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遒：中华精神的历史脉络——献给日

　　中华精神的历史脉络

　　——献给日　　

　　中华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1、三皇文化与原始传说的启迪

　　伏羲文化——人文始祖。

　　伏羲女娲，始创人类，当为生物学意义上中华民族的起源;在史学意义上，则意味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化。《通鉴外传》称其“始制嫁娶”，即母系社会的血缘婚制让位于父系社会的对偶婚制，由是开启人类向文明社会迈进的大转折。而伏羲画卦，则无可争议地成为几千年来学界公认的中华文明(经济、政治、艺术、军事、医学、天文、建筑……)的源头。

　　神农文化——农业革命的象征。

　　神农时代，变渔猎文化为农耕文化。《易经·系辞》：“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 进步的生产力，为原始先民进入定居生活创造条件，开始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大转折。 而神农以首领之尊，尝百草，试剧毒，为民解忧，则以我们祖先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奠定中华文化“天下为公”的主旨，成为后世《易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滥觞。

　　轩辕文化——中华民族形成的宣言。

　　司马迁《史记》确认：夏、商、周、秦……，承前启后，均向先祖轩辕黄帝致以崇高的敬意与真挚的认同。黄帝东征，披荆斩棘，逐鹿中原，以炎黄之战、炎黄与蚩尤之战……，将版图衍至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形成炎、黄、蚩等各部落的大融合，划土地，定制度，造文字，初具国家雏形，宣告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的东方。而嫘祖养蚕织锦，也以明确的男女分工，完成了人类最终过渡到父权制的大转折。

　　伏羲、神农、轩辕，三个时代之界分的标志，三个文明之飞跃的象征。

　　从此，中华民族龙腾凤舞，自“中”而“国”起。

　　2、《易经》在中华文明中的崇高地位

　　人类文明，东、西略同。亚当、夏娃以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神话演绎，录下了“创世纪”的灿烂篇章;伏羲、女娲以中华远古的初始传说，开启了人类文明的靓丽曦光。

　　伏羲，中华形态的人类始祖，中华文化的源头。其以推演八卦之创举，辟开《连山》、《归藏》、《周易》活水径流。文脉传承，抑扬于经籍典册;生机蓬勃，沉浮于历史长河。张显主流气势，激昂东方底蕴。

　　《易经》，扬起人类精神之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易经》是父权制即阶级社会的产物，但却深深扎根于母权制即原始公有制的土壤中，是在正视、认同私有制的基础上，以公有观念制约、规范私有制健康发展的千古航灯。

　　《易经》推崇天下一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系辞》)，规定了中华民族放眼天下的大视野、大观念，也规定了中华民族之世界主义的历史使命。

　　《易经》强调革故鼎新：“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也就是民众地位得到尊重，富豪权贵予以抑制，如此，“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则就会国破政亡：“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彖》)

　　《易经》提倡崇德修省：“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中华文化初创之际，便将“自我革命”设定为人类文明的基座。而自我革命的道德依据和政治指向——天下为公。

　　《易经》设定惩恶扬善：“天德，不可以为首。”(《象》)表明人间万物本质的平等;然而， “变通者，趣时者也。”(《系辞》)正视私有制的历史进程，以“天下为公”的观念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加以变通，建立并完善惩恶扬善的制度——善的等级制。

　　3、公元前500年，人类的轴心时代

　　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道德经》、《圣经》、《佛经》、《论语》、《理想国》、《十二铜表法》……，东亚和西亚，东方和西方，星光烂漫，交相辉映。

　　轴心时代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母权制全面让位于父权制，私有制全面取代公有制;其二，规范私有制、为私有制正名。孔子说“仁”，释迦牟尼说“平等”，苏格拉底说“美德”，犹太先知说“救赎”……，其共同指向：观念变革!以公有制和公有观念变通并制约、规范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指引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轴心时代”深刻而全面地塑造了中华民族。

　　老子《道德经》是响亮的革命宣言。其以“公天下”的坚定主张规定中华精神：“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进而限定“人道”的内涵：“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教训统治者：少私寡欲，平朴自然， “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

