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
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
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
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话说在八届九中全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重新看到了他30年前写的一篇名为《调查工作》的文章，即《反对本本主义》。
这篇发黄的石印小册子是由福建省上杭县茶地乡大燮村的农民赖茂基珍藏的，他在1957年2月献给了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后来在1959年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借阅到这本小册子，田家英知道后，立即转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高兴。
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中写道：
田家英同志：
1、《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2、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3个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3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3、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6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2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1个小组(3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去广东，3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1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1月20日下午4时
此信给三组21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毛泽东又及。
1月间，毛远新已经在清华大学学习了1个学期，他放寒假回到菊香书屋，对伯伯说：
“我的许多同学都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我也喜欢那里。我想转到那里学习，行吗?”
毛泽东同意了毛远新的转学请求。此后，毛远新在新一学期转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他每逢到了寒暑假，就回到毛泽东身边。
1月24日，毛泽东在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中说：
“最近同美国有关系的菲律宾、台湾、南朝鲜、南越举行‘外长会谈’，日本政府因为害怕日本人民，没有去参加。由此可见，日本人民去年的斗争使日本政府很害怕，伟大的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现在看来，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处在第一个高峰之后和第二个高峰之前，斗争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处于低潮，是在酝酿第二个高潮。你们知道中国几十年的斗争，就是波浪式的发展，而不是每天、每月、每年都在直线发展的。所以你们所领导的人民运动，是大有希望的。”“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
1月26日到1月29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到南京，一路上在专列上先后听取了河北、山东、江苏3省党委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的汇报。他在听汇报中曾先后插话说：
“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
“水是混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心中也无数，数字也许知道，实际情况并不知道。”
“成绩、缺点要两面听，两点论嘛。成绩、缺点，正面、反面，光明面、黑暗面，已经认识了的世界和未被认识的世界等等，一万年也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
1961年2月上旬的一个早上，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女机要员小李，给毛泽东送文件，小李正要离去，毛泽东问她说：
“小李同志，你有没有参加民兵组织?”
小李说：
“参加了。”
说罢，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拿出一张她参加民兵训练时持枪而立的照片，让毛泽东欣赏。在这张照片上，李机要员身穿藏蓝色西裤，白色棉布衬衣掖在长裤里面，齐耳短发，右手持步枪，昂首站在一株树旁，背景是明净的蓝天和巍巍的远山。
毛泽东称赞照片照得很好，他沉思了一会儿，顺手拿过一本他读过了的介绍地质常识的小册子，翻到有半页空白的地方，用铅笔龙飞凤舞地写下了一首诗，题目为《为女民兵题照》：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毛泽东写完了，就把这首诗送给了小李。他还说：
“你们年轻人就是要有志气，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噢!”
毛泽东到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田家英向他作了汇报。田家英说：他带领的小组在浙江嘉善县农村，通过对比调查，发现有一个生产队没有天灾，而是“五风”造成生产下降和人民生活困难。田家英还说，他发现农民对食堂强烈不满。
2月6日，毛泽东在驻地汪庄听取了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的汇报。毛泽东在听汇报时插话说：
“生产队的规模也大了。我们中央有几个调查组，在你们浙江就有一个，让他们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和一个最坏的生产队，不要只钻到一头，好就好得不得了，坏就坏得不成话，应该有好有坏，这样才能全面。关于生产队规模问题，他们反映，生产队管的小队太多。田家英同志调查的那个队就管11个小队，有几十里宽。这里的农民不知道那里的农民搞些什么事情，这怎么行呢?我看一个生产队管不了这么多，太大了。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我看把小队改成生产队，把生产队改成大队，明升暗降。原来的小队变成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
关于食堂问题，毛泽东说：
“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总而言之，不论办什么事一定要适合情况，适合情况了就能增产，适合情况了群众就高兴。”
2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了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特朗。密特朗在谈话中提到中法之间被一堵墙隔开了。毛泽东说：
“墙有各种不同的墙，有意识形态的墙，有社会制度的墙，有外交关系的墙，有经济关系的墙，这是暂时的现象，人民终究是要把墙拆掉的。意识形态的墙和社会关系的墙只要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是可以拆掉的。中法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人民往来和贸易关系还是可以进行的。”
这一天，毛泽东召见江华、林乎加、薛驹谈话，田家英也在座。他劈头就问：
“有没有希望?整好社，去掉‘五风’，能不能达到你们的指标?”
毛泽东所说的指标，是指江华原来汇报的1961年浙江产粮160亿斤。他不等江华等人回答，又接着说：
“落后的地方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是天灾，是人祸?嘉兴魏塘公社和合生产队产量只有291斤，主要是‘五风’瞎指挥，要去掉这些因素，恢复大概要两三年。”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退赔上，他问：
“退赔，有没有决心?”
