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伤痕文学”旋风的刮起，“文革”这一史无前例的大众民主革命运动，一夜间，在某些“悲情大师”和“政治明星”的眼中，竟然成了十恶不赦祸害国家民族的妖孽。
“文革”产生的破坏力和影响力，真的像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大师们所宣传、污蔑的那样可怕至极吗?随着近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人们对文革“全盘否定”的认识，逐渐由浅入深，开始从非理性的批判向理性思考的禁区跨越。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认知态度，对历史问题追根溯源的负责态度，开始从有色眼镜的盲区中走出来，对“文革”产生的背景、动机和目的，进行了大量的反思与论证。结果人们惊呀的发现：凡是过去强加在“文革”身上的“罪名”，几乎都被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奇异现象一一印证。
例如：《决议》中批评毛的主要论点是，“‘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 然而，现实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匪夷所思的残酷事实，却真真切切地让人们看到了一幕惊心动魄的现象，党内一些高级干部不仅自身在指导思想上放弃了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立场，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推行私有化，将代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标志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变着法地解体，刻意朝着资本主义的道路狂奔。甚至不可思议的是，中央党校、省市党校的某些专家教授，竟然公开散布反党的言论，难道这些行为正常吗?记得邓小平先生生前曾经说过：“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也不可能出现两级分化。如果出现两级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如果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改革就真的走到邪路上去了!” 严峻的现实却是，有相当多的一批富人不仅超出了小平先生百万富翁的预期，而且已成为挤身于美国福布斯华人富豪榜拥有数百亿资产的超级大亨。如果小平先生泉下有知，他会怎么想呢?是否，还会继续坚持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呢?
再如：《决议》第二条指出，“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 ‘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遗憾的是，《决议》中所肯定的“骨干力量”却经不起市场经济大潮中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诱惑，在金钱、美色的大观园中分别一一败阵下来，堕落成为金钱的奴隶、石榴裙下的风流人物。从陈希同到成克杰、胡长青、陈良宇、高严、谷俊山、苏荣、令计策、万庆良等众多腐败分子的蜕变，哪一个的归宿不是按照《决议》的发展轨迹，成为败坏党的形象、危害社会的害群之马? 尤其是像贺卫方、冯玮、谢作诗、袁腾飞这类利用共产党提供的讲台，公开宣扬反党、媚日、媚美理念而仰人鼻息、拾人牙慧的“学术权威”，以及像茅于轼、张维迎等公知精英，一边吃着共产党的俸禄，一边却享受着美国基金会的佣金和好处，像这种专门替外国主子办事的双料“学术权威”, 难道不应该批判吗?
又如：《决议》第三条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对于《决议》中指出的问题，现实中反映出来的现象，恐怕要比它严重得多。究其原因，由于改革之初盲目地实行党政分开的策略，轻意地将党的“一元化”领导权变相地交给厂长、经理去负责，以致造成政治上弱化了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结果单位的一切大小事务均由厂长、经理个人说了算，党的基层领导如同聋子的耳朵一样成了一种摆设。基层党组织的活动几乎处在瘫痪或半瘫痪的状态下，仅以基层党组织的党员生活来讲，不少工厂、单位、学校、几乎都存在着一年之中难得召开几次党员会议的现状，有个别单位甚至是根本就不活动，从而导致党员的思想涣散、理想信仰缺失，不少地方和单位出现了自动脱党、退党的严重现象。难道这些消极现象的发生，就是过去批评毛泽东的错误所需要产生的结果吗?
第四、不少党内重量级的权威人士或主流经济学家们公开指责，由于十年“文革”的动乱，造成国民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濒临崩溃边缘的论断，事实真的如大师们所形容的那样危险吗?根据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对十年“文革”动乱期间的经济发展状况深入研究，结果通过大量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依据证明：十年动乱期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发展速度不仅没有降低到崩溃边缘的地步，相反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近百分之十左右。客观地讲，如果只是单纯地从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角度看，由于“文革”的影响，或多或少对经济建设的增长率是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但如果换一种思考方式，站在全局利益的高度，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葆社会主义千秋大业的角度看，经济增长速度慢一点，同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总之，笔者认为，要想正确认识“文革”和评价“文革”的价值，就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针对“文革”中提出的问题，用客观的事实、辩证的分析方法，对“文革”运动开展的目的、动机、历史意义，以及“文革”中所出现的乱象等，作一个全面深入地分析了解，只有这样，才能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对“文革”做出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价。否则，任何脱离实际，没有客观依据的说法都是主观的、片面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
一、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和目的究竟是什么?
