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和早期红军的新闻宣传工作，长期被学界忽视。事实上，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了新型人民军队，新型人民军队的新闻宣传事业也是从这里起步的。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富有创见地首次将新闻宣传工作列入人民军队的重大任务之中。他规定了红军新闻宣传工作的任务，阐明了红军新闻宣传工作的意义，提出了改进红军新闻宣传工作的路线图。毛泽东还创新和改造了一系列新闻宣传的传播形态和表达方式。井冈山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与毛泽东领导和指导的新闻宣传工作是分不开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人民军队新闻宣传的历史起点，他是当之无愧的我军新闻宣传事业的创建者、开拓者和建设者。
关键词：毛泽东;红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新闻宣传
简介：尹韵公，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一、问题的提出
在毛泽东研究史上，毛泽东有一段活动曾经长期被忽视，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然对此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这就是：从上井冈到下井冈，直至中共中央政治局迁入中央苏区这一段历史时期中即：1927年10月至1931年中央苏区中央局正式组建，中央领导成员逐渐抵达中央革
命根据地之前)，毛泽东领导当时红军队伍是怎样进行，又进行了怎样的新闻宣传工作的。翻查有关党史,军史和新闻史乃至井冈山根据地史，除个别文献记录和寥寥数语外，几乎没有任何相关论著认真负责地完整描述过这段历史。因此，人们不能不心中生疑：向来被研究者们认为是新闻宣传大师的毛泽东，在早期红军中究竟是没有做过新闻宣传故史无载籍，还是他确实做过，只是学界无人关注呢?
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中央苏区的新闻宣传工作做得真是风生水起，生龙活虎。由此，人们或许还会问：这些出色表现与之前的新闻宣传工作难道就没有一定的联系和衔接?
由此看来，厘清毛泽东领导早期红军如何从事新闻宣传活动的史实，从而填补毛泽东新闻宣传实践研究的缺憾和空白，是十分必要的。
否则，我们将无法面对真实，作出应有的历史交代。
二、毛泽东开创了人民军队的新闻宣传事业
毛泽东是1927年10月底率秋收起义余部组成的工农革命军走上井冈山的。这一年，毛泽东34岁。用毛泽东后来对外国友人说的话来讲，他以前最大的愿望是当教员，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他被迫拿起枪，搞起了武装斗争。
上井冈之前，毛泽东擅长的领域主要在新闻宣传和农民运动两个方面。毛泽东青年时期热爱新闻工作，曾获得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旁听半年证书;因常为《大公报》等报刊撰文，曾被《大公报》邀为“馆外撰述员”，即相当于现今的特约评论员。1919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亲笔撰写创刊宣言和连载评论《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轰动一时，备受社会关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毛泽东曾在国共合作期间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和《政治周报》主编等职务。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些经历为他以后领导和指导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新闻宣传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
毛泽东出身农家，对农民阶级有着天然的朴素感情。他曾担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发表过影响极大的长篇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时人戏称为“农运大王”。
上井冈之后，毛泽东以往驾轻就熟的本领基本上用不着了，而许多不熟悉的全新问题却摆在了他的面前，迫切需要他去思考和解决。比如，过去从未想过当军事家的毛泽东，如今军事斗争已成为他不得不面对的主业。毛泽东是在不经意间逐渐成长为人民军队统帅，成长为世界顶尖级军事家的。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结合当时的重大现实问题，写下了十余篇论文，诸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寻乌调查》等等。从这些文章反映出的问题来看，毛泽东最为关注的焦点，一是军事斗争，二是政权建设，三是经济生活。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1]从未领导过军事斗争的毛泽东这个时候不得不一切从头学起，在实际中学，在斗争中学，小到枪支弹药,士兵思想，大到防御布局,战略战术。井冈山斗争的严峻形势，将毛泽东身上的军事家潜能逐渐挖掘出来,发挥出来了。
井冈山地势险要，利于武装割据，但土地贫瘠，物产不丰，“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2]，养兵成为大问题。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写道：“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3]显然，军民的日用必需品和粮食,医疗等问题，也是毛泽东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但现在作为井冈山的最高首长，毛泽东必须想尽办法解决，否则就不能安定民心,稳定军心，红色政权将难以保住。
