自1931年挑起的中日战争与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最终导致它在1945年挨原子弹轰炸与无条件投降。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更不能不说是日本大和民族的悲哀!
历史已进入21世纪，可悲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散。以安倍为代表的新一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并不汲取历史教训，他们正在利用美国霸权主义，千方百计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他们打着“积极的和平主义”旗号，鼓吹“中国威胁论”，解禁“集体自卫权”，积极扩军备战，一心想东山再起。
可惜，时代不同了。当今的亚洲大陆已不是19世纪末、20世纪的亚洲，当今的中国已不再是昔日的中国了。
假如日本军国主义真的还想卷土重来，等待它的一定是军国主义的彻底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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