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文革”的理智认识

　　我对“文革”的理性认识

　　文/陈兵浪

　　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对“文革”没有什么记忆，人云亦云，都说是一场灾难，一场浩劫。对于经历过“文革”的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也象现在我们看古代的宫廷戏一样，是非难辩，黑白难分，说不清“文革”的是非曲直。

　　已过不惑之年的我，在“文革”中度过少年时代，随父母经历过一番阶级斗争，革命运动的风雨洗礼，留下了点滴痛楚的感受。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文革”就是满街大字标语、口号、传单和无休止的批斗大会。一辆辆汽车载着戴高帽子、挂着“xxx”名字牌子游行的“反动分子”在口号中被无知群众观看、辱骂。生死对立的两派人群，义愤填膺地挥着同样的红宝书，喊着同样革命口号的相互撕咬、斗打、流血。我和兄妹随父母迁徙到农村，经历过被侮辱和被欺凌的生活……这只是“文革”痛的感觉，而“文革”的病灶在哪里?对于我，乃至革命终生的父母也弄不清楚“文革”起因和目的。

　　“读史使人明智”。关于“文革”这一段历史，官方的记载是陈式化的描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这很难以说明“文革”的实质，其实，“文革”混乱只是初期，当权的老干部分裂成两派，群众也分为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中又分了很多派系。“文革”中期处于整顿阶段，老中青“三结合”，其中大部分老干部——“走资派”实际重新掌握了权力，并对造反派和支左的少数老干部进行残酷地报复。“文革”后期，造反派以及支左的少数老干部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对当权老干部进行批斗。粉碎“四人帮”后，“走资派”当权，开始清理“三种人”的名义打击报复曾经批斗过自己的对立面……循环往复，你死我活。

　　为了认识“文革”运动的起因、性质，我陆续从书店买来许多作家的作品和党的高层人士关于“文革”的回忆书籍，包括师东兵和叶永烈的“文革”系列作品。双休日研读，往往废寝忘食，通宵达旦。读史的结果使自己身心疲惫，思想沉重。

　　“文革”太值得后代人研究、反思、领悟，以避免过去了的历史灾难的重演。

　　“文革”究竟因何而起?很多人说是毛泽东为了搞垮刘少奇等政治对手，理由是毛泽东退居二线后，刘少奇有所不恭，自认为自己的思想、组织路线已经成熟。对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外交路线不屑一顾，甚至在党的会议上无礼打断毛泽东的发言，大权旁落的毛泽东奋起反击，以至经济受挫，人民遭殃。这种说法很普遍，但不全符合事实。分析一件事情的发展成因，不能离开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基本原则。

　　重温当时的时代背景，笔者认为苏联赫鲁晓夫背叛斯大林，并多次挑拨中国领导层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应该是促使老毛思考发起“文革”运动的一个主要成因。1962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中国有出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而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一九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1965年8月11日听取罗瑞卿汇报时的插话)就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 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

　　其次，官僚主义盛行，许多官员横行霸道，贪污腐化，造致干群关系恶化是“文革”发生的另一个主要成因。毛泽东认为干部的变坏是下面几个原因：1，本来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混入党内，即所谓“阶级异己分子”;2，好人成了“蜕化变质分子”，“忘了本”，被地主，资产阶级用“美人计”和几斤肉，几瓶好酒，几条好烟等拉下了水; 3，脱离群众，脱离劳动所造成。毛泽东曾经说过：“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1967年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还说：“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毛泽东说过“……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在毛泽东的思想指引下，各地在放弃了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平时的积怨，就在自发的、失控的群众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和极端的形式，集中地爆发出来，造成社会动乱。

　　其三，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思想境界超越时代，渴望国民与其一样，做到精神需求代替物质需求，打造一个道德高尚的世界。毛泽东认为小农经济是资本主义赖以“经常地大批产生”的根基和土壤，还有工人之间的“八级工资制”、干部级别等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合理的差别，提出“缩小三大差别”，要求干部参加劳动，1965年取消军衔制，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等。在毛的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的言论中，特别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都有所反映，这就是一个高扬革命精神，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高昂理想主义和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摆脱物质追求，思想不断“纯化”的新天地。可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一伟大的理想目标呢?用毛的两个概念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大抓阶级斗争和“斗私批修”——为了实现理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必须进行持续的阶级斗争，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就是不断提高“公有制”的含量;而在思想和政治层面，就是不断清除各种“剥削阶级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大风大浪中培养无产阶级新人，而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从他在“文革”中启用的工农行业中的杰出人物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孙健等就知道，毛泽东喜欢那些品德高尚，大公无私的社会主义领路人。