同样的逻辑也毫不留情地出现在新闻宣传领域。尽管毛泽东有着丰富的传媒经历，是高超的行家里手，但井冈山的独特生存环境使毛泽东感到旧有手段已基本不可用，如何创新新闻宣传的方式方法，将是全新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
从毛泽东发表的论著来看，上山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毛泽东的主要兴趣和主要精力是优先放在军事斗争,政权建设和经济生存等问题的解决上，而新闻宣传工作不过是居于第二或第三位甚至更靠后的问题清单的排序名次。不是毛泽东不重视新闻宣传，而是对井冈山的红军来说，前者比后者来得更加紧要，更加迫切和更具威胁性。虽然如此，毛泽东在井冈山初期仍然开展了少许被动式的,零星的、碎片化的新闻宣传工作，因为无论如何，必要的新闻宣传工作是怎么绕也绕不开的。
需要特别强调和指出的是，物质条件匮乏的井冈山，在传播条件方面同样极其匮乏。不要说没有在当时上海,广州已出现的无线电广播,电报,报刊,印刷厂,造纸厂等等先进传播设备，井冈山红军连每人每天五分的油盐酱菜钱和每月二角或四角的零用钱都难以维持，哪里还有多余的经费用于宣传。即使像毛泽东这样的宣传高手，恐怕也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如同军事斗争和政权建设一样，毛泽东在新闻宣传方面也必须披荆斩棘，开辟出一条新路来。
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了新型人民军队，而新型人民军队的新闻宣传事业也是从这里起步的。正是从这里开始，人民军队的新闻宣传事业从无到有，由小渐大，由弱渐强。在井冈山初期毛泽东写下的最重要的两篇文章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对新闻宣传工作只字未提，《井冈山的斗争》一文首次谈到了红军的新闻宣传工作，虽然着墨很少，但我们终于找到了我军新闻宣传事业历史起点的权威记录。根据毛泽东的论述，初期红军的新闻宣传工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宣传。主动出击，宣传我党我军主张。毛泽东写道：“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4]当时工农红军利用白石灰水在土墙壁,砖壁等墙上刷写标语，宣传政治主张。其中最多的标语是“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等等。这种极为原始而落后的传播媒介，却最有效地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有效地争取了民心和人心。普通老百姓通过这些简洁,干练的寥寥数语，就知晓了共产党的目标和人民军队的性质。
二是军事宣传。当时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毛泽东写道：“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他还写道：“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5]宽待俘虏，救治敌军伤兵，是毛泽东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思想和重要手段，也是毛泽东十分强调的问题之一。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就出现过这样用墨汁写在白墙壁上的大字标语：“医治白军伤病兵，优待白军俘虏。彻底分配土地。”[6]
三是对敌宣传。井冈山地区土客籍矛盾严重，“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为摧毁井冈山根据地，有意识地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的斗争，造成土籍农民反水。为挽回根据地损失，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7]在毛泽东的有力干预下，井冈山土客籍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同时，毛泽东还注意纠正一些错误宣传，例如当时湘南特委提出一种煽动性很强的口号“一切工厂归工人”，毛泽东认为：“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8]毛泽东反对和停止了这种错误政策及其宣传，改善了井冈山地区的商业环境。
以上三个主要方面的新闻宣传表现，是毛泽东上山一年后初步的经验总结。随着井冈山斗争的残酷深入，加上党内矛盾的起伏和缓和，善于总结,善于思考和善于提高的毛泽东对我军新闻宣传工作的性质,定位和任务等，逐渐打通了思路，明晰了判断，厘清了认识。1929年12月，刚刚重新就任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古田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这个著名的决议，无论在党史军史还是我党我军的新闻传播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也是纲领性的历史文献。它令人惊讶地显示，在从1927年10月到1929年12月的短短两年时间内，我党尤其是我军的新闻宣传事业就从萌芽状态获得质的飞跃，达到了相对成熟阶段。这个决议不但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和使命，而且还史无前例地专门列出一章指示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和路径。将新闻宣传工作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在全部红军工作中或创建红军以来还是第一次。可以说，突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位置，也是“古田会议决议”的重大亮点之一。从此，我军新闻宣传事业昂首挺胸地走上了坦途。
