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曾经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俞正声谈文革》，他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这不光是毛泽东的个人错误，也是党的错误。”
他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母亲(注：范瑾，曾长期从事新闻及宣传工作，是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的奠基人，其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丈夫是曾出任建国后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黄敬)1966年被打倒，1968年蹲监狱，1975年回来，出来之后我就感觉她精神上不正常了，老有被迫害的感觉。一直到前年她去世，都拒绝做任何体检。我的妹妹，“文革”开始时一个高中生，在学校里被批斗，后来也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了。我们亲属在‘文革’中死去的，有六七人。”
“那么为什么对毛主席还基本上是一个正面的肯定态度?他有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第一，他的著作、他的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我对毛主席是非常尊敬的，虽然他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诋毁他，甚至说，毛主席著作大部分是胡乔木写的，胡说八道，胡乔木写不出这种文章来。第二个，我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俞正声说，“但是他寻找的道路是错的……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俞正声书记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也肯定了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反对有人因私怨而妖魔化毛泽东，这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对于文革，他也肯定了毛泽东发动文革“动机无可厚非”， “现在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但是，“不能因为这种担心而寻找一种错误的道路。” 这后一句话是说不通的。也证明：在党内，现在对于如何评价文革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声音。
谈一段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 1966年12月上旬，我正准备和伙伴们步行长征到井岗山呢，听到12.9社论，大意是：青年学生到工厂去，与工人相结合，参加工厂的文化革命。我们就到工厂去了。
我去得那个厂是《河南省纺织机械厂》，前后呆了有将近一个月时间。工厂的文化革命此时已经热火朝天地闹起来了。我那时第一次接触社会，还只是个未毕业的初中生。老实说没有自已的主意，只觉得应该响应号召，跟共产党走。和学校里一边倒地批判校长、老师不一样，工厂里两派群众尖锐对立!原因是六月份的时候，有几名工人写大字报，揭发厂领导有人在经济困难时私分厂里的物资，安排亲戚到好岗位上等，后来慢慢牵扯到厂党委书记，而书记又是个老八路。不巧，写大字报的人中，有一人出身地主。七月底时，市委派工作组进驻该厂，宣布党委书记是“市委信任的好干部”，有人“混水摸鱼”，“别有用心”等。这几人被公安叫去谈话，关在厂武装部的小屋里写检查。耐人寻味的是：支持厂领导打击迫害写大字报的人，竟然是厂里的大多数!党团员多，老工人多，贫下中农多，复员退伍军人多。这可都是共产党依靠的基本队伍啊!由这些人组成的“保守派”正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受惠者，历次政冶运动的依靠力量!从感情上来说，我对这些朴实憨厚、知恩图报的本份人，是很亲近的。文革中，我参加附中红旗，参加二七公社，只是一念之差!如果不是十月初我在北京的大街上，意外撞见玉安德等三人到中央文革上访，我可能回校后就参加附中革命兵团了。
那时，人们普遍认为：文化革命就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批评和揪斗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把社会上暗藏得那些地富反坏右清除掉，就是把解放前、历次运动中、档案里所隐藏的坏分子肃清干净。翻档案，查出身，查平日言行，找生活差错。谁有问题，谁就是“监控对象”，谁就是斗争目标!谁敢给党委提意见，给工作组提意见，谁就是右派!谁就是反革命!自五七年反右运动以来所形成的“宁犯路线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 唯上级意志为准的思想，成为当时党内干部和群众的共识。所以文化革命初期，全国文革运动实际处于又一次形如57年反右运动的状态，党内多数干部和群众，认为哪些响应毛主席号召起而写大字报的人是右派翻天。在共产党的天下，倡言“造反”，揭发政府的阴暗面，置各级干部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这在当时，人们还是难以接受的。而在一些老干部中，自认为天下是我打下来的，老子就是党，谁敢反对我，就是反革命!
这就是历史，中国的历史，1966年6月以前新中国的政冶社会现状!
