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对“公权力私有化”的验证——对武汉水院文化大革命过程的感悟

　　文化大革命对“公权力私有化”的验证——对武汉水院文化大革命过程的感悟

　　老田

　　【本文是对武汉水院张建成老师文革回忆录《岁月留痕》(该书已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的读后感，首发于“六十年代”网站。

　　网址：http://www.60nd.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4020 】

　　用过多的谎言编撰文革史，从长期看来，消极后果越来越严重。每一部亲历者回忆录的出版，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不管其政治倾向如何，在客观上都构成对党阀学阀联手编撰的“谎言文革史”进行一次反驳和证伪，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下称“水院”)张建成老师的回忆录《岁月留痕》就是这样一部很有分量的证伪著作。

　　老田曾经为学习文革这一段历史，对张老师访谈过好几次，一度自以为对于水院的文革有了相当的了解。这一次拿到张老师的回忆录《岁月留痕》书稿，先后读了三遍，仍然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水院的六次权力结构变化与文革运动起落的关系：每一次权力结构的变化都引起其后的运动走向变化。与许多高官回忆录相比，更难能可贵的是，张老师没有揽功诿过，而是严于解剖自己，对文革为什么失败和自己的不足做了深刻的反思，甚至还就自己在改革时代“落伍”做了自我批评。

　　一、文革十年水院权力结构的六次变化

　　在水院的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间，主导文革的权力结构先后发生了六次变化，可以由此划分出段落分明的六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省委工作组和党委联合领导时期

　　这一阶段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月，湖北省委先后两次派出李凤翔和刘真带领工作组进驻水院。工作组和院党委共同商定的文革运动是按照反右派的模式进行的，预备在学校师生中间进行左中右排队，还秘密召开所谓的“六一三左派会议”，发动一部分学生预备搜集材料，预备把另外一部分学生打成右派。

　　在文革的第一阶段，水院的运动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截然相反，不是向上指向当权派，而是向下横扫：“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九月，基本上是先由党委领导，后由工作组、党委共同领导，矛头向下大揭大批，然后是省委工作队党委领导反右派，最后由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破四旧、抓‘南下一小撮’，都是由湖北省委领导的、有组织的运动群众。”(引自张建成《岁月留痕》，以下引文凡未注明者均引自该书)

　　这一阶段的成果是：“工作队进院有效时间约50天(六月十一日至七月三十日)，在这50天里，工作队与院党委一起，主要工作是抓师生员工中的右派，从摸底排队，发动揭、批以引蛇出洞，直到全面反右，其结果在水院整死2人，抓1人，院重点批斗4人，各系、各部门点名批判一百多人。”其中“张庭英老师割腕自杀身亡，罗守琳老师跳江自尽，有个学生精神分裂了，被关到了武汉精神病医院。”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毛泽东决策撤销工作组，等到党委和工作组“向下打击”这个运动方向被毛泽东扭转之后，水院党委张茀茀承和李喜尔等人设计了新的运动方法和方向水院在张茀承等人的操纵之下先是成立了文革委员会，然后又成立了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继续体现省委和院党委的运动意图，违反法律和党纪大搞抄家：“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日，我院红卫兵在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对院内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进行了大规模的抄家活动，这时出面抄家的红卫兵是官办的，由院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

　　在撤销工作组和公开发布布《十六条》之后，张茀承等人操纵成立“文革委员会”以及随后的官办红卫兵组织——“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学校里继续推行他们的意愿。不管是开始的“左中右排队”还是随后的“反击右派”、乃至于后来的抄家运动，以及在省委指导下的“驱赶南下一小撮”，都与中央公开的指导性政策没有关系。

　　第二个时期：是造反派形成并逐步掌握主导权时期

　　从水院的文革时间可以看出，造反派之所以产生，以及造反派与保守派对立的形势和内容，都内在地与当权派的倒行逆施有关。正是在省委和院党委领导运动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个明显的附带后果——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坚定的对立面：“在广大师生中造成了派别差异，工作队封了一批左派、斗了一批右派，这为在以后的运动中形成派系斗争、特别是革与保的斗争播下了罪恶的种子。”在后来发起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过程中间：“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省委、院党委及省委工作队党委的当权派，而以文化革命委员会为代表的多数派则坚定地站在当权派一边，反对和阻止造反派的一切行动。于是，形成了群众中革与保的两派斗争。”

　　造反派的形成和壮大，肇始于对水院当权派“左派会议”安排的质疑，在七月遭到反击之后处于低潮，撤销工作组之后丁家显等开始写出公开信表示不同意见。北京南下学生的支持和到北京串联参观受到的鼓励，是少数派壮大的转折点，后来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和公布布“黑材料”以及为那些受打击的同学平反等关键环节，揭露和批判当权派的倒行逆施，争取到绝大多数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到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少数派已经成为水院的多数，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

　　从水院的文革实践看，造反派特别是造反派的中坚分子——老造反派——主要不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或者中央政策指示而造反的，而是作为省委和院党委所引导的倒行逆施的批评者身份出场的，换句话说，造反派是反对文革的当权派“反向动员”出来的。如果没有当权派和保守派的倒行逆施和不得人心，就没有老造反派的强烈批判意识;如果不是当权派对批评意见的残酷打击，就没有造反派发誓要与这一拨势力“血战到底”的坚定性。

　　当权派在水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民间的强烈批判意识，一九六六年六月中旬的“六一八事件”就是这种批判意识的初步体现。随后，以张茀承为代表的当权派，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在取得省委书记许道琦的同意之后，在七月份部署“反击”，作为这个反击部署的高潮就是：捏造罪名构陷大三学生郭明正。

　　一九六六年十月“参加北京国庆活动回校以后，少数派干了三件事：一是出一批大字报，介绍中央领导讲话，介绍北京运动情况。二是组织召开批判资反路线线誓师大会。三是召开北京文化大革命情况介绍会。这三件事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使少数派获得了群众的好感与信任，取得了运动的主动权。而多数派的领导人回校后无所作为，在等待省委的指示，脱离了群众，陷入了被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底，张茀承等人拒不按照中央文件要求把黑材料交回给群众，而是在行政大楼偷偷处理，试图烧掉，结果被丁家显为首的造反派得知并抢出来公布布于众，结果造成“这对院党委、各总支来讲则是致命的一击。黑材料是党委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的铁证，从而也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的铁证。”

　　“从参加北京国庆活动返校到十二月底，经过三个月的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揭露院党委、工作队党委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及‘七一五’反右、抓捕郭明正等执行资反路线线的事实，到黑材料的曝光、郭明正平反，反反复复的一系列事件，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什么叫镇压群众运动，什么叫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什么叫两条路线线的斗争。一系列的事实使大家具体地看到了，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从而教育了广大群众。”

　　水院文革早期，造反派所做的事情，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让全院师生看到了当权派是如何倒行逆施的，他们的行为不仅不符合中央政策、违反法律，而且以张茀承、李喜尔为首的权贵所操控的野蛮抄家和残酷迫害，已经到了令人发指、泯灭人性的地步，就算是一向紧跟当权派的保守派也没有办法有效地为他们辩护，结果是人心离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造反派才取得了优势。等到一九六六年冬天，水院中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都参加了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组织趋于瓦解，形势变化不利于当权派。“保守派的‘大学校’从组织上、思想上都瓦解了，很多人转到了造反派一边。原来坚定的人，也开始怀疑省委、党委中一些人言论、行动的正确性，于是开始逍遥起来了。‘大学校’已经不攻自垮了，院文化革命委员会也在斗争中靠边站了，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的人孤立了，造反派队伍壮大了，在斗争中组成了各种兵团，相互支持，形成了有战斗力的组织，掌握着着运动的大方向、主导权，控制了学校的宣传阵地(广播台与院刊)。造反派已经在政治上、组织上、宣传上都处于主导、主动的地位。”

