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辉煌结局类比文化大革命

　　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辉煌结局类比文化大革命

　　——谨以此文纪念121周年

　　(张之权)

　　这两件大事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它们中间有相同点。不只它们之间，我们综观毛主席一生所领导的事业，都有相同点。这些相同点的特征是：

　　1、每一件事都是以争取中国劳动人民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争取最好结局;2、都是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没有预先设定的条条框框(常人总习惯于按已有的条条框框办事)，因而透着常人难有的智慧;3、他领导完成的每一件事，条件总是艰苦卓绝、常人难以承受的，然而它们都以胜利告终。由于有这些相同点，因此他所领导完成的事业，都是前人没有做过的，都是开创性的。

　　比如，秋收起义，中央确定要打大城市，由于大城市敌人力量强，结果部队失败了，他立即带领队伍向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进军，保存了革命火种，奠定了朱、毛会师的基础，保证了日后红军发展壮大的前提。在军队建设上，从旧军队过来的领导人，认为军队就是打仗的，除打土豪筹款之外，别的都不想做。毛主席认为红军是执行革命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战斗队，还是宣传队，工作队，除了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过去，军队总是欺压老百姓的，军队内部也是上级压迫下级，毛主席提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口号，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了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毛主席规定共产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党的正确政策能贯彻到每一个战士。数十年实践证明，这支军队不但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最进步的军队，也是当今世界上政治素质最好的军队。在长期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的军队拖不垮，打不烂，无往不胜，两万五千里长征证明了这一点，朝鲜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作战战略战术上，也是因时、因势而异。如在江西时的三次反围剿，都是各有特色，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再比如农村工作，到了陕北，和江西时又有不同。总之综观他领导的一切工作，都是开创性的，无论开始时多么困难，最后都是以胜利告终。这里只是举个大要，算作例证，不能尽道其详。

　　毛主席领导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亘古未有的奇迹。

　　首先，我们看看敌方的兵力和装备：(来自《百度》资料)朝鲜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侵朝部队最多时达到93.26万人，受“联合国军”指挥的南鲜部队达59万多人，共计152万多人。其中美国出兵居第一位，朝鲜战争美国动用了其陆军兵力的三分之一，战场兵力最多时达到302483人;海军兵力的二分之一，出动各种舰艇210艘，海军航空兵的作战飞机383架;空军兵力的五分之一，先后出动各种飞机数万架，战场上飞机最多时达1700多架。美军还动用大量的精锐部队，有“开国元勋师”——骑兵第一师，“美利坚之剑”——陆战第一师，“滴漏器师”——美军第七师(“滴露器”是古代计时器。这个师在过去的作战中，总能像计时器一样准确无误地推进胜利。在上甘岭则被我志愿军打得损兵折将，不能坚持下去恢溜溜被撤走)，“王牌飞行队”——航空兵第四联队等大量“王牌”。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许多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战场兵力密度、空袭轰炸密度，都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

　　再看中国方面：我们全国刚解放。关于急待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恢复国力等这些基本情况以及军队投入数量这类问题，已为人们所熟知，这里就不详说了。主要应指出的是，我们装备太差，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水平。最近我一位老友从网上传给我一个《傅莹内部讲话》的材料，其中有一段讲得比较简明，转录如下：

　　我们跟人家比连毛都摸不着，毛主席敢跟人家干，这真是人家说的疯了。但是军事力量差的更大，你看看这是中国的陆军野战军，炮198门，机动车辆120，坦克一个都没有，81部反坦克火器，70部电台。你看人家有多少!但是毛泽东在这样的情况下敢打，而且打赢了，打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最后打得他们签字画押停战了，而且说“这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对象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布莱德利，参联会主席)

　　毛泽东打完之后高兴地说，“我们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这就是这场战争毛泽东的挑战，所以到现在我们还在迎接着老人家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带来的重大利益。而当时中共中央在讨论要不要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上，绝大多数人不主张跟美国人打(也是多数人不同意)。但形势逼迫又不得不支援朝鲜，进退两难。最后还是毛主席决断出了兵。战争胜利了，大家颂扬毛泽东，如果出现了意外毛泽东在历史上又该是何种结局呢?我们假定：如果战争进行到一半，毛主席突然病故了(请原谅对老人家的不恭，这是行文需要作的假设，必得如此说，才能把道理说清楚)，战争还能坚持下去吗?如果继续打下去由于其他人的措置失宜，最终打败了，又该如何评价呢?那还不将一切罪过堆到毛泽东头上，骂他个狗血淋头!

