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六十年中间，中国历史有两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这两次空前规模的历史剧变，决定性地影响了多数中国人的命运和机遇。每一个都在通过这段历史的经验，得出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而社会精英和著名人物的亲历亲闻，更是得到读者更高程度的关注，反复阅读以获得成功的密码这个庸俗目标之外，还往往试图从这些阅读中间去把握历史转换的超越目的。
任正非的回忆父母的文章，情真意切，生动感人。老田也反复读了几遍，结合自己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有很多感想，因为回忆录文章不长，但涉及到的历史问题不少，所以，特地抽出几个问题来，写一点导读式的文字，不仅抒发自己的读后感，还希望有助于那些阅读回忆追求历史真相的读者。
一、1949年那场革命对任摩逊的正面影响——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被拔高运用
任正非提到父亲受教育的曲折过程，说“爷爷是浙江浦江县的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爸爸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这个说法是“皮相之论”，与事实真相有很大距离，作为企业家的任正非竟然沿袭这种说法，简直匪夷所思。在旧中国，除非极少数特别富裕的家庭，通常都只让一个小孩受比较高深的教育，这是稀缺资源集中使用的经济学原则，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活学活用，有限的稀缺资源都必须要集中倾斜分配的，也就是说：集中金钱供一个小孩读书直到他很有出息为止，而不是采取“撒胡椒面”的方法让每个子女都受低水平的教育。
老田的外公是农村中间的富农，有三男两女，也是把拿得出来的全部教育经费集中供二舅一个人读书，其他的四个小孩都完全不上学的，不过乡下富农的财力有限，二舅只是上了新式中学而已，这在1949年之前也是毕业就要失业的，幸好共产党得了天下，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政府机构一直深入到全国乡村，然后，建立起联系全国城乡市场的工商业官营渠道，这样一来，全国城乡哪怕是读过几年私塾的人，总数加起来都还满足不了需要，这样，我的二舅才吃上公家饭，后来在红安县粮食局工作。其实，不仅仅在解放前，今天的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家庭有几个孩子的话，往往多数去打工，然后大家合伙供一个上大学。
在一个把一切进步光环都戴在精英阶层头上的今天，低估普通人的企业家精神和才能，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美国经济学教授舒尔茨(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曾经指出过：农民是穷而有效率的，能够识别市场中间的机会并合理配置自己的资源。按照舒尔茨的观点：企业家才能到处存在，能够独立于学院培训和文字知识而存在，这个事实与“知识改变命运”的文化资本信条有冲突。任正非在华为管理中间提炼出“压强原则”——“在成功的关键因素和选定的战略生长点上，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要么不做，要做，就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重点突破。”其实，这个道理乃祖可能不能明确地表达出来，但是却善于在子女教育中间应用，任摩逊实际上就是被选定的“战略生长点”集中家庭全部教育投资于一身。任正非提到乃父的“执着要求”和“爷爷的良心发现”才让他父亲获得上大学的机会，更为准确的理解应该是：他爷爷不是“良心发现”而是早就预备重点培养一个子女，这个机会当然首先给予最积极的争取者。还应该指出：投资于子女教育是一项风险很大的事业，如果毕业即失业的话，就有可能血本无归。考虑到教育确实是一项高风险投资，不让上大学也算不上良心不好，而是一种“风险厌恶型”稳健策略，当然，过于稳健也意味着永远与高收益绝缘。
