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路线错误，难道少慢差费地搞建设
才是路线正确?从郑州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在纠正‘左’
的错误，形势不是好转了吗?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纠正?只有请你
们来才行?为了你彭德怀，我给林彪发了复员费，叫贺龙登门道
歉，叫萧克做检查，还有刘伯承泪洒怀仁堂。请红军来?红军就
听你的?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
话说1959年7月21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负责人举行汇报会。
此时，毛泽东已经没有一周前那种轻松了，也没有3天前决定印发《阿Q正传》时那样坦然了。在与会者中，已经分成了两大派：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了，不但有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刘澜涛、赵尔陆、陶鲁笳、贾拓夫、万毅，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朱德。而与他们针锋相对的是，起而反击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除了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及中央各部的一些负责人以外，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都站在了彭德怀的对立面。而且双方的言辞也越来越激烈了：
支持彭德怀的人说：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毛泽东“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不像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那么得心应手”。会下还有人议论说：“举凡是犯路线错误，自己都是不能纠正的。”
反对彭德怀的人说：彭德怀是拉队伍。书记处快一半对一半了。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他在西北组发牢骚说：“延安整风操了我40天娘”。他在南京的火车上讲：“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和各大区负责人，在这天晚上的汇报会上都发言说，彭德怀的问题不解决，全党无法团结一心，共度难关。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说：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路线错误，难道少慢差费地搞建设才是路线正确?从郑州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检讨，在纠正‘左’的错误，形势不是好转了吗?怎么就是自己不能纠正?只有请你们来才行?为了你彭德怀，我给林彪发了复员费，叫贺龙登门道歉，叫萧克做检查，还有刘伯承泪洒怀仁堂。请苏联红军来?苏联红军就听你的?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
毛泽东的胸膛开始起伏，喘息声也逐渐变得粗重起来。又有人汇报说：
“今天总理召集开会，曾希圣、谭震林同黄克诚拍桌子大吵一通。”
“吵什么?”
“周惠说，各省第一书记应该各打50大板屁股，别人都不行，就他能当第一书记。”
毛泽东“噢”了一声，将大手一扇，说：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党内一部分材料我还没看完。”
他略一停顿，嘴角浮出带有嘲讽的浅笑，接着说道：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要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要顶住，顶1个月，2个月，半年，1年，3年5年，10年8年。”
有人插话说：
“打个持久战。”
毛泽东说：
“赞成。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作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我劝你们腰杆子要硬起来。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我劝同志们沉住气，继续往后看。”
毛泽东多年来从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晚上失眠了。他吃了3片安眠药，但仍然无法入睡，只好在屋里来回踱步，以待黎明。
那些批评他的人，用孔子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来咒骂他。毛泽东在他的不眠之夜，忍受着说他断子绝孙的那种不公开的指责的折磨。
毛泽东纠正“左”的错误，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彭德怀则认为三面红旗本身有问题，应当解决指导思想问题。毛泽东把国内外阶级斗争与彭德怀的意见联系起来，认为彭德怀是代表资产阶级向党进攻，怀疑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有联系。赫鲁晓夫1958年在北京嘲笑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刚从东欧回来的彭德怀也说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认为彭德怀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想在党内“出来挂帅”，要篡党夺权。
毛泽东彻夜难眠，他写信给正在北戴河度假的江青，附寄了一份他准备答复彭德怀的发言稿。
江青打电话给毛泽东，说她马上飞到庐山来，以便在这场斗争中和毛泽东待在一起。毛泽东说：
“不要来了，斗争太激烈了。”
江青还是来了。
7月22日，毛泽东找来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泽东的。他说：
“现在很需要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
7月22日晚，毛泽东后半夜吃了安眠药，还不能入睡，他打电话找来刘少奇和周恩来。他和刘少奇、周恩来议定：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凌晨3点，刘少奇走后，毛泽东吃了3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他已经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管理员也急了，问道：
“主席这几天吃饭吃不好，是不是饭做得不好?”
“不是你们的事。”
毛泽东就说了这么一句，管理员也不能再问别的了。值班卫士对管理员说：
“3天，整整3天不怎么吃饭。端上去了，又拿下来了，吃也只吃一点。咱不知道什么事，不但是我们不知道，再往上七八个级的也不知道。不是中央委员级的，谁也不知道，不准进去呀。”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来到交际处西餐厅，走到前台，他见政治局委员应该坐的第一排交椅上没有彭德怀，便四处张望，问：
“彭老总呢?”