林乎加说：
“决心退赔，破产退赔，哪一级决定的，哪一级负责。”
毛泽东说：
“这个办法好，谁决定的，谁负责赔。问题是中央、省、地、县4级有没有决心。单是中央和省有决心还不行，地、县没有决心就搞不好。地、县有了决心，即使有些公社、生产队没有搞好，也是时间问题。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
江华说：
“剥夺农民的思想是反动的。”
毛泽东说：
“是的，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林乎加说，瞎指挥有些是从省里下去的。毛泽东说：
“也有从北京下去的。1959年10月开了一次农业书记会议，搞了一套文件，没有批准就发了。我对谭震林同志说，3年不要开农业书记会议。春耕生产指示，一年一个，形式主义，谁人去看，农民要饿肚子，他不懂得要耕要种。”
最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向历史引申到理论，系统地论证了很多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精神准备的问题，他说：
“从中国历史来看，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制，但是民主革命没有成功。当时是立宪还是共和，是改良还是革命，有6年的争论。因为那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不彻底，跟着就失败了。以后国民党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组织了北伐。北伐一半，蒋介石占了南京，翻了脸，以后就失败了。我们搞了10年国内革命战争，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来了3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南方根据地完全垮掉。如果不垮得那么彻底，还不会认识那么深刻。1927年的失败和南方根据地的丢失，经过这两次失败，总结了经验，使抗日战争的路线比较正确。1942年，1943年，1944年，还有1945年半年，我们把主要干部集中到延安，先整风，后开七大，这才为团结、统一和以后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我们领导的民主革命，有充分的舆论准备。”“民主革命经过了长期艰苦的道路，从鸦片战争算起，到1949年，有109年，中间犯了许多错误，到七大才一致起来。
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逃命的人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总是要变的，现在正在变化，到了一定时期又要变化。像细胞分裂一样，不断变化。要抓紧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并不危险。不懂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些道理，就会死人的。今年、明年两年，要搞好一点，事情就好办了。”
2月10日，毛泽东从杭州前往江西，在江西向塘铁路支线的专列上，听取了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邵式平、方志纯、刘俊秀的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说到了公社和生产队规模太大的问题;关于食堂问题，他说：
“办食堂要满足三种人的要求，比如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或者结了婚没有孩子的，他就愿意吃常年食堂;比如有孩子的，农忙时愿意吃食堂，农闲时愿意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就办农忙食堂;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在食堂吃，那就满足他，可以不参加食堂。”
2月11日，毛泽东到了湖南。
此前，胡乔木带领的小组在湖南长沙县、湘潭韶山和湘乡白田、大坪等公社，已经进行了调查。
2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在长沙附近铁路支线的专列上，与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胡继宗、周礼及调查组的胡乔木谈话。毛泽东说：
“我看，你们这个社也大了，队也大了。大体上1个社划成3个社比较恰当，就是以乡为单位。”
胡乔木插话说：
“开始提的是以乡为单位，后来不断加码，撤区并乡，小乡并大乡，几乡一社。”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一级好?毛泽东说：
“究竟是队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为基础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现在队底下管的小队多，而小队就是过去的初级社。有3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现在的这种方案，队为基础，比较大的队平均三四百户。这种方案在一些地方是否适宜还值得研究，这么大，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老百姓自己不清楚。小队里边又分3种情况，比较富的，比较自保的，比较穷的，统一分配，结果就是吃饭拉平，工分拉平。第二个方案，就是把现在这个队划成3个队，使经济水平大体相同的小队组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要肥的搭瘦的。肥瘦搭配，事实上是搞平均主义，吃饭平均主义，工分平均主义。第三个方案，山区还要小，只要几十户，二三十户，三四十户一个生产队。”
毛泽东又问：
“你们有多少生产队?”
胡继宗回答说：
“1万5千个。高级社时是5万个社，公社化后划成1万6千个生产队。”
毛泽东说：
“你们大体上还是恢复到高级社的范围，5万个。”
胡乔木说：
“如果这样，对群众才说得上民主，大队干部才说得上领导管理，不然经营不了。”
毛泽东说：
“而且势必实行平均主义，吃饭平均，工分平均。”
胡乔木汇报说：
“我去了一个好的生产队，在长沙县，叫天华生产队，那个生产队年年增产，一步一步地走上坡，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始终保持高级社的规模。”
毛泽东说：
“我看兴起来也快。恢复原状，就是过去的高级社，由若干高级社组成一个公社。”
2月12日晚，毛泽东在专列上与张平化、胡乔木单独谈话。张平化说：
“昨天谈了以后，我们回去商量了一下，认为对体制调整决心下得不够。如果基本核算单位就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全省可能有5万多个大队;现在的1100个公社可能变成3000公社或者多一点。春耕之前，先解决基本核算单位划小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毛泽东说：
“我看是群众的要求。你们既然叫大队，底下就不要叫小队，就叫队。因为一讲小队，这个‘小’字就有个缺点，它职权小。其实这个小队有很多工作，有人计算有15项工作。就叫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上面叫生产大队，再上面是公社。公社、大队、队，不要这个‘小’字。”
张平化说：
“好，原来没有承认它是一级，现在承认它是一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级。”
毛泽东说：
“是啊!是很重要的一级。所以，有人怀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小队，还是队?所谓队为基础，哪个是基础?”