　　孔子正视并尊重私有制现实，将老子的革命宣言变通为“仁”的实用。孔子说“孝”， 明确对家庭财产独占与继承的父权制内涵，而以“亲亲”之说向氏族祖先、兄弟姐妹、亲戚属员发散，又从观念上维系氏族或部落的血缘联系和公有架构，成为父权社会连接母权社会的脐带;孔子说“礼”，变通公有观念，以“善的等级制”的制度建设，确立私有社会百世不易的学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韩非意识到私有制大势已成，而天下大乱的根子，便是假公之名而集特权私利于一身的君主集权，他强调：“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韩非子·诡使》)法、术、势三位一体，是韩非学说的主旨，法者，显其公;术者，用于公;势者，维护公。究其实质，便是对每个人私利的法律保障和制约，实现公天下的诉求。

　　其他如庄子“忘我”、孟子“尽心”、墨子“兼爱”、杨朱“利己”……，都是不同程度、不同侧面表达对“公天下”的认同。

　　4、董仲舒与汉武雄风

　　秦始皇首创郡县制，成为对中央集权政府的向心。汉承秦制，然而，汉初分封诸王，导致七国之乱，至董仲舒主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乃至中国2000年的君主政治，贡献了一个坚固的理论体系——儒学思想体系。

　　“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司马光)孔子关于中华一统的学说，秦始皇完成了一半，另一半是董仲舒完成的。“如果说秦始皇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横扫诸侯，实现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上的统一;那么，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则是由董仲舒首倡‘独尊儒术’并在最高统治者的推崇下完成的。”(王永祥：《董仲舒评传》)

　　没有思想统一，中华民族便如散沙，政治统一不能持久。董仲舒博取百家之说，升华孔子，以公有原则为法家学说强化灵魂，训诫统治者为政以德：“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董仲舒指出：政治的本质是教化，“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大辨人在》)“德主刑辅”，儒学思想体系于是确立。

　　千古一帝秦始皇!千古一儒董仲舒!

　　一帝一儒，一武一文;法治德政，刚柔互济。“坑儒”与“尊儒”，则对立同一，相反相成，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悲喜“情变”，成就了孔子学说大行天下;而“秦制”遂成两千余年政体。

　　董仲舒明确儒学思想体系的“公天下”主旨：

　　他以“天人感应”的牵强，张扬“民者为天”的民本思想;

　　他以“三纲五常”的规范，抒发“尊善抑恶”的政治理想;

　　他以“德主刑辅”的诉求，强调“观念变革”的社会实践;

　　他以“独尊儒术”的实用，成就“天下一统”的中华宏愿。

　　董仲舒确立儒学思想体系，推动汉武雄风席卷神州。

　　5、禅宗革命与盛唐气象

　　中国封建社会经过两汉迭兴，至唐而气象恢弘。在文化观念上，儒、道、佛并起，虽不无门户之争，但本质趋同。此时，儒学正统地位依然，道教散在市井官宦，而佛教则以蓬勃之力，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凸起奇葩，自玄奘取经译经至禅宗革命，将印度佛教千年演变浓缩于盛唐百年史册。

　　禅宗革命，中国封建社会文化高峰的佛教形态。

　　梁启超谓玄奘：“中国佛学界第一人”。

　　惠能当无愧：“中国佛学界最后一人”。

　　玄奘成就于公元7世纪前期，惠能成就于公元7世纪后期。前僧后僧，灵犀相承，百年吐纳，合力书写了中华佛教的大文章。

　　禅宗革命，意义深远：

　　其一，惠能将觉悟成佛解释为“无相、无念、无住”的“随缘”，意指佛性实为人在主观上对大自然周转运行、无偏无私的自觉，从而彻底掏空自身私欲私念而浑然于宇宙内外廓然之公。

　　其二，惠能禅说以世间无佛立论，所谓佛，只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他将心外佛变成心内佛，：“凡夫即佛。……自性平等，众生是佛;一念平直，即是众生成佛”。(《坛经》)众生平等，众生便是佛。而人人皆佛，身外无佛，便全没了佛祖和佛教的地位;则佛教思想体系宣告终结!

