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所说70年代大学免费教育的一点佐证

　　杂谈一：张宏良所说70年代大学免费教育的一点佐证

　　张宏良在评点《七常委与高考》时，谈到张宏良本人也是1977年上大学，当时大学是免费教育。关于当时，即70年代大学免费教育的情况，我提供一点佐证。在1979年1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西湖揽胜》的第158页，有当时浙江美术学院的副院长莫朴介绍浙江美院的文字。其中谈到：当时浙江美院的大学生全部免学杂费，全部享受公费医疗，毕业后，按国家需要和本人兴趣特长分配工作。这段文字在当时，一般人不会怎么在意。但在今天，如果在媒体上发表，对比现在的高学费、高医药费和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难，肯定会引起轰动，网上评论如潮，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热点。李总理当年享受了计划经济的红利，现在的大学生又能享受到什么市场经济的红利呢?

　　杂谈二：老舍之死与文革无关

　　作家老舍在文革初因挨打，愤而投湖自尽。文革的政治路线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没有叫人去打砸抢搞破坏的内容，详见当时中央的原始文件。所以老舍之死与文革的政治路线没有必然因果关系。所以虽然老舍在时间段上是死在文革期间，但他的死与文革无关。做个比喻，在胡总当政期间，张三因与李四闹矛盾，被李四打了。张挨打这件事当然与胡总的科学发展观没什么必然因果关系。所以尽管张三挨李四打的事在时间上发生在胡总当政期间，但与胡总的政治主张科学发展观无关。文革的对错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是：领导干部要不要接受群众有效的民主监督，并且在我监督他的时候，不会被他打击报复。

　　杂谈三：历史决议肯定文革期间建设成就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那个著名的历史决议中有专门一段文字列举了文革期间我国的一些建设成就，并强调说：这些成就不是文革的成果，如果没有文革，我们的成就还会更大。在否定文革的决议中特意强调文革中的建设成就与文革无关，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文革期间我国的建设成就非常大。因为文革期间我国的建设成就非常大，所以为防止群众把这些成就看成是文革的成果，也为防止文革派用这些建设成就为文革路线辩护，所以就必须在这个否定文革的决议中特意向人民强调文革期间的建设成就与文革无关。而当他这样强调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承认了文革期间我国的建设成就非常大，绝非所谓“濒临崩溃边缘”。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所以我们读史时，要学会在一些不经意的细节中去发现真实。文革路线的对错，大家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文革期间的事实不能歪曲。

　　杂谈四：评价历史决议的重点应该放在哪里?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主人，执政者是公仆。公仆的权力是人民赋予，公仆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所以执政者不能自己决定自己，必须由自己的服务对象人民来决定自己。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干部好不好，必须群众说了算，不能干部好不好，由干部队伍内部说了算”。我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重要原则。人民公仆与人民老爷的区别就在于：执政者由自己的服务对象人民有效决定，这时执政者是公仆;反之，执政者不被自己的服务对象人民有效决定，而是执政者自己决定自己，这时执政者是老爷，也就是不受人民监督、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官僚特权阶级。一个干部的工作好坏，如果由群众评定，那么对这个干部来说，要维护的是群众的利益。如果不是群众评定，而是由干部队伍内部来评定，那么对这个干部来说，要维护的就不是群众的利益，而是干部队伍自己的利益。1981年那个历史决议的主题是评价执政党前30年的工作。执政党的工作是为全国人民服务，所以执政党的工作好坏，应由它的服务对象全国人民来评价。但这个决议恰恰不是人民做的，而是由执政党的高级干部内部开会自己做的。这实际上违背了干部好不好必须群众说了算的原则，变成干部好不好，由干部队伍内部自己说了算。就凭这一点，决议的政治有效性已经瓦解了——站在社会主义民主的立场上。这实际上是这个决议最大的要害，至于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评价，如对文革和大跃进的评价，已经完全是次要问题了。社会主义民主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现在谈论决议，重点应该放在这个评价执政者工作好坏的决议应该由谁来做才真正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才真正具备政治有效性?相应的就是落实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和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要求公仆必须由主人来决定，公仆不允许自己决定自己。这才是最关键的，至于文革大跃进之类具体问题的评价，相比之下，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杂谈五：党外民主应高于党内民主

