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李敦白出生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二战结束时他来到中国，成为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美籍中共党员，开始了他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动荡起伏的三十五年历程。他与我党许多高级领导人，包括宋庆龄、毛泽东、江青、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王光美、任弼时、邓小平、王震、李先念、朱镕基等，都有私人交往;他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亲眼目睹很多高层发生的事情。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他被怀疑成特务关押六年，后来作为外国专家投入工作，“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广播局造反派头号人物。上世纪八十年代回美国后，他又转型为成功的商人。2013年，李敦白与《近代史研究》杂志主编徐秀丽一起，共同完成了《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出版)，书中，他以“一个中国的美国人”的视角，以及罕有的诚实坦率，讲述了他在中国的非凡经历。
宣化店“告密”
我是1945年11月调到上海的，只过了差不多三个月，我又一次面临退伍回国。这一次，如果我想留在中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当地找到合法的工作，这样的话，军方将准许我就地退伍。宋庆龄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卫生部的副主任撒克斯写信介绍我的情况，请他给我安排一个工作。这是位相当不错的左派人士，后来曾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他给我安排了救济总署视察员的职位。
我的工作是监督联合国提供的救济物资(主要是粮食)的分发工作，及时发现并向总部报告其中的贪污腐败和不公行为。担任这个职位后的第一次出差，是到湖南分发救济物资。这一趟行程中，中国农村的贫穷，灾民的悲惨绝望，国民党中下级官员与地方势力相互勾结中饱舞弊、欺压灾民的黑暗，触目惊心。从湖南回来不到一个月，我接到了新的任命，这一次，是到共产党李先念部驻扎的湖北省礼山县(今大悟县)宣化店担任救济总署的驻地代表。
我于1946年4月初到达宣化店，5月底离开，没有想到，我在无意中进入了中国全面内战爆发前的漩涡中心，而且做了一点揭发美国政府代表阴谋的事，对中共有一点帮助，这既是我后来被接受的重要原因，也让我一生引以为自豪。
进宣化店之前，我先到汉口接头。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的署长是周苍柏，就是著名歌唱家周小燕的父亲，副署长是杨显东，他在解放后担任过农业部副部长，后来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在他们的领导下，湖北分署严格执行联合国提出的战后救济“不分政治、不分地域、不分宗教”，“只要有难，就要帮助”的原则，冲破阻力，曾向中原解放区运送了奶粉、罐头、服装等物资，部分缓解了李先念部的困难，但据我所知，由我押运的面粉是进入中原解放区的第一批粮食。
一到宣化店，我感觉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好像来到另一个中国，这里的人的精神面貌，与昆明和上海完全不同，他们相互之间的亲切，他们严肃认真的举动中体现出来的庄严感，让我起敬，也让我有一种回家般的舒适感觉。当时中原解放区被国民党大军包围，吃的东西很困难，战士每天喝两顿粥，而且很稀薄，称为“月亮粥”。他们给我一个勤务员，称“小鬼”，小鬼每天钓鱼给我吃。我去定远店视察、分配救济物资的前一天晚上，这个小鬼一宿未睡，做烙饼作为我们路上的干粮，天一亮就跟我出发，毫无怨言。这在解放区是普遍的，不是特例。老百姓在路边看到新四军，都是很羡慕的神色，完全不怕，不像国统区民众见到官和当兵的都很害怕，站到一边，躬着身，令人压抑。这种感觉不是我所独有，同时到过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人都有类似体会。后来我到张家口，第一天就碰到一个姓麦当劳的美国上校，他是美军联络处的负责人，他跟我讲这些人多好多好，跟南京完全不同，没有贪污，关心老百姓，尽力帮助他们生产。停了一会，他说：可是我们还是得消灭他们。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如果他们掌权了，会跟苏联结合在一起，反过来打我们。
我在宣化店如鱼得水，救济物资的分配公平合理，中原解放区的领导李先念、王震等人朴实亲切，我跟李师长和王震将军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经常出入他们的司令部，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与王震将军尤其性情相投。这是个直率威猛的军人，真诚热情，重视友谊。
但我也能感觉到，战争的阴云正在向宣化店的上空聚拢，军事冲突的消息时有所闻。5月初，我听到一个消息，周恩来副主席将与马歇尔将军的代表、北平军调部执行处处长白鲁德将军以及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代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将军一起到宣化店视察。
周副主席，这个昆明和上海地下党口中神一般的人物，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会给宣化店和中国的未来带来什么呢?我充满期待。