李银桥望望会场，以下巴示意说：
“那边，门口。”
毛泽东终于看到了彭德怀剃了很亮的光头。他远远的坐在门那边，一脸的不悦之色。
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坐了下来。他的眼圈里布满了红丝，以沉闷抑郁的声音开始讲话。他面无表情地说：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把钟，可以不可以?”
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稳定了一下情绪，接着说：
“吃了3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许多文件，还跟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现在党内有两种倾向，在这里讲讲：一种是触不得，听不进不同意见，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一触即跳。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坏话都是话，都要听。你们放大炮的也相当多，如谭老板，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
毛泽东以手指着谭震林说：
“他是唱戏的，不然为什么叫谭老板?长处是有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切切要好。”
他又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说：
“你说我不放大炮吗?我也放了3个：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炼钢铁，一个总路线。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
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也有的是动摇分子，也有的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好话坏话都要听。对于坏话。我和同志们讲过，要顶住，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为什么不硬呢?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毛泽东接着说到了彭德怀的信，他说：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
“在写这封信之前，就有人发言支持，形成有唱有和。”
“这次他们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信中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就是3个月的时间。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河北人、河南人创造了经验，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对于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广大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意搞，这能说他们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是6亿5千万人。”
“我们犯的错误，已经作了多次检查，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错误已经改正，问题已经解决。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者抓住不放。”
“历史上有4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路线。现在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上都讲过，我是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说1958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那么反过来讲，1956年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反冒进。”
关于食堂问题，毛泽东说：
“食堂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全国的食堂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这样讲，吴芝圃就很紧张，不要怕，河南还有50%的食堂存在。食堂并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群众创造的。曾希圣说，办食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即省物资。我赞成总司令的话，但又有区别。食堂不可不散，不可都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杀出来了，是科学院的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对于大跃进的失误，毛泽东说：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1070万吨钢，大炼钢铁，是我建议的，下决心的。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担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的，主要责任是我。另一条是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但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
“1个生产队1条错误，70几万个生产队70几万条错误，要登报，1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
“假如办10件事，9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党内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
“有些同志，在历史上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泄气性、动摇性，悲观性。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他们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不过还有30公里，相当危险。”
毛泽东又讲到了干部应当学习政治经济学，水平低不要紧。他还说：
“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作诗：‘出师女儿悲，归来茄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
毛泽东宣布散会后，起身张望会场，问：
“彭老总呢?”
李银桥说：
“走了。”
据李银桥回忆说：散会后，毛泽东出门朝坡下走，身边跟着陶铸、彭真、柯庆施、罗瑞卿，还有第4小组副组长舒同。罗瑞卿朝路边的树林转过身去小便。彭德怀这时候返身走了回来，他对着毛泽东说：
“我的信是写给你个人参考的，你怎么在会上印发了?”
毛泽东愣了一下，说：
“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
彭德怀扭头就走。毛泽东叫着他，招了招手说：
“哎，彭老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的虎着脸，胳膊一抡，说：
“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娘不行?”
他的声音很大，罗瑞卿正在小便，吓得一激凌，连忙赶过来了。毛泽东脸色非常严肃，停了停说：
“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心嘛。”
彭德怀气得脸色涨红，又抡了一下胳膊，说：
“谈什么谈?你不是谈过了嘛!有什么好谈的!”
彭德怀又骂了一句走了。陶铸等人都怔住了。毛泽东被晾在那里，脸色很不好，吮了吮下嘴唇就走了，一路上再没有说话。
23日下午，周恩来先召集副总理们谈话，他说：
“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是一个革命。2700至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德怀气哼哼地说：
“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恩来温和地说：
“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该把落实同泄气区分开。”
彭德怀直通通地说：
“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月底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恩来又安慰他说：
“主席讲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那个情况，有那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德怀说：
“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恩来绕山绕水地讲到了钢、铁、煤、粮方面的紧张形势。彭德怀立刻叫了起来：
“这些情况你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恩来说：
“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德怀眯起两眼，盯住周恩来，说：
“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这天下午，会议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人，纷纷检讨。
23日黄昏，彭德怀在散步时，迎面碰见聂荣臻，聂荣臻扬起一只手，招呼道：
“老彭啊，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
彭德怀瓮声瓮气地说道：
“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么。”
“老彭，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原则的高度，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
“现在很疲劳，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
“你讲意思，叫秘书记录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
“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了这类文章。唉，谁知道会出这么一档子事!”