　　党外民主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党内民主不是人民民主，只是执政团队内部的民主。对执政者来说，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政治上，就是人民的民主权利高于执政者自己的权力，人民的民主高于执政团队内部的民主。在党内民主与党外民主的关系上，就是党外民主要高于党内民主。脱离了党外民主，片面强调党内民主，实质是剥夺人民的发言权。这个问题，我现在看得特别清楚。

　　杂谈六：执政党的革命性

　　革命是什么?就是反抗压迫，反抗剥削，反抗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要追求光明进步，追求公平正义，追求人类的解放。这实际上是共产党执政的道德基础，能让共产党占据道德制高点。有人要否定共产党的革命性，所谓由革命党转变为单纯的执政党。实际上是要否定共产党执政的道义基础，让共产党丧失执政的道德制高点，丧失道德优势。

　　杂谈七：三权分立为豪强不为人民

　　孟子名言：“杨氏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所谓“杨氏为我”，就是指个人主义个人利益至上。要个人主义个人利益至上，就必定否定整体利益和为维护整体利益所必须的统一管理，这就是“无君”。儒家讲尊君，实质就是强调极权(集权)。强调极权的实质，是强调整体利益和为维护整体利益所必须的统一管理，价值观基础是集体主义——整体先于个体，否认独立自由个体的存在。政治上的统一管理就是所谓“极权专制”，经济上的统一管理，就是计划经济。要有效的进行统一管理，就必须要有一个最高权威的统治者。这个最高权威的统治者，在中国古代就是所谓“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否认整体的存在，只承认原子式的独立自由的个体。既然整体不存在，当然不需要统一管理，只需要微观的个人奋斗和自由竞争。资产阶级思想家主张三权分立的实质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就是要防止出现一个最高权威的统治者。防止出现一个最高权威的统治者的目的又是什么?就是要否定整体利益和为维护整体利益所必须的统一管理，主张一种自由竞争的社会制度。政治上的自由竞争就是宪政民主，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就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就是古人所谓“兼并”。结果必定两极分化，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豪强手里。所以三权分立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代表的是豪强的利益。

　　概括地讲，三权分立的真正设计用意是：通过使国家政权不同部门之间相互独立，不连为一体，防止出现一个最高权威的统治者，使国家政权不成为独立于豪强的一股强大力量，便于豪强势力操控国家政权并使之服务于豪强的利益。如果不实行三权分立，使国家政权各部门之间连为一体，则有可能出现一个最高权威的统治者。这样就会使国家政权成为独立于豪强的一股强大力量，并有可能这个最高权威的统治者为了维护整体利益而运用国家政权的强大力量去抑制兼并、打击豪强，如中国古代一些有作为的皇帝。现在中国的一些富豪在政治上主张宪政和三权分立，反对极权专制，原因也就在这里。

　　杂谈八：所谓“权力监督权力”

　　资产阶级思想家说要让权力监督权力。我认为这是不着边际的说法。着边际的说法应该是：根据权力的施政方向，权力为谁服务，就让谁来监督权力。在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是广大劳动人民来监督权力。

