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56年，为求富国强兵，秦孝公下令变法。可是，负责变法的左庶长商鞅，他颁布的第一道法令，竟然是一张让百姓们瞠目结舌的文告。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述：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什么意思?翻译成白话就是：
商鞅起草了改革法令，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布告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十两金子。”大家都感到奇怪：这根木头谁都扛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因为不知就里，结果没有一个人敢去扛。商鞅再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最后，终于有一个大胆的人出来，真的把木头搬到北门。商鞅果然赏给了他五十两金子。这件事立即轰动了秦国。老百姓说：左庶长的命令不是“忽悠”百姓的。
商鞅以“立木为信”获得百姓信任，使政府有了诚信，为变法创造了基本条件——广大百姓的拥护。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商鞅更是抛弃个人利益，全以国家利益为念，不惜得罪权贵，照样严肃处置太子傅公子虔，宁愿为此带来杀身之祸，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保证了变法的成功。仅仅过了十年，秦国就富强起来，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商鞅变法为秦统一中国创造了条件，立下不朽的历史功勋。
反之，就在秦国变法400多年前，却曾发生过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烽火戏诸侯”闹剧。周幽王为博褒妃一笑，不顾众臣反对，竟无故点燃边关告急用的烽火台，使各路诸侯，几次长途跋涉救驾被戏。幽王从此失信于诸侯，最后，当边关真的告急之时，他点燃烽火却再也没人赶来救援!死于西戎入侵，亡了西周。可见对统治者来说，“诚信”两字是何等的重要。
如果说，先秦商鞅变法的成功，是因为商鞅的“言必信，行必果”，获得了民心;那么，西汉末年王莽改制的失败，则是由于他的虚伪，言大忠，行大奸，言而无信，一味“忽悠”世人。(王莽把篡权“忽悠”为“禅让”;把“王田”“忽悠”为“均田”;把掠夺民间财富“忽悠”为“宝货制”〈更改币制〉)，最终在农民起义中落得身首异处，尸体不全的下场。
历史告诉后人：“民无信不立”。统治者无信，必然自取其辱，最后难免身死国亡。
毛泽东时代是“诚信”的时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得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其时，全国统一，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诚信”度最高，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认同、拥护的程度也为历史最高。这样的政府自然高效，这样的国家自然强大。
举个简单的例子。黄黑毒赌贪，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是历代政府都反对、禁止的社会积弊恶习。可是，历朝历代，始终没有一个政府能真正地解决过。这倒并不都是这些政府“不愿为”也，而是私有剥削制度造成的“不能为”也!唯有毛泽东时代，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说到做到，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仅仅化了三五年时间，就把这些历史上的污泥浊水涤荡殆尽，干净利落地把它们一扫而光。这不仅为中国历史上所仅有，也为世界历史上所罕见。
还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命令罗瑞卿在北京禁娼，认为“新中国不允许娼妓泛滥，黑道横行”。1949年9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作出禁娼决定，令出法随，令行禁止。人民政府查封妓院，改造妓女。其他各地紧紧跟上，很快就将旧社会遗留的娼妓制度在全国彻底根除。到60年代初，中国大陆已不知道“性病”是什么。
在近代中国，不管怎样改朝换代，黒社会势力始终不倒。新中国建立后，仅经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一场“镇反”运动，黑帮、黑社会就在中国社会销声匿迹。
毒品问题曾长期困缠着旧中国，它一度让中华民族变成了“东亚病夫”。但如此老大难的禁毒问题，居然在1952年就很快地得到了解决，此后毒品在中国大地上绝迹。
新中国前30年虽不能说已使赌博绝迹，但公开的、大规模的赌博现象早就不复存在。
贪腐问题历来是中国官场的积弊。然而，毛泽东时代却曾经创建过世界上最为廉洁的政府。除了1952年发生过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案以外，此后几乎再没有发生过重大贪腐案件。
一句话，毛泽东时代是个言行一致的时代，上下一致的时代，是一个讲“诚信”的时代，是一个重“诚信”的时代。
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到，新中国将要建立的政权，是人民自己的政权。他写道：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人是这样讲的，新中国建立后，也确是这样做的。土地改革时没收的是地主阶级的土地;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后，没收的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杀关管的是反动派。广大的工农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均享受着民主的权利(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等)，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
1950年10月，新中国建立只一年。当年的中国，是一个刚历经过8年抗战、4年内战、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可是，其时以美国为首的“17国联军”已攻至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安全。毛主席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全国人民齐声响应，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岸英带头奔赴前线，为国损躯，热血青年纷纷争上前线;后方加紧生产，支援前线;爱国人士节衣缩食，捐献飞机大炮。豫剧演员常香玉，出于强烈的翻身感——从一个旧社会的“下贱的戏子”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她和她的剧团克服困难，竟单独向国家捐献了一架飞机(旧币15亿元)!
