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好，我就接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利器，严格党内生活，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历史沿革
1、八七会议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八七会议”在批评党内右倾错误基础上，开始探索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后来才出现了“红旗漫卷西风”的革命高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个发言，总共谈了国民党、农民、军事、组织四大问题。他批评党此前不做军事运动，指出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同时指出，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会议代表的支持，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
2、井冈山时期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左”的倾向、对红军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批评。例如，针对“八月失败”问题，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曾多次点名批评杜修经同志和杨开明同志。
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这样批评杜修经和杨开明：“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可以看出，毛泽东善于用事实说话，批评得有理有力，能够让被批评者心悦诚服。
3、长征路上
长征路上，遵义会议通过严肃的思想斗争，扭转“左”的错误。
此次会议讨论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周恩来主动进行自我批评，承担了一些责任。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并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根据地的政府和群众对反“围剿”战争是大力支持的，驳斥了博古关于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不够的说法。王稼祥、张闻天等均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本次会议《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并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可以说，毛泽东、周恩来主动进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4、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是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成功典范，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的影响，为我们党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
首先，延安整风成功的关键一环就是领导人带头。例如，针对“审干”运动中的种种错误，毛泽东主动做自我批评以争得同志们的原谅：“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
其次，是提出了必须认真学习党的文件方针。因为“只有敢于认识自己，清算自己的人……才能在战场上有效的缴敌人的械，并向死不缴械的敌人投出准确的，致命的一击。”
第三，批评同志一定要出于公心。少奇同志曾明确提出，批评“必须首先是完全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为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而如果将“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样批评就异化为“泄私愤，图报复。”
第四，批评要重调查研究，要有理有据。毛泽东同志诤告我们：没有证据的胡说乱说，这种“主观主义的批评”，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的纠纷。
最后，批评同志的方法要得当。毛泽东指出：决不能采取鲁莽的办法，批评“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通过延安整风和随后的七大，全党思想上高度一致，组织上空前团结，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5、1950年整风运动
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现场
1949年10月，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内发生了一些触目惊心的贪腐案件。毛泽东指出：“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整风指示，决定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的普遍整顿。这次整党运动的重点是进行“三反”，因为就当时的情况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实在已经成为影响党风的罪魁祸首。
为了指导这场反腐败斗争，毛泽东写了300多条指示、批语，以坚定、彻底的态度领导反腐败斗争。他亲笔批示枪决了刘青山和张子善，震慑和挽救了一批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三反”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思想教育，清退了一大批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净化了党风和政风。
6、七千人大会
1962年2月，毛泽东(右二)、刘少奇(右三)、周恩来(左二)、朱德(左一)、陈云(左三)、邓小平(右一)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规模空前的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的背景下召开的，目的是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
大会讨论了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报告严肃指出了党在当前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包括生产计划指标过高，急于过渡、搞平均主义，权力下放过多，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同时强调，很多党员干部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此外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强调强调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并认真做出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邓小平、周恩来也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自我批评。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七千人大会取得了重要成果。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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