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与 制度优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虽经内忧外患风雨剥蚀，而“中”字大旗如磐石般屹立“中”土，聚于炎黄子孙“中”心，共襄民族团结“中”旨，向五洲四海扬起一个挺拔的“中”国。
人类历史，诸多国、族，旋盛旋衰;何以中国以悠久的文明占得千古风云、独步世界春秋?
因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习近平)
那么，维系并推动中华文明历史进步的，是什么制度呢?
中国郡县制。
（一）中国郡县制的厚重底蕴
中国郡县制立足于“道”——
公元前500年，中国社会群星灿烂，百家争鸣;然而诸论归一。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这个可以说明的根本之道，被定义为“天之道，利而不害。”(《道德经》) 孔子概括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至于法家学说，出入老孔，明道定法，将“公天下”主张诉诸法制实践：“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管子·任法》)“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韩非子·诡使》)
其他如庄子“忘我”、孟子“尽心”、墨子“兼爱”、杨朱“利己”……，都不同程度、不同侧面表达了对“公天下”的认同。
此后，秦立郡县，汉承秦制，经唐宋明清，一脉相承。至康有为以《大同书》作结，孙中山以“辛亥革命”首义，毛泽东更将“天下为公”诉诸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天下为公!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中国道路的核心内涵!
中国郡县制立足于“理”——
春秋战国，贤哲纷起，诸说争锋;而儒家学说于中脱颖，统领中华文明，究其缘由，在于孔子正视私有制全面取代公有制的现实，力争以公有观念制约、规范并引导私有社会健康发展。
孔子说“仁”，明确“礼制”，以“善的等级制”维系政治制度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有两个要素：其一，为政者是“仁”的表率，必须劳苦在前：“先之劳之，无倦”(《论语·子路》);必须以身作则：“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二，等级制是“仁”的载体，孔子认同等级差别的合理性，规范脱贫致富的准则：“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论语·里仁》)“道”，具化为有益社会的“劳”，即个人为整体做贡献，整体向个体支付公正的报酬。
按劳分配!这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是中华文明“百世之制”的基础理论。
中国郡县制立足于“文”——
孔子自诩：“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文”就是“德”。
何者为德?
“德”，即是“得”，得什么?得天之道。天者何道?大公!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 “道”之根扎在大自然的土壤里：“道=自然”。老子以“德”配“道”遵“道”，德与道一体，与大自然一体。于是，人的主观之“德”被赋予了客观的物质属性。老子发现了“德”本身具有的物质性。
进而，老子申明“德=道”。他以“德”对“道”的认同，将“道”的物质性升华到“德”——人类社会的精神层面，于是，“德”便成为人类进步的理性自觉与主动施为。孔子槪言：“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遵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大戴礼记·主言》)
“道”是对“德”的自然规定，“德”是对“道”的主观遵循。认同天道大公及其内在规律，便应自省自赎，去私归公，自觉进行思想革命，变革私有观念，“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如此内观自律，则人天一体，成就至高之德。
内观自律，是儒家学说的内在诉求，也是中华文化的内在诉求。
中国郡县制立足于“制”——
“百代皆行秦政制。”(毛泽东)秦政制以全国郡县统一于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内在着夏、商、周三代对“公天下”的本质诉求，表明炎黄子孙对天下大公的民族认同。唐·柳宗元为秦颂：“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封建论》)
中央集权的直接要求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王”只是人民的公仆。《左传·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 《孟子·尽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下归天下人，君主只是天下人的代言。“治天下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 (《吕氏春秋·贵公》)
中央集权制高度抽象了“公天下”的政治诉求，彻底颠覆了分封诸侯与瓜分土地、财富和人民之私有权的法理性;而郡、县作为中央集权的派出机构，承载“公天下”的制度诉求。全国一盘棋，对于维系中华民族的社会稳定和文明推进，作用不可估量。
民族向心，是中华政体的深刻内涵，是中国制度的最大优势。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基于中华文明的坚固底座，成为中华民族的前进动力。
（二）中国郡县制的历史风云
中国郡县制端倪于战国秦、楚、晋，大成于秦统一。这一政体是中华民族历史变革内在呼求的产物。