　　60多年过去了，朝鲜战争的胜利已凝结在历史丰碑上了，现在还有一班丧心病狂的反毛分子叫嚷那场战争不该打，诬蔑毛主席的正确决策。如果如前文假设当时万一中途变故，一定会被人骂得人仰马翻。什么“骄傲”、“极左”、“疯狂”、“土八路不知天高地厚，拿鸡蛋碰石头”、“胜利冲昏头脑”、“独裁”、“独断专行”、“帝王思想”、“草菅人命”等等帽子一定满天飞，毛泽东永无翻身之日。按今日之舆论形势，反毛分子之猖狂，这是必然的。再看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30多年前由于社会矛盾的各个方面暴露不够，我们常人无法置疑“彻底否定”的结论。30多年一路走来，各方矛盾充分暴露，我们就有了条件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这一点，很多资料都讲了，我们只作扼要重复。必需指出的是：文革的目的是完全正当的，是为了永远让人民群众掌握民主武器，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保住劳动人民的胜利果实和红色江山，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毛主席明确说过，“文化大革命就是政治大革命”，“造反有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反对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路道的当权派”。有那么几个阶级敌对分子，置说得如此明白的重要论述于不顾，硬要栽一顶“铲除异己”的帽子，只有阶级敌对分子才能这样做。

　　1、中国不能走苏联修正主义道路。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眼光极其敏锐。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者，一开始他就预见到苏共变了质，苏联要瓦解。(《毛泽东文选》载有明确的讲话，我手头没有书，不能指出具体出处)随后他也观察到了中国共产党内的危险苗头，他不能不替中国革命的前途担忧。在文革发动的时候，他用十分尖锐的语气说了下面一段结论性的话：“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

　　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这些话斩钉截铁，严肃庄重，毫不拖泥带水，一个废字都没有。他身后的历史现实证明了这一点。30多年过去，除了毛主席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更是有一大批正式的资产阶级分子混进了党、政、军和文化教育各界，现在习近平班子抓出的那些人，就是这么一大批人，谁能否认这一事实?

　　他们是不是走资派?现在抓出的这些新生代走资派，是毛主席说的那些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重用、提拔和培养的，是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旗帜下孵养出来的。没有那些老的，怎么会有这些新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就这么联系着的。

　　2、他反对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他在和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谈话时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民、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就不安稳了。”

　　他还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计多方面都有优势。”

　　他说：“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他还说过：“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

　　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是白流了。”

　　现如今，我们早已出现了剥削压迫阶级了，资本家不叫资本家，叫企业主，资本主义经济叫非公有制经济，跟人民群众玩概念游戏，掩盖事物的本质。毛主席对帝国主义尤其对美帝国主义非常警惕，他绝对不主张我们在经济上和它捆绑在一起。做生意可以，你来我往都可以，就是不能捆绑在一起。美帝国主义最狡诈多端，和它绞在一起中国会吃亏。现在已经应验这句话了。

　　3、他要通过发动群众，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完全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在“民主”这个问题上，他的理想境界最高，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式的。不像当今有些人总是对美式资产阶级民主顶礼膜拜，大叫“普世价值”。文革发生之前，毛主席曾领导邓力群、胡绳、田家英、胡乔木等人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一些讲话，被他们记录下来，在中央各部门有过传达。这里记取关于他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的一段：

　　毛主席指出：“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他说：“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是和邓小平等人完全不同的。邓小平没有这么高的民主思想，他是个“控制论者”，他是毛主席说的主张“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这样一类人。他习惯于搞控制，反对群众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文化革命刚发生，他就和刘少奇同志向北京的大学派工作组搞控制，受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89年学生闹学潮，不符合他的控制论意图，最后出现了硬性处理，以后就挫伤了学生的热情和积极性，也损害了党的形象。从那以后，学生们丧失了“五四运动”的锋芒，现在基本上听不到北京大学慷慨悲歌之声了。这是一个消极的后果。