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是这种全国上下同心，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的革命精神，新中国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以后，1953年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实施党的纲领——走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一化三改”(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时，社会上风清气正，上下同心，共同建设自己的国家，使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实施，提前一年得以完成，各项指标得以实现，当时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是是何等的意气奋发。
其后十年，中国历史虽然遇到曲折，但直到1978年毛泽东时代结束，中国的发展还是积极向上的，中国社会的“诚信”是没有问题的，社会生活总体是健康的。
反观现今，时隔30多年，我国的GDP已翻了1220倍!(1950年为575亿元人民币，2013年为568845亿元人民币)按理，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精神文明也应相应提高。可是，随着私有制度的复活，黄黑毒赌贪反而重回中华大地。党群、干群的鱼水关系“异化”为官民之际的对立关系;人际之间的同志关系“异化”为雇佣关系，社会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直至出现“维稳”难的局面。
为什么会这样?说到底，还是因为现今社会丧失了“诚信”二字。
当今的问题是“诚信”的丧失
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和民族，其最大的危机，莫过于“诚信”的丧失。一个社会如果“诚信”不存，就一定会百弊丛生。大从政界官员们的腐败成风，导致社会“公信”的缺失;小到大小商人一心逐利，造成“诚信”缺失，其危害之严重，怎么讲都不会过分。有人在网上编了一个故事，但却有其现实的根据：
现今的人们，晨起，刷“二甘醇”超标的毒牙膏;喝添加了“三聚氰胺”和激素的毒牛奶;吃地沟油炸的油条，然后到假药厂去上班。午饭，吃的是由避孕药催长的香辣膳鱼;加上一盘臭水沟中捞来的小龙虾;再添一碟喷过“敌敌畏”的小白菜;外加一个含“苏丹红”的咸鸭蛋;盛上一碗陈化粮的毒米饭。晚餐，蒸上一盘含“瘦肉精”的死猪肉;凉拌一盆“福尔马林”浸泡过的海蜇皮;喝上两杯含“甲醇”的白酒;吃一个加“漂白粉”的白馒头，倒头睡在了不断散发着“甲醛”味的房间内，却把脑袋蒙到“黑心棉”的被子里┄┄
凭什么讲这是可能的?因为许多负责药管、食品监管责任的官员，早已被商人收买了。尽管不少腐败官员被揪出来了，但在“私有制万岁”、“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氛围中，“前腐后继”已成了难以根治的毒瘤!
好端端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今为什么会丢失了起码的“诚信”?根源还在上层领导，还在执政的党、政人员。
相当一段时期来，一些领导人人格分裂，言行不一，阳一套，阴一套，已沦落为两面人。他们讲的是马列主义，行的是修正主义;讲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的是资本主义邪路;讲的是“为人民服务”，行的是为个人的私利而钻营;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已经沦落到“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地步。
只要看看如今揪出来的一只只大老虎，在问题暴露之前，那一个不是道貌岸然的“君子”?那一个不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像周老虎这样的人，如果问题不予揭露，也许在悼词里还会挂上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衔呢!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一再强调的，共产党人最重要的是政治品格——要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可惜相当一批共产党员，特别是顶着“共产党”牌子的高层领导人员，确确实实已把这些丢光了。
笔者是个书呆子，喜欢板死理儿。曾经化了一些时间去查阅了连续四届党代表大会的文件(14大、15大、16大、17大的政治报告)，看了四任(20年)两位党的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发现他们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都坚持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都一无例外地非常尊重毛泽东主席，都主张从严治党，严肃党纪、铁腕治腐。比如：
第一，都坚持共产主义崇高理想。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四大政治报告)
“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要体现时代的要求，做到：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作贡献;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掌握做好本职工作的知识和本领，努力创造一流的成绩;在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坚决同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行为作斗争。”
“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十五大政治报告)
第二，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大政治报告)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十六大政治报告)
第三，都非常尊重毛泽东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十五大政治报告)
“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十六大政治报告)
“我和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同志一起到西柏坡来，主要目的是回顾我们党带领人民进行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从自身做起，并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胡锦涛同志2002年12月6日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的讲话)
第四，都主张铁腕治腐。
“坚持反腐败斗争，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重大问题。要充分认识这个斗争的紧迫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反腐败，把端正党风和加强廉政建设作为一件大事，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腐败分子危害党和人民，不论是什么人，都必须依照党纪国法，坚决予以惩处。”(十四大政治报告)
“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十五大政治报告)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团结统一”。(十六大政治报告)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十七大政治报告)
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每次获得通过，变成了党的决议;它连同《党章》一起，已成了“党法”，全体党员理所当然都得遵守，谁也不准违反。
可是，在整整20年时间里，严酷的现实却与党的决议、《党章》、《宪法》的精神背道而驰!
不是讲共产党人要坚定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吗?那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官场的严重腐败局面?大批党员(特别是高层领导)不仅堕落成为腐败分子，有的甚至连爱国主义的底线也不顾，纷纷移民国外，宁当外国的“狗”也不做中国的人?