　　禅宗否定神灵，否定地狱和天堂，“不要念经，不要持戒，没有什么仪式需要遵守，更不要去礼拜什么偶像，甚至连出家也没必要了，成佛达到涅槃境界只靠自己心的觉悟。”(汤一介：《论禅宗思想中的内在性和超越性问题》)从哲学的角度论说：“中国佛教哲学发展到唐代，已达到了顶峰，其后也就没有什么大的进展了。”(方立天：《佛教哲学》)

　　其三，惠能以禅说形式发动了一场震动朝野的政治革命。

　　佛祖说“平等”，创立一支向特权集团进击的僧伽军团，宣告与私有制、私有观念的决裂;禅宗革命，以“平民佛教”向释迦牟尼回归，导引众生自我意识的觉醒，颠覆“精英”对佛教的独占，拓开佛学大众化之路，将掘除封建特权统治根基的历史诉求，付诸平民的“行禅”实践。

　　中华佛典，汗牛充栋，独惠能禅说为“经”——《坛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惠能不是帝王们的推崇，而是底层群体的广泛认同，人民创造历史，遂成佛界大观。

　　6、程朱理学与大宋高峰

　　在中华文明史上，禅宗革命以对人与自然之本质的明心见性，主要表现为“破”：人人自为佛，则佛教体系土崩瓦解，进而，儒学体系乃至封建政体不复存在，千年郡县制与中央集权可以弃如敝屣。

　　然而，如此一来，则成为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悖逆。禅以“空”说，势成没落。

　　在中华民族史上，春秋至两汉，是私有制的上升期，其以饱满的生机扫荡原始公有制残余，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迅猛发展;自唐而宋，则是私有制的高峰期，其以勃发的生命力创造出经济繁荣、科技创新、军事扩张、政治集权的中央大帝国。

　　然而，生产力的进步促进经济发展，却助长私有制的根性大爆发，“公天下”的理念横遭践踏，专制集权日盛，等级压迫加剧，私欲泛滥，特权横行，弱肉强食，两极分化，严重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撕裂社会，封建统治的腐朽内瓤尽都翻上来，张显着私有制的自我否定。

　　在文化观念上，宋承汉唐。然汉重经学而弊于训诂;唐尚词章而流于虚饰，至道、禅时兴则终归空疏。于是，程朱理学担起经世致用的时代重任，“明天理、尽人事”，体用合一;其所恨所斥所否定者——唐宋高峰伴生的私欲井喷和政界、经界、学界的全面腐败。

　　程朱理学融汇佛、道，以“本体论”的气象森然，周流贯通，将中国正统儒学思想体系发展到最高阶段。“天即人，人即天。”(《朱子语类》卷十九)以“人天一体”的自觉，论定道德本体，明确观念变革的政治实用。

　　道德本体的指向——公天下。 “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程颢：《定性书》)所谓顺应，就是人对“大公”的主观自觉。张载所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史》卷四二七)就是程朱理学的担当。

　　至陆王心学，变程朱客观本体为主观本体，呼求“大做一个人”，更将观念变革提到至高地位，以至于立足大公向底层民众致礼：“与愚夫愚妇同的，是为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王阳明：《传习录》)然而陆王心学也从政治实践上融合“禅说”，即如朱熹《鹅湖诗章》所示：“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古今皆无，也便宣告了儒学思想体系的终结和对私有制的否定。

　　7、《红楼梦》与明清实学

　　恩格斯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 ”(《共产党宣言·序》)

　　在西欧，是但丁。在中国，是曹雪芹。

　　《红楼梦》对于“中国历史具有开天辟地的界分性质。……中国历史就其文化意味而言，可简明扼要地划分为《红楼梦》之前和之后的历史。《红楼梦》标记着对以往历史的颠覆，又标记着一种人文精神的崛起。”(李劼：《历史文化的全新图像》)

　　《红楼梦》——形象化的历史界碑!

　　中华民族发展到唐宋高峰，完成了私有制在质上的自我否定;到了明清之际，质变促量变，私有制的自我否定全面展开。中国封建体制向恶的等级制彻底沦落，高度的君主集权“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在“伪公有制”的重压下， 社会细胞腐烂，肌体全面衰亡。

　　明清实学，是宋明理学的遗嘱执行。王夫之提炼程朱：“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读四书大全说》)

　　私有制应该是公有制的变通，是以与公有制对立的形态落实公有制。这样的私有制要求每个人的私欲都能得到公正的实现与满足，每个人的“自我”都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与张扬，每个人都能享有一份平等的权利。这种私有制的彻底实行，其实就是公有制。而这种私有观念的本质，其实就是公有观念，即“天理之大同”。