首先，毛泽东富有创见地首次将新闻宣传工作列入人民军队的重大任务之中。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军队的性质和任务肯定要区别于旧军队和历史上的所有军队。毛泽东明确指出：与只是单纯地打仗的白军不同，“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9]。在这里，经过两年的痛苦探索，毛泽东终于为人民军队的新闻宣传工作找到了准确定位，这就是：人民军队不但是武装集团，还必须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新型人民军队必须具有人民军队的新型新闻宣传事业，人民军队的新闻宣传工作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要求，必须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对于人民军队而言，消灭敌人同新闻宣传一样重要，二者缺一不可。离开了新闻宣传工作，人民军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就是这样，毛泽东将新型人民军队的新型新闻宣传工作提升到一个战略全局的高度。这在世界军事史和中国军事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世界新闻史和中国新闻史上，同样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在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在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同时，也豪迈地开创了人民军队的新型新闻宣传事业。
其次，毛泽东规定了红军新闻宣传工作的任务，阐明了红军新闻宣传工作的意义。毛泽东写道：“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10]从初上井冈山的被迫忽视和轻视，到两年后的高度重视，甚至认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表明毛泽东对红军新闻宣传工作即笔杆子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毛泽东曾经说过，干革命靠“两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毛泽东在井冈山是先拿起了枪杆子，然后在斗争实践中意识到笔杆子同枪杆子一样重要，二者分量一样，不存在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问题。这也正是毛泽东政治上高于当时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地方。别人没有看到的，毛泽东看到了;别人没有想到的，毛泽东想到了;别人可能看到和想到但没有认识到的，毛泽东却认识到了。没有毛泽东的认识和努力，就没有新型的人民军队，也就没有人民军队的新闻宣传事业。
再次，毛泽东正确而英明地提出了改进红军新闻宣传工作的路线图。毛泽东不但是卓越的战略家，而且还是精明的战术家。毛泽东深通新闻宣传工作，他对当时红军的新闻宣传工作的诸多方面是不满意的，有时是很愤怒的。毛泽东不仅批评了红军宣传内容的缺点，如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忽略群众日常斗争和妇女群众的宣传与鼓动,对青年群众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不充分等等，而且还严厉批评了红军宣传技术的缺点，如没有够用的宣传费,对宣传员的训练没有计划,口头宣传又少又糟等等。毛泽东着重指责了红军宣传队不健全，他写道：“宣传员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火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去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工作机关不要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它的任务了。……‘闲杂人’,‘卖假膏药的’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们的称号。”为此，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纠正路线。在宣传内容方面，毛泽东主张：“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时期与汪蒋战争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对城市中小商人,学生,妇女,劳苦青年,广大游民等不同的群体对象，要有不同的“切实的口号”，以便争取更多群众;对反动武装和受骗群众的宣传工作，也“特别要注意”。在宣传技术方面，毛泽东强调：“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毛泽东要求：红军中从军到大队都要成立宣传队，每个宣传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宣传队下设的宣传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支队宣传队,大队宣传队,直属宣传队,纵队宣传队,军宣传队等均接受相应政治部机关领导;“宣传队的用费，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各部队应从“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尽可能不调班长)为宣传员”;“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等等。毛泽东还要求：“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政治部及宣传队要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召集各种群众大会，要预先规定开会秩序,演说人,演说题目及时间”，等等[11]。从以上挂一漏万的转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红军新闻宣传工作的思考之全面,缜密，解决的办法之细致、周到，真是达到了令人惊叹的地步!他已经从外来的“一介书生”，完全融入了激荡,火热的井冈山斗争之中。