　　第三个时期：是军队支左并且镇压占优势的造反派力量

　　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军队支左之后情况大变：“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经过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的拼搏后，形势一片大好。但在武汉军区介入后，形势急转直下。”“从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开始，到一九六七年的‘七二〇’事件，漫长的五个月中，他们取缔工人总部，大肆抓人，压迫钢二司、钢九一三，分化造反派队伍，拉一派打一派;扶持百万雄师，对造反派实行武力清剿，实行白色恐怖;公然抗拒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发动‘七二〇’兵变，扣押殴打中央代表……。”一份官方编撰的党史，晒出了“百万雄师”百万雄师部分的杀人成绩单：“据不完全统计，6月份仅武汉市就在武斗中打死108人，打伤2774人。”(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在湖北80年》，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345頁)水院较为幸运，在百万雄师的武力围剿中间，有七人被长矛刺伤，总部勤务组成员严菊明、动态组钟光超老师都被百万雄师用长矛刺伤。

　　如果说一九六六年文革早期是省市委和各单位党委的表演时间——在公众面前表演他们放肆地践踏政策和法律的话，显然一九六七年元月底“军队支左”之后，就成了军队当权派的表演时间了，这一次的表演除了践踏政策和法律之外，还要加上残暴的镇压场景和野蛮的杀人情节。文革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所有的当权派群体都获得了表演机会，反过来，民众也获得深度观察和识别当权派的机会。

　　第四个时期：是革委会成立和派性分裂

　　经过各个组织的协商，水院革委会由37人组成，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日水院革委会成立大会。在革委会成员协商过程中间，已经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和标准：“在委员条件上，井冈山兵团主张看贡献，提出防止有人摘桃子;以红旗兵团为首则提出革命不分先后，主要看他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是否得到群众的拥护，提出革委会是全院师生员工的，不是哪个兵团、哪一家的。双方的说法其实都有所指，没有捅穿而已。这些提法、指责都成为日后派性斗争的内容。”两种不同的标准，意味着不同的革委会席位分配方法，为了最大化本派别的席位数：“文化革命中，各派死抱住自己的山头不放，为自己的山头多争些利益，以文革功臣自居，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别的组织，要以自己为核心实现大联合，所以总联合不起来，即使表面联合了，心里不服气，所以争论不休，战斗不断。”

　　在革委会成立之前两派就有分歧，成立之后不久就开始了派性斗争，结果，派性斗争的分量太大，成为压倒其他事务的重头戏：“红水院两派的斗争，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一九六七年九月算起整整一年，从一九六八年三月两派正式分裂，到工宣队进院也有半年时间。造反派组织是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间形成的，这样算起来，派性斗争的时间占了一半。”

　　无原则的派性斗争，后果是“革委会已名存实亡，无法开会，更不能统一领导，两派各行其道。上级发到革委会的会议通知、各种票证都是两套，由支左办公室安排，两边都照顾到。这些方面没有产生冲突，但整天的高音喇叭声吵得人不能安生，群众敢怒不敢言，越到后来，逍遥派越多。”

　　革委会内部分成互不兼容的两个山头，导致新的无政府状态，“从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的谈话来看，我认为毛主席派工宣队进学校，目的是制止武斗，消除资产阶级的派性，进行斗、批、改，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时间大概在一年左右。”“但事与愿违，从工宣队进院到军宣队撤离学校(一九七四年五月)，五年八个月;再到工宣队撤离学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年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斗是斗，主要是斗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谓的派性;改是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东西，如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众来监督干部和教育干部等等，这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意愿。”

　　第五个时期：是军宣队、工宣队掌权时期

　　革委会内部的派性引导了群众组织中间的派性，结果导致革委会无法工作。工宣队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进驻，军工宣队的第一任指挥长是宋国英，他在学院期间的工作，主要是消除派性，清理阶级队伍，整顿纪律、秩序。

　　“工宣队进院，革委会靠边站，不说取消，但也不起作用。”“说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实际上是军队干部控制一切，决定一切，院、系及行政部门和处、室一把手都是军人。”

　　“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在组织上及领导系统上的改革，实行军事化编制，进行军事化管理，以实现迅速改变学校面貌的目的。”“学院下面面成立四个大队，原一、二、三系分别改为一、二、三大队，行政管理部门成立四大队，大队下面面设连、排、班。机关设四个组：办事组、政工组、教育革命组、后勤组。”“各大队的行政领导由工宣队员担任，大队政委和机关四大组的组长均由军宣队员担任。”“湖北省成立“文教战线线指挥部”，正副指挥长均是解放军，是学校工宣队的上级领导机关。”

　　“从此，由解放军领导学校的一切，广大师生员工由学校的主人变成了被改造的对象。他们按照军人的要求，早上出操，开会要列队进入会场，列队离开会场，开会前要唱歌等等。”

　　“从毛主席召见‘五大领袖’的谈话来看，我认为毛主席派工宣队进学校，目的是制止武斗，消除资产阶级的派性，进行斗、批、改，完成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时间大概在一年左右。”“但事与愿违，从工宣队进院到军宣队撤离学校(一九七四年五月)，五年八个月;再到工宣队撤离学校(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年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斗是斗，主要是斗造反派;批是批，主要是批造反派所谓的派性;改是改，主要是改掉文革中毛主席提倡的东西，如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四大的民主精神、依靠群众来监督干部和教育干部等等，这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意愿。”

　　为了实现彻底镇压造反派的目的，为解决派性问题所排出的军宣队和工宣队(成员主要由造反派组成)已经不敷使用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工宣队进行了一次大换班，指挥长宋国英离校，樊马义接任。工人也全部换了，由国棉三厂、青山热电厂派工人进驻我院，铸钢厂和车辆厂的工人全部回厂，工人副指挥长由国棉三厂的吴玉清师傅(女)担任，时间不长，又由国棉三厂的朱三梅(女)接任，工宣队员均换成了原保守组织的成员(第一届届工宣队员多数是造反派)。”“指挥长樊马义与宋国英的作风也绝然不同，这届届军、工宣队从进院开始贯彻五二七指示、九二七指示，以后又进一步清查‘五一六’分子，时间长达两年多，全部精力用于整造反派。”“有人说，这届届工宣队进院的目标与任务，就是要彻底整垮造反派，进来的人、起用的人都是保守派的，斗争的对象都是造反派。”“经过他们的‘分析’、‘研究’、‘重点突破’、诱供、逼供、信供，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有四百400多师生员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占全院师生的8%左右。”

　　第六个时期：重新成立党委到彻底否定文革

　　“从一九七二年九月开始，工宣队指挥部已不再领导一切了。党委书记是军代表吴绍文，副书记3人，革委会副主任6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委会，有其名，无其实，因为委员都被隔离审查，至今未解脱，副主任张如屏、张建成都被当作敌我矛盾排除在外，所以此时的革委会没有委员，没有群众代表，只有上级任命的主任、副主任。”

　　一九七四年在群众性批林批孔运动的压力之下，水院内部产生了一点点新的变化：“为了领导好批林批孔运动，党委决定成立院批林批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长常树荫任主任，任命我为副主任。各系成立批林批孔领导小组，总支书记任组长，任命了一些造反派教师为组员。主要任务就是为“两清”中的冤、假、错案平反，处理黑材料。”看起来，要那些官员执行政策，重视事实和法律，如果没有外在的群众运动的压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一次落实政策、改正当权派制造的冤假错案，都是逼不得已。

　　一九七六年各级官员趁着着“粉碎四人帮”的“东风”，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积极推动所谓的“揭批查运动”，把文革中间整治造反派的“两清一批”运动的衣钵延续下去，继续制造冤案镇压造反派：“抓捕‘四人帮’后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所谓有牵连的人就是指那些积极支持与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人——造反派中的骨干，所谓有牵连的事就是指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

