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且家很穷，邻居家很有钱。苟且看到邻居爱喝咖啡，连忙学样，逼着全家扔掉茶杯;偷窥到邻居穿花裤衩，又强令全家人换上花裤衩。喝了百年咖啡、穿了八十年花裤衩，才发现邻居的钱大多是父辈抢劫来的遗产。就此，苟且立马深爱上了邻居的祖宗，于是，天天在家骂完父亲骂祖宗，夜夜梦见自己原本是邻居家的儿子，后来索性给全家改名换姓。
骂祖宗与认洋人为主子，拒绝奋发图强------这就是百年前胡适等人的所作所为。
胡适等人所做的一切，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中国不如欧美，是因为我们的祖宗和血统不如欧美。所以，他们坚称中国“百事不如人”。面对“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悲惨局面，他们始终只干一件事：骂自己的祖宗，摧毁中国现有的一切，同时拜洋人的祖宗。
古今中外的人们都是有思维定势的。今天，通行于国内的许多真理般的概念、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主要来源于胡适等人的“学术成果”。
今天，胡适的徒子徒孙仍在继续骂祖宗的事业。当今某些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依旧靠食胡适等人牙慧为生，匍匐于欧美面前，却自以为思想先进，当为国人的精神领袖。
当今上海某大学一朱姓教授说：黄河是中国人祖宗的尿汇聚而成;长城是中国人祖宗的屎堆砌而成;中国人祖祖辈辈靠吃屎喝尿生息繁衍。此人品德如何姑且不论，既然此人深知自己是吃屎喝尿者后人，臭气熏天，下贱无比，活着就是污染环境，他为何不赶紧悬梁自尽!
转眼，中国文化界已经闹腾了一百年。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汉唐盛世，傲视天下;宋辽金夏，美轮美奂;百年元朝，元曲流芳;明清不仅富甲全球，且四大名著将与人类共存亡。
最近这一百年，中国文化界留给后人什么?诞生过唐诗宋词的国度，如今竟然没有了诗人!凡是在“国际上”获奖的作品，无不是大骂祖宗羞辱同胞的东东!
有谁靠骂祖宗成为大商人、大学者、大军事家?骂祖宗的人，只会败家!
没有自立、自强精神的人，永远不能称之为正常人。以这样的人为师长，只会教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一边向父母伸手，一边弃养父母的饭桶和流氓。
胡适等人到底是什么玩意?我们有必要好好回忆回忆。
一、可悲可恨的荒唐时代
1840年，英国人为了向中国武装贩卖毒品鸦片，派出若干军舰，在中国沿海地区开了几炮，清政府发现洋人的枪炮很厉害，就在英国人写好的条约上签字画押，割让了土地，赔了不少银子。在确认大清帝国不过是一只病猫后，做惯了海盗的洋人，比如美国，比如法国，纷纷跑到中国来要钱、要地、要特权。
自此，清朝皇室天天遭受奇耻大辱。洋人用枪炮顶着大清皇上的腰杆时说的话，当然是真理。用当今的词汇，那时候洋人所说的，统统是“普世价值”。鸦片是高端商品，洋人以此实现货币回笼;中国人口是低端商品，洋人掳掠数以十万计的中国青壮年，当猪仔卖;中国矿产是海水，出一点人工费，洋人便可以成船搬运回家;中国国土是羊群，洋人挥一挥鞭子，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便进入了他人的笼子。
被洋人抽打得满脸鲜血，清朝皇室始终不长记性，几十年里，不见有半点长进。
起初，有血性的中国人尽管不满清政府的窝囊，还是希望依靠它振兴中华;当千年小徒弟日本也来随意欺侮中华后，大家开始痛恨与大清政府沾边的一切，比如辫子啥的。气着恨着，大家想明白了，必须推翻这个无德无能的政府，一切重来。
一个甲子之后的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的军人向他们的长官开枪了。不曾想，这一声枪响，引发各省军事强人接二连三宣布独立，声明不再听朝廷的话。枪炮没响两声，一夜之间，中国没皇帝了。
军事强人们立即派士兵上街，专门剪代表耻辱的辫子。把辫子当做物质上的敌人，大约是古今中外最奇特的一次武装革命;而百余年后的今天，依旧把某人剪辫子作为革命精神写入史书，则是古今中外最了不得的一次文化革命。
剪完辫子，启用中华民国年号，大家便欢呼革命成功。
睡一觉醒来，军事大佬们发现，头上有没有辫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了皇帝：我的地盘我做主。
人心不足蛇吞象。大佬们都想做全中国的老大，那就打吧。
推翻皇帝，还没怎么打仗，而革命家的诸侯争霸战，从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开始，一直打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持续了整整25年。
在中国军人打内战的时候，西方海盗和后起之秀亚洲海盗日本并没有闲着，他们坐地分赃，将中华大地大卸八块，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离中国太远而在中国周边没有殖民地的，比如德国，宣称中国的山东省一切特殊利益属于德国，其它国家不得染指。中国的邻居俄国、日本，在中国周边拥有殖民地的英国、法国，不仅圈占势力范围，而且不断就近将中国某些领土收到他们的囊中。
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不仅是中华历史上最为可悲的40年，而且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为无耻的40年。
此时的中国亟需什么?强兵!只有强兵，才能抵御外侮，将横行于中国的洋人兵舰、驻军赶出中国，避免亡国灭种。对此，胡适们呲之以鼻。何况，热爱租界的胡适们，从不认为洋人驻兵中国有什么不好，一旦洋人都走了，没有租界了，胡适们住哪?