“把秘书叫来，这种时候，一定要叫来。”
聂荣臻最后还一再叮嘱。彭德怀作别而归，还真的把秘书给叫来了。
会议原定延长7天，到此时该准备下山了。毛泽东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明天下山。
是日晚，几位政治局常委在一起议论说：
“彭德怀脾气大，怕主席死后没人能领导得了。”
几位老帅也在一起议论说：
“彭德怀桀骜不驯，主席健在就这样，将来党内谁还管得了他?”
于是，这些重要领导人物和大区、省委的领导人们都先后来找毛泽东谈话。李银桥去倒水时，听到他们讲的都是彭德怀。有人说红军时期，彭德怀就反对毛泽东。有人说：彭德怀原名叫彭得华，有野心，就是想得到中国。
毛泽东也觉得会议的目的没有达到，认识不统一就没法团结，不团结如何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他决定会议继续延期。
不多时，各组就接到了正式通知，说不下山了，会议继续进行。
这天晚上，毛泽东显得很烦躁，吃了3次安眠药还不能入睡，只是躺着看书，看材料。他突然问值班卫士田云玉说：
“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
因为田云玉原来跟着彭德怀工作过，所以毛泽东有此一问。田云玉摇摇头。毛泽东又说：
“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央。”
田云玉大吃一惊，不由得打了个哆嗦。毛泽东又问：
“你知道庐山会议发生什么事情了?”
田云玉仍然是摇头，毛泽东不再说话，继续看他的书。
话分两头，再说在这一天晚饭后，支持彭德怀的人们也像中央及其他区、省委领导人一样忙。一场惊人的风暴悄无声息地在夜幕中慢慢地孕育着。
周惠和周小舟在房间里议论着毛泽东上午的讲话。周惠沙哑着嗓子说：
“一上山我就发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怕的就是听不进批评。现在果不其然，成了‘毒药’苦口要了命。忠言也要分个阶级性?我们这些人还能是哪个阶级?良药还是毒药，难道真分不出?”
周小舟情绪也非常激动，他说：
“我怀疑主席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是常委会的意见还是他个人的意见?自己有错误不许别人讲，就喜欢柯庆施那样一帮吹牛抬轿奉承迎合的人。”
二人正说着，李锐进来了。
李锐是在上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之后，与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一起信步到了半山亭，观摩了刻在大石上的王阳明的诗句。有人提议说，留副对联吧?李锐手执松枝正在沉吟，田家英已脱口吟道：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田家英所吟此联，乃是岳麓山上的一幅楹联，他只是将上联中的“云”字改成了“江”字。时人及后人不知底细，还以为是田家英忧国忧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因之颇为称道。其实，毛泽东早就说过，岳麓山上的这幅楹联，正是他在一师求学时的真实写照。
李锐下得半山亭，回到住处，依然是心情抑郁，憋闷了一个下午。晚上来找周小舟、周惠，自然是要一吐胸中块垒。
周惠见李锐落座，遂“唉”了一声，长出一口气，又继续说道：
“多年来的顺境，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长沙我看一份材料，斯特朗曾赞扬主席超过马恩列斯，主席对此却没有表态。当时我说这不对。长江后浪赶前浪，学生超过老师也是正常的。可主席怎么能健在的时候被人这么比，这么说?何况现在真超过了吗?不能这么讲吧。我的感觉，是确实骄傲起来了。”
周小舟情绪更激烈，他说：
“照上午的讲话精神发展下去，我看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
李锐点点头说：
“苏联的教训值得深思。”
周小舟说：
“我看这样下去，非导致党的分裂不可。”
周惠说：
“17号晚上还谈得好好的，主席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也太快了。”
李锐说：
“从根本上讲，主席还是喜欢高指标喜欢说大话喜欢放大炮的人。当然，讲大话的人也有不同。柯庆施吹牛讲大话，还喜欢推卸责任。谭老板放大炮，但敢于负责，跟柯庆施不一样。像黄克诚这样的偏于稳重多看困难的人，主席就不喜欢。”
周惠又分析说：
“我们都是搞过群众运动的，究竟应该怎么看待群众运动?主席讲，‘1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非常积极’。实际呢?我看不能说是群众自发。主席先讲过话么，说高级社还不够大，应该更多的社合起来。甚至讲1个乡组成1个社。许多县社干部都是响应他的号召，并不是农民先提出这个要求。首先是我们去发动，然后才是农民响应。
彭老总有些话很深刻，他说：‘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砸锅炼铁，好锅炼成废铁，明明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但在一定时候群众也能响应，做出这种牺牲。党的威信就是这么高。可长远呢?滥用这种威信，我担心会走向反面哟。”
李锐也说：
“明明讲的纠‘左’，一夜之间又变成反右，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是是什么?180度大转变，我可转不过这个弯。”
周小舟已经被二人说得脸上泛出红晕，他坐不住了，说：
“我建议咱们3人再去找主席谈谈，辩论一顿，争吵一顿也好。”
李锐摇摇头说：
“不行，现在去不合适。从上午的讲话看，主席正在气头上，去也没法谈。”
“那就找黄克诚。咱们找黄克诚去谈谈。”
“这种时候去，不好。”李锐劝道：“不要授人以柄。”
“现在去不合适。”周惠也说：“不要去了。”
“横竖不过如此，去，怕个什么?”