　　在与大的“揭批查运动”配合的同时，一些官员个人的“小九九”也搭上顺风车，水院当权派栽赃给造反派的“所谓‘批宫揪张’，实质上是某人的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那个年代，只要把自己说成是被‘四人帮’及其爪牙迫害的，那就是革命者，就是英雄，一举两得，既可打倒张建成，也可抬高宫雨屏和张茀承的身价。”“否则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对我进行逼供。”在文革前后，每一个运动都结合着着当权派的私心和私利，正是因为这样，每一个运动都搞得有声有色，除了上头的号召和组织原则之外，各种私心杂念都得到搭顺风车的机会。

　　有意无意地给官员实现自身机会主义目标的空间，甚至在一段程度上诱导这些，反而是一些领导人巩固自身权力的诀要，这种上下结合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场腐化堕落的加速器。从捷克流亡到瑞士的学者希克指出：“只有当第一书记实行的政策或多或少地符合官僚机关的根本利益时，他才能取得个人的统治地位。如果他企图进行一次违反官僚利益的政治变革，那么他迟早就要失败。”(〔捷〕奥塔·希克《共产主义政权体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页)废除四大、明确保证二十年不搞运动，明确主张“驯服工具论”“入党做官论”，就是这种官场智慧的体现，反过来，毛泽东则逆官场潮流而动并预先做好了“摔得粉碎”的心理准备。

　　二、公权力私有化的扩张趋势——张茀承在官场中间的代表性

　　一个官员如何看待自己的权力，如何对待自己、对待下级，如何执行政策和法律，这对于其权力范围内的政治状况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文革的各个时期，当权派明目张胆地违反政策和法律，这是一个共同的现象，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张茀承等人在省委许道琦和工作组的支持下把群众整成右派和反革命，一九六七年军队支左之后武汉军区陈再道等人镇压造反派，军宣队工宣队派进学校之后很短时期就进行“大换血”，目的都就是为了服务于把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一九七二年成立的各级党委一直主政到“四人帮”被抓之后的“揭批查运动”，其关于文革的作为都是系统地违反政策和党纪的。总而言之，从文革前后的政治实践看，当权派普遍地不执行政策和法律，而是按照自己的私心和需要去行使权力，这就意味着着：对文革演变过程的解释也必须在政策和法律的视野之外去寻找原因。

　　非常遗憾的是，好干部往往成为官场的例外，而恰恰是那些自私自利、作风恶劣的坏干部拥有代表性。张茀承的代表性往往体现为一个逆向选择过程：从官场中间逐步地淘汰好干部，坏干部的比例就越来越大，水院官场就有这样的长期趋势。就文革所暴露的官场行为看，张茀承恰好就是那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人。在张老师的记忆中间：“张茀承的权术运用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善于抓住机会，条件成熟时，果断出击;需要忍耐时，他一定会隐藏起来;需要表现伤心的时候，就能痛哭流涕;需要编造谎言时，他就大胆地编，达到目的为止。他对人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家伙;他可以为亲信包庇掩饰错误;他对上报喜不报忧，说假话，对下压制不同意见，制裁反对他的人，搞一言堂的独立王国。在这个王国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张茀承的这种种作为，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公权力私有化”——把执行政策和法律实现管理的公权力，通过各种方式(其中最重要的任用私人建立独立王国)用以追求私人利益扩张和权力为小圈子服务的私欲。而独立王国的建设成就越大，权力得到制约和挑战的机会就越小，就这样，权力的第一步腐化为第二部腐化开辟出新的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要解释文革为什么按照那个样子搞法，以及为什么会搞成那个样子，中央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思想都没有办法解释，恰好，张茀承这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官员及其利用权力的方式，更能够贴切地解释文革前后的状况，也就是说，不是政策设计、指导思想或者是制度、法律，而是官员的“公权力私有化”愿望有着着更高程度的解释力。张老师精辟地指出：“根据我在文革中与这些人的接触，我觉得他们是一些风派人物，没有原则，没有信仰，跟着着权力、利益走。这种人在洋人入侵时，会不会成为汉奸就很难说;但当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他们肯定是拥护的，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要想说清楚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在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的许多事情，要解析在文化大革命中水院党委主要领导人对一些干部、教职工、学生痛下杀手的原因，就要讲清楚水院党委主要领导人的行为准则，以及这个利益集团对内对外的矛盾与斗争，当他们达到目的后又是如何构建他们的独立王国的。不管他们内部为了权力而斗争，矛盾有多大，但他们始终执行着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干部政策。”

　　为了实现党同伐异的目标，张茀承在“生活作风错误”问题上包庇常树荫，同时处分并拱走李贞儒：“常树荫犯过生活作风的错误，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还有过一个非婚生子。此事发生后，张茀承包庇常树荫，既不准知情人讲出来，也不进行组织处理。由此，常树荫对张茀承是感激涕零、忠心不二(以常树荫掌权后就不一定了)，成为张茀承的得力助手，进而成为张茀承的接班人。”优先提拔那些违法乱纪的坏干部，让他们感到来自上级个人庇护的好处，这等同于是一笔投资，可以指望在未来货到回报——看涨的预期收益，张茀承保护坏干部显然可以增加自己的预期收益，正是在这种预期收益的激励之下，张茀承必须超越政策和法律的许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压制住内部的不满。反过来，如果违纪行为人有可能威胁到预期收益时，那就需要反过来按规则行事：“一九八七年，李贞儒与办公室打字员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被揭露，兼任院纪委书记的高进珊要立案调查，把事情搞大，而常树荫则千方百计要保李贞儒，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是让李贞儒死不承认，以为这样就无法作结论。这一招没有奏效，……高进珊这边依靠省纪委，由省纪委找李贞儒谈话，李贞儒最后承认了。学校给了李贞儒个党内处分，接着着把他调到长沙铁道学院。”

　　还有一个颜国良，也得到张茀承和常树荫的超常提拔和重用，看一下这个人的文革经历和升官图是很有意思的：“颜国良作为水院‘红教工’组织的一号头头……，在抓‘五一六’时，他是最早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并揭发了我院‘五一六’的组织系统，揭发我是水院‘五一六’的组织领导者，除了反军乱军外，还整理了周总理的材料，给他看过，他还提出过修改意见等等。之后，他与造反派划清界限，碰面时假装没看见。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又成为造反派头头，慷慨激昂发表演说，参加各类会议，包括派头头的会议。他向我检讨错误，表示决心跟着着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依然十分积极。‘四人帮’被抓后，他反戈一击，我们又成了陌生人，还是见面装作看不见。对于这样的风派人物，张茀承、常树荫看中了什么?他们看中的，就是颜国良的随风倒，看中的就是要从颜国良嘴里讲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颜国良为了自身的利益，迎合他们的需要，肆意编造所谓的‘证据’。他们在短短的几年里，让他入党，给他提干，调他到教务处，后又升任处长，之后又推荐他担任长沙水电师范学院的副院长，这就是他们对颜国良的奖赏。”

　　司马迁曾经说过“不知其人，视其友。”这就是说，你不知道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就看看他与什么人友善就知道了，张茀承、常树荫等人打击谁、提拔谁，鲜明地揭示了他们的内心和为人处世准则。在另外一个方面，什么人得到官场重视和提拔，不仅体现了“谁应该得到奖赏谁应该得到惩罚”的社会准则，间接地成为执政党政治合法性的指针。

　　在文革期间，选拔谁来执行政策至关重要，军宣队和工宣队进入学校之后，第一批进校的宋国英大体上执行政策，也做了一些促进两派联合的事情，但很快就被樊马义代替。樊马义本人不仅作风粗暴，而且怀有对知识分子“改造、-改造、-再改造”的狭隘心理，结果很好地实现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任务。第一批工宣队成员多数是造反派工人，进入学校之后也能够执行政策做一些两派团结的工作，但一样被换成保守派成员，在樊马义的领导下，在水院师生中间采取“逼供信”手段罗织口供，打了四百多个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占全校师生总人数8%)。不仅仅像张茀承那样为了巩固个人权力需要仔细地选人当权，就算是要实现当权派镇压造反派这个共同目的也需要采取换人政策，看起来，当权派都能够娴熟地找到合适的人，去做他们认为合适的事。