　　宋明理学为中国“文艺复兴”奠定理论基础，把天理——公天下的本质要求诉诸私有制;明清实学则是对宋明理学的实用，以否定天理的形式回应天理的内在呼唤，催动了中国“文艺复兴”的波澜。

　　《红楼梦》——中国文艺复兴的代言，它以艺术形式张扬程朱理学，成为明清实学的形象表达。对于浩如烟海的儒家宝典，它唯一肯定其实质——完美的德性：“除‘明明德’外无书。”(第19回);对于父权制=等级制=私有制的恶迹斑斑，它做了血泪的控诉和严正的批判，而将真、善、美向女儿世界位移，鼓舞黛玉以侠骨剑锋，劲扫千古英雄，遂又崛起三个“丫头”——迎春、探春、惜春，秉天地之灵气，刀斩为封建剥削和私有制张目的儒、道、佛;最后 “三春过后诸芳尽”， 用女儿世界的毁灭，宣言中华文明的没落和儒学思想体系的终结，为推翻私有制的政治实践作了全方位的意识形态准备。

　　8、从康有为到孙中山

　　中国旧制度的终结以康有为为标志。中国新纪元的开端以孙中山为旗帜。康有为以忠君的固执，孙中山以为民的执着，联袂并立于中国近代史的滚滚风云中。

　　康有为——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终结者;同时以忠君保皇的等级观，成为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殉葬人。他前承圣之大成者孔子，后拒圣之埋葬者孙中山，以圣之终者，成就了一个轮回的辉煌。

　　康有为之“圣”，是他开宗明义的大同思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孔圣人到康圣人，中华文明史贯穿了一条“圣”的主线，并演绎着对“圣”的变通和对“善的等级制”的追求。

　　康有为是中华文明史的最后一位圣人;孙中山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一个“共和国民”。 孙中山——公有制及公有观念的开拓者;同时以对革命的忠诚，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终结着中华文明史从孔夫子到康有为的圣人史观。孙中山出，圣人亡!

　　高贵与卑贱，圣人与平民，这等级之别将成为人类的耻辱而封入档案。康有为代言着儒学思想体系的寿终正寝，他与孙中山拉开了公有制及公有观念取代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帷幕。可以说，对私有制及私有观念，朱熹给予了本质的否定，曹雪芹给予了形象的否定;那么，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则开始了社会实践的否定。

　　毛泽东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纪念孙中山先生》)也是康有为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梁启超说：“若夫他日有著二十世纪新中国史者，吾知其开卷第一叶，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之所自始。”(《南海康先生传》)

　　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专制的历史进程中，康有为维护封建君主之“名”，扩张资本主义因素之“实”; 孙中山顺应资本主义因素之扩张，革封建君主之命，为资本主义“正名”。 然而，“天下为公”的内在冲动，使他们的改革与革命同时植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类追求。梁启超说道：“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 ”(《南海康先生传》)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演讲本三民主义》)

　　保皇与激进，是大同诉求以不同形态标注的两个时代的界分。无论康有为奉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路线，还是孙中山坚持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革命路线，都以其内质的“天下为公”，论证着一个真理：一定意义上，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一社会的两种形态。

　　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是对私有制的否定。当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全面席卷整个私有经济的土壤时，就已经框定了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无论社会改良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抑或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取政权，都是社会主义的自我“正名”。 资本主义推动的全面社会化，从根本上否定特权等级制。

　　然而，金钱却造就新的特权和等级，表现为资本主义对私有制的屈从和对自身革命内涵的背离。金钱孳生的疯狂，砥磨着人类的“大同”向往。为着这个向往，康有为以退为进，选择了改良;孙中山以攻代守，选择了革命。康有为败绩。但戊戌失败法未败，大势所趋，潜流暗动，新思潮已不可遏制。孙中山胜出。但辛亥胜利法未胜，只是革了满清的命，“天下为公”的宏愿最终拱手于“天下为私”的无奈。

　　历史拖曳着曲折的轨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在被剥夺了封建等级特权之后，依据金钱的力量疯狂反扑，形成更无耻的金钱等级和更贪婪的资本特权。