不是讲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改革吗?那么，今天的中国，怎么成了“私有制”和“按资分配”为主体的天下?(据陈永杰：《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表述》，截止2010年，我国民营经济已占全国GDP的约三分之二，民营企业利润已占全国的70%以上)且精英们还在狂叫，必须把残存的国营经济“改革”成“混合经济”〈私有化的别名〉)，否则就是“死路一条!”把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全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了，这还能是“社会主义”吗?
不是要肯定毛主席的历史地位与功勋吗?那么为什么这长达20年的时间里，妖魔化毛泽东的“反毛”、“非毛”黑浪，居然一浪高过一浪?像辛子陵、茅于轼之流的反毛右派气焰嚣张，而拥毛人士的言论反而屡遭打压?
不是屡讲要从严治党、铁腕反腐，在党内不许存在“特殊党员”吗?为何会出现“反腐、反腐，越反越腐”的局面?
既然党政领导机关掌权的共产党人是这副模样，怎会不造成“上行下效”的恶果。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诚信”丧失的根本原因。
20年来上述言行相悖的情况，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直接导致“诚信”危机。它确实使一大批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坚持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共产党人懵了。
认真反思，寄望“少康中兴”
30余年的“改革开放”，确实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家的税收、财政确实有了很大的增长，国家的总体国力有了很大的增强，这些也都是事实。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确实付出了太为高昂、甚至是惨痛的代价(总体上是9千万下岗工人、多少失地农民和两亿多农民工的血汗换来的)!
另外，掠夺式、粗放式的发展，导致环境严重破坏;资源过度损耗直至枯竭;集体经济被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崩溃;外资(包括中国老板变成外国人身份)正在控制中国的整个经济，民族经济正处在危机之中;两极分化严重，工农阶级的相对贫困化越演越烈;黄黑毒赌贪重返神州大地;精神文明崩溃，民族精神丧失;党政干部队伍被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所腐蚀;等等。这些难道都不是事实吗?
邓小平信誓旦旦地庄严宣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搞两极分化!“改革开放”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可是整天喊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人，为什么不睁开眼看看当前社会的现实呢?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否定前30年伟大成就的右派总是说，毛泽东时代发展速度慢，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其实，这是十足的谎言与污蔑。我们不妨用统计数字说话，任何讲究实事求是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以下事实：
前29年毛泽东时代(1949——1978)：
1949年中国的GDP为466亿元;1978年为3645亿元，29年，共增长为782%!除以29年=平均每年增长财富26。96%!
后29年“改革开放年代(1978——2007年)：
1978年中国的GDP为3645亿元;2007年为249530亿元，29年，共增长为685%，同样除以29年=平均每年增长财富23。6%!
结论是：毛泽东时代的发展速度，硬是每年要比“改革开放”时代快3。36%!
笔者不是经济学家，只能用最简单的算式进行比较，但结论同样是可靠的，有说服力的。因为采用的都是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同样是采样29年(毛泽东时代只有29年的统计)数据，使用的是同一种方式进行计算。
更何况，前2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实打实”的，后2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其中包括了很大比例的外资部分，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水分”。
我们不能否定后30年的发展，但更不应该污蔑前30年的成果。
在冷静反思前后30年的发展以后，面对当今存在的问题，必须予以解决。怎么解决?只能寄希望新一届敢于担当的党中央领导，寄望他们能来一个21世纪的“少康中兴”!
少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第六代君主，也可说是一位有作为的“明君”。相传少康的祖裔太康荒淫无度，沉迷游猎，不理政事，逐渐丧失民心。一次外出游猎，“游田百日不归”，引发民众极大的不满。有野心家利用民众情绪，策动政变，篡夺了政权，不准太康入国(后太康又被刺惨死他乡)，此谓“太康失国”。太康孙辈后裔少康，初为有仍氏牧官，后得有虞氏帮助，广施德政而受夏后氏遗民的拥护，经过几十年努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最后终于以弱胜强，战胜对手，中兴夏朝，使夏王朝又延续了三个多世纪。史称“少康中兴”。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窥探邪与恶，也能看到正与善。认真于汲取历史经验与教训，拨乱反正，历来是当政者的重任。历史上有“暴君”，也必然会有“明君”。虽说现今已不是古代封建帝制时代，不能将国家领导人当作历史上的君主;但大到国家，小到任何单位，领导者总是占据着矛盾的主导地位。在当今中国，要彻底改变“诚信”缺失的局面，只有从党的高层开始。相信所有爱党、爱国人士，都寄望于新一届的中央领导，能来一次“少康中兴”，重振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从反腐着手，沿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道，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不朽的历史功勋!
再不能“忽悠”人民大众了!如不能“少康中兴”，那干脆来一个明确宣布：改弦更张，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否则，名实怎能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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