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巴黎· 法国1968
——献给中法建交50年(一)
1789，攻克巴士底狱!
1871，巴黎喋血!
1968，埃菲尔惊魂!
百年轮回!
法兰西民族一次次点燃绚丽焰火，开放漫天礼花，将飞跃的“革命”之光耀亮世界，为人类导航。
《国际歌》唱彻法国大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1968，是最后的斗争吗?
街垒战，石击战，警棍翻飞，鲜血喷溅。催泪弹落如雨瀑，爆炸声急似滚雷。处处是焚烧的汽车，处处是奋起的人群。
工人占领工厂、议会、警察局、市政厅，学生占领学校。造反行动蜂起。警察认同人民革命，军队的大部分同情革命。统治权威破产，国家权力真空。
1000万人造反，这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力抵抗的。
然而工人阶级没有接管政权，没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
据说，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法国共产党，向资产阶级妥协了。
60年代的法国共产党拥有“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忠诚。它控制了最大的工会联合会，拥有一支由勇于斗争的战士组成的‘军队’。它掌握地方政权的实权，拥有广泛的意识形态影响力。”(乔·罗斯等：《法国：胜利和悲剧》)
那么，它为什么妥协，为什么不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
法国共产党不失考茨基式的对历史现实的正视与冷静。事实上，苏联回归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回归资本主义;法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能够独树一帜，在资本主义汪洋中守住社会主义孤岛吗?
然而，法国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在资本主义汪洋中“独树一帜”，占领并捍卫“孤岛”，像列宁、毛泽东那样为人类进步创造一个惊天动地的社会主义实验?
实在说，法国共产党缺乏革命家品质。“现代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们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列宁：《怎么办?》)
法国“共产党已经变成体系的避震器，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官方能够默许的工人之间相濡以沫的梦想。”
法国共产党已经是资本主义体制的维护者，成为资产阶级“多党轮流执政”的入围政党。“董事长们和总经理们心知肚明该换一套礼节国书了，共产党要执政了。他们不是等了很久了吗?现在该是时候让他们也扛起担子，好让资本轮子继续转动。”
能让资本轮子继续转动吗?
1968，法国人民奋起，拒绝资本主义。被“间接控制的传统机器(选举、议会等)都被视为欺诈手段，人们毫不迟疑地接受一种信念：唯有直接行动才是有意义的行动。代议制完全不可信。……权力就是对所有重要事务的集体掌握与控制。”(以上见安·夸特罗其、汤·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
人民主权!
法国社会民主党被抛在运动之外，法国共产党也被抛在运动之外。1000万人造反，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直接展开阶级斗争。
这是何等壮观的阶级斗争!
然而，这是新形态的阶级斗争。
于治中在《五月的吊诡》中写道：法国1968，“并非是工人运动的新化身，而是一种崭新的社会运动的雏形，展现了新的主题与新的行动者。”
1789，枪声!
1871，枪声!
1968，没有枪声。
没有开枪的革命，没有开枪的镇压。“有史以来头一遭，人民革命不单为面包，还为蔷薇，因为这是最伟大的革命，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
这是什么样的革命?
不是经济革命，不是科技革命，甚至不是政治革命。
然而，这是彻底的政治革命;是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一张不具名的大字报写了这样一句话：‘在一个奶与蜜的世界里，1968的年轻欧洲人想要当—— 一个完人。”(以上见安·夸特罗其、汤·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
这是文化革命!
