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大秦帝国》中对商鞅死的描述。真正的勇士是不畏死的，死亡反而是对其信念的最好注解。他开启了天下为公的传统，但凄凉的是后继无人。“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两周八百年的礼制传统根深蒂固，一有机会就会死灰复燃。秦朝统一天下，并没有进行再一次的革命。统一只是形式上的，并没有深入人心。矛盾逐渐积累，在天下还有巨大反对派的情况下，秦不可避免的失去了天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反而是历史的必然。中国以后的王朝政治，大体上继承了秦朝的制度。但在内核上已经大不同于秦代。儒家的一套办法，对于整合统治阶级，保证利益均沾大有益处。秦亡的教训在于，官僚体系的利益太小，责任太大，权责错位，这使得这批人成为秦的掘墓人。而天下苦秦久矣在我看来就是政治谎言，真正的起义组织者实则是六国故人。
儒家政治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它所彪炳的一句话：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和国纠缠的太厉害了，过了几代，就会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一切的制度、法律都会变得无足轻重。权臣势力膨胀，篡党夺权成为必然。这是中国历史推进到唐朝后，依然无法解决的难题。隋唐开启了科举制度，下层的寒族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为后来中国历史的演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时代，同时也是大混乱的时代。它开启的杯酒释兵权模式，虽然温情脉脉，但却带来巨大的历史灾难。中国的上层阶级重新贵族化，这是历史的倒退，北伐也成为不可能完成的历史遗憾。宋光义取代赵匡胤则印证了这种历史转变。宋代大肆的科举取士使得知识分子阶层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的基层则被地方豪族控制，从此胥吏之害开始在中华大地上蔓延。
在我看来，程朱理学的诞生就是代表了这种新兴的政治势力。一些学者认为这套理论是反皇权的，因此是历史的进步。我认为此言大谬，这套理论在根本上是反对大一统的，地方独立倾向开始抬头，宋明时期中国两次被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势力的投敌卖国有关。明朝时期打破了官员的贵族化倾向，使得分权模式更加的成熟，官员和皇帝的斗争愈演愈烈。与宋代不同的是，资本的力量逐渐强大，能够左右政局。王阳明的心学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这种独立意识，主张无善无恶，知行合一，其实为商人的艰苦创业张目。换一套语言体系，心学更可以看成是中国的宗教改革，是中国的新教。从万历朝逐渐恶化的政治斗争中，我们能看到皇帝包括宦官势力，主张心学的东林党，主张程朱理学的浙党等政治势力的激烈角逐。最终，几派势力联手做掉了皇帝，迎接了满清新主子。满洲贵族们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巩固自身的统治。在军事上，强化八旗兵制，压制汉族势力。经济上，进行闭关锁国，控制商人影响力。政治文化上，实行文字狱，加强对整个官僚体系的控制。但由于力量的不足，到了乾隆后期，这些控制就名存实亡了。最终演化成民国时期规模空前的军阀混战，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惨无人道的横征暴敛。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计划，中国会有相当长时间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直至统治阶级分裂导致新一轮的激烈对抗。蒋介石其实是有历史的影子的，代表了明朝后期地方势力和资本势力的结合。他的特性是一定的民族性，可以接受外来势力的控制，比如满清。但不可侵害到自身的核心利益，比如江浙地区。而日本人则是要全方位的控制，这是蒋介石不可容忍的。汪精卫祖籍在浙江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是胥吏之害的一大代表，是中国最反动的势力，出卖国家民族也就不足为奇。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更可以看成是知识精英群体，他们的精神来源更可能是王阳明心学中的左派，因此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广东结合在了一起。它们的最终分道扬镳则意味着心学和程朱理学的彻底决裂。而南方其实是中国资本力量的大本营，最终共产党的失败我也看作是历史的选择。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洗礼，中国历史重新选定了陕北这片神奇的土地——中华民族的龙兴之地。秦国的精神一直在这里流传，平民的抗争未曾停歇，资本的力量还没有扎进大地，这奠定了共产党崛起的根基。也像两千多年前的秦国一般，中国共产党首先在三晋大地立足，再渐次逐鹿中原，最终保有天下。毛泽东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在进城之前，提出两个务必，希望中国的平民阶层形成独立意识，占据历史的舞台。但“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平民阶层的精神在商鞅之后，已然断层。只是到了近现代才由马克思主义唤醒，由毛泽东思想激发，但距离最终的成型还有很大的距离。这需要不断进行的物质精神转化才能完成。中国平民阶层的实践时间够长，程度够深，但是缺少具有平民情怀的知识分子的提炼升华。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要成为圣人的，具有殉道者的品质，和穿越历史时空的深邃，因而可遇不可求。在我心中，能符合条件的只有商鞅和毛泽东。商鞅没有完成精神的传承，而毛泽东用文化大革命让后世不断思索，我想中国的平民思想定会代代传承，直至开出思想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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