　　虽然张老师本人受到张茀承长期的报复和打击，但他仍然客观地肯定：“就三代掌门人的廉洁程度、工作能力来说，张茀承是无可挑剔的，客观地说，三代掌门人一代不如一代。”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社会转型和官场蜕化程度相关，在文革结束近四十年来，应该说，公权力私有化的趋势是有增无减，与这个趋势相匹配的官员个人，其私心私欲的扩张也是同步上升的。张茀承在毛时代应该算是品德最败坏的干部典型，但是，随着着时间的流逝他反而有资格得到一张“好人卡”，这不能说不是一个悲哀。

　　在官场中间苦心经营权力小圈子，固然可以实现一些私利，但效果并不那么可靠，张茀承晚年的失落还得到张老师过于泛泛滥的同情，“对一个权力欲极强、并用权力随心所欲实现个人愿望的人来说，失去权力意味着着什么?意味着着失去一切，尤其面对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常树荫、高进珊)的一反常态，由热情讨好变为冷漠，由向自己汇报、聆听教诲变为嫌弃，他无法接受，心情不好，……张茀承在被免去顾问职务后不久，身体明显差了许多，也苍老了许多，到后来，走路要有人扶着着，否则会倒下去，腰快弯成九十度了。”张茀承的凄凉晚景也许是事实，关键是被他那颗拳拳经营“公权力私有化”事业的苦心所放大，客观上的失落被主观感受所放大——毕竟投入了那么多得到却却那么少，心情不佳是在所难免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揭示了经营“公权力私有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由于此种风险的实际存在，也许，(也只能说是也许)，张茀承这样的代表性人物还有可能在批判的压力和正面的引导教育之下改邪归正吧，这也许是毛老人家说“相信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扩大教育面”的信心所在。

　　一个老板在自己的企业里面任人唯亲，也肯定会激起部分人的不满，但不会导致普遍的高度不满，毕竟企业是老板自己的;但是，张茀承在水院公然搞那种“公权力私有化”的经营方法，在整个水院所激发不满和批判，要强烈得多。恰好在文革早期很适合这种不满意的公开表述，文革的水院群众对走资派的反抗和批判力量，造反派之所以产生并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其内在的政治动力就在于：人们对于“公权力私有化”的容忍程度很更低。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文革之所以能够发动起来并有那么大的声势，恰好是与民众厌恶、憎恨并且在合适的气候下对“公权力私有化”发起批判的信念是相一致的。

　　而文革结束后，张茀承那种“公权力私有化”经营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被“一把手负责制”正当化了，同时还在强化管理手段运用——“更多由上级掌控下级命运”——的管理和制度改革中间，预先地消弭了绝大部分来自下级的批评意见，改革年代官员对内管治权力的巨大提升，是一个长期趋势，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内部监督的可能。这两者可能是导致三十多年来各种监督制度建设成效不彰的原因所在。这个变化可以解释为：“内部监督”力量即使没有被取消，那也随着着官员权力的集中趋势而被极大地弱化了，而而在外部监督上，倒是有党委纪检、行政监察、经济审计、司法反贪等等则是一种“外部监督”，三十多年来的干部监督，近似于取消毛时代的内部监督同时强化外部监督。机构的建立，但是外部监督的强化并没有能够遏制住干部队伍的整体腐化堕落的趋势。今天的中央领导层始终怀有提高“公信力”和“执行力”的良好愿望，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三十多年来官场私心私欲泛泛滥扩张的趋势，大大地压倒了三十多年来一系列的监督制度建设成就，哪怕就算是以后继续是出台再多的好政策反腐政策，能够取得多大的效果，仍然不无疑问。如果拒绝像文革那样借用群众的有组织的批判力量，那么，仅仅局限于外部监督机制的鼓捣，还有多少潜力可挖?也许需要追问一下：一味地地着着眼于外部监督强化相对于被取消的内部监督，其有效性又如何?

　　三、文革的必要性检验——政治生活中间的“负外部性”观察

　　从文革时期民间造反派力量兴起的经验事实，可以看出：宏观政治制度和状况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的影响是间接的，而微观政治状况——单位内部的当权派及其选拔的积极分子是什怎么样的人如何行事——对民众的影响则更加直接而具体，这对于自己至关重要。对于文革期间被张茀承选定作为反击对象的郭明正来说被张茀承选为反击对象的学生郭明正遭遇冤狱，这个案例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基层政治生活异化对人们的损害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对郭明正来说这是一场无妄之灾，给他个人造成这场灾难的固然有张茀承的需要和省委的纵容，但还离不开他的同班同学提供假证词的贡献。“郭明正因泄泄露左派会议内容成为破坏文革的罪人”，张茀承既然这么定了，他的同班同学张耀先就按照保卫科需要编造郭要杀人的口供，省公安厅就根据张茀承、李喜尔等人的诬陷材料公开逮捕郭明正。在造反派上访团取得副总理谢富治支持之后郭明正被释放出来，但是公安厅副厅长徐耕耘、省委秘书长李衍绶等人却却公开反对平反，他另一个同班同学董兆花更是在张茀承等人的安排之下通过复制郭的所谓罪证材料去北京上访，试图取得中央支持反对为郭明正平反。郭明正被构陷固然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但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案例，让张茀承、许道琦、李衍绶和徐耕耘等高官，向人们展示了他们如何对待法律的，同时也相应地地揭示了张耀先和董兆花这些为虎作伥的小打手——他们时刻准备着着为权势人物制造冤案提供一切需要的东西，在张茀承这样的坏干部之外，张耀先和董兆花这种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也是一个威胁力量。

　　在老田看来，张茀承式的坏干部，和张耀先、董兆花式的马屁精，共同组成一个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坏干部+马屁精”同盟的存在和扩张，是毛时代政治异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同盟在每一个单位内部都成为群众政治感受恶化的威胁性力量。这个政治机会主义同盟虽然不是一个标准的阶级，但是，在每一个单位内部都制造了“圈内少数人得益”和“圈外多数人受损”的冲突结构。

　　对照一九五〇年代张老师在华北北京电力学校的经历，可以看出共产党基层惊人的变化。当时，干部和群众中间的党团员对普通民众生存境遇的影响是极其正面的。在张老师的同学中间，上海同学瞧不起河南同学，认为他们又穷又脏;反过来，河南同学也一样对上海同学抱有敌意，这种隔阂长期存在导致各种不团结和相互排斥，这无疑极大地恶化了人们对同伴的看法和自己的感受。张老师在上级的指示之下，耐心地做双方的工作，帮助河南同学改掉旧的习惯，最终的结果是成功化解了双方的敌视和排斥，做好了双方的团结工作，这无疑同时改善了两部分同学的感受：从自身最贴近的人际环境中间消弭的敌视和排斥。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张茀承和一系总支书记等人把各个班级的党团员骨干召集起来，秘密召开“左派会议”，要他们收集同学的言论，预备在运动中间打一批右派和反革命。而对此持有异议的郭明正则被官员和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联手构陷，于七月十七日被公安厅公开逮捕关押一百多天。对于遭遇冤狱的郭明正而言，当权派是一个威胁性的力量，同学中间“积极要求进步”的张耀先和董兆花等人则象是一个定时炸弹那样的危险，只只要是当权派认为需要，自己身边份那些积极分子就会毫无原则、违反事实提供一切当权派需要的证词，达到陷害自己、满足当权派需要的目的。就这样，五十年代曾经在普通民众中间起建设性作用，帮助消弭敌视和排斥的政治力量(干部+积极分子)，在文革之前业已蜕化成为为了小圈子利益随时打算陷害同伴的威胁性力量，这极大地恶化了人们的政治感受：就象是一个百万富翁破产之后生活陷入困顿那样。有差别的是：一个百万富翁破产是经济处境的恶化，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找到自己的责任;但是，政治境况的恶化确实是外在于自己无力控制的当权派和党组织变化所引起的，没有自身的个人原因。