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有的官僚政客和学者，不是站在国家、民族的利益上去理性看待，认真解读，而是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文革”污蔑成是毛为巩固其个人权力，而对自己的战友、同事，“老革命、老干部”实行的一种政治迫害。每当看到精英们，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污蔑之辞。一方面，内心非常地纠结;另一方面，又感到十分的可笑。因为，在某些私欲至上者的心目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当他们带着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看问题时，难免就会推导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了巩固其个人权力，搞“个人独裁”和“家天下”统治，而清除异己的怪论罢了。假设“污毛派”的观点成立，毛泽东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权力主义至上者，是一个视权力为生命的政治人物，那么请看：
1、早在1925年10月5日，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上，毛泽东就被推荐为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长(注：这一职务可比蒋介石的职务，高了许多。)如果当年，毛泽东对理想信仰的认知是：参加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追求个人的政治权力，从而获得一份高官厚禄职位的话，那么，凭借毛泽东的卓越政治才能，他完全可以选择退出共产党留在国民党里继续做他的大官。然后，再在政治上进一步平步青云向上攀登，何必要冒灭门杀头的风险去搞什么共产主义革命呢?
2、如果毛泽东真的像官僚精英们所丑化的那样，发动“文革”的目的动机是为了保住他自己的权力，那么请问，毛泽东为什么要主动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甚至提出等到合适的时候将辞去党主席的职务，只做党的名誉主席的构想。难道毛泽东不懂得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更能显示出“君临天下”不可一世的威风吗?
3、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搞“个人独裁”和“家天下”的话，那问题就非常简单了，毛泽东根本用不着去冒发动“文革”的政治风险，他完全可以凭借其在党内、军内、以及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像后来者一样随便耍一点阴谋的手段，就可以让那些“大权在握”的官员们下课休息。干嘛，还要费那么大的劲去“打倒”他们呢? 再说，毛是一位熟读史书的政治家，他完全可以效仿过去封建帝王“近亲培植，巩固权力”的做法(注：有人歹毒地说：得感谢美国人，把他的长子毛岸英给灭了，否则就会跟朝鲜金家一样，搞出世袭制来。)。如果小丑们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试想，难道毛泽东因为没有儿子接班，就不会将自己的妻子、侄儿、以及毛氏、文氏、扬氏等三亲六戚，通通一起提拔到党政军的各重要部门中去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这岂不是一举两得，既规避了发动“文革”带来的政治风险，又能达到自己搞“家天下”的目的了吗?
4、如果按照茅于轼、袁腾飞之流所污蔑的那样，毛泽东是一个崇尚权力，“心胸狭隘、自私自利的暴君”的话，那么，为什么“西安事变”时党内许多高层领导，都支持张学良、杨虎诚俩位将军把蒋介石杀了，而唯独毛泽东要力主放过这位杀害了他妻子、弟弟、妹妹的仇人呢?难道毛泽东是东郭先生式的人物吗?
总而言之，如果毛泽东真的是为了保住自己权力的话，只要他随便选择以上哪一种方式都要比发动“文革”的风险小、成本低。而事实上，毛泽东的伟大政治抱负，远非像某些精英们所矮化的那样，他毕生的追求完全是站在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当面对潜在的危亡时，他就会义无反顾地不惜采用“粉碎自己”的方式，利用大众民主运动的这种特殊形式，来教育人民、警醒人民。所以，我们应该为中华民族有这么一位心底无私的巨人而感到骄傲与自豪，而不是采取冷漠的态度，任由一些缺乏理性、丧尽天良的大师精英，为实现其个人的政治野心而疯狂抹黑“文革”。
二、毛泽东搞“家天下”的说法成立吗?
在一些心胸狭隘的官僚精英们的眼中，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搞“家天下”的政治统治。为了证明他们的谎言有根有据，个别失去做人底线的精英人物，竟然使用世界上最卑鄙、最下流的手段，来抹黑毛泽东主席的光辉形象，公开造谣说，毛泽东为了搞“家天下”统治，亲自出面通过“走后门”的方式，将自己的长子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去“镀金”。大家试想，从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到1949年打败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历时整整的22年间，一生中经历了无数次枪林弹雨的死亡威胁，亲眼看到过自己身边的许多战友同事倒在了血泊之中，难道这样一位对战争的残酷性深入了解的军事统帅，竟然愚蠢到会为了自己搞所谓的“家天下”统治，而将自己的爱子送到血肉横飞的战场去“镀金”，这种荒诞的逻辑站得住脚吗?