胡乔木建议说：
“可以考虑把现在的公社变成区联社，恢复区委，大队变公社。”
毛泽东说：
“那么小队变成生产队?”
胡乔木说：
“叫小队也可以，叫生产队也可以。”
毛泽东立即纠正说：
“不要叫小队，叫生产队。”
正是：三省奔波好作风，群策群力胜孔明。单位要小不要大，毛公胸中已成型。
公社大队生产队，体制最重是基层。生产小队不要“小”，因为它是最基层。
再说张平化、胡乔木接下来汇报食堂问题，毛泽东提醒他们说：
“吃食堂不能勉强，你们这里是不是还勉强?”
胡乔木说：
“我们原来很留神研究这个问题。长沙县的情况很特别，非常明了，食堂根本不可能散了，它把好多人家连到一起去了，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屋场，所谓屋场就是一个小队。”
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这是因为拆房子拆得多，搬房子搬得多，已经搞到这一步，再返回就没有必要了，群众现在习惯了，他觉得这样有好处。我们问了一些贫农、下中农，他们对食堂都还是满意的。他主要是觉得痛快、干脆，不管那么多的闲事了，这个群众还是高兴的。”
“这是并了的，没有并了的呢?要走那么远的路去吃饭，谁人来吃呀?”
张平化回答说：
“有这个问题。这次我专门回家看了一趟，在大山区里头。他们那个生产队原来有5个食堂，以后并成3个。这一次整社，群众要求再分成5个，还有个别较远的单家独户，允许他单独开伙。”
“你们有没有农忙食堂?”
“没有。我们有个规定，冬天的时候，晚上可以回家做一顿，因为要烤火。”
“烤火问题要解决。”
“食堂办得好不好，柴火关系很大。”
毛泽东想到在浙江的调查，就说：
“浙江同志讲，食堂实际上是一个造饭工厂，它不做菜的，社员把饭打回去吃，回去凉了，又要热一顿，结果柴火两头分散，家庭要烧柴火，食堂又要烧柴火。”
张平化说：
“我们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居住分散，回家他还得煮一次。”
“那何必呢?”
胡乔木插话说：
“我在一个小队里面，住了五六天的样子，他们那个大队食堂搞得好，食堂都有桌子，一桌一桌地坐，我们在那里和大伙一起吃饭。吃饭还是有保证，粮食、菜、油、盐这些都有保证，所以社员对这一点还是满意的。”
张平化接着说：
“食堂办得好，它是受社员欢迎的。办得好的食堂，把各家各户的特点都照顾到了。”
毛泽东又问：
“既然社、队有一、二、三类，难道食堂就没有三类的?”
张平化说：
“去年我们排了一下，办得比较好的占10%，办得差一点的占20%。总的来说，垮食堂还没有成风。”
胡乔木补充说：
“它遇到灾难的时候，还起到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听到的湖南对食堂的这种基本肯定，与在浙江的调查正好相反。
这天晚上，毛泽东离开长沙，前往广州。
2月15日，是中国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在广州过了春节。春节一过，他就通知3个调查组组长各带一名助手来广州。
2月19日，陈伯达将《广东农村人民公社几个生产队调查纪要》报送给毛泽东。这是他在得知毛泽东此前的一系列谈话内容后，为广东调查小组起草的一份材料。《调查纪要》中写道：
“我们同意主席的意见，把现在所称的‘生产小队’，一律改称生产队。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叫做生产大队，有的地方叫做生产队，有的地方叫做管理区，以后也一律改称生产大队。”
“现在有的生产大队把富村和穷村勉强地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收入较多的社员意见很多，可以根据不同的经济条件、自然条件和群众意见，划分为不同的基本核算单位。”
“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上而下的刮‘共产风’问题以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问题上的某些平均主义。”
正是：伯达应叫陈百达，心有灵犀一点通。
毛泽东非常重视广东调查小组的意见，而且从中还受到了启发，不久便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
2月22日，毛泽东与在广东、湖南、浙江的3个调查组部分成员在广州会合。
2月25日，毛泽东在广州鸡颈坑召集陶铸、陈伯达、廖鲁言、胡乔木、田家英、赵紫阳开会，讨论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问题。廖鲁言说：
“有的省委听到要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有的主张改，有的主张不要改。讨论的结果是，人民公社大中小都有好处。”
还有人发言说：“大”还是个方向。
毛泽东听了大家的意见，就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并完整地提出了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他说：
“如果社、队划小以后，大队与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解决了，还存在两种平均主义没有解决，一个是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
毛泽东指定，以陶铸为组长，陈伯达为副组长，由廖鲁言、田家英执笔，负责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邓力群、许立群、王力、王鲁、逄先知也参加起草工作。要求他们在3月10日写出初稿。
与毛泽东南巡调查的同时，刘少奇在八届九中全会后，也回湖南老家宁乡县搞调研，他接触了农村的真实情况后说：
“这次回来看到乡亲们很苦，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
“有人说是天气不好，去年遭到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根子还在中央。”
刘少奇还说，有人对错误“死而不改”。“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要犯这个错误。”
而此时的邓小平，也乘着专列到了京郊顺义，他对队干部说：
“为什么农民拾边地的麦子比生产队的麦子长得好?你们要把生产队的耕地，当作社员拾边地一样来耕种。”
邓小平在专列上，把吴晗从城里叫来，陪着他打桥牌。然后，他让工作人员从村子里搜集一些材料，写成调查报告，发回北京，再用电报发给正在南方做调查的毛泽东。
再说1961年3月5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3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陶铸。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240亿斤，他们说有400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就抓迟了，山东就抓迟了，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得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自己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
毛泽东讲完后，转向周恩来问道：
“今年的钢产量能不能搞到去年的水平?”