　　借用经济学中间的“外部性”概念，来粗略地梳理一下共产党基层组织和权力的变化对普通人的影响。在经济学看来，一个人的行为对其他人会产生影响，这就是外部性，对其他人产生正面或者好的影响，就是正的外部性，产生不好的影响就是负的外部性。在没有共产党干部和基层组织介入的情况下，一九五〇年代张老师的同班同学中间上海与河南学生之间的相互敌视和排斥，就是一种负的外部性，张老师在自己上级的指导之下努力解决了这个问题，搞好了同学们之间的团结，这是消弭了负的外部性同时建设了正的外部性，改善了同学们的境遇。而文革初期的郭明正遭遇说明，张茀承和李喜尔指导下的积极分子，恰好是一种威胁性的力量，是一种负的外部性。基层组织的行事准则的变化，不再跟事实挂钩钩，而是服从上级所认定的需要，这种负的外部性更加难以让人接受，换句话说，基层党组织及其选定的积极分子改变了行事准则之后，对于普通民众造成的负的外部性很大，而且这种外部性根据任何政治、法律或者道德准则都是不能接受的。

　　也许需要提请思考的是：很多达官贵人的回忆录也指出一九五〇年代风气很好，一九六〇年代变坏了。这个转变的张老师也感受到了，如何理解这样的转变对于理解文化大革命也很有帮助。

　　老田认为：供求法则对于政治和社会领域也是一样有效的，会非常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历史记忆。很多上层人士在自己的回忆中间，对一九五〇年代的肯定程度远高于此后的一九六〇年代，这中间的区别往往被简单地归结为“政策转换”——例如说是“阶级斗争天天讲”带来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奠基于人生亲历的感受主要来自社会流动阶梯的宽松与否的记忆。因为在一九五〇年代，政权处于草创阶段同时工商业处于快速扩张期，大量的上层职位短期内提供给一个小得多的候补群体(这恐怕与一九八〇年代早中期的大学生对整个社会的感受差不多)，许多人感受到很社会公正和兴旺的记忆主要来自对向上爬的公正性和开放性相关的，说实在的，一九五〇年代“健康向上”的记忆，主要与亲眼看到很多人的才华得到重视和提拔的事实是紧密相关的。今天回顾一九五〇年代，甚至可以说当时“过小的才华也得到了过度的重用”——毕竟这是由与全社会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但国家和企业管理(包括技术职位)需求极大的对比关系决定的。

　　相反，那些一九五〇年代得到过度重用的人力资本，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之后，就成为一种霸占并阻碍向上爬机会的因素了。这中间的好坏转换应该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这一次运动除了确立了向上爬的标准，在中间“文化资本”与“政治资本”的分量对比关系中之外，——更重视所谓的“政治资本”(而政治资本的考评又是以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小圈子规则”占主导的)，同时最小化“文化资本”的分量，更为重要的后果，是全面终结了此前向上爬“较高通过率”的供求关系。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过度拔高“政治资本”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此前得到过度提拔群体的“资本拥有量”相匹配的——“文化资本”极度不足同时却却是各种政治积极分子出身。(老田：《毛时代的社会分层与文革所揭示的官民矛盾——与李逊商榷》，将刊于《记忆》电子杂志第115期)

　　以此而论：一九五〇年代的好风气，内在地与供求关系中间“求大于供”联系在一起，而一九六〇年代官场“小圈子”规则盛行并呈现对外的排斥性，则对应着着“供大于求”的客观对比，所以，一九六五年张老师一到武汉水院，就充分感受到了。张茀承式的干部及其代表性，恰好在“供过于求”的时代逐步地成为主流，而张老师一九五〇年代在华北北京电力学校的感受，可能在“求大于供”时期有普遍性。如果这个分析站得住的话，显然，结论就要悲观得多，这意味着着官场的好风气是暂时的偶然现象，而坏风气则是具有内在规律性的必然现象。而要再造一种让普通民众感到满意的新型政治所要走的道路就更加遥远和漫长，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阻力要比张老师想象的更大。这个分析与一九六八年水院“闯派”和“好派”的激烈争论中间的“十七年红线线论”也有一定关系。

　　张茀承的代表性，意味着着政治异化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在毛时代的单位内部，政治生活的异化和蜕化，恶化了人们的生存感受，激起了广泛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这是文革得到群众拥护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单位内部造反派的力量大小，通常是与干部不得人心的程度成正反比的，换句话说，干部及其依靠的积极分子所干的得罪群众的事情越少，群众就越是难于发动起来，造反派就越是难于组织起来和发展壮大。一句话：造反派的力量大小与本单位政治机会主义同盟制造出来的“负的外部性”成正比。

　　对于政治机会主义同盟造成的“负外部性”问题，毛泽东有着着敏锐和深刻的认识，他清楚地看到了：“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388页)这段话中间，毛泽东根据自己的老经验，指出干部往往对本单位群众负有新老两笔“政治债务”，新债务是文革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线镇压群众时期欠下来的，而老债务则是因为长期不民主所积欠下来的债务，对于这两笔债务，毛泽东支持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披露。按照同一次讲话的意思，毛泽东实际上不支持群众组织全面讨债，而仅仅只只是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晒晒欠条”而已，目的并不是整个地整垮干部队伍，而是敦促整个干部队伍重视“新老债务”引发的大量“负的外部性”及其可怕后果，以期给干部行为准则中间设置一个威胁：在欠下债务的同时必须考虑其后果，同时借助群众运动的东风，趁机推销“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这样一种“负外部性”最小化的掌权方式。很明显，如果没有群众造反的大形势，官场肯定不会接纳毛泽东推销的新方法。从后来的演变看，即便是有了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官场中间愿意听取毛泽东建设性意见的人也不多。

　　四、造反派的派性斗争与分裂问题的深度

　　在政治活动中间，负外部性问题比经济领域更为明显，人们对于政治负外部性的容忍程度更低。文革期间，除了政治机会主义同盟的两部分成员之外，其他的重要政治行为人例如造反派组织，也一样受到这个负外部性问题的困扰。一九六六年底造反派在武汉高校中间普遍取得了优势，在随后的“一月夺权”前后，由于缺乏经验，就没有能够很好地协调各个组织的需要，结果导致分裂。在分裂发生之后，一些人就肆意地攻击别的组织及其头头，结果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导致分裂的扩大，被军内当权派利用。在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之后的大联合、三结合过程中间，为了争夺革委会的席位，同样发生了无原则的争执。在革委会成立之后，各个派别也一样没有能够找到合作并建立互信的机制，结果，相互之间的不满引发批评和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造反派的分裂以及与之紧密相随的派别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验证“负外部性”危害的经典案例。