不止法国。
60年代，美国“空气里充满了解放的气味。你都能闻到它。……到处都在反叛。……似乎每个人都在要求获得认可的权利。人们走出壁橱，敞开大门，砸碎藩篱和街垒，涌向麦克风和摄像机……”(杰·里夫金：《欧洲梦》)
60年代，意大利2000万人总罢工。“动摇了资本家的权力达10年之久，……工人的兴趣焦点并不在于工资，而是集中对生产过程的监控上。……大规模骚乱对于意大利的特权阶级及依附于他们的阶层是个不小的震动。”(托·阿别斯：《意大利：新的议程》)
60年代，世界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英国、德国、美国、波兰、捷克、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青年人愤怒反抗资本主义，涌动震撼世界的革命潮流;他们高擎自己的英雄画像：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格瓦拉、胡志明……
60年代，表现了对消灭阶级、消灭等级、消灭压迫的最后革命的渴望。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振臂：这是一场世界范围的革命，被压迫者起身反抗压迫者。
人民为主权的躁动，激烈地诉诸于体制的革命，更诉诸于观念的革命。
这是西方的、也是世界的对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呼应。
这是世界性的文化革命!
艾·伍德在《新社会主义》中，敏锐地捕捉到中国文化大革命与法国1968的内在联系：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以其原初的中国形式的话，至少也是以类似1968年5月这一特殊的西方形式。”
对立同一。西方的文化革命和中国的文化革命;或者，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文化革命和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文化革命。
安·夸特罗其和汤·奈仁欢呼：“文化革命胜利了。”
1968，巴黎大学门前贴出一份海报：“正在开始的这场革命不仅要对资本主义发难，而且要对工业社会发难。消费社会必须死亡。异化社会必须从历史上消失。我们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难以想象的世界。”(转引自丹·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
为着“一个全新的世界”!
法国人说：1968是“政治变革的开创性时刻”。 西方既定的政治体制、商品文明、道德习性，乃至文学、美学、知识风格……都在街头上、在校园中，在烟雾弥漫的小咖啡馆内，被愤怒的青春彻头彻尾地翻搅过一遍。
资本世界的一切，都在批判之列。
然而，它要创造的，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世界”!
既然“难以想象”，则“全新”何在?又何谈“创造”?文化革命何以胜利?
模糊的美好，模糊的未来，为着模糊向往的模糊运动：红旗如海，黑旗如潮;红黑交错里，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混杂。
堪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相东西!
世界在混杂的朦胧里鸣奏“人民主权”的高昂旋律;然而，为“人民主权”的革命也在混杂的朦胧里来去匆匆。
疾风骤雨后，归于平静。
丹·贝尔分析：“对革命突发的奇思异想，……导致了世界可以被一下子颠倒过来的幻觉。似乎单凭一次行动——一次攻击，一次爆炸，一次总罢工——就可以把世界颠倒过来。”
丹·贝尔作结：“靠革命修辞学的稀粥哺育起来的大学生运动不可能把其幼稚的意识形态转变成为一个明确的纲领，因此是注定要失败的。”(以上均见《意识形态的终结》)
文化革命失败了。
然而，革命是“突发的奇思异想”吗?
不!革命是生产力进步变革生产关系的强烈呼求，是历史进步激流撞击资本主义体制所发出的时代巨响。
60年代是罗斯福开创的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黄金年代，它步入巅峰，同时暴露出深刻的内在矛盾和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背叛。
《观察家周报》写道：法国1968“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它把人们常年以来关于先进工业社会——不管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政府本质为何的各种纠结疑问都给具体呈现出来了。”
什么纠结疑问?
摩林写道：一个是“经济至上的发展动力”， 一个是“把一切价值集约到私化个人主义的势头”， 于是，“社群意识甚弱，社会几乎等于完全不带任何有机关系的个体聚集。”(以上均引自安·夸特罗其、汤·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
资本主义的畸化将人类世界打成以个体利益为中心的散沙，散沙之间为得失的纠缠，放纵与成全着资本垄断特权的强势崛起;而政府在与资本的博弈中，日益从曾经的罗斯福对垄断特权的掌控，异变为垄断特权的工具。
这是资本扩张给予整个世界的“纠结疑问”，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纠结疑问”——政府，到底是为人民的政府，还是为资本剥削的政府?