　　以上三点原因导致了反修防修思想的出台，并认为“阶级斗争为纲”是解决官僚主义引发资本主义复辟的唯一药方。而刘少奇等人信奉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路线成为走资本主义复辟的特征。因而，毛泽东发动“文革”应是主义只争、路线之争、理想之争。

　　刘少奇对内“三大自由”“三自一包”，对外“三多一少”的适合国情的现实主义路线必然要被崇拜大集体式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路线的毛泽东所唾弃。林彪跟刘少奇更不可比，他起初是没有独立的思想理论，只是紧跟毛泽东思想步伐——“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中期是大力推行造神运动，极力把毛泽东推向神坛，自己也随之成为护坛大仙。“清君侧”的计划完成后，自己的野心开始膨胀，带有个人目的地利用毛泽东的话，来办自己的事，直至毛泽东警觉后，由儿子出面谋杀领袖失败，无奈叛国外逃。至于新生的左派人物康生、张春桥等之所以得宠，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战略思想合拍。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等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理论内涵。

　　1975年毛泽东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26日那天晚上，毛泽东约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这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深谈。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在周恩来后来整理并由中共中央印发的谈话要点中，毛泽东对“理论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内容：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xx、xx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④(④毛泽东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关于理论问题)，1974年12月26日。)

　　毛泽东晚年的理想、路线是不符合中国的生产力现状和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基本国情，因而注定“文革”是一场失败的革命。但是，“文革”的意义深远，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为后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成功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一个“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理想与现实接轨的难题。所以说“文革”起因表象因私，实质为公。后来，苏联的演变证明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思考绝对正确。据说，毛泽东去世前一年，写过一首词《诉衷情•江山靠谁守?》：“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好，疾病缠身，总理周恩来也身患癌症，亦在重病中。毛泽东已经预感到，革命将发生曲折，他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夙愿将要“付与东流”。他问自己，也问总理，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究竟“靠谁守”?这首词，字数虽然不多，但情感真挚，读来沧桑心碎，令人潸然泪下。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运动了。当然，中国后来的发展成就和社会不良风气回潮之猛也证明毛的晚年思想脱离实际。

　　毛泽东的错误在于他思维过于理想化、对自己的力量过于自信。他想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思想教化来改变几千年的中国国情，要求他所有的战友、党员、干部以及工、农、兵、学、知识分子都与随他跳跃式的思想前进，继续新的长征，落伍者一律淘汰。开始，确实是民心所向，万众一心。慢慢地发现，落伍者越来越多，队伍涣散，人心混乱。从上至下的思想改造运动，变成了各级领导排除异己的运动。尤其是毛亲自发动的理想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层的官员真正理解他的思想的人并不多，最终成了一场党内的权力争夺运动。而广大的群众则利用“文革”发泄自己对官僚主义的不满，泛滥成自由主义运动，甚至为了个人私利，利用毛的语录，合理合法地扰乱社会秩序。对此，毛看得十分清楚，在党的“九大”提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带领出席九大的代表齐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歌曲。然而，毛因年寿已高，终无回天之力。据秘书张玉凤的回忆，晚年的时光，看电影解放军开进北京时，受到人民欢迎的镜头时，独怆然而涕下。

　　毛泽东去世后，邓领导的党中央通过《共产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给毛一个以肯定为主的客观评价，抵制了党内的反毛思想蔓延。但在民间难以统一，尤其是随着资产阶级自由思潮的泛滥，对毛的评价不一，有无限真诚，有盲目崇拜，也有恶意诽谤。那么，毛泽东究竟是伟人还是恶魔呢?这个问题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问题。1976年5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生前总结：“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