　　但是，关于89年的问题，事情后来发展到严重对立不可调和的地步，不能一板子全打在邓小平身上。学生方面，绝大部分人是关心国家大事的，爱国的，大方向不错。还在1980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就听到了人们对权势阶层有人靠关系网倒卖军火发财的传言，恢复高考以后，北京各大学开后门的条子满天飞，这都发生在官僚阶层中，腐败已呈明显上升之势，要学生们没有意见是不可能的。但学生中有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对当时的学生运动起了很坏的作用，坑害学生的是他们。不承认这一事实是不对的。现在流亡海外的一些民运分子，还在攻击邓小平，是掩盖他们的野心。道理是要用事实检验的。请想一想，1989年的时候，我们办一本赴美国护照是很难的，人们在当地申请不容易得到批准，能到美国大使馆去办也得假以时日。但当时学生运动的头头，一个个都靠护照一夜之间迅速溜出了国境。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势力做他们的后台，是不可能这样的。他们不逃出国，说明心中无鬼，那才是纯洁的爱国主义，至少有点谭嗣同的骨气。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逃出国去，还装正义，中国人民不会同情。邓小平的责任也要分析，出动军队很快平息了事件，有一定积极效果，半年以后苏联就瓦解了，中国已恢复秩序，没受波及。但这种硬性处理，给军民关系造成了硬伤。更主要的是在学潮刚开始的时候，对学生意见尊重不够，没有认真听取他们的好的声音。学生没有按他的控制论方向走，他有气。这口恶气在1966年派工作组受毛主席批评后就存在了。这是他在民主问题上和毛主席的差别，这个差别有天渊之别。如果有基本的民主意识，那么，在学潮结束之后，认真接受学生意见，清理腐败，也不算迟晚，那后来的大面积腐败也可能被遏制了。

　　大概是前年，有一个辛鸣教授(我不知他是那个学校的)写文章说：民主不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我写了篇博文批了他。我们人微言轻，他不一定能看到。此人不懂，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者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人人都靠上班，各尽所能，各取所值，保障自己利益的手段，只有民主权利。这一点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来的，不能割裂地看。资产者不同，他有生产资料，有钱有势力，他的利益对民主的依赖很少。比如现如今的赵本山先生，他有没有民主无所谓，生活没影响，不但吃喝不愁，还享有私人飞机。无产者民主是生命。赵本山之流要的民主是保护他们财产的民主，不是为了饭碗的民主。

　　到了将来真正的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其丰富，劳动产生的财富，不被少数人占有，则劳动者所得的报酬，要比现在高出千百倍，房、车和吃穿用根本不用愁，全体公民上学、医疗全部免费，还有更多假日和支票，到世界各地旅游。如今北欧、北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薪者，已经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但他们仍有失业和经济萧条的威胁，他们的“好日子”是飘忽的，不算完美。只有马克思和毛主席他们追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最完美的。

　　基于这样一些原因，毛主席说：(文革)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人民群众“造反有理”，要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所以，文革是实现真正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它是完全正义的。现今不少人大讲民主和人权，如果真让工农基本群众(数千万下岗工人、上亿农民工)起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们敢不敢呢?干部不敢，大知识分子不敢，商人不敢，企业家不敢，连鸣放都不敢，还侈谈什么民主?这个民主还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翻版，是剥夺共产党领导权的一个手段。

　　现在，30年一路走来，社会矛盾的各个方面暴露出来的问题，让我们看到这些就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防止和阻挡的问题：

　　1、生产发展了，少数人富起来了，社会也两极分化了。

　　2、官员腐败(因为官员都是共产党员，实际是共产党腐败)严重恶劣。现在因为贪腐受到惩处的干部，应该说他们原本是很优秀的，如刘志军等那些部级、省级、厅级、县处级干部，当初不优秀，不可能入党，不可能提干，更不可能升入高级干部行列。如今，一个个成了阶下囚，数额不小，党的损失很大。他们每一个犯了大案的人，揪出一个(如徐才厚、周永康)，一定会牵出一大窝，人数必定是他们的若干倍，这个数额更大。这个损失，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是否超过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有些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还有平反恢复工作的一天，而贪腐分子，就没了这种可能。