此时的中国亟需什么?富国!只有发展经济，才能让全国百姓吃饱饭，让孩子们进入学堂，才能进一步强兵。对此，胡适们同样是毫无兴趣。老百姓不过是一些华老栓、祥林嫂、闰土之流，只配作饭后茶余的谈资。更何况，胡适们从未感到过穷，比如胡适，月薪300多大洋，一年的收入可在北京城黄金地段买一座三进大四合院。当然，叫不叫穷，那是另一回事。
此时的中国，最最亟需什么?国家统一!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富国强兵的希望。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实现国家意识的增强、思想认识上的统一。偏偏，胡适们闹腾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
军人们推翻了“封建帝制”，把中华版图搞得支离破碎。胡适们要和军人们比个高低，干更大的事业：通过扫荡旧文化，把中华精神砸个稀巴烂，彻底消灭国家的凝聚力。
他们闹起了所谓的“新文化运动”。
二、丑恶无知的新文化领袖——胡适
我们不要过高地估计了民国时期“大师”们的知识与眼界。
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领袖们，处处标榜民主与科学，开口闭口世界大势，实际上，他们对当时世界十分无知。1919年1月17日，北大毕业生，此时已身兼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协会会长的袁同礼，在《北大日刊》发表了一篇有关诺贝尔奖的文章。他仅列出一份并不完全准确的1913年前诺奖获得者名单，对此后的可谓一无所知。专门负责搜集、管理世界学术信息的图书馆馆长如此，其他的教授们的情况可想而知。
洋博士胡适应该比较了解欧美的实情。但是，胡博士回国后，主要给学生们教授“国学”，忙着写什么“白话诗文”。他的导师杜威博士来中国讲学，他做翻译，他翻译道：“美国男女平等，一点儿界限都没有”。当时，在欧美，妇女不仅没有实现与男人的同工同酬，而且大多没有选举权。显然，这要么是他的老师胡说而胡适(假装)不知道，要么是胡适乱翻译。
当时有一位名士叫吴虞。吴虞仅游历日本，未在任何大学接受过任何系统的教育。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基本是来自对日本马路上的观感，拍脑袋想当然。可以说，是极端的性格，使他爆得大名。凡是儒家提倡的，吴虞都坚决反对，什么孝顺、家庭、仁爱、贞洁等等，统统无条件的反对，他的理由是：西方人从来不要这些。因为他论证了孝顺、家庭是“万恶之源”，一下子赢得了“只手打翻孔家店的老先生”的荣誉称号。
这一时期，只要胆子大，缺德到一定级别，便可一夜成名。因此，每天都有雨后春笋般的惊世骇俗的学术成果诞生。比如吧，当时有“大师”研究后认为，孩子是父母快活时不小心弄出来的，所以，孩子没理由，也没必要孝顺父母。相比之下，当今性学专家李银河教授还局限于“性自由”阶段，尚未延伸到性自由之后的问题，实在是太肤浅。
胡适、吴虞等著名教授绝不只是说说而已。北大教授集体嫖妓，有妇之夫的老师迎娶女学生，如此等等，成为当时臭名昭著的新闻。最有价值的实践，莫过于吴虞，他唾弃孝顺，便以拳头痛扁亲生父亲;他讨厌家庭，所以不给亲生女儿学费;他高呼妇女解放，于是，一边嫖妓一边娶小老婆。
知识青年们的脑袋顿时炸了锅，醍醐灌顶般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后，原来是孝顺、家庭、仁爱、贞洁等玩意惹的祸。思想被“解放”的小伙子们，抛妻弃子离家出走，当上了“文学青年”， 女学生也离家出走，当上了 “娜拉”。 “文学青年”一边与“娜拉”们爱得死去活来，一边撰文大骂父老乡亲父母兄弟姐妹。“娜拉”们彻底解放了身体与道德，一边与几个男人同床共枕，一边发表难以割舍其中一人的“爱情”日记。就这样，诞生了一大批著名的“现代作家”。
忠孝是愚昧，贞洁是罪恶，家庭是牢笼，祖宗是魔鬼，父老乡亲则统统是愚民，只有自己才是古往今来的最聪明、最伟大的圣贤。以忠孝、贞洁为基础结成的家庭铸就的中华历史、华夏国家与社会，自然是十恶不赦的。文学青年们以为，自己的责任就是要彻底颠覆这一切。
他们这些惊世骇俗的新发现，构成了“现代文学”主流思想，教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
三、指鹿为马的胡适
不过，在当时，成年人的社会依旧是理性的。吴虞等人的言行，成为知识界臭不可闻的臭狗屎。