5月8日，听说他们终于要到达了，宣化店的人们做好了欢迎的准备，神色紧张而兴奋，聚集在村口迎候三方视察小组成员以及随行的庞大记者团。我同样兴奋难耐，然而不巧的是，他们到达的时候，我却在一个茅厕里。
我刚要从厕所出来，一个佩戴准将军衔的美国人走了进来。我们都怔了一下，我问道，你一定是白鲁德将军吧?突然在一个中国共产党占领区的简陋茅厕里迎面碰上一个美国人，可以想象他的惊奇。他问，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作了自我介绍，并给他看了我的工作证，随后表示，我正感到为难，我带着联合国的救济物资到这里，但看起来这里像要打仗，我是应该离开呢，还是运送更多的物资进来?很显然，这些被围困的人很需要粮食和其他物资。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告诉你吧，我刚从满洲(东北)回来。在那儿，共产党占了压倒的优势，国军对他们没有办法。但在这个地方，国军占了优势，我们准备让他们消灭共军。
我非常吃惊。我大概知道中原解放区面临的局面，李先念部大约有六万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家属、学生、伤病员等非战斗人员，包围他们的国民党军队却有三十多万人。共产党方面对国民党围歼中原部队的图谋时有揭露，中原冲突也引起军调小组的高度关注，三位重要人物和记者团的到来就是明证。我原来以为，军事调处能够解决问题，现在看来，这恐怕是一种幻想，更可怕的是，中原局的领导人中间恐怕也有人相信军事调处能够收到实效。
我得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李师长，但难以找到合适的机会。对于这一天的具体经过和细节，时隔近七十年，我已经有些模糊了。我记得，当天晚上，在一个漆黑的祠堂里举行了由三方代表和一些干部参加的会议，我也在场，陪我坐在一起的是新四军派给我的翻译骆叔平(音)，他曾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工作过。我清晰地记得那些发出昏暗光亮的豆油灯。李先念最先发言，他列举了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的种种事实，然后是王天鸣发言，他说新四军是我们的兄弟部队，政府方面绝对没有围歼共产党中原部队的意图，周恩来马上抓住他的话，说我们欢迎王将军的发言，在座的每个人都可以见证。
散会之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碰到李师长提着灯笼送周恩来回住处，他把我介绍给周，我们交谈了几句。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三人视察组离开后，我才到师部将白鲁德将军的话告诉了李先念。他当时没说什么，但几个月后我们都到了延安，他对我说，非常感谢你提供的情况，虽然我们对国民党的意图已有防备，但有的同志，如中原局的代理书记郑位三，对美国抱有幻想，认为美国人不会让国民党发动内战，我的“告密”不但让他们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增加了一点底气，而且有利于说服自己的同志，取得一致。
对于这件事，我想特别声明我的观点。有些自以为爱国的美国人，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美国的“背叛”。这完全是不了解美国人民真正的优良传统。按照这种传统，不是简单地说，“不管国家做得对不对，我都得跟着拥护”;而是说，“我应该尽力使我的国家做得对”。我认为，我当时竭力支持中国人民来推翻最腐败反动的制度，正是美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所要求的，而背叛这种传统的，正是企图支撑中国黑暗统治的少数美国人。
到延安去
我到上海找到了普莱士，一起坐国民党的飞机到了北京南苑机场，再到协和医院(北平军调部的办公地点)找中方代表叶剑英，然后又找了美方代表饶伯森，请他准许我搭机赴延安。这个人后来当过美国的助理国务卿，特别反动。饶伯森说什么也不让我搭乘美军飞机。当时美军飞机每周六飞延安，周一飞回，到张家口也有飞机。据我所知，我是唯一一个被拒绝的美国人。斯特朗是红色人物，普莱士是红色人物，她们都被允许搭机去延安，只有我不行，叶剑英亲自跟他交涉也不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猜测是我揭发的湖南救济分署的美籍负责人跟他说了什么。
叶剑英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坐火车去张家口。
走到康庄，我们上了解放区的火车。一上“自己的”火车，就像到宣化店那样，我觉得进了天堂。车上的乘务员都很热情，过来跟我拉话。到张家口下了火车，过来几个年轻的军人，厉声叫我站住，问你是什么人，谁让你来的，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还带了个女的，是你什么人?非常严厉。我刚在青龙桥拿洋大爷脾气吓住了国民党官兵，这套在这儿当然用不上，我也不会用，相反，我心里真高兴，这里的人不会因为你的鼻子高就对你另眼相看，我觉得他们很有尊严。正说话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独臂将军蔡树藩带人来了，隆重欢迎我。 我在张家口待了一个星期，采访、参观、座谈，然后他们安排我回北平。我已经联系好了美军飞机。那个麦当劳上校很通情达理，所以没问题。离开的前一天晚上，聂荣臻司令员设宴招待我和普莱士(她是否先去了延安，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曾在张家口陪她参观，给她翻译。)在餐桌上，聂司令员问我：我要是把你扣下来，你觉得怎么样?我问：我留下来干什么?他说：我们需要工程师。我说我不是工程师。他解释道：我们需要架桥的工程师，这座桥梁将架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原来，张家口正准备开通面向美国的英语口语广播，需要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进行校对和润饰工作。一听这话，我很高兴，马上答应留下来。我的东西都还在上海，那也不管了。