周小舟拨通了黄克诚的电话，黄克诚不同意他们去。周小舟已经激动得无法控制，越是不叫去越要去。黄克诚只好勉强同意了。
“走!”周小舟放下电话说：“一起去!”
李锐见事已至此，只好同行。周惠深知此举的利害关系，他说：
“你们要去就去，我累了，想休息。”
周小舟已经出了门，见周惠如此这般，返回来拉着他说：
“走走走，我跟黄克诚都讲好了，你怎么能不去?”
周惠拗过不过周小舟，只好披件衣服，跟着走。周小舟进得黄克诚的门就嚷起来：
“我们都快成右派了，只差30公里。”
黄克诚急忙摆着手说：
“别急，别着急，冷静些。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
周小舟哪里还能控制得了情绪，他高声问道：
“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
黄克诚无言以对，看着激动不已的周小舟只皱眉头。周小舟见黄克诚不说话，又脱口问道：
“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我认为不会。”
黄克诚至此已经不能不表态了。周小舟依然非常激愤，他说：
“袁世凯要称帝，有人就特意为他办一种报纸，专讲劝进的话。袁世凯就最喜欢听这种话!”
周惠已经坐不住了。只听周小舟又嚷道：
“前一阶段鼓励进言，让把问题讲透。现在一下子180度转变，这不是钓鱼吗?”
李锐也激动了，高声叫道：
“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见他们越说越出格，顿时急了，声色俱厉地说：
“怎么能这样说话?主席又不是慈禧太后!有意见应该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么，现在这样议论算什么?不好嘛!”
周小舟一下子怔住了。周惠趁机将话头引开去，他说：
“今年的困难估计还不少，湖南去年虽然比左邻右舍好些，但日子也够紧张，不少地区都是靠南瓜粥度过来的。最近全省普遍有旱情，我真担心秋收。可这边的会议一下子也结束不了。”
周小舟已经冷静了下来。周惠也不住地看表。李锐一看10点多了，就准备离开。黄克诚见他们要走，就劝他们说：
“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要相信主席，主席是不会错的。”
正在此时，彭德怀手拿一封电报进来了。周小舟一见彭德怀，又激动了：
“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30公里啦!”
彭德怀虎着脸，说：
“着急有什么用?30公里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
“太晚了。”李锐催促周小舟：“我们该走了。”
周惠也催着说：走吧。于是，3人告辞出了176号院子。李锐与周小舟、周惠分手，要回自己的住所。他刚走出几步，就听得周小舟说：
“哎，罗部长啊。”
李锐回头一看，周小舟、周惠正与罗瑞卿迎面相遇，打着招呼。于是就急忙闪身走了。
罗瑞卿“嗯”了一声，警惕地瞥了一眼176号别墅，说：
“这么晚还没睡呀?干什么去了?”
罗瑞卿是党内出了名的光明磊落的大将军，对立就对立，斗争就斗争，历来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只有一个心眼，就是紧跟毛泽东，维护毛泽东。周小舟面对这位铁骨铮铮的大将军不得不应酬几句，他说：
“随便走走。看了看黄克诚同志。”
这才叫：三湘降下申公豹，匡庐高悬打神鞭。
7月24日，聂荣臻、叶剑英来到176号院，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
“我的信是写给主席的，是供他参考，并不是给中央的公开信，不可能对字句斟酌那么细，谁想到他拿去印发了?我既没有准备，也没有阴谋，讲的是实际情况。”
他越说火气越大：
“给主席写信放映情况，违反了哪条纪律，犯了哪条法?”