三：毛泽东创新和改造了一系列新闻宣传的传播形态和表达方式
井冈山地区贫穷落后，资源匮乏，物流短缺，环境艰苦，这些都是红军新闻宣传工作中的天然障碍和客观瓶颈。最初，红军都是不得不借用和改造一些旧的传播媒介来宣传红军主张的思想和理念，如布告,歌谣,对联,标语等。当时井冈山有一副著名的对联，联云：“红军中官兵夫(有个单人旁)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12]这副对联把红军队伍中官兵平等的民主理念表达得酣畅淋漓，影响力颇大。官兵平等也正是红军吸引力很强的地方。
1928月，毛泽东、朱德率领刚成立不久的红四军设伏永新县龙源口，一举歼灭国民党军杨池生,杨如轩所部一个团，溃敌两个团，史称“龙源口大捷”，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四次进剿。得胜的红军按照毛泽东要求，政治部立即编好歌谣，到处传唱，云：“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真好，真好!快畅，快畅!”[13]歌谣短小明快，朗朗上口，这对文盲率极高的井冈山地区的普通老百姓来说，肯定会在他们中间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和震撼效果。红军宣传队还将这首歌谣用浓黑的墨汁醒目地刷写在一些房屋的白色墙壁上。第一次反“围剿”期间，为鼓舞士气，红军宣传队写下这样的标语：“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活捉鲁胖子，打倒蒋介石。工农解放万岁，红军胜利万岁。”[14]红军还曾使用过草纸传单这样低劣的传播媒介。如1929年5月下旬，毛泽东率红四军奔袭福建龙岩县城，全歼守敌陈国辉部一个营。为此，红军宣传部门特地印发了不足二百字的油印传单“红军捷报”[15]。
在旧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布告是一种极为有效的传播媒介，也是旧政府上情下达的重要表达方式。普通百姓了解旧政府的动态和信息，往往也是通过布告这种传播平台。拥有千年历史的布告及其信息，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普通百姓的传媒习惯和阅读习惯。在经费,纸张,条件,物资短缺的情况下，毛泽东充分利用了布告这一古代社会传统的传播形式来宣扬红军的政治主张。
1929年1月，红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毛泽东撰写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曰：“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16]
彭德怀是1928年底率军上井冈山的。他领导的红军第五军曾经出过这样的布告：“……严惩贪官污吏，以儆为虎作伥;没收豪绅土地，分给贫苦农民;所有苛捐杂税，一律废除殆尽;凡尔工农商贾，生产照常进行;敢有造谣煽惑，坚决执法以绳……”[17]当时地方政权也常常利用布告宣示我党政治主张，如宁冈县第三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曾出过这样的布告：“……打倒封建势力，严禁赌博洋烟;红军帮我工农，瓜分地主粮田;属乡均已分好，务*耕耘在前;倘有自由抛荒，查觉重责难免;刻下稻熟之期，不准鹅鸭放田;特示布告于后，各宜领遵为先。”[18]布告的对象主要是普通大众，故内容表达上要求通俗易懂，明白晓畅，深入浅出，这样才能获得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实际上，布告这种简便易行的传播表达方式，我党我军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直运用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乃至建国初期。
毛泽东在井冈山初期最为鲜亮的新闻宣传成就是创办了《时事简报》。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专门提出：“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壁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内容是：(1)国际国内政治消息;(2)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3)红军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张，一概用大张纸写，不用油印。每次尽量多写几张。政治简报的编印，应注意下列各项：(1)要快;(2)内容要丰富一点;(3)字要稍大点，要清楚点。”[19]毛泽东还详细规定了《时事简报》的主办单位和宣传内容以及办报周期,要点注意等。