从此，我加入了中国革命的队伍，而且与新闻广播事业结下了一辈子的缘分。
我在张家口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朱总司令亲自发电报调我去延安新华社工作。1946年10月19日，经过长途跋涉，我终于到达了延安。关于延安岁月的种种，我在回忆录中已经有所叙述，不再详谈，但我想特别讲一讲我的入党问题。
聂司令员问我留下来有什么条件，我说，如果我留下来参加中国革命，我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如果留在根据地，意味着我将跟外界隔绝，若不入党，则内部情况也将被隔绝。不久，军区有位领导找我谈了话，说他们已经向上级请示，并获得李先念、王震的介绍，决定让我参加支部的学习会，但不参加生活会。这样，我就成为“半截”党员。到延安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找我谈话。他说，中央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外籍人士加入中共，需要得到书记处五位书记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批准，我已经获得批准了。他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我这个人，按中国的标准，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但我愿意学习。他有点意外，我怎么会说自己不是好党员。但我确实是真心话，我就是比他们差远了。
我被批准入党了，但我这个党员不同于一般党员，安子文让我跟新华社干部科副科长丁拓联系，没有公开宣布我的党员身份，但实际上清凉山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我参加党支部会议，但不参加与运动有关的会议，也不参加更高级别的党员大会，至于阅读党内文件，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有党内文件这种东西。我想我是被看作候补党员，或者连候补党员都不如，只是一种特殊安排。我的党龄从1946年算起。入党时我写了个自传，不记得填过什么表。
领受“特殊任务”
我一生中领受过两次通向监狱的“特殊任务”，第一次是1949年初在东柏坡。
我在东柏坡是突然被抓的，那应该是1949年2月中下旬。当时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已经胜利结束，北平和平解放，我们正期待着早日前往北平。我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廖承志处报到。我兴冲冲地到达后，他给我看了一份由刘少奇签署的命令，让我和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到北平执行特殊任务。我以为，即将承担的任务一定与处理中共跟美国的关系有关，很可能是为即将建立的新政权沟通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我很激动，我终将承担历史赋予我的重要使命，终将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留下自己身影。我匆匆忙忙地回宿舍收拾了几件衣服和盥洗用具。没时间跟妻子魏琳告别了，我留了一张纸条给她，说我先走一步，我们很快就会在人民的新北平见面。
与我同行的这位“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师哲。我上了师哲的吉普车。我很高兴与他同行，我们原来就认识，我的印象中，他是位很和气的老革命。事后回想，有两件事比较特别。第一件，出发前，我正跟廖承志聊天时，新华社记者丁明拿着一个塔斯社的电报跑进来，说“臭名远扬的美国特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莫斯科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另一件是告别时廖承志拥抱我，说小洋鬼子，不要太担心，事情总会搞清楚的，你可不要像“刘备进荆州”那样。按说这两件事都是非同寻常的，斯特朗我那么熟悉，怎么可能是美国特务?而我虽然看了《三国演义》，刘备进荆州是怎么回事却毫无印象。照常理，这两件事我都应该问一下，但我正沉浸在高度兴奋中，脑子自动屏蔽了这些疑问。
车上还有一个年轻的干部，后来知道他姓徐，别人叫他徐科长。师哲坐后排，年轻干部开车，我坐副驾位。我们的吉普车越过滹沱河，往北开了一段，车上还聊起刚刚听到的斯特朗被驱逐出境的事，师哲显得很吃惊的样子问我“真的吗”?走了一会，年轻干部突然说：糟糕，我忘了拿暖壶，路上没有茶喝。师哲说：路途很远，还是回去拿吧。吉普车调了个头，再次越过滹沱河，到了一个听起来叫“怀社”的村子的一个地主大院门口，他们俩走了进去，让我坐在车里等。过了一会，年轻人出来对我说：师哲同志有点事，要耽搁几分钟，你不如进来喝茶吧。
我下车，走进这个大院。院里有东西两个耳房，他把我带到左边的耳房，让我坐在桌边，说他去拿茶。这时，外面石板地上传来“笃、笃、笃、笃”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什么。正猜疑间，门忽然被推开，进来一个杵拐杖的人，他戴着很厚的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瞪得像铜铃。我以前从未见过此人，后来听说好像是刘少文———我就见过他这么一次。他两眼瞪着我，说：李敦白，我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逮捕你，你受美帝国主义的指派前来破坏中国革命!
