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归来》应该是一部非常不错而且非常煽情的爱情电影，但因为它被导演张艺谋作为控诉文革以及所谓极左政治的工具，而不得不对添加一些私货，使之充满了逻辑错误，也许，凭陈道明和巩俐的表演，以及铺天盖地的营销宣传，可以令一部分观众洒泪电影院，但有些事被想明白以后也会觉得很可笑。
比如，陆焉识到底因为什么当了右派?
电影中说陆焉识从1957年到1977年当了20年右派，一直在青海劳改，但却没有交待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因为在这部电影的立意里，当时的右派都是被冤枉的，其实这种立意已经早就过时了，茅于轼自己就承认当年自己被划为右派是不冤的(而且从茅于轼现在的言论看，当年受到惩罚也是不冤的)，当然，电影表现对当年右派的同情没有问题，但没有准确交待(干脆就没交待)陆焉识被划为右派的原因，不过是忽悠当下观众廉价的同情心和毫不值钱的眼泪罢了。
而回到真正的历史中，在当年那种特殊时期，在所有被划为右派的人里，肯定有一部分是合理的――当然，这仍不能回避那些被划成右派的人所受到的惩罚之严重，还是冤枉的。
而且，电影提到陆焉识被打成右派一去就是20年，其实原著中是因他出身风流公子，不谙世事，一次次在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中激越出头，而被一次次延长刑期，也就是说，陆焉识既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也是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只因他最后失败了，才值得同情。
与此相同的例子还有老舍，我们现在都说老舍当年因受到政治迫害才选择沉湖自杀，但亦有当时资料显示，老舍当年也曾参与政治运动，只是或因为文人气质太多，最终被别人斗倒――换句话说，如果当年陆焉识真的在政治运动中赢了，那该值得同情的肯定就是被他斗倒的人了。
无论是当年的反右，还是后来的文革，中国电影的导演们一直在塑造一批圣婴一样的无辜受害者，这是文革结束之后伤痕文学的路数，如果到现在，文革已结束近4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到成熟，《归来》的反思仍显得有些幼稚，这种反思对于真正的历史来说，也是意义不大的。
很显然，《归来》是不会这样描述陆焉识的，因为如果将陆焉识如原著中一样描述为一个当年激越的政治运动参与者，那他和他的家庭的命运在当下的观众眼里十有八九就会变成咎由自取。
陆焉识的女儿丹丹一开始时对右派父亲的恨——电影想用它表现文革时代中国人正常的伦理关系被破坏的状况，但电影里的丹丹，就为了能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里担纲主演，即出卖了十几年未见面的父亲，这种巨大代价与些微获得之间的不平衡更多也会证明她的自私品性，其次才是大时代的扭曲。
而且，更可笑的，是张艺谋在用这个情节控诉文革的时候不知想没想过，丹丹遇到的这种事，如果这事儿放在现在，只需跟导演和领导来一次“潜规则”就完全搞定了，这种事在当下的娱乐圈是多么的司空见惯，如此想来，你看文革时代的人际虽然受政治挂帅的深刻影响，但与现在相比，至少还是纯洁的、公平的、道德的，可能导演想不到，他想用丹丹在《红色娘子军》事件里的遭遇，本意想表现文革对文艺天才们的摧残之烈，却可能更加衬托出当下这个时代文艺界某些方面的败坏得远比文革严重得多。
这话，会有人同意吗?
还有，我很吃惊，在陆焉识被打成右派2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妻子和女儿虽然政治上受其所累，但仍然可以在那座城市里拥有一间在当时应该是条件中等的住房，而且是楼房，屋里还有一架即使现在的人看来都很羡慕的钢琴。
试想，如果陆焉识家的这种遭遇发生在现在会怎样?
家里最主要经济收入来源者若被判刑入狱20年，还会有一个如冯婉瑜和丹丹这样的家庭可以20年如一日地“安居乐业”吗?那些源于住房、教育、医疗上的现实压力，在现在，冯婉瑜一个人可以承担得下来吗?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是冯婉瑜在从1957年到1977年间，一直在毫无生活压力的情况下与被发配远方的老公互诉衷肠(也算浪漫)，他们惟一的女儿也能顺利地学习芭蕾，并进入芭蕾舞团。
若此事发生在现在，恐怕冯婉瑜连这样浪漫的机会都没有了，为了全家能住上房子，为了女儿能得到好的教育，为了自己生病可以得到治疗，恐怕早就得改嫁他人——是啊，现在，确实再没有了令陆、冯二人远隔天涯的政治打击，但你能说这对夫妻若在今时今日，在经济和现实困境的强大压迫下，他们的爱情结果一定会比电影里强吗?
想想，可以令冯婉如20年如一日思念、怀念陆焉识的，难道真的不需要现实条件的支持吗?
两年前，曾有一部叫《钢的琴》的电影问世，内容就是表现1990年代末国企改制中下岗的一位沈阳工人为女人打造了一架全钢铁钢琴的经过，当我看到20年分离之后，陆焉识从容坐在那架旧钢琴前为心爱的女人弹起最熟悉旋律的时候，我就想到，即使再过20多年的1990年代，中国仍然有数量更巨大的工人家庭如《钢的琴》里所表现的那样，还根本买不起一架钢琴。
可以说，虽然该片将这个爱情故事拍得很浪漫，但为了营造这些带着忧伤的浪漫，又不得不令另一种现实生活的逻辑发生扭曲。
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就是陆焉识平反之后，为什么不去原单位上班?