经济学中间的“供求法则”永远都会起作用，任何“求大于供”的事物都会卖出高价，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不可能例外。1950年代，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政府机构的职能扩张和工商业的快速膨胀，急需大量的知识分子，但新中国刚刚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起步，教育事业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当时的现实是：对知识分子的海量需求只能够对应着一个非常小的候补群体，结果必然是：对知识分子的过度提拔和拔高运用。我同村有一个读过几年私塾的叔祖父，区长(南下干部)多次上门请他去区里当干部，结果他搞了一段还是跑回来了，后来他对别人说：自己只会写、不会算怕“错了帐”以后受刑。我那个叔祖父是一个典型的老实人，旧式教育的特点是重视人文知识，缺乏数理化方面的基本训练，而在新政权的管理岗位上则反过来，格外需要数学等计算技术，对于人文方面的要求可以降低到“会写字”程度，这是存在于传统教育内容与现代管理需要之间的巨大落差。我的二舅上过新式中学，就受过数理化方面的基本训练，所以，他的知识储备倒是能够应付工作需要，没有产生要当逃兵的想法。
对知识分子的过度提拔，导致非常负面的后果：不要说才德兼备，实际上许多掌握一方局面的人士甚至缺乏起码的知识储备，结果当然表现出普遍的败德行为和乱政。认识到这种供求法则起作用的负面结果，就可以充分理解到毛泽东为什么一贯强调要“整风”“治吏”了，那个年代的“开门整风”也好“群众运动”也好，都内在包含有一个功能性的目的：通过巨大的外部压力敦促才德不足的掌权小知识分子，更加检点一点。有官学两界的高人联手造谣说：在共产党政权底下供求法则没有作用，知识分子一贯受到迫害和轻视，这是极其脱离实际的。历史上的事实是反过来的：在旧时代受过少量旧式教育的小知识分子群体，在新中国受到过高提拔和使用，这才是历史的事实，也就是说：1949年之前的小知识分子在共产党政权底下得到了卖高价的机会，不过这也不是哪一个人希望的理想局面，不过是快速的事业扩张同时遭遇到人才稀缺的现实而已。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严厉批评“甲乙丙丁开中药铺”那种到处都适用的文风和指导下级工作的方法，到了1958年毛泽东还不得不在党内高层会议中间像语文教师一样强调“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准确针对海量小知识分子被新政权普遍地拔高使用的某种后遗症。
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大学肄业，就成为一个地区最高学府的第一首长，不过是这个全国大势中间的代表性事例罢了。今天的中国就恰好反过来，高学历都不容易得到“压低使用”的机会，除了各种其他原因之外，首要的原因是“供过于求”的法则在起作用。早几年在强国论坛上，看到一个研究生的帖子说：今天要进入地区师院级别的学校任教，潜规则是给院长5万元;相比较而言，今天的中国民众在高等教育上投入过多，但是毕业生想要获得“压低使用”的机会还必须花钱，这就与1950年代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任正非的人生转折的时代背景
任正非在文革期间进入基建工程兵任职，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背景，产生一些错误的猜测。据亲历者回忆，部分工程建筑单位于1966年改为基建工程兵，这个所谓的“工改兵”是出于谷牧提议、X拍板的结果。与“工改兵”相配套的巨大变化，是取消经济核算和合同制，改而采取拨付“经常费”制度。结果，这种“彻底大锅饭”制度，弊端很大，1973年就被周总理改掉了。
1983年撤销基建工程兵跟组建时期相比，却更为粗暴，走向另一个极端。与周总理执政时期采取震荡比较小的“帮人擦屁股”的“项目取费制”改革相比，体现完全不同的执政理念：周总理始终注意现实中间的既存事实，改革既要针对不合理的部分，同时还要兼顾作为既存事实存在的基建工程兵的生存问题。而“百万大裁军”和撤销“基建工程兵”手法，就好像根本不知道很多人“要吃饭”似的，而任正非同志就这样悲催地被一脚踢出门去，改革者似乎想要改革对象一夜之间就必须适应市场，否则就等同于没有生存资格。任正非的回忆文章中间，对“百万大裁军”的历史记忆和痛切感受，实际上反映了共产党政权高层里头那种脱离底层老百姓的改革理念及其严重后果。
基建工程兵成立于1966年，1983年撤编，最初是为了服务于三线建设。《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如实指出：“我从这里想到，三线建设是长期任务，在这种特定情况下，是否可以参照铁道兵、工程兵的办法，实行工役制，搞一支新型的施工队伍。我将这个意见报告了X同志，他很赞同这一主张，并进一步提出实行兵役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实行‘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基建工程兵的组建工作在1965年下半年就着手进行，1966年8月正式成立，由李人林同志任指挥部主任，我兼政委。第一批先整编成5个支队(师)另4个大队(团)。基建工程兵人数最多时有32个支队、156个大队，共49万人，在冶金、煤炭、水电、交通、石化等行业中，承担了繁重艰巨的施工任务。像四川江油长城特殊钢厂、川藏公路、鄂西的化工厂，都是他们建设或扩建的。”