周恩来就汇报了钢、煤的生产情况和市场供应问题。毛泽东接着说道：
“我这次出来之后，沿途和河北的同志谈了一下，和山东的同志谈了一下，和浙江的同志谈了一下，也和江西、湖南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和你们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他们普遍感到社、队大了，要求划小一点。我们搞了3个调查组，目前他们正在这里起草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准备让几个省来几个同志参加讨论修改。修改后再广泛征求意见，然后提交中央工作会议。”
有的人对划小社、队规模提出了一些顾虑：怕公社搞小了，对各方面有影响;现在变动，影响春耕生产;还有国际影响问题。毛泽东说：
“我的家乡湘潭，以前分成上七都、下七都，都还嫌大，后来是21个都。如果一个都一个公社，也要21个公社，但现在只有13个公社。你们看，河南只有1200个公社，湖北只有600个公社，都太大了。总而言之，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要反映群众合情合理的要求。
食堂也是一样。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200多户。这个大队领导了11个生产小队，这11个生产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将这个生产大队分成3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这样，分配上就不拉平了，使得经济情况都差不多。这是队与队之间的拉平问题。还有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的拉平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这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了，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的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搞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要批文件过多，过去我也是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搞了好不好?我说这都是多余的。”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社、队要划小，他说：
“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小组又吸收了几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讨论和修改，湖北省参加的是王任重。
3月7日，毛泽东在鸡颈坑单独和王任重谈话，他首先问道：
“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
王任重作了肯定的回答后，毛泽东说：
“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3个重要问题。”
毛泽东又谈起食堂问题，他说：
“参加食堂也是要大家愿意。如果不愿意就搞农忙食堂，不愿意吃食堂的也可以让他在家里吃。”
王任重说：
“食堂不办不行，肯定还是要办，因为妇女要参加劳动，还有一部分贫农确实要吃食堂。但有一部分中农也确实不愿意吃食堂，因为不如家里吃得好。”
毛泽东说：
“城市里头吃食堂的人才占40%，农村有20%的人吃食堂就行了。”
王任重说：
“河南他们还是肯定吃食堂，现在就是一个烧柴的问题。好多人去拾柴供应食堂，结果没有多少劳动力去搞生产。有的拆房子烧，有的拆桥烧，有的甚至把修好了的水闸拆了当柴烧。”
毛泽东说：
“那就非得改变不可!”
毛泽东又问道：
“你看有什么办法保证不瞎指挥?”
王任重说：
“瞎指挥主要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来源是省、地两级。有的是属于错误的指挥，有的属于一般是对的、但对个别地方是不对的，到了县、社就分不清了，结果就瞎指挥了。比如我们旱地改水地，总的说是对的，但执行中不是因地制宜，统一布置任务，就瞎指挥起来。”
毛泽东说：
“你们省、地这一套就不要再搞了。你们吃了旱地改水田的亏，浙江吃了连作稻的亏，心是好心，想多打粮食，但不因地制宜，瞎指挥，结果减产就很厉害。”
3月11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了有中南、西南、华东3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南”会议。
这一天，刘少奇根据毛泽东对意见，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东北、华北、西北3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三北”会议。
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把他的小册子《调查工作》的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印发给与会者，并写了一个说明：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30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发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3月13日清晨，毛泽东给在北京召开“三北”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及其他与会者们写了一封信。他在这封信中写道：
刘、周、陈、邓、彭5同志，以及北京会议各同志：
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做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
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10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作。
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做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观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3天会太少了，至少5天至7天才行。为什么南方三区反倒不忙，开7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鲁言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做北方的调查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做系统的亲自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
1961年3月13日上午8时，广州
北京方面的刘少奇等人接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两地开会，口径不一，建议南北两会合在一处开为好。刘少奇将这一建议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了，决定两会在广州合开。
这一天，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宣读了他写给“三北”会议的这封信。尔后他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主要领导干部亲自搞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
“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第一书记不动手，第二书记就动不起手来。只要省、地、县、社党委的第一书记都亲自动手作调查研究，那就好办了。”
关于30年的那篇《调查工作》，他说：
“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1930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最后，毛泽东又讲到了食堂问题，他说：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4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3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4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10年也还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
3月14日，“三北”会议的4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分乘两架飞机，抵达广州。
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了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关于为什么要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
“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
毛泽东确定这次广州会议讨论3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
3月15日，南北两会合一，重新编组，讨论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
毛泽东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主张将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毛泽东在这份材料的标题下特别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有一个材料是陕西省委关于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分析报告。
大家讨论的结果是，都不赞成;在食堂、供给制问题上，意见也很不一致。
3月15日、16日，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安徽省有些地方实行“责任田”的问题，毛泽东听了以后，说道：
“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
会议尚未结束，毛泽东要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说：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