　　3、由于官员腐败面积广，程度深，造成社会道德严重下滑，良好的民风被破坏，男盗女娼人数之多超过历史，食品行业、医药卫生、文化教育等各行各业操守都严重缺失。

　　4、由于最底层的人民群众，在两极分化中处于弱势地位，民主权力保障不足，社会不公造成社会暴戾之气有增无已，时时出现对抗性矛盾，群众流血事件数量增多，每年死亡数字也不会小。比如，当年毛主席强调各行各业都要为人民服务，医务工都挂着医药箱上门出诊，还有赤脚医生下乡，群众感激还来不及呢，谁会去杀医生?还不都是医院为了致富高收费闹的。总之，这些东西都是毛主席当初发动文革所要防止的。由于毛主席去世，文革实际上没有进行完就突然被掐断了，这才出现了中国社会的许多消极面回到了解放前的状态。现在人们口口声声指责的文革，不是完整的文革，是半截子文革，我们要搞清楚。毛主席的目的是要达到天下大治，后继者没有完成这一伟业。

　　讨论问题要实话实说。文革是没有在毛主席主持下进行完，不是失败。如果进行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方说，对个人的组织处理，按以前的运动，会有后期的甄别定性阶段。并不是说，运动当中群众怎么说就怎么定案，不是的，在甄别阶段还要查证落实，一向是坚持教育为主，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哪有那么多“反党分子”、“反动权威”?毛主席一贯相信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或基本好的，这在“四清”文件中说的十分明确，是在纠正王光美同志的桃园经验时写的，全党都知道。我处在最底层，手中从来没有“权威材料”，有时是从传达中的材料分析的。比如，罗瑞卿大将，受到了林彪的迫害，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我们在下面都知道罗保卫毛主席是尽心尽力的，我们不相信他反党，毛主席还说过，“他没有反对我”。后来毛主席听说罗跳楼了，当着众人说了句“没出息”。意思是：官司还没打完，你罗瑞卿怎么沉不住气，批评他没有挺住。这是一个有名的例证。这个甄别阶段，华国锋完全没有做，他在宣布结束文革以后，搞了个平反冤假错案，算到那里面去了，如此一来就算成纠正文革错误了。

　　正常的文革运动后期，除了甄别工作，还有一个群众自我教育阶段，群众也要总结自己在运动中的表现，讲各自的优缺点，并互相帮助。如果有这一步，运动中发生的武斗、打派仗、搞破坏、偷盗摸取及各种目无法纪的行为，都会得到清理，基本上不会有遗漏。现在人们都说文革有破坏，我也不支持文革的某些破坏行为。但是，这些破坏既然是在群众中产生的，就应让他们在运动后期充分暴露，弄清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以免重犯。做了坏事的都不能逃脱法网。如果当时按以往的经验这么做了，社会不仅立马就安定了，还可以使后来不至于发生大规模社会道德滑坡。我经历过三反运动，参加过四清，都有甄别和最后总结阶段。文革中做了坏事的人，不但未得到应有的惩治，而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他们曾“一进宫”、“二进宫”，胆子大，目无法纪，一开始就搞投机倒把，赚了大钱，确实是少数人先富起来了，而他们生活上吃喝嫖赌，还纠结黑社会无所不为。正派的党员和人民群众恨得咬牙切齿，却不能端正历史的航向。

　　可惜了，华国锋没有这个全盘考虑，另外，有人急于想从他手中夺权，也不容许他这么做，人为地让文革夭折了。文革留下了太多的问题，主要是干部们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受了气，他们一个是当权派，一个是社会的晴雨表，他们是“彻底否定”的社会基础，把一切怨气都宣泄到毛主席头上去了。