　　对于派别斗争的危害，张老师做了很深刻的反省：“派性斗争没有理性，不讲政策，不顾大局，只只有派别的利害关系，你站在我这边，就是好干部，革命的，站到对立面，则是坏人、反革命，就要打倒;为了派性斗争的需要，抢旗帜，清理阶级队伍，只只清对方的，不清自己队伍中的;大批判中，给院领导及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挂牌，在武汉三镇游行;学习毛主席著作、马列著作，不是用来提高自己、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而是用来对付别人，批判别人，这种贴标签式、手电筒式的学习方法，在派性斗争中大行其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痛心啊!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浪费了一年的大好时光，伤害了两派的广大群众，拖了文化大革命的后腿。我每想起，痛心疾首。”“全国情况亦然，由于造反派内部的斗争，很多地方发展到大规模武斗，毛主席的计划画无法实现。文革失败后，我们有些人说，如果毛主席晚走几年就好了。试问，如果文化革命按主席计划画三年完成，那么就有七年的巩固时期，那将是什么情况?从这个角度讲，文革久拖不能结束，文革的失败，造反派自己应该负责，也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每一个组织批判都会导致对方的不满，并引发不好的动机猜测，导致一种反批评。就文革的实践经验看，不管这种批评别人的意见是否怀有恶意，在“三结合”的背景下很容易被解读为想要排斥别的派别，最大化本派的席位，由此引发对应的反批评。结果，就在这样的“批评—反批评”的恶性循环中间，派别对立呈现出一种逐步加深的趋势，这也许可以称之为“派别斗争中间负外部性的自动增长规律”。这个方面的派性在自动增长趋势下，极大地干扰了文革运动的走向，成为最难于解决的问题，作为政治经验丰富的老人，毛老人家指出：“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两派多做自我批评，人家的错误让人家自己去说，“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耍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甚至说百万雄师这样的保守派组织最好也是由自己的群众起来造反(，“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明确要求左派和政府都不要去捉人)，(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页)这些主张其实都是着着眼于“负外部性最小化”的考虑，但是当年能够听得进去劝告的造反派领袖不多。

　　第一次香鲜花派与毒草派的分裂，被武汉军区陈再道等人利用，只只是由于陈再道等人处置失当，才导致毒草派中间部分造反派成员回头参加反击“二月逆流”，而重庆的五十四军就一直拖拉着着“革联会”作为反对“砸派”的打手，不需要像武汉那样组织武装基干民兵组织“红武兵”去武力扫平造反派力量。一九六八年水院革委会成立之后“闯派”和“好派”的分裂，一样被樊马义等人利用，最后实际上废除了革委会，把几乎所有的造反派都作为打击对象。

　　毛主席提出“斗私批修”的口号，就文革的实践看，如果造反派头头不能够超越自己的小小私心，不仅做不到批判当权派的修正主义，甚至自身都不能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造反派头头在政治上的成熟，需要他们充分认识到派别斗争“负外部性”的严重后果并愿意为此采取积极行动去解决的时候，才能够实现。

　　从这个角度看，武汉“钢工总”头头胡厚民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一九六八年的“钢派”和“新派”斗争中间，他提出“钢化江城”的口号，应该说此时他是一个为派别斗争“添砖加瓦”的积极分子。等到当权派通过“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来死整造反派的时候，他迅速意识到必须搞好造反派内部的团结，为此他多次请人上门向新派“工造总司”头头吴焱金上门道歉，争取他一起参加“反复旧“运动。一九七四年胡厚民甚至提出联合百万雄师的头头一起“批林批孔”，明确地意识到争取保守派群众的必要性。不过此时，百万雄师与造反派之间的裂痕已经足够深，、难于回头了，毕竟经历过一九六七年夏天“百万雄师”百万雄师杀死杀伤数千造反派的历史，经历过军宣队主导下“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很多成员作为项目组成员参与对造反派的逼供信、制造“五一六反革命”冤案的海量事实。让百万雄师回头与造反派搞好联合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当欠债数量达到换不起的时候，赖账就往往成为首选了。“百万雄师”百万雄师这两段表现一样构成对对造反派欠下这两笔巨大的“政治债务”，成为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很难跨过去的政治障碍，不用说，这债务”，而这两笔庞大的政治债务一样在造反派中间激起普遍的敌视情绪，这不仅导致百万雄师百万雄师难于回头与造反派进行联合(据百万雄师头头章张迪杰回忆，一九七四年百万雄师一些成员担心省市委屈服于造反派压力否定“两清一批”，三次去北京上访要求中央关注此事)，而且在造反派内部也普遍地形成绝对不与死敌百万雄师百万雄师合作的“坚定立场”，果不其然，胡厚民这个联合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的主张被造反派目为“投降派”。

　　拿胡厚民的认识演变过程，与全国的一些造反派头头进行对照，上海王洪文在一九六六年年底“赤卫队”瓦解之后就达到他一九七四年才开始实习达到的认识水平，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直到今天还没有达到胡厚民一九七四年就形成的认识。据研究上海文革的李逊先生介绍：一九六六年年底保守派组织“赤卫队”瓦解之后，工总司曾经开会彻夜辩论要如何对待赤卫队工人，许多造反派头头不愿意接纳保守派，担心这些人参加进来之后带来一些不利影响，王洪文毫不妥协，在辩论会上拍了桌子，坚决主张接纳保守派成员，他这个主张最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实施。因为上海““工总司”没有”不排斥保守派工人，结果各个单位内部造反派组织顺利地吸纳了保守派成员，此后“赤卫队”头头后来几次都想要重新拉队伍都未能奏效，一九六七年之后上海的文革演进中间就再也没有强大的保守派组织出场了，这在全国都算是特例。这与而武汉就不是这样，一九六七年夏天武汉一些保守派参加百万雄师武力清剿造反派，一九六九-—九七三年很多保守派作为“动力”大搞“逼供信”、参与制造“五一六冤案”的事实，甚至一九七四年还想要捍卫“两清一批”的成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武汉保守派的后续表现在全国是有代表性的。因为缺乏有组织的保守派力量与造反派进行角力，上海的大多数当权派从自己的权力地位着着眼，也只只能“理性地选择”接受当时中央的指示——走上“检讨、亮相、结合”的三步走战略，其中检讨就是承认从前的错误并表示悔改，亮相就是保证以后与造反派合作，在走完这两步之后才获得群众组织的谅解，被重新赋予权力和地位。到一九六七年秋天张春桥在河南传达毛主席重主要讲话精神时提到：“上海部、局长一级干部已经解放了百分之五十至六十。”(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等编印《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卷)，1968年，第329页)上海作为当权派反复诅咒的“文革重灾区”，在解放干部方面反而又多又快。

　　王洪文在文革的实践中间，利用一九六六年年底有利于造反派的大形势，整合赤卫队，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避免群众组织分裂的战略性课题，也这从改变了此后根本上改变上海的文革的走向。此后工总司还较为妥善地解决了工总司内部耿金章二兵团的派性问题、一九六七年上柴联司和支联站派性问题，(后面两次派别斗争的解决只只是战术性课题)，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团结，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这应该是王个人在文革实践中间的最大贡献。据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介绍，周总理在一九七三年8月23日在政治局召集的省市区和中直负责人会议上传达，说毛主席在九大、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多次提出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并具体提到王洪文同志。”。(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3—-494页)在文革的大背景下，王洪文作为文革前工厂保卫干事和后来的群众组织头头，除了解决了如何实现群众组织的团结这个战略性课题上的贡献之外，没有太多别的贡献或者资历。