这时，胡适出来了。胡适是当时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博士的学生，满肚子的洋学问，时刻都保持温文尔雅的风度。他大力提倡婚姻自由、不懈攻击“小脚”，但是，他却谨遵母命，将裹脚的女人娶过来做了老婆。当然，胡博士还是有偷采野花的癖好的，逛窑子、婚外情一样也没拉下。胡适以他过硬的洋学历，敢于指鹿为马的勇气，不温不火的性格，轻松赢得了学界领袖的地位，顺利地收拾了残局。
众所周知，第一个鼓吹全盘西化的人，就是胡适。胡适现在所要做的，当然是用洋知识证明中国文化一文不值。
胡适当然知道，反对忠孝仁爱，否定家庭和贞操，等于想与野猪野狗为伍，无异于反人类。胡适是怎样化解这一难题的呢?他说，忠孝仁爱是世界文化共有的，不能算中国传统，中国独有的宝贝只是八股文、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之类的玩意。这逻辑奇怪不：一个五官端正四肢健全的人身上有块疤，便说四肢五官人人有，只有这难看的疤才是他独有的宝贝。倘若将这逻辑用到胡适身上，也很有趣：胡适家独有的宝贝，就是他老婆那双独一无二的小脚。
胡适最大的长处，就是公然颠倒黑白。中国历史上什么最强，胡适就说这方面中国自古就差的不行。他说：“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二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我们知道，中国自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开始，便开始以纪传体记录历史，当时的欧洲人还在干嘛?仅就《史记》，其中的哪一个人物不是鲜活无比?当今有多少成语源自这一个个“传记”?
他走上讲台上中国哲学史课，直接从周宣王(前827年——前781年在位)时期讲起。为啥不谈夏、商、西周的前十王? 胡适说了：此前的中国历史不靠谱，“东周以前无史”，中国文明史也就二千来年。胡适当然知道有人正在研究殷墟甲骨文，不过，只有证明中国文化丑陋时，他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商朝，特迷信鬼神。胡适为啥要抹掉这段历史呢?因为此前的欧洲史，除了原始森林就是野人，连从西亚和北非抢几个神话胡编几个故事的机会也没了。
胡适就收手了吗?远没有。胡适亲手培养的顾颉刚等“专家”成长起来了。在胡适的精心呵护下，一下子，几乎所有的先秦时期的经典，都成了“伪书”。
胡适到底是如何做学问的?下面举个鲜活的例子。
1934年，胡适完成了一部论著《说儒》。此时，胡适已经是声名显赫的文坛领袖了。以他30年代的著作为例，更有利于人们了解胡氏“学术”风格。
《说儒》洋洋洒洒数万言，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儒学下贱。
整个论证是这样的：
1、一切从这个假设开始：“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
2、接下来，不知依据什么，他说：“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
3、接着，大胆判案：“这种宗教需要一批有特别训练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丧礼需用相礼的专家。……他们只是‘儒’。
4、接着，初步结案：因为“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说过“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胡适猜想“大概当时的礼俗，凡有丧事，必须请相礼的专家”，接下来，他不知依据什么，作出结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即：所谓儒，就是专门靠为别人办丧事混饭吃的人。
5、继续推想：“他们(儒)既须靠相礼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讲气节了。”
6、于是，胡适宣称：“在前三章里，我们说明了‘儒’的来历”。
7、转眼间，胡适翻脸不认人，忘记“推想”、“大概”这样的字眼，出台了铁板钉钉的成果：“老子……然而他还是一个丧礼大师，还不能不做相丧助葬的职业;孔子……他也还是一个丧礼大师，也还是‘丧事不敢不勉’。”
就这样，根据假设基础上的假设，依靠推测基础上的推测，胡适给老子、孔子安排了工作岗位：“丧礼大师”。
儒家、道家的祖师爷都是“丧礼大师”，很自然，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知识分子，“丧礼是他们的专门，乐舞是他们的长技，教学是他们的职业，而乡人打鬼，国君求雨，他们也有事，----他们真的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