代表建设部观点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彭敏领衔主编 当代中国出版社电子图书，第二十二章第一节)指出：“六十年代中后期，取消了承发包制，改为经常费制。施工企业的工人工资、管理费和施工津贴等，均由国家直接拨款，同施工企业的经济效益完全脱钩。这种经常费制，不利于施工企业搞好经济核算。尽管只是在部分施工企业中实行，但却造成了浪费。”“一九七三年以后实行取费制。针对经常费制带来的弊端，一九七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国家建委、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改变经常费办法，实行取费制度的通知》，规定凡是实行经常费的建筑安装企业，一律改为取费制度，国家财政不再直接拨款。当时规定施工企业的工资和管理费按完成建筑安装工作量的26%收取。”
三、对任摩逊文革经历的初步分析
任正非差不多与共和国同龄，由此全过程地亲历了两个三十年，亲历并目睹课一些政治运动，其中文革的经历对他影响至深。
不过，有些说法很明显与他的亲历者身份不符，例如他说：“‘文革’造反派抄家时，以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专科学校的校长家，不知有多富，结果都惊住了。”从这句话隐含的信息看，很明显说的是文革初期第一次被抄家的情况，而这个时期的运动，还是处在各级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之下，尚未产生造反派组织。由于信息有限，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根据全国运动情况推测：任摩逊应该是被黔南州党委抛出来的靶子，而抄家肯定是当地党委组织的“群众”去干的，就如同当时湖北省委抛出武大校长李达、江苏省委抛出南大校长匡亚明一样。
上述分析虽然缺乏第一手材料支撑，不能下定论，但可以肯定不是造反派抄他家。显然，违背事实的回忆文字，与任正非作为亲历者和知情者的身份不符，这只能找另外的解释，我果然找到了，在《华为真相》中间记录了任正非的宝贵经验：“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通过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在文革这个关键问题上，任正非需要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保持一致，而主流价值一说到文革就必须要控诉毛泽东、四人帮或者造反派，任正非还只是消极地与主流保持一致，没有进行积极的捏造事实，只不过在事实的基础上搞点张冠李戴而已。
任正非作为企业家，远远好于学院派的空谈家，他谈到自己父亲在文革受审查时的心灵苦痛，没有简单地比附自由、人权等绝对普世价值，更没有由此把自己拔高到控诉法西斯的道德高位，而是更为实事求是地承认父亲确实不是“革命中坚”也缺乏底层的“政治纯洁”：“回想起来，革命的中坚分子在一个社会中是少的，他们能以革命的名义，无私无畏地工作，他们是国家与社会的栋梁。为了选拔这些人，多增加一些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父母这样追随革命，或拥护革命，或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他们比不革命好，社会应认同他们，给以机会。”“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像普通农民、工人那样政治纯洁。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这个社会又是多元化组成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纯洁的物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
值得指出的是，任正非作为企业家，与学院派的空谈家不同在于：理解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并能够认识到一些政策的功能性作用及其必要性，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以及政策的建议，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有着某种一致性。
文革《十六条》第十二条就是“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这一条的内容是：“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这一条说得很清楚，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作风，是帮助他们逐步改造而不是强制性的审查批判，而且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也很低，只要求“爱国”“不里通外国”，就像任正非说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反革命就行了。