《时事简报》其实是一种既不像报又不像刊的另类报刊;它既不是油印，更不是铅印，而是手写，且没有固定的出版周期编号。正是这种“不伦不类”的传播载体，却在普通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1930年3月，红军攻占大庾后，立即出了一张《时事简报》，贴在一座大木桥的亭子上，引来大量群众观看。好些人眼睛望着报，口里照着念，一座桥上充满了欢跃的空气。事实证明，毛泽东倡导和创办的《时事简报》的确是一种受到普通民众热烈欢迎的阅读物和宣传品。正因为如此，一年多以后的1931年3月，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名义，下达“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和下发关于“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毛泽东在通令中明确指出：“《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因此，本部决定要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地举办起来。”毛泽东在“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中进一步强调：“农村里头，小市镇里头，小城市里头，都是没有报纸看的。斗争的群众，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在消息不灵通,见闻狭隘这一点上讲，是差不得很远的。井里虾蟆井里跳的现象，依然在群众中保持着。”为着扫除此种现象，实施“代表大会,群众大会,巡行演说,团体参观等项固然都是好的，举办《时事简报》更是一种好的方法”[20]。
毛泽东还就《时事简报》的编辑内容,编排技巧和编辑原则，依次作了详细介绍和规定：一是《时事简报》不是印的是写的，不是小字是大字，不是小张是大张;二是《时事简报》不做文章，只登消息，消息内容包括：打土豪,分田地,捉LT团,起贫农会,消灭地主武装,发展红色区域等群众斗争消息，苏维埃活动，红军活动，敌军动态等等;三是登消息的次序，按照新闻的接近性原则，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由近及远，分层展开;四是地方办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红军办的《时事简报》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五是《时事简报》遵守真实性原则，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时事简报》不靠扯谎吃饭;六是《时事简报》三天出一张，一个月出十张，斗争紧张的地方可以一天出一张;七是地方的《时事简报》由县苏维埃文化部主编，派人张贴到每个村子，每期《时事简报》要有本县,本地,本区,本乡,国内国际等8条以上新闻，每条新闻字数不得超过》40字，每期不得超过400字;八是红军编的《时事简报》每期新闻至多10条，字数至多400字;九是《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这样群众才一定喜欢看，凡属不关紧急的事不登载[21]。
毛泽东非常钟爱他亲手创办的《时事简报》，喜爱程度甚至超过了那些正规报纸。毛泽东写道：“现在总政治部出的《红军报》，省苏,县苏以至区苏出的报纸，各军各师出的报纸，凡属印刷成功的小字出品，不论它的用意是怎样安顿给群众看,给士兵看的，实际都是只有干事才能看得懂!有许多下层工农干事依然看不懂"。所以，决不能拿了这些报去代替《时事简报》。《时事简报》是极大黑墨字，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众的读物。”[22]在毛泽东看来，《时事简报》比正规报纸发挥的作用更大，群众更喜欢,更爱看，也更加密切联系群众。由此可以看出，井冈山地区革命根据地能在短短两三年内蓬勃发展，肯定与毛泽东领导和指导的新闻宣传工作是分不开的。反过来说，井冈山苏区的新闻宣传工作，肯定为井冈山苏区的猛烈扩大做出了自身重大份额的贡献。尤其是《时事简报》之类的传播物，它们的影响力更大，贡献率也更大。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从早期红军文献中可以找到有关《时事简报》的记载，但现在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件原物，甚至《时事简报》是何时终止的也没有任何记录，是来有影,去无踪。最大可能是红军长征后，《时事简报》自然而然地就停止“出版”了。类似这样的遗憾，还有一些。譬如，毛泽东提到的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军报》，也是属于榜上有名，却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只知道它每三天出一期，但军史上无载，新闻史上亦无载[23]。又如，毛泽东还提到当时井冈山苏区管辖内的省,县,区政府和红军中的军,师两级等都出版过报纸，但这些报纸的称呼是什么?何时创刊又何时终期?也同样史无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零星,碎片的记录表明，井冈山苏区的新闻宣传事业是成长健康,发展壮大的。随着井冈山苏区的掌控面积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多，城市不断增加，苏区的条件也不断改善，宣传经费不断增长，传播能力和传播环境也有所改变。到了1934年1月，中央苏区已经出版各种报纸达34种。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发行量从三千份增至四万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青年实话》创刊于1931年7月1日，发行二万八千份;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创刊于1933年2月4日，发行二万七千一百份;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发行一万七千三百份[24]。有理由推测，《红星报》的前身可能就是毛泽东创办的《红军报》，因为二者均属军队总政系统，且《红军报》消失的时间与《红星报》诞生的时间大体对得上。这种前后变化估计与当时党内矛盾斗争有着相当关系。据此，我更有理由断定，创办于1931年3月以前的《红军报》极有可能是人民军队新闻传播史上的第一张军报，是人民军队报刊史的起步原点，而《红军报》毫无疑问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创办的。