好像头上被狠狠打了一棍，顿时天旋地转，只觉得整个屋子飞速转动，眼前星星乱飞，还感觉脑子里被什么东西使劲拽了一下。不，我没觉得他在开玩笑，我不认识他，而且他的态度非常严厉。马上上来几个士兵，把我衣服都扒了，有一个还扒开我的嘴检查，发现有个补过的牙，我很怕他们会把那颗牙挖出来，幸好没有，士兵只报告了这个情况。他们让我穿上黑色的衣裤，把我推到右边的耳房。这间屋子的窗户被木板钉得严严实实，里边一团漆黑。
在哨兵把我推过院子时，我哭了起来。哨兵对我说：没有关系嘛，有什么问题，组织上不会解决吗?他的话给了我另外的信息，震惊之中又添加了迷惑。
几分钟后，又把我带回左边的屋子，开始审讯。一起乘车的那个年轻军官主审，师哲在场。师哲说，我们对你的情况一清二楚，现在就看你自己的态度，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以后全国人民都知道的政策当时就有。然后问，你的全名怎么拼写?我对师哲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这样的人。他大发脾气，说你把我们看成乡下佬，笨蛋，把自己看得很高明，你以为我们没事干呢!他还说，你是敌人对准我们的一把刀，我们现在要把刀口转过来指向敌人，如果你痛痛快快地交代，把你的特务关系都说清楚，我们上车继续去北平，这个小屋子里发生的事情，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是第一条道路，你还有第二条道路可以选，就是拒绝交代，不过，我们有办法让你讲，你最后一定会讲。说到这儿，他拍拍自己的身子，接着说：但是，你会受不了!我立即抓住了这句话，说：你们威胁我，要给我上酷刑。他马上退缩了，说：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即使我们想这么做，毛主席也不会允许。
后来我说，我愿意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毫无保留。师哲说，我们不需要你长篇大论胡说八道，你只要交代你的特务关系就行了。他还说，我们知道你到解放区以后没有干过坏事，有些特务来了，受到感化，或者出于胆怯，没有干原来想干的事，我们只要你交代你的关系。我巴不得有什么东西可以交代，但没办法，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关系”。后来我在美国讲演，还跟听众开玩笑，说最好大家事先准备好可以交代的材料，万一哪天被捕就有得说了。就这么翻来覆去地审问了一天。中间师哲还用很轻蔑的口吻对我说，你们美国人最看重的是自己的生命，另外就是女人、美酒。我不同意他的话，我说我们美国人同样可以为正义事业献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争夺太平洋岛屿的战争，美国人多么勇敢，多么不怕牺牲。师哲听后没有反驳。他只参加了第一天的审讯，后来都是那个年轻人审。他不让我交代问题，只反复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两句话，叫我端正态度，说只要态度端正了，接下去的事很容易办。
端正态度花了几个星期，没什么效果。徐科长就说，你说你要交代，那好吧，你说，我给你记下来，但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我开始讲，从头讲起，特别是自己认为可疑的事情，我都提了，怕日后查出来更说不清。比如我有个表兄，其实我们没见过几次面，他是个律师，也是个FBI。我还讲了跟斯特朗的关系，他装作没兴趣。
先后大概讲了两三个星期，也不是每天讲。我当时思想上有很大的迷惑，一直摇来摆去，摇来摆去，一会儿觉得他们搞错了，一会儿又觉得他们是在考验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整风。我在新华社的朋友和熟人，几乎都在整风运动中挨过整，有的神经衰弱，有的不再能够写作，只能改行摄影之类的工作，有的战战兢兢什么都怕。我对自己说，他们搞错了，但我不能埋怨党，那样的话我这个人就变了，就不是原来的我了。我也不能被整垮，那样的话离开这里之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我也想到，把我搞错的事传出去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影响不好。
我坐在黑屋子里，觉得非常苦闷，搞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明白徐科长为什么翻云覆雨，脑子高度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哨兵拿了两片白色的小药片给我吃，说我们发现你最近感冒了，这是给你的药，我说我没感冒，他说反正你得吃药，不吃就灌。此后，每天三次、每次两片让我吃药。记不清吃了多长时间，因为脑子乱了之后就不知道是否继续吃了。
这一乱，就乱了几个月。出现种种幻觉。我吃虫子，吃泥土，什么都吃，我还乱闹，等醒来，手铐已去掉，手腕上鲜血淋漓。可是，在头脑混乱中，我仍然有一种非常悲痛的感觉，每天晚上都觉得第二天不会再醒来。那段时间，可以说和死神同寝。
夏天，我被装上一辆盖着毡布的日本卡车，运到北京，关进北京市第二监狱。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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