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回忆、评论“文革”的文章，都提到过“加害者” 这个词。那么“文革” 中的“加害者” 究竟是谁呢?只有真正弄清楚“文革” 中的“加害者” ，才能真正正确认识“文革” 。有幸在“共识网” 上看到了“茅家琦教授访谈” (2014年6月25日发布)。我们就从一位教授、共产党员的“文革” 经历中共同来探寻一下“加害者” 吧。
一、“茅家琦教授访谈”( 摘抄自“共识网”)
时间：2006年2月27日
访谈对象：茅家琦教授
访谈者：董国强等
地点：茅家琦教授家
茅家琦：历史系退休教授，曾经担任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革” 爆发时是历史系总支副书记、副系主任。
董国强：茅老师，我们这个访谈的目的，是要通过一般人在“文革” 期间的亲身经历以及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了解“文革” 的社会成因和历史影响。我们知道，您在“文革” 一开始就受到点名批判。我们希望更多地了解您在“文革” 中的遭遇，以及您个人对此的反应。另外您作为一个亲历者，同时作为一个资深历史学家，我们想听听您现在对“文革“的看法。
……
茅家琦：……值得庆幸的是，后来南京大学整人的情况没有中学那么厉害，就是说 “文化大革命” 期间大学老师、干部所受的苦难没有中学那么厉害。南京大学“文革” 初期基本上没死人，个别人是个别情况。据我了解，南大没有人是被造反派打死的。中学里面的情况就不同了，有很多老师、校长被学生打死了。什么原因呢?原因是南京大学造反派的兴趣不在南大本身，他们的兴趣在省委。南大没什么油水啊!你在历史系搞来搞去，系主任、党总支书记有什么权力啊?你在南京大学把匡亚明搞下来，也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好派” 也好，“屁派” 也好，后来都把力量集中到省里去了，去搞省委书记江渭清去了。这样就放松了学校里的运动。中学生就不同了，他们对权力是无所谓的，不要说不懂夺权，就是懂他们也不感兴趣，他们就是闹着玩，单纯的情绪宣泄，认为老师平时管他们有点过于严厉了，就对老师拼命打拼命搞，南大的造反派对老师根本没兴趣。
……
那么既然南大造反派兴趣在省委，对校内的许多问题就放松了，所以“文革” 爆发两三个月以后就没人理睬我们了，造反派就让我们去劳动。有的到工厂、农村去劳动，有的在学校里劳动。有的时候偶尔也把我们弄去批判一下，不过这种批判也没什么新东西，都是些陈年旧账，所以批的人和被批的人都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就比较清楚，“文革” 完全是一场夺权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那些“造反派” 对这一点十分清楚，所以他们一下子就搞到省委去了。我们当时的思想还是比较单纯的，心里还在想：怎么一下子就对我们不感兴趣了?这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啊?哈哈……
……
董国强：“文革”期间您有没有关过“牛棚”?
茅家琦：关过。
董国强：那个时候是什么情况呢?
茅家琦：那个时候叫“集中管理”。我们的“牛棚”是系里面建的，就是在学校里面找了个空房间，把几个“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路线黑线人物”、有历史问题的人从家里弄到学校里面来住。开始我们住在学生宿舍里面，我们这些人全都在一个房间里，门窗都钉起来，钉得很严实的，屋里面黑漆漆的。上午、下午劳动，就是在校园里搞搞卫生，扫厕所，扫马路。吃饭的时候排队到食堂去打饭。每天还要读“老三篇”，读《毛选》，读毛泽东语录。我们还在一个地方住过，就在现在的南苑宾馆的后面，过去有一个日本人留下的铁皮房子。第三个去过的地方是到溧阳。我们吃的苦还不是很厉害的。
董国强：你们关“牛棚”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茅家琦：大概是从1967下半年到1969年初。1966年还没有住“牛棚”。“文革”一开始对我们管得很紧，后来到1967年初就松下来了，因为造反派很快就搞到上面去了，底下就放松了。不过到1967年底至1968年又厉害了。最高潮是1968年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记得很清楚的，1968年秋冬以后，就把我们送到大桥工地劳动去了。
……
董国强：您对造反派的情况了解吗?