　　可以说，仅凭毛泽东以上的看法，就可以确立其百年伟人的地位。分析毛的一生，为自己的理想，为民族的利益，为国家的兴旺应该是贡献了一切。牺牲了六位家人，连累了妻子、子女还不算在内。其实，我们从史料上可以看到，毛从未对哪一个被打倒的领导干部“诛而不教”，只要你认错他都给予解放、重用。更没有对谁下处死令，包括刘少奇夫妻在内。如果不是毛的“刀下留人”，王光美早已成为刀下之鬼。毛泽东没有博大胸怀，邓小平又岂能复出?林彪的死党又岂能安享晚年?但毛泽东为了他的主义之争，过高地估计了他的干部的思想境界和国民的道德水准。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为了部下排除异己的理由，很多官员都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号，首先迫害别人，最后被别人迫害。一些高官为了转移斗争矛头，故意把基层干部分裂，留下了仇恨的种子，而且可能会影响几代人的情感。到头来，责任都归于毛的头上。这些帐后来都记在毛的身上。原因是国人都是为毛泽东的号召所鼓动，但没有被毛泽东的理想所引领。这不得不归咎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顽劣，天高皇帝远，地方官员欺上瞒下，公报私仇，结果责任都是毛泽东负，大家都成了受害者。

　　其实，很多人在运动中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现在很多文章写自己在“文革”中受害，那么害人的人到哪里去了呢?几十万的红卫兵、造反派和保守派，还有支左部队，谁没有伤害过别人?还有，那些被整的官僚谁又没有报复过整他的人呢?记得著名作家戴厚英写有一本小说《人啊人》，就是从人的恶性上分析，得出的就是这个结论。人的心中有天使和魔鬼，在适宜天使环境下，天使出来;在适应魔鬼的环境下，魔鬼出来。但是，毛泽东希望人们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规范，终于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封建古训所覆盖。人们的思想经历一个上升的阶段，又回到了起始点，依然为利益所驱动，很多人放弃了自己原来追求的理想。“文革”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呢?留下了记忆的伤痛、同志之间的仇恨和对理想信仰的绝望。

　　戚本禹是毛的秘书和信徒，后来又被毛抛弃，为了稳定军队老帅。但谁能想到当曾经做过毛的保健医生的李志绥为了金钱，写了一本污蔑毛的书，并在国内外流行时，他却能站出来批驳呢?况且是在很多受毛恩泽不浅的人缄口不语之时。戚本禹说：“李志绥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但专职是保健大夫，政治常识比较贫乏，以致在为了某种目的要攻击毛泽东的时候，只能拾人牙慧，东施效颦式地赶着时髦去攻击毛泽东是封建帝王，这并不奇怪。什么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压迫农民、维护地主统治的世袭君主，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大。但是我不满足于简单地把李志绥刻划为一个卑鄙的犹大。他从来就不是耶稣真正的门徒。他是封建帝王御医的后裔，后来是一个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意识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自由职业者。共产主义意识对他是格格不入的，他的回国决定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迷误。这个决定同他的人生理念、价值取向以及世界观体系完全相反。当然，这些分析是我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而做出的判断，李志绥本人不可能对自己有如此清晰的认识。”看看，一个受害十八年之久的人能够客观评价，不认其过去错误多大，其政治品德难能可贵。还有受毛所害的黄克诚将军在国人非毛猖獗之时，也慷慨陈词，毅然陈书《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给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指出：“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或是要批判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我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我想，这些人都值得我们这些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的徒子徒孙们敬仰。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坚决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坚决反对。”毛的这条语录如果割裂时代背景来看，是形而上学的错误的东西，但在主义、理想的主张上应该是真理。也就是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正确的，但很多人理解的水平不够，导致了“文革”的灾难发生。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但很多野心家打着毛的旗号做坏事，影响了毛的威信。假如后人能够去掉个人恩怨，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那么可以说毛泽东对人类进步的贡献是谁也不可磨灭，他可以超越历史时空，影响中国乃至世界。

　　长达十年“文革”正离我们的记忆渐渐远去，但它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段特殊部分，值得后人研究。关于“文革”的评价，邓小平曾经说过：“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样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必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段历史，可能会比今天我们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页)

　　归纳两句话：“伟人已随马列去，功过是非任评说。”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对毛泽东的认识由盲目崇拜，到痛苦反思，回归理智认识，历史终究承认：毛泽东是一位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为数不多的历史巨人，毛泽东思想可以说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影响着中国人类和世界革命者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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