　　然而，历史内在着激情的呐喊。《国际歌》响彻全球，成为时代强音：“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9、毛泽东与新中国

　　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其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跃进，庐山会议，四清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不断革命”的精神为自己“盖棺论定”;而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不管表现为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改革开放、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直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不同形态、不同程度地感受着毛泽东精神的震撼，与革命共脉动。

　　毛泽东精神鼓舞新中国崛起。然而，毛泽东的伟大不在于建立新中国，而在于超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成为一个与草根民众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全人类的伟人。

　　汤一介在《汉学名家书系·总序》中写道：“从19世纪末到如今，在中国，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许多方面都是从西方搬来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创建出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中国新文化。”胡乔木则说：“从马克思主义产生100多年以来，世界变化很大，而在理论上没有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同一水平的新的突破。”(见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突破——毛泽东主义!

　　全球一体化潮起潮落;中国新文化，就是世界新文化。梁漱溟早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就触摸到了历史脉搏的律动：“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转引自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

　　毛泽东代言这个复兴。他晚年忍民族劫难之痛创意文化大革命，为确保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艰苦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升华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自己，亦即强化人民主权，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监督、推动共产党自我革命。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确立了基本理论，列宁开创了政治实践，毛泽东则将观念变革尤其是执政党自身的思想革命诉诸于文化革命。从此，三位一体，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指引人类的进程。

　　10、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1世纪，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社会开始了历史大转折。

　　21世纪是资本世纪，在这个世纪，资本的能量爆发，为世界历史展现无限光明的前景;而资本争霸和特权垄断，又将人类命运推到灾难深重的崖边。为资本的私欲助推着环境污染、核备竞赛、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及战争与杀戮、嗜血与颠覆……;在这个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认同，日益成为世界各民族的强烈诉求;然而，这个诉求也在垄断资本的残酷施暴下遍体鳞伤。

　　“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在资本世纪破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

　　私有制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怎样扩展公共设施、公共福利，社会属性只能是资本主义;公有制居于主导地位，可以存在大量私有成分，但其属性必然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使命，就是在对资本主义的尊重、学习、合作与斗争中，坚定不移地、逐步地转化资本主义，将垄断资本集团妄图霸凌世界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转化为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全球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态——“中国特色”。

　　这个“特色”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认同私有制的现实，尊重全体国民的私利，鼓舞全体国民的积极性，知青返城，联产承包，市场经济，WTO……，中国赢得天时、地利、人和，在资本竞争中崛起。

　　然而，改革开放也在资本的大举侵蚀下伤痕累累， 大多数人合理的“个体私有”被极少数人的极端私有剥夺;上层社会的资本扩张饱浸着下层群体的血泪：买断工龄，下岗失业，强拆占地，血汗工厂……，社会在为金钱的疯狂中沉沦。

　　贫富分化，社会撕裂，“中国特色”被恶意误解，改革开放的法理地位遭到严重动摇。为改革开放正名的任务提上日程。

　　新时代中国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新时代”。

　　这个标志就是：不忘初心!旗帜鲜明地强化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属性，坚定不移地展开对资本主义劣根性的反击;在社会主义主导下坚持和推进改革开放，以明确的“社会主义主导与资本主义统一战线”的政治实践，丰富并发展毛泽东主义，成为“毛泽东主义” 在21世纪的新形态。

　　小结

　　(1)“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文明贯穿一条“天下为公”的主线;

　　(2)中华圣哲直面私有制现实，以公有观念制约、变通、规范并引导私有制健康发展，明确了“善的等级制”的制度建设和思想建设，郡县制是“善的等级制”的政体;

　　(3)封建统治者和特权阶层扩张自身的极端私利，将“善的等级制”异变为剥夺公众权益的“恶的等级制”，中国郡县制在“善”与“恶”的激烈斗争中，延续着，发展着;

　　(4)马克思主义诞生，共产主义思潮将“天下为公”的主旨诉诸整个人类社会，《共产党宣言》关于“人人平等”、人与人的自由联合体的政治主张，在本质上否定一切等级制;

　　(5)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人类前进的方向，但强大的私有制现实和传统势力依然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公正、平等与自由，因此，建设政治清明、法制民主、以公有制和公有观念规范、引导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善的等级制”，是向“公天下”过渡的政治桥梁;

　　(6)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是这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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