　　当然，这也难怪人家发怨气，挨整的人太多了。我自己就莫名其妙地挨了整。我当兵将近19年(差3个月)，为了整我，空军吴法宪支持的我校革委会下属单位抄了我的家，从我的书籍和笔记中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字，平时我也没有任何一句对毛主席不恭的话，但领导人硬给我栽上“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驻校的工宣队师傅们，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批评。可是，校方当权者最后确定让我复员回老家，在我的离队鉴定上，还是写下了“反毛泽东思想”的结论。这在当时是政治上判死刑的结论。完全是军事专制主义，不讲任何道理。我们一共120来个教员的单位，有数十位战友被打成反革命，有两位战友被逼死，他们比我还惨。我们当时都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绝对不会让我们遭受不白之冤，果然，林彪九一三摔死后，我们原部队院校就给我们平了反，部队派两个人到我所在单位与我面谈，道歉，从档案中抽走了全部诬蔑不实之词，给我从新写了鉴定。全中国有不少干部、学者都遭受了不白之冤，叫人家没有气是不可能的。既然文革是正义的，又为什么会出现这许多丑恶的东西呢?

　　我想，这主要应归因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上各种势力纷纷登场——也就是“天下大乱”所致。被整的有各种势力，整人的也有各种势力。

　　他们各有立场，各有所图，而整人的和被整的在运动中又时时互相转换角色，错综复杂，不是毛泽东一句话能左右得了的。如红卫兵运动起来后，叫他们不要搞武斗，要以理服人。某些高干子弟自恃“红五类”，揪了不少“走资派”，联动们还大搞体罚，摧残人命。后来他们也走向了反面。前一段有一个姓宋的当年红卫兵头头，现在良心发现，向老师道歉赔罪。还有好多这样的人，现在匿起来了。我就在看对宋某人的评论时获知，当时打死卞姓副校长，致命的一击，是一位邓姓女生给的，此人现在很出风头。事实确不确，只有他们知道。学生们为什么不听毛的话，不是文革立场有所别和有所图是什么?

　　整人者当中的当权派，权大得吓人，整人也多得吓人。林彪和江青都是这样。林彪要打倒各位老帅和多位高级将领，就连他们的下属都不放过。林彪自己的几员大将，在海、陆、空三军又各自统领着千军万马，千军万马中有两派，对反对自己的一派，就往死里整，在军中也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毛主席哪管得了他?他是副统帅，整一批手下的下级人员，是权限以内的事，毛主席也无可奈何。

　　江青整文艺界的一批老人，手段不比林彪差，可能人数不及军队里的多。

　　其他还有一些整人的角落，一个个都登场了，给人扣了不少帽子，全国加起来不在少数。当然，有些不能算最后的结论，人们算进去了。人们应该公正地看到，毛主席已经指出了这是“天下大乱”的过程，不能把这定为文革的最终目的。文革中，凡是毛主席发觉了的，都作了纠正。贺龙问题，他作了检讨，对“二月逆流”的处理，他也在后来作了纠正，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最主要是他没有庇护林彪，也没有庇护江青。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曾是他很重用的，但他们犯了错，毛主席处理是很严重的，人们怎么就看不到呢?如果昧着良心说话，不能算公平，也找不出真理。

　　文革硬性“结束”了，社会也被撕裂了。由于是“彻底否定”，领导干部们，大菩萨小菩萨各复原位，公开搞任人唯亲，提拔重用曾经保过自己的人。这些新贵有了靠山，不怕群众监督，也就为所欲为。他们是后来邓小平推出的“领导说了算”的社会基础，也是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的首选，不到20年，纷纷堕入贪腐深渊，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另一方面，文革后的果实，工农基本群众获利不大，很多人还继续在困苦中挣扎，而干部(尤其高干)们和一部分知识分子获利大，有的人还爬到了财富的顶端。如果文革按毛主席的思想完整地结束，人民群众就可以获得公开的、透明的决策权和监督权，官员贪腐不致于发生，环境不会遭严重破坏，不会有数万亿美元财富流失国外将来可能颗粒无收，人民的生活也会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获得更大的保障。