电影里，据冯婉瑜之口说，陆焉识应该是大学教授，以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而丹丹只有3岁估计，陆焉识应在30岁左右就当上了教授(副教授)，这在那个年代一定是学术地位相当崇高的，熬过20年刑期，到1977年平反后恢复工作，再按当时的政策，他一定会获得相当不错的补偿，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事业上的，事实上，那年代的事多如此。
而且，更好的经济条件的改善一定会对为失忆的冯婉瑜治病大有好处，这是用脚后跟也想得明白的道理，但令人很不理解的是，陆焉识居然为妻子放弃了这一切，在平反之后的数年和十数年里，我们看到他放弃了大学工作，也放弃了该获得的经济补偿，许多年如一日地陪冯婉瑜到火车站去接“陆焉识”，最后的镜头是一个苍老的老头骑着一辆破三轮车拉着一个苍老的老太太站在雪地里，等待。
这个镜头让我想到张艺谋的成名作《红高粱》的那个结尾，余占鳌牵着儿子站在火红的太阳下，身上映着红高粱的阴影――但我绝对不相信一个文革前已身为教授的大知识分子，在经历20年右派生涯的煎熬获得平反之后，又过十几年会落到这步田地，最起码打个出租车接送老婆的能力一定还是有的。
再者说，他凭什么要拒绝因20年被划右派而得到的精神和物质的补偿呢?现实中这种可能有多大?
最后一个画面仍然相当冰冷而煽情，但很遗憾，为了制造如此的冰冷而煽情，张艺谋的镜下要歪曲一些现实逻辑。
而且，如果真如电影中所表，陆焉识确实为了妻子，放弃了被恢复的工作，那也会使他的家庭悲剧的成因中加入了“自己的选择”一条，而不只是“时代的迫害”;同时，这个家庭悲剧的来源，很重要一条还是因为冯婉瑜患上了“心因性失忆症”，这是一种十分罕见的选择性反常遗忘症，病患的发生是极为偶然的，也就是说，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冯婉瑜是不会患这种病的，而若她不得这种病，则夫妻相认以及之后过上祥和安乐的晚年生活，以及展开一段“夕阳红”式的爱情，那才是理所应当的。
一种偶然患上，而不是普遍患上的疾病是无法完成对文革或极左时代的集体控诉的，所以我说，本片可以是个不错的爱情悲剧故事，但难以承担起控诉时代大悲剧的“重任”。
陆焉识1977年获得平反归来，来接他的居然不是妻子，而是女儿，我以为这一点也是违背生活逻辑的，虽然此之前1年多，冯婉瑜已经得了心因性失忆症，但也并不是谁都不认识的，只是选择性遗忘，因此，凭什么丹丹就能断定母亲是不会认出父亲的?她背着母亲将父亲先接回了自己在纺织厂的宿舍，意思是想先跟父亲交待清楚母亲的病情，以免父亲产生不适。
在接下来的剧情里，我们看到，冯婉瑜仍然认得自己的女儿，仍然认得居委会主任(闫妮饰)等人，所以，在这对恩爱夫妻没有真正见面之前，丹丹是不可能知道母亲一定不会认识父亲的，故而，最合乎常情的逻辑应该是她与母亲一起出现在火车站迎接父亲，也许客观上那是令冯婉瑜认出丈夫的最好机会。
当然，如果剧情真这样合理地编排，这个悲剧也不可能再有了。
其实，无论是失忆症，还是什么心因性失忆症，这者是被用滥的大俗套戏剧手段，与于正、琼瑶的剧集水平基本出于一路，尤其是冯婉瑜所患的心因性失忆症里，冯其实是按着张艺谋的需要，对哪些人还能记得，和哪些人必须遗忘进行着取舍，而肯定不是按照心因性失忆症生理病症的规律进行记得和忘记的取舍，说到底，都是为了制造情节，堆生悲情罢了。
但，不管怎么讲，《归来》作为一个爱情故事仍然是很感人的，冯婉瑜与陆焉识之间那种海枯石烂、执着专一的爱情，放在任何年代都会令人唏嘘，而这样的爱情，无论是放在一个政治运动多生的过去，还是在一个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的现在，都将是一出悲剧，正如中国的梁山泊与祝英台的故事，与英国的罗蜜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它们都是一出感天动地的爱情悲剧，但你难以说清，它们所发生的时代哪个更为罪恶，而且，这些亦不是创的本衷所在。
《归来》也出现了两个对我来说非常不陌生的来自当年西宁某农场的基层官员，由祖峰饰演的邓指导员和由刘佩琦饰演的刘同志，在西宁接受劳改的陆焉识半路逃跑，邓指导员和刘同志接踵而至找到冯婉瑜的家里，事实上他们的意料是准确的，而且后来丹丹向邓指导员举报了父亲。
祖峰饰演的邓指导员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的露面，但仍然让我觉得如此的似曾相识，当年我的家族里就有如是的前辈，做着同样的基层工作，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削瘦精明，忠于职守，电影里他们带人在火车站“缉拿”陆焉识的行动很暴力，但说实话，在新中国的60多年历史里，如陆、冯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固然成了时代的牺牲者，而与他们相比，如邓指导员这些真正来自基层社会的人与家庭，他们为中国的运动、进步所承受的代价其实更大。
可以想像的是，若到今日，经历改革开放之后的陆焉识，一定是比经历改革开放之后的邓指导员日子过得好得多，这也是我观《归来》，只觉得它是一出爱情悲剧而并不是什么时代悲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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