3月16日，毛泽东决定将已经写出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2稿印发给各小组讨论。他还将陶铸3月15日报送的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批发给会议讨论。这个调查材料说，沥西大队为了解决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实行在“三包”、“四固定”的基础上，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在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归生产队自行处理。这个办法施行后，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
毛泽东在这个材料上批示道：
“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结果，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没有被会议通过，以至于在半年之后的9月29日，他不得不重提此事。
且说在3月16日这一天，陈赓大将在上海病逝。
陈赓在上海从3月份开始，带病撰写他的军事著作《作战经验总结》，原计划准备写序言、作战准备、进攻、防御、追击、转移，共6章。那知他刚刚写完序言，心脏病就复发了，经抢救无效，不幸辞世，年仅58岁。他是10大将中最早辞世、寿命最短的一位大将。
陈赓在建国后，曾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
3月19日，广州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2稿开始修改，每个大区选派1至3人为代表，参加修改工作。
这天中午，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田家英谈话说：
“这个条例怎么样?没有危险吗?农业问题抓得晚了一些。这次一定决心解决问题。第二次郑州会议，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只开了3天会，而且是一批一批地开，开会的方法也有问题。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1960年上海会议对农业问题也提了一下，但主要讨论国际问题。北戴河会议也主要是解决国际问题。‘十二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只解决了‘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只零碎地解决了一些问题。农村问题，在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3月20日，曾希圣给毛泽东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柯庆施写信，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他认为好处大于坏处。毛泽东对此没有表态。
3月21日，毛泽东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3稿印发会议。
3月22日，广州会议经过广泛讨论，基本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有60个条文，故称《农业六十条》。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条例明确规定：从《六十条》下发起，原来被叫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的生产队，统一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去掉“小”字，一律改叫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信中提出了5个迫切需要讨论解决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在分配上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二是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三是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四是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五是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
这才是：好事从来都多磨，毛公到此奈他何?众说纷纭多异议，少数历属服从者。
虽然去小已如愿，规模核算从众说。致信全党求贤议，一以贯之不折磨。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问罗光禄说：
“罗秘书，你看这次会议开得怎么样?是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啦?”
罗光禄说：
“从总的看是基本解决问题，但我看还有少数同志不完全理解，只是组织上服从，思想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毛泽东略有所思，点点头说：
“你说得对。代表们走了没有?”
罗光禄说：
“代表们到机场去了。”
毛泽东问：
“叫回来可不可以?”
罗光禄说：
“可以打电话问问飞机起飞了没有。”
毛泽东说：
“你赶紧办吧!”
罗光禄立即打电话询问代表们的行动情况，对方回答说：代表们刚刚到机场。罗光禄说：通知他们不要走了，留下来继续开会。就这样，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又继续进行。
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终于要结束了，代表们经过两天的充分讨论，大家都说思想通了。这下，毛泽东高兴了。
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这封信对近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发生的缺点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作了初步的分析。信中写道：
“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而是只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做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信中还写道：
“毛主席提倡哲学要走出课堂，走出书斋。毛主席讲，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挑大粪的人有真理，我们就跟挑大粪的人走。”“中央要求从现在起，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和城市)，蹲下去，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调查工作所以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因为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调查工作做好了，其他工作才能做好。”“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做出的判断和决定。”“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会议决定将毛泽东的《调查工作》这篇文章印发给全党高级和中级干部学习，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的讨论。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就《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这篇文章是1930年春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在第2次反‘围剿’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1军团4军、3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3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
“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做出决策，哪个还去记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
广州会议后，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3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3月28日，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到广州，他们向毛泽东汇报了群众对《六十条》的一些意见。
3月29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列北上。他在车上细心观察铁道两旁广东农民插秧的情况，发现插秧还是太密，便派工作人员下去询问。农民们反映说，他们还是赞成六寸乘六寸的插秧密度。毛泽东说：
“瞎指挥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是由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3月31日，毛泽东在停在长沙附近的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群众在讨论《六十条》时，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
“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
他又问道：
“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
张平化说：
“群众还是肯讲真话。”
毛泽东说：
“《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群众和干部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5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毛泽东说他要立即赶赴武汉，要在武昌会见古巴青年代表团。还说要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要“以下乡为主”。
1961年4月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了外国客人。
4月3日，毛泽东与王任重谈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
4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谈1961年的经济计划问题。
4月8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武汉，又转回长沙。
此时，王淑兰听说毛泽东回来了，就带着宁利、宁科、宁娜3个小孩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省委蓉园一号接见、招待了弟媳和侄儿一家。
毛华初和母亲分坐在毛泽东两边。毛泽东问毛华初：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现在搞档案工作。”
“你年纪轻轻的，怎么搞档案工作?”