坦率地说，五、六十年代，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政治清明，干部廉洁，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吏治时期。那时的人民群众与现在的人有着较大的差别，普遍单纯而热情，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极强。多数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归属感、荣誉感都比较强烈，对领袖的崇拜，对政府的信赖，对组织的服从，可以说是绝无二心，豪不怀疑的。那时政府的号召力之强，影响力之大，在中国近代以来可说是绝无仅有的!
那么，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革命呢?作为全党公认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为什么要搞乱自已的江山，发动社会下层百姓起而造反，揭露共产党政府的阴暗面，改造自己亲手缔造的政权，进行一场革命。而甘愿“粉身碎骨”，身负党内同仁的骂名昵?我曾在《煮酒评文革》中论述过自己的观点，在此就不赘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废除资产阶级法权”、“防止和平演变”……等， 那都是陈伯达、张春桥一类专事意识形态的刀笔吏总结或延伸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主席有两段不同时期的话，颇能反映他发动文革时的思考。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他在山上有过一次关于民主问题的谈话。他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毛主席十分担忧我们的政权模式缺少一种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那样的“政治民主”机制，来监督从上到下的各级干部。 这段谈话表明，毛主席正在考虑“全国性的政治民主”以及民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才能找到民主实现的“有效的方式”等问题，用我们今天熟悉的语言说，毛主席已经在考虑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了。在毛主席看来，像“士兵委员会”这样的可以对“党支部”进行监督和制衡，并参与连队管理的群众组织，将成为在中国实行民主的一个重要方式。
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 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早已有之，最先对社会主义表示严重不满的是列宁和毛泽东。而把这个不满诉诸实践中间去解决，并力举让老百姓参与纠正的，则是毛泽东!
“陈旧的东西总是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在实践中可以得到验证。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
在俄国革命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列宁就在思索，为什么新的苏维埃体系这样快就变得如此官僚化和专制化。在病榻上，列宁十分悲观地得出结论：他已经目睹了旧沙皇官僚机构的复活，布尔什维克只不过给这种官僚披上了苏维埃的外衣。不久，列宁最担心的事情也发生了：在斯大林时期，苏维埃国家和社会全面官僚化了。
赫鲁晓夫上台后，毛主席开始研究反修防修的历史课题。苏联的教训说明，执政的共产党在“变修”后其在搞特权、享乐腐化、对付老百姓方面决不亚于某些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统治尚有它的多党竞选制以及群众游行、罢工、结社、出版等民主手段可以起到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但共产党一旦变修搞特权、搞腐败却连这些机制也没有。毛主席敏锐地发现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国家制度内的弊端：权力缺乏监督和制衡，不受民主监督的管理层逐渐在生成一个新的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如何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一切新生的政权在和平环境中发生演变、腐化变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
长久以来，毛主席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毛主席认为：解放后十七年搞的一套机构不行。他认为这一套机构、制度脱离群众，不准人民说话，不准批评各级干部，不准工农群众参与国家事物的管理。执政党沒有监督，官员很容易腐败。如果发展下去，会成为人民的敌人。必须把这一套搞掉，搞一套新的。怎么搞法?思想教育不行，整风不行，四清也不行，各种办法都试了，都不行。这次要用新的办法，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揭露党的阴暗面。要实行这种作法，依靠原来的组织、制度、纪律就不行了。他认为只用原来机构，自上而下传达五一六通知是不行的。必须采取一种新的方式，使得下层民众能够通过这种形式批评、监督各级行政官员，民主自主地参与国家管理，制衡官僚主义。但他没有考虑为这种民主创立制度，而是考虑使用群众运动，即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辨论的所谓“大民主”形式，解决这一问题。
1967年2月8日，毛主席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答案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显然，文革是毛主席深思熟虑过的。他熟读历史，自然知道革命政党从盛到衰的历史周期率;懂得“守成之难”难于“草创之难”，巩固政权比夺取政权更为艰难的祖训。象历史上所有想有所作为的开国皇帝借签前朝灭亡的教训，对前朝的弊病加以改革和变通一样，毛主席试图对社会主义国家体制中的弊端进行改造。因此，他发动了文革。