　　杂谈九：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

　　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整体利益和为维护整体利益所必须的统一管理。政治上的统一管理就是所谓“极权专制”，经济上的统一管理就是计划经济。要有效的统一管理，就必须有一个最高权威的统治者。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制度上有一个明确的为维护整体利益对社会进行统一管理的最高统治者。这个统治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机构，在中国古代就是皇帝。这就是所谓“有形的手”，就是指制度上有一个明确的对社会进行统一管理的最高统治者，并在这种制度下，这个最高统治者对整体利益承担相应的责任。个人主义否定整体利益的存在，只承认原子式的独立自由的个体。既然整体利益不存在，当然也就不需要为维护整体利益所必须的统一管理，只需要微观的个人奋斗和自由竞争。政治上的自由竞争就是宪政民主，经济上的自由竞争就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在制度上没有明确设立一个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皇帝那样的对全社会进行统一管理的最高权威的统治者。但在事实上，能对全社会进行统一管理或叫操纵的人或集团是有的，这就是豪强势力。自由竞争就是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就是古人所谓“兼并”。结果必定两极分化，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豪强手里。封建社会里的豪强就是大地主，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豪强就是大资本家大财阀。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那些大资本家或垄断财团凭借拥有的巨额财富，可以操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连国家政权也在其操纵之中。资本豪强事实上具有操纵社会的能力，但在制度上只是私人身份，没有明确的对社会进行统一管理的最高统治者身份，因而避免了作为统治者应对整体利益所承担的责任。这就是所谓“无形的手”，就是指制度上没有明确规定一个对社会进行统一管理的最高统治者，但事实上能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操纵的人或集团是有的，但这个人或集团又只是私人身份，不是明确的统治者，不承担统治者对整体利益所应承担的责任。“有形的手”与“无形的手”，差别就在这里。其中的利弊，大家自己动脑筋分析。我认为“有形的手”优于“无形的手”。

　　杂谈十：儒家的道德等级思想

　　儒家主张等级制，受到不少人的批评。但这些批评者或许忽视了：儒家的等级制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等级制。在儒家看来，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待遇的高低，应该取决于这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孟子有天爵和人爵的说法。所谓“天爵”就是指人天赋的道德品行。“人爵”就是指人现实的社会地位。两者的关系是天爵第一性，人爵第二性。我认为这在道理上是对的。一个人社会地位越高，他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就越重，相应的对他的道德要求也就越高。一个社会，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就是治世，反之就是乱世。根据儒家的这种道德等级思想，“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项著名政策的合理性正当性很容易就能得到论证。

　　我认为道德至上的儒家思想对资本主义有强大压迫力(请左派注意)。你自由派鼓吹市场化私有化，我可以指斥你“惟利是图”，给你贴上“小人”标签，在道德上把你矮化;你如果鼓吹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反对极权专制，我可以给你扣顶“无君无父”的大帽子，理直气壮地镇压你，把你打入政治地狱!所以在中国做资本家，确实很倒霉。

　　杂谈十一：上海非公经济比重过半

　　据报道，上海经济总量中，非公经济比重过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海的经济发展成果，即上海人民的劳动果实，有一半以上不是作为国家财产，也就是人民的公有财产掌握在政府手里用在人民身上，做到受益面最大化，而是作为一小撮资本家的私人财产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用在资本家身上，受益面最小化。资本家自私自利不为人民服务，但却掌握巨额财富;政府要为人民服务却手头缺钱，怎么办?——募捐!打破国企垄断发展私企让资本家发财，引发问题却让老百姓募捐解决。实质就是让穷人为富人擦屁股。上海每年一度的“蓝天下的至爱”慈善募捐活动就是这种为富人擦屁股的活动。类似为富人擦屁股的活动还有很多，如学校里的校园义卖。究竟是国企与民争利还是私企与民争利，问题不是很清楚吗?坚持公有制即所谓“国企垄断”，社会财富就掌握在政府手里。你政府有钱了，就可以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做很多事情，还需要募捐义卖吗?所以说与其动员群众募捐献爱心，不如真正搞好公有制!

　　杂谈十二：司法上亲亲相隐原则的运用

　　司法上的亲亲相隐问题。古代社会是小农经济，以家庭为本位，家庭血缘关系特别重要。但即使如此，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在司法上，亲亲相隐原则的运用也是有限制的，不是无限的。例如按清律，涉及谋反叛逆，不适用亲亲相隐。社会主义社会以社会为本位而非家庭为本位，家庭利益不应置于社会利益之上。社会主义国家在司法上，即使允许亲亲相隐，也应局限在轻微犯罪的小范围之内。如果是严重犯罪，即犯罪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严重违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性质和影响极其恶劣的，如腐败和卖国等，仍不适用亲亲相隐。公大于私。凡事涉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要大义灭亲，不能因私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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