胡适有句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上述这一切，都是因为胡适发现了“儒服是殷服的线索”。
最最奇特的是，这个所谓的“线索”，依然来自胡适“大胆的推想”：因为“大概最古的儒，有特别的衣冠，其制度出于古代”;且“《士冠礼记》云：‘章甫，殷道也。’”加之“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他是有历史眼光的人，他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
胡适先生用一个“大概”，伟大的“线索”就诞生了。
哲学家胡适先生搞“学术研究”的套路，比前些时曝光的杭州警官破案还要大胆许多。叔侄俩被杭州警官大胆假设为强奸杀人犯，毕竟有实实在在的线索：这叔侄俩开车赴杭州，确实带上了这个被奸杀致死的女孩。
据说，杭州的这个冤案有多次纠正的机会。
那么，胡适先生的这个判决，是否有疑点呢?当然有的是!我随手就可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儒服就是殷人的服装，商朝有天子，也有文武百官，他们是否是“儒”呢?是否着儒服呢?胡适没说。胡适当然知道，孔子是商朝王室之后，也是春秋时期宋国国君之后;胡适还说过孔子的曾任宋国宰相的祖宗也是“儒”。那么，“儒服”是不是商朝贵族服饰呢?
第二，既然“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以孔子如此显赫的家世，即便孔子是以办“丧礼”为职业，难道孔子的祖宗也是干这活的?
第三，胡适说，“丧礼大师”是“遭人轻侮”的下贱职业。可是，鲁国让孔子担任大司寇并代理宰相，老子还在周天子手下做官，这是为啥?难道大司寇也以操办丧礼为主要工作?难道周天子的史官或者图书馆官员，也主要是玩丧礼的?
如此等等，我都能想到的问题，拥有哲学家头脑的胡适想不到吗?打死我也不相信!
和流氓法官刻意制造冤案一样，胡适有自己的目的。
流氓法官之所以胡作非为，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是法官，眼里只有利益;胡适及其弟子们之所以“为学术而学术”，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祖宗当敌人，把自己当外国人。
正当日本侵略中国，国难当头，国家呼吁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时候，胡适和他的弟子说：炎帝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当社会以屈原的爱国精神激励全民族精忠报国的时候，胡适及其弟子说：根本就不存在屈原这个人。他们宣称，汉朝以前乃至汉朝的著作，全是后人的伪作;汉朝以后的?统统一塌糊涂，一笔烂帐。
欲亡其国，先灭其史。日本为侵略中国，组织学者有计划地摧毁中国文化。专门为日军侵略打文化战的白鸟库吉弄出了《中国古传说》，提出“尧舜禹抹杀论”。顾颉刚随即跟进，超越日本人的想象，以“层累说”引经据典，不仅证明尧舜不存在，而且考证出大禹是一条蜥蜴。日本人一边侵略中国，一边对泰国说中国西南地区是你们民族的“失地”，为日军侵入云南做准备。顾颉刚同样热情满怀，直到1939年，他还在“研究”云南等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与中华无关。难怪有学者直斥顾颉刚是日本人豢养的汉奸。
就这样，直到今天，关于尧舜禹，乃至夏朝，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统统使用“传说”二字。
文革结束后，“大师”们终于又活过来了。不可理喻的是，这些“大师”依然故我。在他们的“伤痕”回忆录中，竟然将自己遭受的报应归咎于“封建专制”和“父父子子”传统文化!
近三十年来，新一代“大师”崛起，他们在大骂祖宗同时，为了防患于未然，利用职权，一边制定“常回家看看”的法律，一边高喊要依法治国，企图以法律的武器强迫孩子孝顺自己。当然，这是否能真管用，还有待时间检验。
子曰：“有亲不能孝，有子而求其报，非恕也。”
不孝顺自己的父母，却要求孩子孝顺自己，猪狗也会笑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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