无疑，文革是中国实现民主理想的一次伟大尝试。如果说文革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文化革命“三七开”中的那“三分错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毛主席希望充分发动群众，让人民拥有民主权利，建立一种置各级干部于人民群众监督之下的民主制度，寻找一条从根本上防止党变质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途径。可是闸门一打开，运动失控了!群众运动裂变为派性斗争，大民主演变为踢开党委闹革命，揭露党的阴暗面演变为打击一大片，甚至发生了武斗，一度干扰了社会生活和生产的正常秩序。不可否认，“文革”的发展超越了毛的预料和控制。虽然，他反对武斗，倡导文斗。但武斗之风在大城市仍时有发生。毛主席认为群众性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以帮助提高，可以使干部更加亲民廉政。批评并不等于打倒，这也是他在“文革”中对待知识分子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观点。但在实际运动中，却陷入派系的争斗，按着阶级斗争的方式，“象斗湖南地主一样”，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一场对民主制度的探求，竟淹没在大规模群众暴力和暴行中!这是一个为探索建立民主制度而付出的代价。这是毛主席在1966年发动这场革命之初绝对始料不及的。是他不愿看见的，是他竭力想避免的，也是使他晚年不能不为之深感痛苦和困惑，直到抱憾终天的。
文化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文革毕竟是破解马克思主义前进中的大课题、大难题的探索。实践上的失败不等于理论上的错误。在社会和科技发展史中，正确的思想之花没有如愿结出实践的成功之果是经常的事。因为从理论到实践之间还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路径和具体措施问题;还存在实施的条件是否成熟，社会能否接受的问题;还存在认识和实践中的历史局限性的问题。文革之所以出现了一些问题乃至乱子，主要是路径、措施等操作层面上的问题。首先，这是一场史无前列的探索，由于经验不足，不可能有一整套成熟的方案;其次，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坏人和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破坏;再次，这是一场发动人民群众，改造、完善毛主席亲手建立的人民政权的实践，由于历史的局限，不为当时党内多数干部和群众所理解。因此，在某一个阶段，文革变成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运动，困难重重，怨声载道……。为了推行文革，他几乎得罪了一切人，几乎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但他不为所动，宁可自己一时不为人理解，甚至被人误解、谩骂诋毁也在所不惜。他知道，这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正视、要解决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继续革命。也许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里程碑似的实践。毛的想法更多的是一种超前的考虑，他的远见与卓识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其他人!他是一位天才，一位孤独的先行者!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是洞彻以至试图掌握更遥远的历史未来的神灵。他的洞察与痛苦，他所奋斗的目标，是远远超越于现实之上的。
所以，他说一生只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了海岛上，夺取了政权;另一件就是其晚年发动的文化革命，试图巩固政权，保证人民政权的长治久安。他比谁都清楚，所以他反复强调，不清楚的是我们后人。
几十年以后，看看我们周围的社会现象，看看当前官场上愈演愈烈的贪污腐败，看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 当年，我们还不清楚的问题，现在可以认识得更加深刻了。文革的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现在己经显示得更加清晰了。
毛泽东是百年受尽帝国主义欺辱的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代表!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他带领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制度将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在他执政的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把一个贫穷、落后、任人宰割、四分五裂的中国，建设成一个让世人刮目相看、拥有“两弹一星”独立自主的强大国家，取得了西方列强发展了几百年，靠侵略、掠夺才取得的成就。他让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最近几十年，毛泽东受到种种非议，主要是在他所作的第二件事上，人们都不理解。实际上，文革，才是毛泽东为人类所作的最大贡献了。为此，他耗尽了心血，不惜“粉身碎骨”，身留骂名!
我不抱怨毛泽东，能够理解他，感激他。每年清明，我会到他的跟前，点燃一柱香，烧几张纸，陪他说会话。
2012年，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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