王淑兰听出了三哥的弦外之音，连忙夸儿子怎么怎么行，要搞其它工作才好。毛泽东说：
“革命工作都一样，行行有出息。不过，现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多搞点调查研究工作。”
毛华初说：
“我虽然管档案工作，但省委尽量安排我下农村，多搞调查研究。”
“好!”毛泽东又嘱咐道：“你还是多搞点调查研究好，档案让那些老头子去搞。”
毛泽东问了几个孩子的名字，毛华初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指着他的大女儿说：
“为什么叫宁利?”
毛华初说：
“她是1949年2月生的，新中国即将成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这就是‘宁利’的意思。”
毛泽东笑着说：
“这些名字取得还很有意思。”
毛泽东送走了王淑兰一家人，立即和省委打招呼，要毛华初去韶山参加胡乔木领导的调查组，参加调查工作。
后来，毛泽东又与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打了招呼，说省委要成立一个政策研究机构，派几个人去搞调查研究。省委随即成立了专门机构，调毛华初任调研组长。省委政策研究室成立后，毛华初又担任了副主任，兼任省农林水办公室副主任。
王淑兰晚年很少去北京，但逢有人去北京，她总要捎话问候三哥好。1964年6月，王淑兰因病在长沙逝世，终年69岁。此是后话。
再说4月9日晚7时半，毛泽东在专列上与刚从乡下调查回来的张平化谈话。张平化汇报说：在讨论《六十条》时，生产队对于粮食定购，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缴大队的、国家的数量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关于食堂问题，他说：
“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
毛泽东说：
“才不是哩!”
张平化说：
“现在看来不见得。”
毛泽东肯定地说：
“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汇报到供给制问题，张平化说：
“现在初步地可以说，供给部分超过30%，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10%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
毛泽东说：
“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30%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衡，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
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平均主义问题嘛!就是要恢复1957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正是：平均主义层层查，食堂也是大问题。上下求索非易事，调查研究出真知。
此时，胡乔木从韶山回来了，他向毛泽东汇报说：
“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3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问题。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也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也可以不办食堂’。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3个小队长和这3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展开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
毛泽东问：
“你参加了?”
“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
胡乔木列举出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破坏了。毛泽东说：
“还有，浪费劳动力，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问题。”
“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好。”
毛泽东说：
“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现在马上解散行不行呢?”
胡乔木说：
“根据韶山公社5个大队的统计，89个食堂，已经散掉50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有些还要维持。”
“他要维持干什么呢?”
“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
毛泽东说：
“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
胡乔木说：
“《人民日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
毛泽东说：
“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
胡乔木说：
“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续自己去解决的。”
毛泽东再次提出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胡乔木说：
“现在由生产队分配，恐怕还有点困难。因为大队可以超越生产队范围组织一些生产，组织一些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为生产队服务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队这方面的收入来补充生产队。”
毛泽东问道：
“比如讲，韶山大队11个生产队，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时候拉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胡乔木说：
“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众反映不多，实际上各生产队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很多。”
谈话结束时，已经是半夜里11点20分了。
4月11日，毛泽东致信汪东兴，要他打电话给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请他们到湖南住三五天，参加湖南三级干部会议，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
“1、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2、去冬10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
4月11日这一天，刘少奇从宁乡、长沙县蹲点回到长沙市，毛泽东到刘少奇在蓉园的住处，就湖南农村调查中的一系列问题，和他交换意见，直到凌晨2时。
4月14日，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谈话意见，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有4份材料，其中有毛华初写的一份关于东茅塘的食堂问题、养猪问题及山林管理问题的调查报告。他让毛华初送给在长沙的毛泽东批阅。毛华初到长沙后，将胡乔木的信和附件交给省委书记张平化，请他转呈毛泽东。这是毛泽东收到的第一个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他立即约见了毛华初。他说：
“听了平化同志的报告，又看了乔木同志送来的这些材料，知道你也参加了调查组。这很好。现在，你再给我说说乡里的情况，要具体一点。”
毛华初汇报说：
“我陪乔木等同志在韶山作了大量调查，并且在韶山公社确定了以桥头湾和卯山冲两个情况不同的生产队作为调查点，掌握具体数据。还到了湘潭县委和湘乡县委听取汇报。每到一处，群众都围上来，向我们诉说他们的意见。当前，农村水肿病确实很严重，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不断增加。”
毛泽东问道：
“唐家圫的情况怎么样?”