“经济动力”和“个人主义”推动社会从封建集权的伪“公义”中走出，却很快亮出了资本特权的伪“公义”底牌。资本全球化的统一趋势与资本相搏杀的分裂趋势纠缠着，扭打着，制造着世界的动荡与危机;资本关系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困住了人类进步的双足。
东、西方文化革命向着历史进程伸张共同的诉求：从私有制私有观念向公有制公有观念变革，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变革。
法国1968，变革的代言。
它反思资本主义价值观：垄断资本集团掠夺、抢劫和屠杀世界各民族，堆积起资本的黄金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达到了一个在它的逻辑下也许可以称为‘乌托邦’的高点……凭借至今仍完好无缺的帝国主义剥削机器，‘已发展国家’把幸福建立在‘低度发展’世界的痛苦上。”(安·夸特罗其、汤·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
法国1968，崇高的诉求。
它明确“人人生而平等”的资本主义精神向社会主义飞翔：人民是世界的主人，人民不能任由资本奴役，民主、自由、人权、公正……必须从资本锁链中挣脱。杰·里夫金写道：它追求的“并非聚敛财富，而是提升人类精神。”(《欧洲梦》)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然而，“破”是抽象的，“立”也是抽象的。反思与追求，没有挣脱资本主义抽象。资本主义及其理念依然主宰世界，主宰1968。
所以，法国1968，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抽象的革命不能破解资本世界的困惑。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幻灭，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幻生。
“幻灭”与“幻生”，写意了法兰西民族历史血脉的激情震荡——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着重在激进和有意识地对社会‘上层建筑’进行改造。法国革命志士的‘过度政治化’让他们在一个还不存在改变条件的社会里，不惜以过高的社会和经济代价交换革命成功。后来，这个‘过度政治化’的性格又引领他们进行1848以及1871年的革命，这些革命注定失败，因为在意识形态的觉醒与社会现实能力之所及这两端之间，有一个根本跨不过去的鸿沟。”
这个鸿沟同样横亘在1968。
“意识形态的意志力对自己形塑现实的力量深具信心，……千万人可以合声呼唤无限，聚拢人类文化的潜力，并以之改变古老的社会定规。”(安·夸特罗其、汤·奈仁：《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
然而，对公有制公有观念的激情向往不足以颠覆私有制私有观念的严酷现实;对人类解放的诉求止步于资本主义理念的抽象，则“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好期待便不能不在“普世价值”笑里藏刀的劈斫下，散落成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碎片。所以焚汽车、砸橱窗……，所以中国文化大革命毁古迹、烧文物……
法国1968，不得不退回“既存模式”，在法国共产党领导下向资本主义妥协。
然而，这是工人运动的主动撤退。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是法国1968的自觉。
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自觉。
1968，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其后的斗批改、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捍卫与思想升华，更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反思和体系构建。
人类从资本世界的现实危机中走出，需要从资本主义的理论危机中走出。
安·夸特罗其和汤·奈仁写道：“西方社会新生的革命行动，要求而且需要同时发展新生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念的‘修正’问题，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意义：了无新意的关于所谓教条派想法和所谓‘学院的’修正派想法之间的冲突，现在率皆成为明日黄花。”(《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
无论“教条派”与“修正派”之间的冲突如何激烈，无论激进与保守的分野如何鲜明，归根结底，都在资本主义理念的框架内。
马克思的愤愤岂是虚言?他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恩格斯的慨叹足鸣空谷。他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致保·拉法格》)
龙腾于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期待!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对立中同一，相依相存、相反相成是铁的事实。淡化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资本剥削的维护，更是对人类危机的漠视;而简单排斥资本主义则无异闭目塞听，难免如浪拍危崖散落为阳光下的七彩泡沫。
明确社会主义主导下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成为马克思主义脱颖于教条纷争与派别纠缠而实现自我创新的迫切课题。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义诞生。
中国文化大革命确立了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主义是法国1968的精神抽象——
为什么艾·伍德在《新社会主义》中如此断言：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题，政治特别是意识形态斗争的独立性，特别是斗争从阶级到人民群众的移置，确实是以更适合于西方背景的形式‘存活’下来”?
