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制约从上到下愈演愈烈的官僚主义，以及严防封建等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从1956年起曾用十年时间想引导、教育干部们以平等地位为人民服务， 比如缩小党政高级干部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收入待遇差距，以及要求高级干部定期地下基层参与劳动，一线的党政高级干部却对毛泽东的要求不以为然甚至公开抗拒。北京市委与中宣部阻止发表毛泽东指示的批判文章，而彭真更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谎称毛泽东已认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事实上毛泽东对这个彭真主导的提纲持严厉批评态度)，使其获得投票通过，意在袒护吴晗写作品《海瑞罢官》仅是学术研究，并非影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不公正地对待彭德怀。事实上在庐山会议毛泽东是为了维护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一线领导集体的权威才无奈同意批判彭德怀。因此，“二月提纲”成为导火索彻底地激怒了毛泽东，不仅令他觉得遭到了愚弄，更让他最终确认在中央内部出了修正主义，再置之不理党就真可能会褪变为欺压人民的资产阶级官僚组织。1966年5月16日，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撤消了“二月提纲”，指责提纲企图“使运动向右转”。通知批判彭真，要他对“二月提纲”负责，决定解散隶属于中央书记处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文化大革命正式启动。
《五·一六通知》提出“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最初被发动起来的，是北大、清华等北京高校以及各中学。1966年6月1日，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清华成立了红卫兵组织，6月3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决定便派了上万人的工作组进驻北京的高校和中学维持秩序，通过高干子弟了解工作组进展，并沿用了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引蛇出洞”策略以及四清运动的“桃园经验”：严格的等级秩序、工作组绝对权威、给群众分类排队人人过关。短短五十天，工作组在北京二十多所大专院校抓了上万人，其中大部分是抵触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的年轻学生。身处武汉的毛泽东对于这种工作组压迫群众运动的方法大发光火，他说：“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往来，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来看，我不相信里面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毛泽东在1966年8月初的十一中全会上终于痛下决心解除了刘少奇与邓小平一线领导实权，并批准了5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免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职务的决定。
各大中学校的工作组被撤出，党委也没有恢复，由师生们自行选举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开始学校自治，参考于巴黎公社的组织形式。但群众运动并没有朝着毛泽东期望的“人民监督政府”方向发展，红卫兵们对国家政策问题兴趣不大，反而热衷于破四旧打砸抢、暴力整人和派性武斗。这固然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组织约束能力有限以及存在夺权私心的原因，高干、军队子弟出身的保守派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平民家庭出身的造反派之间的诉求冲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党政官员系统已无法信任，而中央文革领导领导的群众组织尚无法承担社会管理责任，1967年初，毛泽东决定让第三支力量军队系统在各地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维持社会秩序，保证工农业生产，并开始挑选群众代表、干部、军官进入革命委员会。军队不乱并接受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便是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底气。此后，毛泽东便通过维持这三个组织系统的平衡来掌控国家的局势，既要抓革命，也得促生产，既要监督批评党政官员，也不能纵容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哪个组织系统要打破这种平衡试图独掌大权，都会遭到毛泽东的压制。“二月逆流”代表的老干部对文革的抵触表现引发中央文革小组策划对党政官员的长期批判，但当文革小组江青等人指使清华蒯大富等把批斗对象指向周恩来试图夺取党政大权时，毛泽东进行了干预，再次肯定了他那95%的中国干部是可以挽救的判断。同时遣散了热衷夺权的红卫兵组织，开始了城市中数百万年轻人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央文革小组的力量也被削弱了。担任国防部长以及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在军队系统掌控国家治理实权后开始野心膨胀，甚至制定武装暗杀夺权计划，在行动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强行登上三叉戟飞机仓促出逃，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汪东兴的紧急汇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由他去吧。”否定了击落计划。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据未登机的林彪专机副驾驶康庭梓分析，飞机驾驶员潘景寅因为油量不够而决定迫降，但机翼油箱还有一些油，在迫降过程中擦中地面发生爆炸。
林彪叛逃对毛泽东的打击非常大，毛泽东大病一场，也衰老了许多。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为了在文革争斗中夺取权力，他一手提拔起来并立下赫赫战功的林彪也会背叛谋害他，甚至叛逃外国。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相机而动，向毛泽东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建议，得到逐步采纳。一部分长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干部的处境开始明显改善，叶剑英、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逐渐回归工作岗位，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自此也进入了降温休整期。1975年1月5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接着，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得到追认，并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已是有意把比自己小11岁的邓小平培养成接班人。当时周恩来总理病情危重，毛泽东指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展稳定社会促进生产的各项工作，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因此邓小平的工作得到了民众的认可。但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深感大权旁落，便对邓小平发起了攻击，向毛泽东状告邓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安排毛远新多次召集会议批评帮助邓小平，但邓小平坚持不肯当众表态文革成绩是主要的，也就是不承诺永不翻案。毛泽东便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打倒，并破格提拔华国锋在1976年初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其考虑是让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干部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后不会否定文革。
纵观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毛泽东担心历史周期律成为现实、中共在官僚主义失控后变质背弃人民的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因此他亲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希望“人人起来监督政府”。但是由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的权威与能力有限，自始至终没有制定出可行的群众运动指导性纲领，再加上当时的物质条件下群众的政治热情是难以持续的，因此从发展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十年文革并不能称为成功，运动、夺权、派性连续不断，动荡的社会状况也确实影响了工农业建设，错过了推进以发展消费品为本质特征的改革时机。
但也不能说十年文革是彻底失败的，因为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大辩论形式宣扬面对官僚主义欺压人民“造反有理”，把中国历史积淀的封建等级思想彻底从人民的头脑中洗涤出去，经历过文革的中国社会人民对平等的诉求甚至比西方很多国家还要强烈。而数百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深刻感受到了底层的艰辛，他们中部分人在日后进入政府工作岗位后仍保有对劳动人民伟大力量的敬畏与关怀。
始终秉持官僚系统治国的强大苏联因为脱离人民而在1991年底土崩瓦解，而中国虽然也面临相似动荡危机却及时调整施政满足人民诉求而得以平稳渡过，不能说完全没有文革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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