毛华初说：
“唐家圫一个屋场基本上是一个生产队，绝大部分人姓文，都是自家兄弟叔侄，加上他们历来有勤劳致富的传统，因此现在虽然生产和生活情况都很一般，但还算勉强过得去。”
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思考问题，有时还用铅笔在纸上划着。护士几次过来催他休息，他都示意毛华初不要起身，继续汇报。他听了毛华初的汇报后心情十分沉重，说：
“你刚才谈了这么多，看来调查工作很认真，很扎实。你是说了真话的。当干部，汇报情况就要讲真话。现在有些人不是这样，向上面汇报，光捡好听的说，报喜不报忧，夸夸其谈，结果是害人不浅啊。早在今年1月举行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我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党一些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传统已经不太灵了，对下面的情况也都不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所以，全国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情况，我是有直接责任的。”
毛华初说：
“我看农村办公共食堂的条件还很不成熟，有很多弊病。吃公共食堂，社员不种蔬菜，每人每天不到1斤粮食，怎么能够吃饱。俗话说：‘蔬菜半年粮’，尽吃饭，每人每天1斤半粮，还不够哩。”
毛泽东说：
“你们省里有位书记，过去可是喊‘公共食堂万岁’的人呀!你们主张解散食堂，不是和你们的书记唱对台戏吗?”
毛华初说：
“那也许是历史条件下的认识。”
毛泽东吩咐说：
“你回去后告诉胡乔木同志，看来公共食堂不能万岁。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关于全国整顿食堂的问题，我一个人不能决定，须经中央讨论决定后，再正式行文。解散食堂，韶山可以先搞试点。散了食堂后，要搞好生产。你回去转告当地政府，不仅韶山的生产要搞好，而且大坪那边的生产也要搞好。”
毛泽东和毛华初的这次谈话，大约持续了50分钟左右。毛华初回到韶山后，马上将毛泽东的指示传达给胡乔木等人。
4月15日上午，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湖南调查组在韶山调查的报告，批给张平化，他在批示中写道：
“我看可以印发给你们3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并请打印若干份，给中央办公厅13份，给少奇同志1份，给我12份。全国解散食堂的问题，等我回京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做决定。”
后来在湖南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决定，调王延春到湖南工作，担任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书记。
4月16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陶铸、王任重、胡乔木开会，讨论食堂问题。
4月18日，毛泽东离开长沙，去了南昌。
4月19日，毛泽东在南昌会见了古巴文化代表团。
尔后，毛泽东到达杭州，住在刘庄。浙江调查组成员也搬到刘庄，同毛泽东住在一起。
4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他在信中写道：
小平同志：
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5月15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5月9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7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归大队有好还是归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天至15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5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毛泽东
4月25日上午9时
4月26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湖南调查组关于食堂问题的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4月28日，毛泽东在接见亚洲、非洲外宾时的谈话中说道：
“在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当中，采取正确的路线，依靠工人、农民，团结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爱国反帝力量，紧紧地联系群众，就有可能取得胜利。”“革命政党的力量，在开始时都是处于少数地位，但是有前途的就是他们。”
五一节前夕，毛泽东从杭州到了上海。
此时，宋庆龄得知毛泽东已经连续7个多月没有吃一口肉了，经常以青菜粗粮充饥，她深为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的身体担忧，就特意给毛泽东带来了一网兜螃蟹，要他补养一下身体。宋庆龄哪里知道，毛泽东岂止是以青菜粗粮充饥，他在青黄不接的时节，竟然一连20多天没吃一粒粮食，只以菠菜和马齿菜等等野菜，维持着他那伟岸的身躯。
宋庆龄的深情厚谊使毛泽东大为感动，可他却说：
“谢谢你，我不能收。我跟工作人员讲了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宋庆龄坚持说：
“螃蟹不是肉，也不是蛋，螃蟹就是螃蟹，你非收下不可。”
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敬，不便再推辞，只好收下了。可等宋庆龄一走，他就把螃蟹送给了警卫战士，谁也无法改变他不吃肉的决定。
有一天，卫士长李银桥帮助毛泽东做按摩，他发现毛泽东的脚脖子小腿骨那里，一按一个坑，很长时间起不来。这明显是由于缺乏营养出现的浮肿。李银桥说：
“主席，你看，这是缺营养……”
毛泽东还未等他说完，就说：
“看什么，脚脖子都长胖了，你还说我缺营养。我看是营养过剩了。”
周恩来知道了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就过来动员他说：
“主席，吃口肉吧。为了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
毛泽东用他那少有的低沉的声音说道：
“有多少人民群众连野菜都吃不上，我怎么能忍心去吃猪肉呢?我咽不下去呀!你不是也不吃吗?我们都不吃，共度难关。”
正是：心系人民律自身，宋周深情亦感人。古来可有如斯者?至今读来泪沾襟。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市与各界人士共庆佳节。谈家桢最后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一见谈家桢就问他说：
“你对遗传学问题还有什么顾虑吗?”