茅家琦：这个知道的，就是“好派”、“屁派”嘛。
当时有一个事情是很奇怪，学生里面有个“红四联”，就是“好派”，他们认为我没什么问题。“八·二七”，就是“屁派”，里面有一部分人认为我有很严重的问题，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我没有什么问题。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不过“好派”尽管认为我没什么问题，也不敢对我表示信任。“屁派”里面对我印象好的人，对我也没什么明确表示。
反对我的是“屁派”里面的一部分人。现在我想想，那些反对我的完全是个人原因。他们也知道我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我的存在妨害到他们了，所以对我有怨恨，所以一定要搞我。我现在发现基本情况就这样。
董国强：您刚才讲的跟您接触的“好派”、“屁派”成员是历史系的还是学校的?
茅家琦：历史系的。
董国强：那末其实在“文革”期间，批判啊、斗争啊、改造啊之类的事情也都发生在各个单位内部是吧?
茅家琦：外部的影响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决定权在本系。就我而言，外部的情况据我了解，上面就是学校这一级的“造反派”头头，他们对我都没什么意见，认为没有搞的必要。我就是一篇文章、“个人主义”、“白专道路”这些问题。至于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这个问题的人多得很，全校干部都有这个问题，学校造反派的头头当时也认为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不是我一个副系主任的问题。所以他们对我的问题几乎没有施加任何影响。
董国强：按照您的说法，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当时学校一级的造反派头头倾向于认为你身上存在的问题是普遍性的问题，没有深究的必要。既然你是一个干部，那么从学校党委到系总支这条线上下来的，多多少少都有一个“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因此，真正想打倒你的人不是学校一级和其他单位的，而是本系的。也就是说，在系里面的矛盾更尖锐一些。
茅家琦：是的，系里更尖锐一些。
董国强：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全局的角度看，“文革”的主要动力不是来自上面，而是来自本单位内部?
茅家琦：是的，就基层情况而言，整谁、不整谁，关键在本单位内部，而单位内部的问题很多是由个人恩怨引发的。不过我们系里的很多具体问题在这里就不谈了，我们还是讲我个人的问题吧。
……
董国强：您到什么时候就比较自由了?
茅家琦：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
我当时确实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历史系把我卡在那里，不让我恢复组织生活。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有人想卡我。他们在背后怎么议论我的，我都知道。……
……
董国强：您这样的思想状况是比较特殊的，不存在对“文革”由“不理解”、“盲从”到最后“幻灭”、“觉醒”的思想过程。很多人讲，南大人对“文革”的幻灭和觉醒，是从1970年代前后深挖“五·一六”、“林彪事件”这一类事情开始的。这些事情的发生对您有什么震动吗?
茅家琦：“文革”期间我想得最多的一条就是“不教而诛”，我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干部犯错误了，你应该告诉人家怎么改。你不教育人家，不给人家改正的机会，就一下子把人家撤掉了，这是招致我反感的地方。你没有对我进行教育，你也没有告诉我李秀成不应该这么评价，我写了个文章，你就这样来批评我，这个我很难接受。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文革”期间“不教而诛”的症结在于单位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所以我当时想：算了，随你怎么处理，大不了教师这一行我不干了!我当时才三十来岁，我想了一下子，最好的工作是当个裁缝，踩踩缝纫机，缝缝衣服，比较单纯，也比较适合我的身体条件。其他太重的劳动我干不了。
但有一条，当时对马列主义还是坚信的，“阶级斗争”理论还是相信的。由此可见，一个人的思想转变过程是非常艰苦的。真正摆脱一种思想影响是很不容易的。
……
董国强：在我们原来的印象中，一讲到“文化大革命”就是“十年动乱”，但实际上在“文革”的不同阶段，社会动乱的程度还是有差别的。比如说，从1966到1968年这一段，整个的社会是比较乱的，然后随着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终结，实际上日常生活已经慢慢正常化了，虽然还有一些派性斗争，但它是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那么就您个人而言，生活慢慢趋向正常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茅家琦：应该是1969年。1966年是很难受的，1967年好一些了，1968年下放劳动是我最困难的时候。……
董国强：您刚才讲到您曾经想去当裁缝，那是在什么时候?
