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到一些帖子，把大文豪郭沫若骂个狗血喷头，原因呢，据说是文革刚开始的1966年，郭沫若在一次什么会议上，口占过这么一首打油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而十年后的1976年，又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后者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沫若诗词选》)。1966年那首打油诗，据说是这样的——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来自网络)
这首所谓的诗究竟是不是郭沫若写的，我没有考证。反正在郭沫若的诗集里，没有见到。这说明，即使这几行文字真的出自郭沫若之口，他自己也没有把它当成诗。也许就是人人都曾挂在嘴边的那种“逢人减岁、遇货加钱”的应景之词。
江青后来出问题了，据说主要罪名是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她要篡党夺权，然后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还妄图砍掉“大寨红旗”。那么，在她“案发”之前，凡是说过她几句好话的，就都不是东西了?以此类推，从高层到中、底层，究竟还有多少人敢拍着自己胸脯说自己问心无愧、一贯正确?
就说文化大革命吧，1981年一纸“决议”就将其“彻底否定”了。那么，在此之前，凡是说过文化大革命几句好话的，都成什么了?
先不说一般的文化人和老百姓，我们看看20世纪最伟大最重要的三个人，是怎样论述和评价“文革”的。
毛泽东主席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1968年10月31日，转引自1968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转引自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周恩来总理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茁壮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深入发展，教育卫生革命生气勃勃，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上百万赤脚医生成长起来，近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壮大。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我们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席位得到恢复。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到近百个，有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一百五十多个。我们的斗争得到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朱德委员长在《诗刊》一九七六年二、三月号合刊上发表《喜读主席词二首》，其中一首赞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的丰功伟绩，另一首则重点歌颂文化大革命。诗的后半部分是这样写的：
文革号炮响，帝修心胆寒。
春风化红雨，新枝壮且繁。
老中青一体，路线共瞻前。
阶级斗争纲，纲举目豁然。
掌握辩证法，统一宇宙观。
真心搞马列，地覆又翻天。
也许有人要说，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由政府总理周恩来宣读，但不一定是他起草的。这倒是，政府工作报告不一定由总理起草，但总理必然会对报告的思路和观点提出自己的指导性意见，并最终参与审定。那么，这个报告是谁具体主持起草的呢?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这不是我的主管臆断，而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时自己披露的：“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2页)
看来，即使在四届人大召开17年之后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也没有否定他当年主持起草的这个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报告，而是认为它“很管用”。
我的理解是，没有空话、大话、假话、套话的文本，才能“很管用”。
当然，1981年6月那个含有“彻底否定文革”内容的《决议》，现在也还在“管用”。
至于那位也曾写诗批判过邓小平的大诗人郭沫若，1978年6月逝世后，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在悼词中对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http://wenku.baidu.com/view/2828bf3f376baf1ffc4fade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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