谈家桢说：
“没有什么顾虑了。”
上海市委一位负责科技工作的领导人，汇报了支持谈家桢工作的计划，他说：
“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大搞特搞起来。”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频频点头，他说：
“这样才好啊!要大胆地把我国的遗传学搞上去!”
这天晚上，曹荻秋陪同毛泽东在锦江饭店接见了周谷城等各界的知名人士，参加聚会的还有陈望道、沈体兰、沈克非、周信芳、金仲华。
众人与毛泽东围坐在小圆桌旁，毛泽东询问周信芳的年龄，又问沈体兰的年龄。大家无拘无束，自由闲谈，兴致都很高。
晚上10点，周谷城在家里已经睡下，他忽然接到了《解放日报》编辑部记者的电话，说希望他写一首诗或一首词，在第二天报上发表，以表示欢迎毛泽东。周谷城婉言推辞说，自己写不出来。记者说：
“不要紧，要求不高，写一首好了。”
周谷城说：
“毛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结果，周谷城推辞不了，只好连夜填词一首，发表在5月2日的《解放日报》上。
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调寄《献忠心》
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蠲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
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毛泽东从报上看到周谷城的词后，让工作人员立即打电话给周谷城，请他到毛泽东的下榻处。
5月3日下午3点，周谷城来到毛泽东下榻处，毛泽东正在看报，他见周谷城来了，放下报纸，开口就说：
“词一首，见到了，怕不只一首吧!”
周谷城回答说：
“只有一首，我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诗词，这确实是第一首。”
“总怕不止一首。”
毛泽东喃喃自语，意思是说周谷城像个常常写这些东西的人。周谷城便说：
“我对记者就说：主席是内行，要求不能不高。”
毛泽东笑着说：
“主席也只有那么内行。”
周谷城说：
“平时，我也偶然写几句。那是附庸风雅。”
毛泽东接口道：
“附庸风雅有什么坏处?”
周谷城说：
“附庸风雅的人，无非是发发牢骚而已。”
毛泽东紧接着说：
“发牢骚有什么不好?有牢骚不发，过得吗?”
周谷城转换了话题，他说：
“据说，屈原的《离骚》就是牢骚，说是‘离’、‘牢’同声。”
毛泽东说：
“可能是这样，但也未必一定。”
周谷城兴致正浓，又发挥道：
“离骚可能就是牢骚，牢骚可能就是啰唆。牢罗同声，骚、唆也是同声。念啰唆，可能就是发牢骚。”
对周谷城这个并无一定来由的见解，毛泽东并没有表现出诧异，他脸上浮着微笑，觉得蛮有风趣。周谷城又说：
“主席教我们说话要风趣，真该好好注意。”
毛泽东说：
“是啊!老是干巴巴的，有什么味。”
周谷城说：
“我近来替‘风趣’找出了一种解释：智慧超过需要时，可能有风趣;智慧赶不上需要时，不仅不能有风趣，可能还要丢丑。”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毛泽东的自言自语，似乎为这个话题划上了句号。周谷城又偶然提及了邓演达，毛泽东问：
“你认识邓演达?”
本传在第二卷中已经叙述过了，周谷城认识邓演达，还是由毛泽东在1927年春把他介绍给邓演达的，邓演达对周谷城的文章很欣赏。大概是毛泽东忘记了，故而有此一问。
周谷城见毛泽东如此问，便说：我认识。毛泽东感叹道：
“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晚上，毛泽东留周谷城在一个小方桌上共进晚餐。周谷城告辞回家时，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到汽车旁。
5月6日，毛泽东就陈正人从四川简阳给他写来信一事，给李井泉、陈正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四川省委李井泉同志，并转简阳平泉公社陈正人同志：
陈正人同志5月1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4月25日通知你们的。5月4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5月20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以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此信并告中央。
毛泽东
1961年5月6日于上海
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5月7日，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从河北邯郸打来的电话。周恩来汇报了4个问题：1、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2、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3、社员迫切要求恢复评工记分。4、邯郸旱灾严重，有的甚至颗粒无收。
毛泽东立即将周恩来的电话汇报记录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5月8日，毛泽东收到了胡乔木这一天发来的信，信中报告说：韶山公社食堂由原来的112个，减为6个，其中5个不久都将不再办了。另外还汇报了农村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城市居民食堂问题、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和城市工商业及城市整风问题。
5月9日凌晨3时，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来信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这天下午4时半，毛泽东复信给胡乔木，他写道：
“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5月15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5月20日到京。”
5月11日，毛泽东专门前往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宋庆龄的寓所看望她，赠送给宋庆龄一条绣有梅花图案的高级红地毯，铺在她上下楼的楼梯上。
5月14日，毛泽东在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复信中写道：
张平化同志：
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做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
1961年5月14日于天津
此后不久，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欲知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工作结果如何，待以后慢慢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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