茅家琦：1969年初。1968年我根本就想不到这些。1968年年底到大桥工地劳动，这是我在“文革”期间最困难的时候。从大桥工地回来就好一点了，那个时候我们这些人就不需要“集中管理”了，都被放回家去了。
董国强：那从1970年代前期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前，您的生活状态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茅家琦：对，基本上恢复常态了。我恢复工作是在1969年以后。
董国强：您说的“恢复工作”指的是什么?
茅家琦：担任系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系主任)。
董国强：那就是讲，1969年以后您已经官复原职了?
茅家琦：基本上是这样。
……
董国强：您的生活恢复常态以后，是不是教学和研究也慢慢地搞起来了?
茅家琦：是的，先是上课，后来研究也慢慢恢复了。
董国强：经过“文革”的冲击，对于您个人来讲，“文革”后期这一段的工作、教学和研究与“文革”之前有什么区别吗?
茅家琦：基本上没区别，都恢复到以前的样子，整天就是教书、看书之类的。我虽然被任命为革委会副主任，但不是主要负责人，有很多事情不需要我来处理，所以看书、研究的时间还蛮多的。我们当时招了一批工农兵学员，他们对我的印象还是蛮好的。
……
袁桂海：茅老师，您在住“牛棚”的那一段时间里，造反派有没有对您进行人身攻击?
茅家琦：那倒没有的。最厉害的一次就是那次在大桥工地劳动。不过当时吃饭是有限制的，不能买两毛钱以上的菜。
……
智 杰：您在监督劳动期间，是不是每天干多少活都有定量的?
茅家琦：这个倒没有。当时南大“造反派”的兴趣不在学校本身，他们的兴趣在省委机关，对南大感兴趣的顶多是原来学校一级的领导。我们这些人是在系里面管事的，到我们这一级，监督劳动基本上参照一般教师的劳动情况来，我们在农场都是跟教师一块劳动的，像我讲的在大桥工地扛枕木的那种事情是不多的。
袁桂海：你们被关押期间的生活是不是很有规律的?
茅家琦：是的。我们不自己烧饭，都是集体去食堂吃饭。早晨起来吃过饭就劳动，到吃中饭的时间，收工回来吃饭，吃完中饭休息一下，下午再劳动。
……
二、读“茅家琦教授访谈” 得到的启示：
1、“文革”“十年浩劫” 或“十年动乱”说，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以失去“人身自由”和“被造反”、“被批斗” 等作为“浩劫”、“ 动乱” 的标准的话，南京大学茅家琦教授1969年以后就官复原职了。既使从1966年算起，也没有超过4年。我所在的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萍乡煤矿学校(以下简称萍乡煤校)所谓“黑帮”的“文革” 经历：“教师——黑帮——农民——教师” 这个过程到1971也就结束了，比茅家琦教授官复原职也只迟一年多，也没有超过5年。从毛主席1966年发动“文革”，到毛主席1976年逝世，定性为“十年浩劫” 或“十年动乱”， 不仅否定了毛主席，否定了周总理，同时也否定了这十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2、谁是“加害者” ?