　　根据杨道远的看法，在造反派组织的骨干成员中间，真正的左派不一定达到10%的比例，而毛主席也说“左派历来是少数”。根据毛主席这个较高的“左派”标准，实际上近似于卢梭的“大立法者”——这种人创设新的制度和理论并能够完成推动新制度的依靠力量整合，这样的左派高标准实际上是一种“成熟的左派领袖”标准。就文革的实践而言，真正的左派领袖需要完成三个关键的课题：一是把民间的批判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并在各种复杂条件形势下避免分裂或者弥合分裂;二是把这股有组织的力量引导到新制度的建设道路中间发挥作用，同时对旧制度的各种影响进行有效的批判;三是还要避免这样一股批判力量自身的蜕化变质趋势，成为新制度的永久性支撑撑力量。这意味着着需要建设一个真正的代表多数人利益而且永不变色的“反对党”。只只有同时解决了这三大课题之后，才能真正化解毛泽东那个著名的担忧——“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从王洪文、胡厚民和蒯大富的对比中间可以看到，能够做到在最有利的时机整合民众的力量，避免分裂，阻断“负外部性”持续上升的趋势，全国只只有上海做到了，这在文革当中是个别的情况。而像武汉那样，一月夺权之后造反派阵营内部分裂成为两派则是普遍现象，而保守派则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造反派争取的视野之外。而这种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总是被当权派利用，拉一派打击另外一派，通过这种手法加深群众组织之间的分裂和相互仇视，这种分裂和相互仇视其实就是负外部性所塑造出来的个人感受。到了一九七四年胡厚民虽然认识有很大进步，但是，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弥合造反派与保守派裂痕的可能性了，这是因为保守派作为当权派打手对造反派的伤害已经铭心刻骨了，反过来，百万雄师也“自主自觉”地认识到如果守不住造反派是坏人的底线线，他们自己就要成为坏人了，所以在一年内三次去北京上访要求捍卫“两清一批”的成果。换句话说，上海之所以能够避免赤卫队重新拉队伍，关键在于双方冲突不多、矛盾没有尖锐化的早期就实现了整合，是在“负外部性”积累较少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良好的整合;像武汉那样经过百万雄师“武力围剿”和充当“动力”大搞逼供信之后，负外部性之大，业已从根本上塑造了两派众多骨干基本定型的看法，这个时候再提议双方的整合，在内外部所遭遇的阻力已经达到了无法克服的地步，这其实就是一九七四年胡厚民遇到的情况。

　　毛主席说文革的任务不可能一次完成：“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毛泽东：在《伟大的历史档》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载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等编《毛泽东思想万岁》(61—-68年卷)，1968年，第311页)仅仅从如何把群众凝结成为一股有组织的力量，避免分裂和内耗，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王洪文和胡厚民的对比中间可以看出：造反派要在恰当的时候完成内部的整合，造反派头头要能够抓住一闪即逝的时机完成与保守派群众的团结，就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从胡厚民政治意识的逐步成长看，一个造反派头头要超越自己的派别获得全局性的政治意识，要经过了多么艰难曲折的过程，胡厚民从清队中间得出结论——必须完成造反派内部的团结，从很多保守派成员甘当“动力”积极参加对造反派的“逼供信”情形中间认识到保守派也需要团结好，就这样，胡厚民逐步超越自己，眼光界逐步放宽，从一个“钢工总”头头上升到造反派整体的代表，从造反派的代表上升到全体群众的领袖，他用了差不多八年的时间从亲身经历的当权派残酷镇压中间体会到群众力量团结和整合的重要性。可以看出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如同一九七四年那个政治水平的胡厚民那样的领袖在全国群众运动中间起组织和领导作用，群众群组组织的分裂和内耗问题就很难解决。文革很难一次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就造反派方面而言，群众组领袖的成长速进度远远落后于运动的进程，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即便在群众运动的起始阶段，就有大批领袖人物达到年胡厚民一九七四年的政治水平，也只只能解决文革的第一个课题：使把群众组织成为一股有组织的批判力量。但是，如何把这样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塑造为新制度的建设力量和捍卫力量，仍然处于空白。实际上，上海“工总司”在成立革委会之后就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着第二个问题，甚至如果群众组织长期存在下去还会面临着着群众组织“常规组织政党化”之后的第三个课题——自身的蜕化变质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其党魁的“变修”问题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在毛泽东眼里苏共变修和中共内部的走资派问题，也是一样性质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文革第一个课题——完成群众力量的整合以及批判当权派的倒行逆施都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而第二个课题则是目的——就是要把群众的有组织力量作为新制度的支撑撑来起作用，解决这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困难和阻力更大。造反派在文革期间的错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经验不足找不到解决解决争论和分歧的协调渠道，这在一月夺权后的分裂中间表现得特别明显;二是造反派要解决的课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结构性难题，需要突破的阻力和障碍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大胆想象。换句说话：造反派是在自己的“政治学徒工”阶段就面临着“老师傅”也感到棘手的政治难题。

　　在此之外，每一个人都很难超越自己的人际网络的影响，这往往是人们形成认识和采取行动的重要影响因子，杨道远在四十年后回顾文革期间的派性斗争时，很感概地说：当时要不争是不大可能的、甚至是不对的;而张老师在回忆录中间提到丁家显和一大批老造反组成的“高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影响，这同时也是每一个具体历史和政治进程中间的个人，所难于超越的客观环境。

　　一九六八年水院“闯派”“好派”争论中间，闯派提出“二代红就是二代机”的观点，而“好派”力持“十七年红线线主导论”，内在的分歧在于“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其基层政治生活规则是否需要根本性的改造”。事后回顾，老田倾向于认为：执政之后党组织和基层政治生活的异化是结构性的，确实需要彻底改造。当年“闯派”的问题是：在没有建立两派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就提出战略性问课题，结果在是战术性层面加深派性猜疑和分裂，实际上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过来，一九五〇年代的好风气助长人们产生一个幻想：共产党组织似乎可以超越社会分化的规律只只需要定期清除灰尘就能够恢复好的作风。但社会分化的规律却却在顽强地起作用：从一九五〇年代至今，权力精英的蜕化变质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即便是有了文革这样的巨大冲击也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正是因为如此，文革才采取支持有组织的群众去批判干部，让体制外的缺乏经验的“学徒工”批判体制内的有经验的“老师傅”，这个选择一家内在地断定——体制内的“老师傅们”绝对不可能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惟其如此，才有那个“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决心，支持建立体制外的群众有组织的批判力量虽然带来“乱”的代价，却为治疗的体制内癌症提供了一线希望。

　　在我写的《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很重要》一文中间，做过一点假设：

　　为了最小化派性斗争和冲突，借鉴私营企业的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的“职能三分法”，也许可以考虑这样的设计：造反派是全体民众中间对当权派最具批判意识的群体，就由造反派主导监事会并逐步接掌政治教育和训练职能;由造反派和保守派共同组成董事会性质的“革委会”;而业务权力则交由有经验的经理班子掌握，人事制度和组织制度等与管理人力资本相关的考评组织只只能附设于经理班子考核体系中间;多数干部可以恢复工作，但要接受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稽核。文革实践中间对于董事会和经理班子这样的常规权力角色当时很少讨论，监督权的扩大在文革期间被广泛意识到，毛泽东当时已经设想过“夺权主要夺运动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这意味着着从当权派手上剥离出监督权和其他政治性权力，周总理在外交部进行过试点，到1967年10月毛提出“建党五十字方针”(“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在文革的背景下，实际上也是以造反派为模板的想象力;而造反派中间很多人对于当权派和保守派同盟的反感和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监事会的常规视野，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着重建共产党组织的新标准，前造反派李宪源曾经写过文章提出“教育党”概念。

　　不过，文革实验没有达到过这样的深度，即便是实现了也有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第一个有成就的工人阶级政党，其党魁之所以走向“修正主义”，是因为缺乏工人生存感受的知识分子随着着政党扩大而逐步掌握组织内部的专职管理权力，结果造成“寡头统治铁律”;这样的党组织在面对强势国家机器的镇压前景时，就会转而背叛组织成立的宗旨和纲领，伯恩斯坦鼓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考茨基论证一种“经济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目的都是告诉德国政权：资本主义自己会“自动”地变成社会主义的，不是我们要怎么怎么样。这样就必然地要放弃有组织的斗争，最后出现一种怪异现象：底层的工人要采取激烈的斗争手段例如罢工，党魁反而出面要求工人不要做过于激烈的反抗，说这不利于工人自身的利益。这种种都无非是希求一种“安全”：最后组织的存在本身倒是成了目的，而纲领和宗旨变成是可以牺牲的东西了。(参阅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