还要特意指出，毛泽东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和信息传播工作，同时也高度重视信息搜集和信息获取工作。搜集和获取信息，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信息，更有效地进行新闻宣传。由于井冈山地处偏远的穷乡僻壤，加上敌人封锁，一向喜欢和善于通过阅报来搜集和获取信息的毛泽东，却一度无法得知山外的任何消息，令其非常苦恼。这一状况直到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下山，向赣南闽西出击，扩大根据地后，才得到相当的改善。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1929年4月初在瑞金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中得到印证。毛泽东写道：“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及到汀州才看到《少年先锋》第三,四期，《中国工人》第三期，北京出版的《人言》第二期，汀州留沪同志出的《前响》第二期。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25]这封信流露出作为成熟政治家罕有流出的孩子般的喜悦心情，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信息渴求是多么强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当时信息的交流,沟通和搜集,获取又是多么困难!显然，毛泽东搜集和获取各种信息的目的，一是为了客观,准确,科学地判断国内外大势，二是为了新闻宣传工作的需要。比如，毛泽东对《时事简报》有专门要求，就是每期必须刊登两条以上国内国际消息，而国内国际消息的来源就是从搜集到的各种报刊中，选择有价值的消息再加以“二手”转让。歌德曾经说过：“巨匠在限制中表现自己。”毛泽东正是在极其恶劣,极其艰苦的传媒条件限制中，表现出了巨匠般的伟大宣传才能。
四、余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根据零碎史料梳理出毛泽东领导早期红军进行宣传工作的史实，以及我军新闻宣传事业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厘清这段模糊不辨的历史，不但对井冈山时期我军新闻传播史研究极为重要，而且对尔后中央苏区新闻传播事业的壮大不致感到突兀。可以肯定地指出，没有毛泽东早期红军新闻宣传的源，也就没有后来中央苏区根据地新闻宣传事业繁茂的流。以往我党我军新闻传播史研究在这方面的遗漏和缺憾，今天应当弥补上了。
井冈山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艰苦探索，使毛泽东从擅长政治宣传,城市宣传逐渐变为同时也擅长军事宣传,政权宣传和农民群众宣传。他没有丢掉以往熟悉的东西，而是将熟悉的东西逐渐嫁接和植入不熟悉的领域，在新环境中逐渐熟悉起来，从而完成了从本领恐慌到本领擅长的历史性转变。对毛泽东而言，过去完全不熟悉的，现在逐渐熟悉起来了;过去完全不明白的，现在逐渐明白起来了;过去完全不懂的，现在逐渐懂起来了。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我军新闻宣传事业的创建者,开拓者和建设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和高层精英中，没有任何人有着毛泽东那样丰富的新闻宣传实践，毛泽东对人民军队新闻宣传事业的伟大贡献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
井冈山的传媒磨难，拓宽了毛泽东的新闻宣传视野，增加了毛泽东的新闻宣传阅历，更加丰富了毛泽东的新闻宣传实践，大大提高了毛泽东的新闻宣传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同时，毛泽东的早期红军新闻宣传活动，也给我们深刻的启示。比如，我们今天在谈到国际社会的传播活动时，常常有人抱怨说，我们之所以比不过人家，是因为我们传播能力弱小,传播技术低下,传播渠道单一等等，而要改变这一切，就必须花钱增强我们的传播实力;有了实力，我们的声音就能“走出去”。这个说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具备充分的逻辑理由。试想：在井冈山时期，论传媒实力，毛泽东与国民党比孰强?论传播技术，毛泽东与对手比孰高?论传播渠道，毛泽东与对手比孰丰?显然，毛泽东在各个方面都不如对手。但是，毛泽东何以又能以原始而落后的传播设备和方式如石灰水,墨汁,歌谣,壁报等等，打败了对手呢?这就说明，传媒实力固然是传播能力强的重大因素，但绝对不是唯一因素。其实，在国际传媒界也不乏这样的例证。如半岛电视台，论电视技术和电子设备等，它远不如我国的中央电视台，但就国际影响力来说，我中央电视台在某些方面又不如半岛电视台。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传媒经验告诉我们：新闻宣传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紧紧贴近人民群众，反映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利益诉求，不但在内容上,技巧上，而且在语言表达上，都要紧紧抓住人民群众这根传播主轴。只有坚持不懈地这样做，新闻宣传工作才能焕发出无穷活力，事业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故此，我们的国际传播活动是否应当依照这个逻辑反思一下自身的所作所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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