《九大政治报告》涉及到知识分子政策的两个段落是：“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当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那些结合得好的，对于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前一个段落是针对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后一个段落是针对作为文革两大批判对象之一的“反动学术权威”来说的。
文革期间，各级当权派基本上不按照政策办事，时刻谋划着“转移斗争大方向”，对知识分子干部的过火审查和纠缠历史问题的老账，就是这个“违反政策”实践的一部分，这些责任当时是记在“反文革”势力头上的，被准确地称为“转移斗争大方向”，这对于亲历过文革的人而言，应该是很清楚的。
文革后对这段历史的全面否定，模糊了谁在“转移斗争大方向”，“违反政策”，让亲历者自觉自愿地把回忆与主流价值“一致起来”：“‘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这段说法就更违背史实了，可以肯定中央绝对没有下发过限制生活费的文件，而且，文革后期也就是任摩逊受审查阶段也绝不是造反派在掌权，更为重要的是，任摩逊是被党委抛出来的打击对象、这种人往往是造反派的拉拢对象、不会成为造反派的打击对象，但是，把文革十年期间的问题记在造反派身上，则是一种吻合主流价值的记账法。
四、史实与辩护方案的重大差别——精英如何对优势地位进行自我辩护
每一种权力或者利益，都需要自我辩护，证明其配得上其拥有的优势地位。审查知识分子的不纯洁历史和心灵，虽然很粗暴，但是，在其反面就自然地证明了：心理纯洁、政治坚定群体享有权力和地位的正当性。反过来，说知识就是力量，甚至极端地声称“只有知识才有力量”，这就是另外一种论证优越地位的方案了。在毛时代，前述两种论证优势地位的方案，相互对立，长期存在，不过有时在明、有时在暗而已。
不过，知识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贡献，这不是一成不变的：“父亲说了几句话：‘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至少，知青一代很多人并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但一样有很多人爬上权力高位、资本大腕，这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的表现还特别突出。
过度地认定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这作为掌握“文化资本”那群人的意识形态信条或者自我辩护的方案，无可厚非，但用以对照历史并得出结论，不仅很难吻合历史事实，还会在实践中间过分低估教育投资所内涵的高风险。回忆有时候不可靠的地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通过“马后炮”优势预先地排除了风险，这样，才能够轻飘飘地把一切风险考量说成是不正常，任正非竟然提到“爷爷良心发现”这种大不敬句子，显然是以“教育投资属于高收益无风险”的事后核算结果来支持的。任正非作为企业家注意到了教育投资与收益的对比，但是竟然粗暴地忽略了父亲任摩逊在1949年之前的低收益阶段，也忽略了新政权早期知识分子“供不应求”导致“少量教育投资也可以卖出高价”是一种特殊时段的现象。人们即便是从自身的亲身经验中间，也往往得出错误的结论和认识，关键乃在于：对于符合自己信条的事实会过于放大并不恰当地赋予其永久化的恒定特征，而对于不符合自己信条的事实则会选择性遗忘或者低估其影响力。
任正非的亲历很有意思，毛时代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高扬“劳动创造价值”的主旋律，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间，奖状主要是发给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发给那些被管理的对象而不是管理者自身，这大概与管理手段的作用和功能设计有关：奖励主要是作为激励被管理对象的手段而不是评判管理者的手段。奖状到底应该属于谁，带来管理者和知识精英的不认同，任正非认为自己这个很不正当，归结为坏人的影响，导致精英阶层不能“翻身解放”：“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 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