(1)茅家琦教授说：“南京大学‘文革’ 初期基本上没死人，个别人是个别情况。据我了解，南大没有人是被造反派打死的。” 开始的1966年期间，茅家琦教授“还没有住牛棚”，1969年茅家琦教授就官复原职，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这说明“文革” 不是整茅家琦教授这类知识分子的。所以毛主席不是茅家琦教授等知识分子挨整、“住牛棚”、“大桥劳动” 的“加害者”。
(2)茅家琦教授谈到：“就基层情况而言，整谁、不整谁，关键在本单位内部，而单位内部的问题很多是由个人恩怨引发的。”联系到本人“文革”期间所在的萍乡煤校的“文革”情况，校领导被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靠边站了，工作组进校后，校党委的中层干部就左右了工作组该整谁、不整谁。因为他们掌握着学校教职员工的档案材料，他们选择性的抛出谁的档案材料，谁就挨整。萍乡煤校首先被泄密的是积极参加“文革”者的出身、社会关系、历史问题等方面的内容，将“文革”的积极分子整下去。所以“文革”初期“文革”积极分子的“加害者”是：不支持“文革”的、掌握着教职员工档案的党员干部。
(3)争权夺利者也是“加害者”。茅家琦教授在访谈中谈到：“我当时确实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历史系把我卡在那里，不让我恢复组织生活。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就是有人想卡我。他们在背后怎么议论我的，我都知道。”有些党员干部看见领导被靠边站、被打倒，就投靠工作组，想趁机抢班夺权往上爬。卡茅家琦教授的人，其实就是想成为南大历史系领导的人。萍乡煤校党委宣传部一干事，就是从积极配合工作组整教师、整干部，然后由留守组成员、组长，最后成了萍乡煤校复办筹备组组长，只几年时间，就坐上了复办后的萍乡煤校校长和校党委书记的位子。
(4)“工作组”是“加害者”。“工作组”进驻学校，将“文革”斗争的方向，指向了积极参加“文革”的人和历史或出身方面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在我亲身经历的“文革”中，“工作组”既是“文革”乱象的制造者，也是“文革”中某些受害人的加害者。茅家琦教授没有谈到工作组，但谈到了“1967年底到1968年又厉害了，1968年底是最高潮。”这时段正好发生在工作组进驻学校以后，是否可以理解为工作组进驻学校留下的后遗症。
(5)“保守派”和“屁派”成为了“加害者”。茅家琦教授在访谈中谈到：“反对我的是‘屁派’里面的一部分人。”当时萍乡煤校一些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朴素阶级感情，但不懂继续革命、不理解“文革”的师生，他们不支持“文革”，将积极参与“文革”的人，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自己整“文革”积极分子的行为认为是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他们被工作组和走资派利用，也充当了“加害者”的角色。
(6)从个人恩怨出发，趁运动之机，泄私愤、搞报复的人也是“加害者”。抓住茅家琦教授不放的主要是当时系里的“屁派”。茅家琦教授说：“现在我想想，那些反对我的完全是个人原因。他们也知道我实际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因为我的存在妨害到他们了，所以对我有怨恨，所以一定要搞我。我现在发现基本情况就这样。”萍乡煤校当时挨打最多的是一位“政教处” 主任。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大校军衔转业的干部，平易近人，跟老师关系很好，但对学生要求严格，以管理部队的方式管理学生，因而得罪了部分学生。“文革”初期工作组进校后，趁揪“黑帮” 的机会，这部分学生将其以“黑帮” 分子的名义揪了出来，狠狠的揍了他一顿。现在那些出来为“文革” 道歉的人，就是这种“加害者” 之一。
……
3、要正确认识“文革”，客观评价毛主席。“ 毛主席发动‘文革’ 的动机无可厚非”(俞俞正声语)。群众监督干部、评论干部合情、合理、合法。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取代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斗私批修是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有效形式。在亿万群众积极参加的、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革” 中，各种思想观念都会登台表演是必然的。因此，“文革”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是毛主席的错，应该说是各种势力博弈的结果。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