　　结合文革的实践，“教育党”概念意味着着由社会群体中间最具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的造反派群体，接掌监督当权派行使职权的职能，同时，还由这一部分人组成的监事会机构接管群众的政治训练职能，并且就政治训练成绩、对当权派的监督实践中间再造与普通群众的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设立党员选拔和训练标准——让每一个新党员都善于跟群众打交道同时能够对上保持批判意识。这意味着着“党建工作”转交给“监事会”性质的机构来执行，这样，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党团员多数是“驯服工具”的现实。在这样的政党制度中间，可以一党执政，但是，要彻底党政脱钩钩：甚至可以由党组织机构推荐官员任职，但是，只只要任职就自动与党脱钩钩从而成为党组织批判性的审视对象。在今天中国人力资源充裕的情况下，可以让普通劳动者接受政治训练的时间多于生产时间，这样的训练力度有可能在党组织内部建设各个层级的多套“影子内阁”，影子内阁可以由下台干部和积极分子等成分组成，这样的监督力量就很接近于专业水平。从文革的实践出发，这样的党组织建设可以超越西方选票民主的根本性问题——“消极无能的大众”，这是《寡头统治铁律》一书中间最为沮丧的关节点，从而创造出一种“积极的有能力的精英民众”，变无根的民主为有根的民主。仅仅在这一点上，文革的实践超越了传统政党的限制，这个超越能够提供多大的新政治空间，肯定可以给落实“人民制宪权”以更大的空间，但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是否足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这还不是书斋中间能够想象或者演算出来的。

　　文革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要解决那些问题，其实与人类在当权派“管治之下”的最后解放这个命题等价。看起来是要走一小步，其实，与最后一步也相差不远，制度建设所要超越的各种传统之沉重恐怕超出最大胆的想象，为什么造反派受到当权派和保守派如此严酷的镇压?这只只是这个沉重传统所表现出来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如此，战略和策略、权宜之计和长远之路都很难分开，以此而论，文革走过的路程离想要到达的目的地，还十分遥远。但是，正确地提出问题，看清楚问题在社会现实中间所处的位置及其环境的各种纠葛，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不是吗?有很多人对于文革期间的各种混乱、无序以及恶性政治竞争的无原则性，啧有烦言，其实，正是这些混乱和人的私心，以及由私心推动的各种坏表现，才真正地构成现实世界的结构性矛盾和纠结，只只有把这所有的问题和困难都考虑到了，设想推进新制度才算是建立在真正的现实基础之上的，如果遇到困难推进不下去，显然是因为现实中间还存在没有克客服的困难和障碍，这比凌空蹈虚地设计新制度要靠谱得多。

　　五、党阀与学阀相结合及其意识形态后果

　　据说，刘少奇曾经说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并对此怀有信心，但是，到目前为止，文革史仍然是权贵和马屁文人用颠倒黑白的谎言写成的，《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中间把这两群人蔑称为“党阀”和“学阀”。针对这样今天主流的文革史现状，假如刘本人真的像宣传所言对历史评价怀有信心的话，今天的人们结合事实来解读，恐怕会认为这是对党阀加学阀的信心，而不是对人民有什么信心。

　　官学两界通过编造谣言来书写文革史的努力，一开始就面临着着知情者过多而且难于封口的困境。从前有个说法：说文化大革命是人类灵魂的照妖镜，今天低调一点，至少可以说，文革是一个精英阶层丑恶灵魂的放大镜，让人们更加清晰地看到精英阶层的斑斑劣迹，这个放大镜至今仍然在起作用。这个放大镜就“假架设”在数以亿记的文革知情者和官学两界伪史编撰者之间。除了捏造历史事实之外，为了让他们的谎言显得很有学问，还放肆地修改和歪曲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发展生产力”、“效率优先”，结果就像文革曾经预言的那样：修正马克思主义成为官学两界的主要理论手法。复辟势力的主要手法必然是“修正主义”，这是一个他们回避不了的表演特征。正是在这样的对照中间，人们能够轻易识别：到底有没有《五一六通知》附件所说的“党阀”和“学阀”，有没有《十六条》所说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

　　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目的是为了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提醒人们注意“反对修正主义”。无论文革最后的成败如何，但是，文革的必要性始终是与是否存在修正主义和复辟势力来检验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修正主义和复辟势力，文革的必要性就不存在，反过来，文革就有其必要性。

　　一九八〇年代组织人马论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说公有制社会里头不存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共产党官场里头绝对没有走资派，知识分子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打总一句话就是：在公有制社会里面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阶层没有独立于劳动阶级的特殊利益，更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复辟力量。而对照文革的指导性档文件“十六条”就不是这样看的，，第一条就开宗明义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句子中间潜在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复辟势力及其活动领域，指出由：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这两个群体构成了公有制社会的复辟势力，而这两个群体所掌控的意识形态以及教育和文艺等领域，都潜在地发展着着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趋势。

　　就文革的政治实践而言，文革是不是有必要性，关键还不在于毛泽东思想是否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最终还是要由文革的对象自身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来回答和检验。在文革的实践中间，由从前的劳动者(工人、农民)和受教育者(青年学生)组成的有组织批判力量，对复辟势力的两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揭露，正是在这种批判和揭露过程中间，复辟势力采取了相应的系列政治行动，正是通过这系列政治行动检验出复辟势力自身的属性，经过文革之后，老百姓发现这帮子当权派果然不是好人。换句话说，只只有通过被看做文革对象的“复辟势力”自身的政治实践，才能够从根本上检验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让人们看到这两群人与修正主义和复辟势力的关系，进而得出文革是否必要的结论。这样的检验过程，其实比通常的理论论证和思想方法，能够更为有力地揭示出人世间的真理。

　　文革期间的小学语文课本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就湖北文革前后的历史演变而言：文革初期省市委领着着各单位党委把群众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一九六七年夏天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武力屠杀造反派、一九六九—九七三年军队干部结合党政干部和保守派以“逼供信”手段制造五一六冤案、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揭批查运动全国镇压群众和干部上千万人，这些行为如果不算“法西斯”又能算什么?改革三十多年来，工人、农民成了弱势群体，不是吃二遍苦是什么?如果说当初那个预言有什么不足的话，显然那个预言大大低估了统治阶级排斥线，只是预计到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会受到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没有预计到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小资白领”也和工人农民一样，处于极端弱势地位;没有预计到中国新形成的统治阶级没有局限于仅仅排斥底层的工人农民，而，今天的统治阶级是把排斥线线大大提高，囊括了到社会结构的中上层。从文革之后的社会转型看，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催生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新同盟，这个新同盟不再是文革当中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结合，而是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政治同盟，他们主导了彻底否定文革并推动了改革。这样一次巨大的社会转型按照文革的语言内涵和逻辑确实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与这个复辟过程紧密相关的是：三十多年来一个由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组成的庞大统治阶级被再造出来并盘踞于整个社会之上。

　　在一定程度上，文革与后来的历史形成鲜明的对照，加深了新形成的统治阶级的自我辩护的难度。权力和财富在少数人向少数人手上积聚的同时，其不道德和不公正的外观更为清晰地暴露在公众的视野里，无法掩盖。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产生过如此强大、掌握如此巨大权力资本和思想武器的统治阶级，他们的权力对于整个社会的渗透至深，但是得到的民众认同度却却极低，以至于如此强大的统治阶级自己都开始担心“仇官”“仇富”心态了，甚至。据说已经有高官推荐阅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担心翻盘发生社会革命导致整体翻盘。

　　就较长的历史阶段而言，文革是一个历史的加速器，把许多变化高度浓缩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段里面，许许多多的亲历者能够身临其境去体验和体会，并得出自身的认识。张老师的一生，经历过一九四九年革命后的社会转型，又经历过一九七八年至今的一百八十度转折，从个人的经验和体会当中，对很多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命题有着着深刻体认——例如所谓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的兼容性问题，这是一份结合经验实际的理性认识，比那些坐在学院里头生造的高妙理论更靠谱。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