因为，60年代作为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黄金时代，形成了资本主义高峰;然而，峰巅的资本主义，同时宣告着自我的终结。
西欧最先成为资本主义终结的承担者。
西欧走在世界前列。它背负两次世界大战的沉重从帝国主义走出，进入后资本主义;它擎着历史积淀的深厚理性，注视着并向往着生产力进步所推动的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精神”的重张。美国政治家罗·因格哈特写道：“从70年代以来一种后物质主义取向不断在这些社会里发展起来，个人的自我实现、社会感性体验、公平的生活条件、未遭损害的环境等等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见托·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
社会主义曦光普照。从柏拉图经过耶稣到马克思，人类“理想国”的憧憬具化为感受中触得到、摸得着的现实之光;变革资本主义体制及其观念的历史之呼，已经成为西欧社会的躁动。
因此，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内涵——思想革命，便以自身的超前性与西欧历史进程的本质超前性相契合， 成为西欧社会底蕴——“人类精神”的抽象。
毛泽东主义为法国1968的困惑解锁——
法国1968高擎“人类精神”，然而却失之于精神的抽象。
西欧进入后资本主义。
在现代语境中，“后”意味着“以后”和“反对”;后资本主义意味着西欧抛弃帝国主义，开始跨入社会主义。
然而，后资本主义依然是资本主义;西欧依旧在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
那么，认同资本剥削的西欧，如何解读“思想革命”?难道让广大人民克己忍让以成就资本聚敛与掠夺?认同私有制的西欧，又如何实现私有观念的变革?难道纵容人人为私利的现实争夺可以实现“人类精神”的理性诉求?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以浓烈的政治属性启迪西欧：张扬人类整体利益，不能不变革私有制;为人类精神的思想革命，不能淡化人民大众剥夺资本特权的阶级抗争;而“普世价值”的实现，则必须经过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科学内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将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夫子、穆罕默德，以及从摩西到耶稣……的灵魂变革，“毕其功于”社会主义颠覆资本主义的伟大“一役”。
毛泽东主义明确了法国1968的现实之路——
西欧在后资本主义中纠结。
这是社会主义生发和资本主义依然强大的纠结。
西欧步入一体化，形成强大“一极”，足与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分庭抗礼;但不足以颠覆资本世界。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规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全球化;而世界的资本主义属性则决定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属性。
也决定了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属性。所以毛泽东说新中国和旧社会差不多;所以邓小平坚决引进资本主义。
也所以，纠结的西欧向资本主义妥协，无奈地成为美国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庸。相应地，社会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工人政党成为资本主义政党的附庸。
那么，西欧工人运动难道迈不过社会主义革命这道“坎”，西欧工人政党难道只能屈从为资本主义体制的构成?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指引前程：
在资本世界，工人政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主导，在与资本主义合作中冲击资本主义体制，推进新民主主义运动，向社会主义进军。
在社会主义国家，工人政党则应确立社会主义主导下与资本主义包括“党内资产阶级”合作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转化资本主义。
这是世界新民主主义。
世界新民主主义就是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性内涵——社会主义主导下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将认同与尊重资本主义提到战略高度，从而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深远意义，尤其是工人政党在资本世界的自我救赎和自我革命，提到了战略高度。
毛泽东主义，放飞了“法国1968”。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本文摘自《中国：21世纪宣言（世界篇）》; 《中国：21世纪宣言（中华篇）》已正式出版，可在北京、上海、青海、宁夏、台湾、澳门……部分大学图书馆借阅，可在新浪、和讯、凯迪等免费阅读, 亦可在亚马逊等网购，或点击出版社邮箱[email protected]优惠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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