叶剑英问：
“你写信，事先同其他同志交换过意见吗?”
“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这里来，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准备写封信给主席。没有同其他任何人提过这件事。”
“张闻天呢?”
“没谈。他几次来我这里，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但绝没谈写信的事。”
聂荣臻慢条斯理地说：
“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要从如何对大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
7月25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负责人会议，提出了4条意见：
1、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2、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3、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4、要划清界限，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限。
7月25日夜，黄克诚还是睡不着。他从23日夜以后，每晚吃6粒安眠药，都是不能入睡。庐山上已经有了“湖南集团”的舆论，他的心病越来越严重了。周小舟、李锐所说的“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这些要命的话，扰得他寝食难安。偏偏他们出门又碰上了罗瑞卿，必然会引起注意。
“小舟啊，23日晚你们出门碰见罗瑞卿，肯定会引出事。”黄克诚忧心忡忡地劝来看望他的周小舟说：“那天晚上你们一时冲动失言，万一走漏出去，很容易被认为是反对毛主席，最好你自己先向主席坦白说明情况。”
“不行啦。”周小舟忧惧参半，他说：“晚了，现在去说，只会惹出祸来。”
黄克诚见周小舟不理解自己的用心，张张嘴，没有再说什么。他也是中共党内一位刚直不阿、对毛泽东忠诚不二的大将军。他现在的焦虑是：几个高级领导干部，受了批评之后背地里那样议论领袖，自己不报告不处理，感到“良心上不安”。“而且，越拖得久，不是越显得心虚，越显得事情严重吗?”周小舟在毛泽东身边当了多年秘书，毛泽东对他很有感情，如果他去向毛泽东主动坦白，事情的结果可能还会好些。现在周小舟不去坦白，自己又不能主动去说。如果由自己捅出去，岂不成了“打小报告”?世人将怎样看待?谁人还能谅解?可是这样拖下去，万一……那样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黄克诚进退维谷，只有独个儿默默地忍受着失眠的折磨。
正是：秀才当枪使莽帅，惊雷入耳愁将军。
此时的周小舟也是度日如年，躁动不安，坐不住，躺不下，他来到周惠的房间。躺在床上的周惠，见周小舟脸色苍白，目光呆滞。
“睡不着?”周惠依然是慢声慢语：“坐吧，坐下来。”
周小舟坐不下来，在灯光下兜着圈子，他说：
“我想自己去找主席谈谈，我有一脑子问号，还有23号夜的事。黄克诚建议我去解释清楚。”
“你先坐下来么。”周惠将两条腿垂下床，点上一支烟，说：“要坐下来想想，想好了再动作。唉，抗战时我有4次遇险，得了条经验，临事不忙，这很重要。”
周小舟终于坐下来了，他皱着眉头问：
“怎么检讨?自己都没想通。”
“看这个形势，不检讨是不行了。有些事我也想不明白，曾希圣也是老同志了，干嘛对我这后生晚辈过不去?又拍桌子又骂娘的?”
“他就是那个脾气，跟柯大鼻子还不同。”
“就为我一句‘该打50大板屁股’的话，见面眉毛不是眉毛，鼻子不是鼻子的。”周惠吸了一口烟，又开始开导周小舟说：“一般经验，反右要防‘左’，纠‘左’须防右。我对谭老板可能是意见提得尖锐了些，但我的思想情况还属于右倾。检讨要检讨了，也不能人家说啥就是啥，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党不负责任。”
周小舟点点头，缓缓起身，说：
“你休息吧，我自己再想想。”
7月26日凌晨，毛泽东针对李云仲的意见书，写出了《对一封信的评论》。
李云仲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副局长，他在6月9日寄给毛泽东一封信，这封信长达1万多字。信中说：“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
毛泽东在这一篇3000字的评论中写道：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1958年第4季度以来，党的工作，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做出结论说，党犯了‘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而其根源则是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李云仲同志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很大，而毫无教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者，对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第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大不相同，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励，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趦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对计划工作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10年以来，还没有一个建议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也难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作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它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
“我们党38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欲知庐山会议如何继续进行，结果如何?请诸君耐心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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