　　文革虽然没有进行完，但文革所取得的成绩至今还发挥着伟大的影响。

　　第一、文化大革命比较彻底地清除了党内的山头，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文革前，党内的山头主义很严重，什么一野、二野、三野、四野，以林彪这个山头最大。地方干部又有什么华北局、华东局、中南局等等，各有地盘，关系密布，盘根错节。毛主席就曾感到有的大官不听招呼，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文革初期，很多封疆大吏被群众拉下了马，威风不再。中期又扫除了林彪这个山头，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如果这个山头不扫除，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们肯定上台。总参及海陆空三军的首脑都是他的人马，一呼百应，十个邓小平也敌不过(在这点上他没有感谢毛主席和文革，还搞彻底否定，本质上否定了毛主席建国后的功绩)。如果林彪得势，军事专制主义一定复辟，几个老帅和一部分老将必然倒霉。他还有个儿子已经被封为“超天才”，林家很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蒋家王朝。毛主席为了不让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割据重演，在重新启用邓小平后，就来了个八大军区对调，让他们光杆司令到异地上班，这为后来的全党服从中央打下了极好的基础。所有这些，只有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环境下，才能较轻松的实现。后来的改革开放，能较顺利地全党统一步调，与这有绝对的关系。我曾看到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写的文章就指出了这一点。从这一点来说，彻底否定文革，是主观主义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因而也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的。

　　第二、教育了群众。文化大革命让已经消灭了阶级的中国人民群众认识到中国还有一个走资派，所以，当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一出现，人民群众就发出了强烈的声讨之声。群众对资本主义和走资的痛恨，对资产阶级和走资派有长远的威慑作用。别看他们有权有钱，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坦然。有一个众人皆知的例证，数年前，重庆的人民群众唱了一些传统的革命歌曲，立马就有人想起了“红歌”，推论“文化大革命”来了，发出了围剿。我没有去过重庆，有人一定要将唱传统革命歌曲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哪归哪?他们是心有余悸、怕着哩!

　　第三、造就了一批优秀的接班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贪下中农再教育，为中国成就了一大批人材。恢复高考时，很多知青上了大学，他们思想根基好，作风正派，能吃苦耐劳，能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毕业后参加了工作，都发挥了顶梁柱的作用。我教过这批学生，个个好，思想作风成熟。

　　更可喜的是，他们中涌现了习近平、李克强、王歧山这样的出类拔萃的政治家。他们是治国良才，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在恢复活力，中国正在他们手上恢复青春。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明。历史总是按否定之否定规律前进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根基很好的党，党的宗旨是在中国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还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党的“一大”的宗旨，毛主席做到了消灭阶级和剥削，是实现了“一大”宗旨的。后来有人推倒了文化大革命目标，又扶植起了新的剥削阶级。但是，我们党的根基和苏联不同，是不容易摧毁的。共产党终归不同于国民党，我们党内纵使有问题也能自己纠正，也比他们进步。有人总吹捧蒋经国、马英九，还有些是党内的知识分子，糊涂!当社会矛盾反映到党内的时候，党内有见解、有作为的政治家，一定会按照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前进。不然的话，这个党就彻底腐败无可救药了。大家已经看到，习近平等人，已经重提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还注意到部队也有干部下连当兵的行动，这是不容易的，党的优良作风正在发扬。当前反腐深得党心民心，人心所向，党有希望!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现在就已呈现纷纭之势。客观的、公正的评价，还有待于历史。因为，从哲学观点上说，错误是由正确决定的(没有“太阳中心说”和“宇宙中心说”之前，错误的“地球中心说”就统治了5000年，一直被认为是真理)。像前些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党风腐败，贪官横行，社会道德严重下滑，社会现状和毛主席在世时不可相提并论，却要说“文革是完全错误的”，不能让人心服。如果不是治理及时，不光像胡锦涛同志说的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而且真的亡党亡国了(共产党下台，国民党复辟，中国被帝国主义肢解)，那么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论述，必将震彻寰宇，千百年后，文化大革命在人类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定会被认为是伟大奇葩!

　　【本想以此文纪念毛主席逝世38周年，没来得及写完，兹谨以此文纪念老人家诞辰121周年】(201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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