对于“污毛派”的谎言，只要大家认真地看一看毛岸英烈士生前给其舅父向三立的亲笔信，就能从中窥视到伟人父子是如何站在国家民族大义的高度，带头抵制近亲培植的高风亮节和无私情怀。毛岸英同志信中说：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是由于此：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看完这封情真意切的家书，它不仅无情地嘲讽了“污毛派”所讲的毛泽东通过“文革”搞“家天下”的无耻谎言，而且也让全国人民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伟人一家的高尚品格、为国为民的伟大风范。
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是为了永葆社会主义的千秋大业，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一次人类史上全新意义上的思想灵魂革命，参与这场文化革命运动的主体，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人民群众，而文化革命的对象：重点是针对党内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的党员领导干部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次，“文化大革命”最鲜明的特点是：动员和号召全国人民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以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和隐藏在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就在于：
1、通过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文化教育、熏陶，来回答著名党外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关于历代王朝都无法避免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怪圈问题。
2、预防和彻底粉碎美国中情局局长杜勒斯的预言：即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第三代或第四代人身上的梦想。
3、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的警示教育方式，进一步增强和提高全党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的识别能力和预防能力。
4、教育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斗私批修，与“私有制”和“传统观念”实行两个最彻底地决裂，进而培养、升华人民的思想觉悟，让广大党员和干部真正从灵魂深处树立起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上台而复辟资本主义。实事求是地说，或许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对和平演变的思想预防教育，我国不仅成功地避免了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红旗落地的悲剧，而且广大党员干部的民主意识、辨别是非的能力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有了明显地提升。
四、“文革”中出现的乱象，是毛泽东个人所为吗?
古人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的作用在于：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自我认识、自我纠错和反省的机会，在“文革”运动的过程中，由于某些不确定因素的增长，确实发生了下列一些非理性的做法：
例如：由一些高干子女组成的“北京西纠”造反组织，当“文革”刚一开始之时，就很快偏离了运动的方向，把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矛头，直接指向党外的人民群众，甚至有人故意混淆斗争对象，带头揪斗自己的校长、老师来转移斗争方向。
再如：某位重量级人物自己公开承认，由于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导致进驻学校的工作组在短短的一个月中，就将北京一些高校、中学的教师、学生10000多人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又如：个别对“文革”有抵触情绪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为逃避群众的批判，躲在幕后支持、鼓动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干扰破坏毛泽东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将造反派之间对立的矛盾扩大演变成武斗的生死对决。甚至有个别党政军负责人发展到一边呼吁造反派不要去当地部队的军械仓库抢枪;一边却为抢枪的造反派提供方便，暗中提前把担负警戒任务的军人撤掉，让造反派抢枪时如无人之境，轻而易举就获得了搞武斗的枪枝弹药。 据一些四川、武汉、云南参加过武斗的老红卫兵讲，当时有些造反组织枪枝弹药的来源，基本上就是一种明抢、暗发的结果。
试问，以上发生的这些乱像，难道是毛泽东支持他们搞的吗?回答是否定的!相反，倒是一些造反派的核心人物，为了一己私利，故意将毛泽东“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抛在脑后，其真正的用意就是要制造混乱，混淆斗争的方向。当然，在这些造反派核心人物的背后，难道说没有个别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影子吗?
总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充分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追求共产主义信仰的领袖!其所作所为，完全是站在广大人民利益的基点上，为永葆社会主义千秋大业，预防修正主义上台而发生和平演变。用老人家自己的话来讲，他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赶到台湾去;另一件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文革”中发生的一些乱象，毛泽东并没有推卸自己的领导责任，而是主动地给自己作了“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难道像老人家这样光明磊落的胸怀，不值得人们去敬重吗? 可悲的是，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拿“文革”作盾牌，而喜欢高举 “文革”盾牌说事的人，事实上在“文革”中就有不光彩的一面，像这类阴暗卑鄙之人，又有什么资格或理由去指责他人呢?
综上所述， 毛泽东主席发动“文革”的目的和动机，决非像某些心理阴暗之人歪曲的那样，毛是为了“巩固其个人权力”搞“家天下”统治。事实上，正是由于毛泽东用“文革”预演的反修、防修的方式，教育警醒了人民，才避免了在中国发生和平演变的悲剧。否则，为什么王震将军等一些老帅们会因为反对“文革”而产生内心的忏悔，认为毛主席比他们早看了50年，为什么会有老帅含着眼泪到纪念堂向毛主席说对不起? 现在，还有人紧紧抓住“文革”不放，其真正的动机，难道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吗?总之，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和定性，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站在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依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应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令人心悦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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