周以部落联盟立国，权力体制的演化大体是血族团体向地区团体的过渡，即氏族解体和社会机体重组。自春秋始，周室渐衰，华土板荡，封国间的兼并战争与人民迫于战乱的迁徙流动，使三代以降源自氏族的血亲联系如败絮破碎，分裂的社会向着新形态的聚合蹒跚前行。乱离中人处战火纷飞、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境，渴望和平与安定;而挣脱血亲纽带束缚的各氏族人，已经突破传统观念，将统一的期待诉诸于区域性新关系的民族融合。氏族、部落或邦国的“小公”，随着时代的变迁扬弃自我，向中华民族整体的“大公”升华。
秦统一，顺时应人。秦始皇“千古一帝”，居功至伟。然而，二世、三世以致无穷世的“家天下”狂想，将帝王的极端私欲与浅薄无知曝于光天化日，中央集权的“公天下”灵魂被蛀蚀一空。中国郡县制一开始便经受着统治集团的严重曲解与恶意撕裂，其对“公天下”的无情践踏， 也必然地遭到“公天下”的合力抗争，陈涉揭竿，天下人奋起，须臾间秦皇梦碎，二世而亡。
汉代秦，否定了秦皇“家天下”的君主之私，却开历史倒车，辟土裂地，封王封侯，放纵贵族集团而陷中国于动乱，郡县制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搏杀中风雨飘摇，只是经汉景平乱削藩，武帝一统天下，汉承秦制方始落地。
立公还是立私，中国郡县制承受着私有势力对“公天下”的疯狂反噬，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艰难前行。两千年来，朝代更迭，不改大小贪腐明目张胆横行霸道，恃强凌弱，吞噬民脂民膏;时易史异，总归权贵集团假公济私，明抢暗夺，借“公”之名敛财于国库府库，实则满足统治者的家族私欲。
“伪公有制”——中华文明史的最大丑陋和最大耻辱。
然而，两千年来，为着中国郡县制的灵魂永在，志士仁人擎“公天下”火种承前启后，拨乱反正，力挽狂澜，引导历史回归正途。
董仲舒为中国郡县制鼓与呼：“《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官吏阶层是“为民”的公仆，绝不能以“官心”谋“官利”，耍“官威”：“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春秋繁露》)
柳宗元申说中国郡县制要旨：“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封建论》)以“理”明“道”，抑恶扬善——善的等级制。
朱熹为中国郡县制立则：“循天理，公圣心，以正朝廷之大体。”(《宋史》卷四二九)——制度优势之本!
王阳明为中国郡县制定律：“与愚夫愚妇同的，是为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传习录》)——以民为本!
人民革命更为“公天下”而翻转乾坤。自陈涉之后，西汉绿林、东汉黄巾、隋瓦岗、唐黄巢、宋方腊、明闯王，以及清末太平天国，总是以血的洗礼荡涤权贵集团极端“私天下”所致社会机体的腐败溃烂，以“公天下”为中国郡县制正名并注入活力，创造出文景之治，开皇之治、贞观之治……
中国郡县制的深层解读：“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毛泽东)
（三）中国郡县制的时代升华
中国郡县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升华。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中国历史的具体进程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百年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历尽挫折，坚韧不拔，不断走向胜利，创造辉煌。
21世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申明：
确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华文明“公天下”千古诉求的科学升华，从而将对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认知、实践与创新，提上首位。
确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主导地位，同时正视资本世界的现实，认同资本的法理地位，进而将制约、规范、引导并转化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定为历史大任。
确定执政党以自我革命为执政核心，自省自赎，自觉自律，以执政为民的表率引导中华民族在文化领域的观念变革。
确定以人民主权为基石的中央集权制，将“天下为公”为指向的权力诉诸于郡、县阶梯，形成“善的等级制”的基本链条和政治节点。
向心于中央集权的中国郡县制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彰显了举国体制的巨大优势，筑长城，开运河，修水利，拓道路……，一项项令人瞩目的壮举增辉史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发扬传统，集中力量和资源，优化选项，减少内耗，做好国计民生的大事;同时铲除封建遗存，变革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的宗法权力和宗亲习俗，排除权贵集团和宗派势力的干扰，强化人民意志、人民力量、人民智慧、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推动中国郡县制向公民社会新时代的变革与提升。
“上下同欲者胜。”(《孙子兵法·谋攻》) “同”为大本， 枝有等差，选贤与能，按劳定酬。新时代中国郡县制将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神，官民同利，上下同心，民族同体，举国同志，“六亿神州尽舜尧”，掀起中华复兴的浩浩狂飙，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担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向全世界敞开中华民族的宽广胸怀——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想和光明前景而奋斗!
中国郡县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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