真实的历史可能是反过来的，“四人帮”未必有兴趣限制精英阶层“得奖状”，网友郭松民准确地指出过：毛主席给了“四人帮”批判权，没有给他们执政权，这个说法是符合事实的，王张江姚这四个人从来都没有主持过国务院经济工作或者军队工作，这四个人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当主管、长期支持在舆论上批判当权派内部的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与传统社会相比，1976年之后“给谁发奖状”的变化，近似于回归“朕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非与小民共治天下”的传统经验。有个著名的网友高戈里比较了战争年代国民党与共产党获奖人群的不同：共产党的“战斗英雄”基本上只颁给第一线的战士，而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勋章”“金星勋章”基本上只颁给将官，这中间的差别有什么政治理论或者实践上的不同意涵，今天很少有人去追问。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在最开始的年代还只是任正非这种技术干部和第一线劳动者共同得奖状，慢慢就变成了“五一劳动奖章”只授给资本家和董事长了。这个从渐变到质变的过程，其中的深刻意涵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和挖掘。
有一个北大学生李民骐，1990年因为某事被逮捕，在班房里头领会到“牢头狱霸”是如何进行自我地位正当性辩护的，值得抄在这里：“在监狱中，依靠牢头管理监号。牢头是犯人中的统治者和压迫者。他们在监号中占据最宽敞的床位(想象一下，在人均只有半平方米的监号中，一个人睡两三米宽的地方是怎样一种特权)、掌管食物分配、支使他人为自己劳动(捶背、洗衣等)，还可以打骂其他犯人、从中取乐，有的还占有同性恋伙伴。所有的革命者都会承认，牢头现象是一种必须根除的压迫现象。在监号中，牢头们散布这样一些言论：‘人到哪里都分三六九等’;‘在什么地方都有柳爷(特权阶层)，也有鼠蔑(奴隶阶层)’;‘牢头也是从擦地擦板儿一点点熬上来的’。每一个革命者都清楚，这无非是说压迫有理、被压迫活该。但是，这些话难道不是压迫社会(包括“民主”社会)中流行观念的表现吗?比如：任何社会都有上中下之分;国家只能交给精英、优秀人物来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对立是永恒的;资本家也是从洗盘子开始辛辛苦苦奋斗起家的......。为什么大多数反对派分子遇到这些问题就失去了批判性呢?反对派的绝大多数本身就是知识分子精英，或者接受了知识分子精英灌输的观念，认为只有自己才代表社会价值，而劳动者大众实际上没有社会价值。”(载《红色中国》网站)
不仅政治场域中间的权贵需要经常性的自我辩护，商场的富人也一样需要。应该说，华为的成就和任正非的贡献，是能够得到很多普通民众认同的。反过来，那些投过房地产起家和与跨国资本密切的暴富群体，其财富积聚过程往往更多地得益于官场的巨大帮助，但得到的社会认同程度却有限。像华为这种已于完成正当性辩护的产业资本，反而很少有那种改旗易帜的热情，反而是那些投机资本、官僚买办资本的代表人特别热衷于批判体制和改旗易帜事业，这除了着眼于“改旗易帜”之后预期兑现的政治“从龙红利”之外，自我辩护的困境肯定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内在动机。
任正非还在《华为的冬天》一文中间说：“不管遇到任何问题，我们的员工都要坚定不移地保持安静，听党的话，跟政府走。严格自律，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特别是干部要管好自己的家属。”这个说法不仅体现了任正非“与社会主流价值保持一致”的经验，其中还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这有待于另写专文来分析。这里只指出一点：在参与阿拉善协会和壹基金会活动的大资本家群体中间，是明确主张“官学产煤”四大同盟，这一政治战略中间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策略：在与官员个人实现紧密结盟的同时要对官府体制进行最大限度的“非正当化”论证。任正非的这个说法，实际并不仅仅意味着主动放弃追求政治上的“从龙红利”，更为关键的是：他和华为都不需要另外开辟政治战场来完成自我辩护。这个主张，可能深刻地体现了目前国内产业资本，与官僚资本、跨国资本和投机资本有着的不同的政治需要：那些正当性辩护困难的资本家群体，除了追求“从龙红利”之外，还格外需要向政治系统转嫁“合法性危机”，这很接近于三十六计中间的“李代桃僵”之计，目的当然是把所有的社会不认同(包括所谓的“仇官”“仇富”)，都集中到对政治体制的不认同方面。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注：本网转载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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